张岸元：加征关税取消与否渐成美内政问题
张岸元为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从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多获取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中方和美国消费者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成本；随着疫情演进、时间推延，美方承担的比例开始上升。美国财政已经考虑降低税率场景。美方会希望调整关税的同时，从中方拿到新的对价。
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不断加征关税。该政策涵盖商品规模之巨、实施进程之蛮横冒进，在国际贸易史上无前例。由于国际分工固有格局，政策面和市场主体不断做出调整以及疫情冲击因素，过去几年，我对美出口仍快速增长，美对华巨额逆差局面依旧。但这并不表明加征关税的影响可有可无，更不表明所谓美方承担了全部加征关税成本、美国消费者为此买单。常识告诉我们，被加征关税方的利益必然因关税受到侵害，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因关税而显著变化。随着当前全球产业链渐次恢复，我国出口全球份额逐步回归常态，问题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
一、美国联邦财政关税收入大幅增长
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几年，美国每财政年度（头年10月至当年9月）关税收入约为350亿美元上下。加征关税后，关税收入迅速攀升，2018年为413亿美元，2019年为708亿美元，2020年为686亿美元。期间，美国进口金额并无显著增长，2020年的进口甚至还小幅下降，故而关税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税率提升。虽然特朗普政府也对其他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涉及金额、税率，都远不及对华。因此可以确认，联邦财政新增关税收入主要来自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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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财年，头三批商品关税落地。2018年7月、8月，第一批和第二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生效；2018年9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生效。当年美关税收入迅速升至413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约19%，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仅增长8.2%。据此匡算美关税相比2017财年多增的67亿美元中，约39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19财年，关税继续加码。2019年5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升至25%；2019年9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生效。当年美国关税收入大幅增长至708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105%。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相比2017财年仅增长10.2%。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62亿美元中，约327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0财年，关税整体仍处高位。2020年2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当年美国关税收入降至686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98%。而相比2017财年，美国进口金额负增长1.1%。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40亿美元中，几乎全部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1财年，美对华关税未做整体调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匡算，该财年前八个月（到今年5月）美国将征收关税505亿美元，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关税的210亿美元增长141%。而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美国2021财年前八个月进口金额仅增长11.7%。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295亿美元中，约271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综合以上方面我们估算，从2018年下半年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多获取了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以上估算可以从其他口径数据得到验证。如，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我们测算，2020财年中国商品贡献了约434亿美元关税，相比2017财年的134亿美元增加300亿美元，而其他国家贡献没有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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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竟谁在为关税买单
谁为关税买单，取决于双方的定价权，中方的供给弹性和美方的需求弹性等因素，具体结果反应在加征关税商品价格上。事实上，通过对输美商品到岸价的统计分析，能够清晰、无争议地得出各方直接损益的结论。如果加征关税后，到岸价不变或反而上升，说明是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全部承担了关税成本。如果到岸价下降——视到岸价下降幅度情况——说明中方全部或部分承担了关税成本。但政治立场扭曲了当局对加征关税在中美间负担情况的判断。
（一）特朗普逻辑的政策含义
前总统特朗普一直矜夸“中国通过贬值和倾销支付了关税”，美国因此毫发无损。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权且不论，其政策含义显而易见，即：中方不宜轻易考虑动用汇率、尤其是财政手段对冲加征关税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与我们许多人“条件反射式”的应对倾向大相径庭。
政策性主动贬值相当于把中国部分商品无偿送给美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等财政补贴措施更不可取。该政策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出口价格竞争力，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坏处是：减少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缓解了加征关税政策在美国内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国加征关税，获得关税收入；我国提高财政补贴力度，耗费了财政收入。整个过程的理论标准利益流向是：我国财政到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到美国财政。略过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环节，中美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主要发生在两国财政之间。
详情链接：https://t.cn/A6I7IMLY
张岸元为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从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多获取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中方和美国消费者共同承担了加征关税成本；随着疫情演进、时间推延，美方承担的比例开始上升。美国财政已经考虑降低税率场景。美方会希望调整关税的同时，从中方拿到新的对价。
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不断加征关税。该政策涵盖商品规模之巨、实施进程之蛮横冒进，在国际贸易史上无前例。由于国际分工固有格局，政策面和市场主体不断做出调整以及疫情冲击因素，过去几年，我对美出口仍快速增长，美对华巨额逆差局面依旧。但这并不表明加征关税的影响可有可无，更不表明所谓美方承担了全部加征关税成本、美国消费者为此买单。常识告诉我们，被加征关税方的利益必然因关税受到侵害，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因关税而显著变化。随着当前全球产业链渐次恢复，我国出口全球份额逐步回归常态，问题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
一、美国联邦财政关税收入大幅增长
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几年，美国每财政年度（头年10月至当年9月）关税收入约为350亿美元上下。加征关税后，关税收入迅速攀升，2018年为413亿美元，2019年为708亿美元，2020年为686亿美元。期间，美国进口金额并无显著增长，2020年的进口甚至还小幅下降，故而关税收入增长主要来自税率提升。虽然特朗普政府也对其他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涉及金额、税率，都远不及对华。因此可以确认，联邦财政新增关税收入主要来自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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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财年，头三批商品关税落地。2018年7月、8月，第一批和第二批共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生效；2018年9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生效。当年美关税收入迅速升至413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约19%，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仅增长8.2%。据此匡算美关税相比2017财年多增的67亿美元中，约39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19财年，关税继续加码。2019年5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升至25%；2019年9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生效。当年美国关税收入大幅增长至708亿美元，比2017财年增加105%。而当年美国进口金额相比2017财年仅增长10.2%。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62亿美元中，约327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0财年，关税整体仍处高位。2020年2月，3000亿美元A清单（约1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从15%降至7.5%。当年美国关税收入降至686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98%。而相比2017财年，美国进口金额负增长1.1%。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340亿美元中，几乎全部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2021财年，美对华关税未做整体调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匡算，该财年前八个月（到今年5月）美国将征收关税505亿美元，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关税的210亿美元增长141%。而相比2017财年前八个月，美国2021财年前八个月进口金额仅增长11.7%。据此匡算美国关税相比2017年多增的295亿美元中，约271亿美元因对华加征关税产生。
综合以上方面我们估算，从2018年下半年加征关税到今年5月，美国联邦财政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多获取了近千亿美元关税收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以上估算可以从其他口径数据得到验证。如，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数据，我们测算，2020财年中国商品贡献了约434亿美元关税，相比2017财年的134亿美元增加300亿美元，而其他国家贡献没有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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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究竟谁在为关税买单
谁为关税买单，取决于双方的定价权，中方的供给弹性和美方的需求弹性等因素，具体结果反应在加征关税商品价格上。事实上，通过对输美商品到岸价的统计分析，能够清晰、无争议地得出各方直接损益的结论。如果加征关税后，到岸价不变或反而上升，说明是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全部承担了关税成本。如果到岸价下降——视到岸价下降幅度情况——说明中方全部或部分承担了关税成本。但政治立场扭曲了当局对加征关税在中美间负担情况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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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统特朗普一直矜夸“中国通过贬值和倾销支付了关税”，美国因此毫发无损。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权且不论，其政策含义显而易见，即：中方不宜轻易考虑动用汇率、尤其是财政手段对冲加征关税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一点，与我们许多人“条件反射式”的应对倾向大相径庭。
政策性主动贬值相当于把中国部分商品无偿送给美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等财政补贴措施更不可取。该政策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出口价格竞争力，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坏处是：减少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缓解了加征关税政策在美国内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国加征关税，获得关税收入；我国提高财政补贴力度，耗费了财政收入。整个过程的理论标准利益流向是：我国财政到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到美国财政。略过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环节，中美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主要发生在两国财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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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激动地宣布，我终于获得了我的商标“伊丽莎白·伊曼纽尔”的所有权。
等待了25年，现在Elizabeth Emanuel品牌将展开令人兴奋的新篇章。
感谢Damian Hopkins为实现这一目标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现在正积极寻求全球零售和品牌合作伙伴关系，请联系我们。
我在这个月宣布这一消息也是一种额外的祝福，
因为此时我们不仅要庆祝戴安娜王妃的60岁生日，还要记住40年前她在1981年7月29日举行的盛大婚礼。
I now look forward to excit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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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时我们不仅要庆祝戴安娜王妃的60岁生日，还要记住40年前她在1981年7月29日举行的盛大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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