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奖励”：一张10亿比索的废纸
【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作者：狄格劳大使（Rigoberto Tigl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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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总统前一天晚上说，阿基诺三世政府于2013年对中国提起的那场仲裁诉讼所获得的一纸“奖励”（即仲裁判决）是张废纸，这是绝对正确的。
这毫无用处，因为这一“奖励”在广泛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定以及菲律宾500页的要求之后，并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强调说，它的裁决“不影响任何主权或海洋边界划界的问题”。
（我将“奖励”（Reward）一词用引号，因为它被用在仲裁小组的文件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奖励。该小组仅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不能使用“判决”（decision）或“裁决”（ruling），因为仲裁小组不是真正的法院。“奖励”没有裁定给原告方任何东西。去读读它，会发现其结果仅仅是出于学术讨论的性质。）
正如我们那位在推特上发飙的外交部长无知地作出所谓宣称那样，“奖励”绝对没有宣称“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甚至没有使用“西菲律宾海”这个词。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撤出自1988年以来已占领的南海（SCS）的七个岛礁。它也没有命令中国不要派其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甚至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EEZ）和我们命名的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中方称南沙群岛的海域巡逻。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渔民不要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而只是命令中国不要禁止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附近捕鱼。
南沙和中沙
该仲裁奖励还“裁定”，中国所占据的岛礁不会产生专属经济区。因此，只有菲律宾在美济礁（Mischief Reef）和礼乐礁（Reed Bank）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撤离这些地区或停止阻止菲律宾授权的石油勘探船在礼乐礁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没有。
它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意味着要裁定中国对其所谓的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是无效的，而这是它不可能做到的。
裁决称，“中国在2011年3月1日和2日，通过其海上监视船舶对Veritas Voyager号船采取有关行动（指2011年3月中中国海监总队巡逻船驱逐菲Veritas Voyager号勘探船），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关于菲律宾对礼乐滩地区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享有的主权权利。”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在未来不得禁止Veritas Voyager号船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获菲方授权船只在该地区进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呢？
没有，这就是没有菲律宾授权的船只无法返回该地区勘探油气的原因。
这项“奖励”并未命令中国对其提起的诉讼做出回应而将其建造的人工岛上防御工事拆除，它没有命令它从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撤走其船只。
该裁决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一位环境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七天的研究（他错误地将他在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Reef ）的发现来对南海的海洋生态作出结论，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过南海），指出中国的填海工作损害了那里的珊瑚。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向菲律宾赔偿此类损失呢？没有。
北极日出事件
可以与之比较的是“北极日出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案，在该案中，仲裁庭明确命令俄罗斯向荷兰船支付50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仲裁费用，因为俄方将船及其船员扣留数周。另一个国际法庭也类似地命令美国赔偿尼加拉瓜的损害，因为美国支持叛乱分子和破坏桑迪尼斯塔（Sandinista）政府的稳定而采取的行动。而在菲律宾诉中国案中却没有此类命令。
甚至更糟的是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一直以希特勒式的方式重复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它使1946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绘制的中国地图的九段线、一种粗略标记（即它没有精确的地理坐标）失效。卡皮奥声称，这是中国声称拥有南海海域的（历史与法理）基础，也是中方让其渔民和海岸警卫队巡逻队在那条线里面巡逻的理由。
这是卡皮奥的弥天大谎。正如我在最近揭露关于卡皮奥谎言的专栏文章中广泛解释的那样，甚至美国政府也表示中国尚未定义这条线是什么。该裁决却认定这一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无效。
自己去读这项裁决，甚至只是看看其罗列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去相信骗子卡皮奥和黎.罗沙溜。该裁决责备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项或那项条款，但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没有告诉它将来一定不能再次“违反”。
检察官的视角
杜特尔特担任私人律师已有5年，担任检察官则有9年，可能会立刻看出这项裁决的欺骗性，而且我可以想象他挠头并愤怒地说出“它欺骗了我们”。
他立即想到的一个模拟是，如果他起诉了某个拥有假产权的人。该裁决将等同于法官裁定所有权确实是虚假的，但没有命令将土地腾空并移交给真正的所有者。
但是，下一步不要求法官发布此类命令吗？当然可以，但仅限于国内法院。但是在这种仲裁中，相关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规定此类专家组的决定是“最终的”。
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塔尔蒙（Stefan Talmon）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仅属程序性的案例。专家小组不会因为上诉再开会，也不会倾听菲律宾提出的对中国发出“必要”命令的请求。
如果菲律宾希望某机构向中国发出特定命令，或者中国决定对“裁决”提出异议，则必须采取全新的专家组和全新的程序。“终局性”并不是其实质内容，塔尔蒙说：若有新的仲裁小组或其他机构，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其裁决。
公款酬庸
如果杜特尔特被告知这项仲裁使我们损失了纳税人10亿比索，那将使杜特尔特勃然大怒。这笔钱是不仅支付专业人员的费用和华盛顿特区Foley Hoag LLP律师事务所的开销，还包括伦敦的三名律师的专业服务费、五人小组的工资、海牙的场地费用以及在仲裁的六次听证会中提供超过50名菲律宾“观察员”的头等舱机票和食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去那里，这其中包括阿基诺的政治顾问拉马斯（Ronald Llamas）、卡皮奥的妻子“巴赫·阮（Bach Nguyen）”和甚至很低层的政府官员。
我很好奇：卡皮奥夸口说是他想到了这个案子，并向阿基诺政府提出了这个案子。他或与他有联系的公司是否向Foley Hoag收取通常的介绍费？
五名仲裁员可能因为天上掉下这笔好买卖而笑开了怀，他们作出的“裁决”毫无意义。熟悉国际仲裁的消息人士称，他们每人至少获得了2000万比索（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还不包括酒店和机票费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中方拒绝参与诉讼的原因，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档时明确宣布它不会同意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的任何仲裁，仲裁的所有费用均由菲律宾承担，因为中国拒绝参加仲裁。
尽管杜特尔特认为仲裁无用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它只是还有一点作用。
那就是对美国将中国妖魔化为该地区的一个恶霸的运动而言是一个福音。它增强了美国军舰在南海进行巡逻（俗称“航行自由”）的法律基础，目的是告诉亚洲，它仍然是这个地区的霸主。对于自由党来说，这还可以掩盖阿基诺政权将斯卡伯勒浅滩输给中国这一灾难。
自由党人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利用仲裁将杜特尔特描绘成对中国唯命是从，因为他“不执行”该“裁决”。的确，杜特尔特处在一个面临这样宣传攻势的困境中：他到底该如何执行一项没有任何指令的“裁决”呢？
【注：史蒂芬. 塔尔蒙（Stefan Talmon），“南海仲裁与最终裁决的终结”（“The South China SeaArbitration and the Finality of ‘Final’ Awards,”），《国际争端解决杂志》（第8卷，第2期，2017年5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Dispute Settlement （Vol. 8, Issue 2,May 2017）】
【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作者：狄格劳大使（Rigoberto Tigl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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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总统前一天晚上说，阿基诺三世政府于2013年对中国提起的那场仲裁诉讼所获得的一纸“奖励”（即仲裁判决）是张废纸，这是绝对正确的。
这毫无用处，因为这一“奖励”在广泛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定以及菲律宾500页的要求之后，并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强调说，它的裁决“不影响任何主权或海洋边界划界的问题”。
（我将“奖励”（Reward）一词用引号，因为它被用在仲裁小组的文件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奖励。该小组仅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不能使用“判决”（decision）或“裁决”（ruling），因为仲裁小组不是真正的法院。“奖励”没有裁定给原告方任何东西。去读读它，会发现其结果仅仅是出于学术讨论的性质。）
正如我们那位在推特上发飙的外交部长无知地作出所谓宣称那样，“奖励”绝对没有宣称“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甚至没有使用“西菲律宾海”这个词。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撤出自1988年以来已占领的南海（SCS）的七个岛礁。它也没有命令中国不要派其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甚至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EEZ）和我们命名的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中方称南沙群岛的海域巡逻。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渔民不要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而只是命令中国不要禁止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附近捕鱼。
南沙和中沙
该仲裁奖励还“裁定”，中国所占据的岛礁不会产生专属经济区。因此，只有菲律宾在美济礁（Mischief Reef）和礼乐礁（Reed Bank）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撤离这些地区或停止阻止菲律宾授权的石油勘探船在礼乐礁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没有。
它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意味着要裁定中国对其所谓的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是无效的，而这是它不可能做到的。
裁决称，“中国在2011年3月1日和2日，通过其海上监视船舶对Veritas Voyager号船采取有关行动（指2011年3月中中国海监总队巡逻船驱逐菲Veritas Voyager号勘探船），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关于菲律宾对礼乐滩地区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享有的主权权利。”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在未来不得禁止Veritas Voyager号船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获菲方授权船只在该地区进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呢？
没有，这就是没有菲律宾授权的船只无法返回该地区勘探油气的原因。
这项“奖励”并未命令中国对其提起的诉讼做出回应而将其建造的人工岛上防御工事拆除，它没有命令它从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撤走其船只。
该裁决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一位环境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七天的研究（他错误地将他在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Reef ）的发现来对南海的海洋生态作出结论，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过南海），指出中国的填海工作损害了那里的珊瑚。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向菲律宾赔偿此类损失呢？没有。
北极日出事件
可以与之比较的是“北极日出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案，在该案中，仲裁庭明确命令俄罗斯向荷兰船支付50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仲裁费用，因为俄方将船及其船员扣留数周。另一个国际法庭也类似地命令美国赔偿尼加拉瓜的损害，因为美国支持叛乱分子和破坏桑迪尼斯塔（Sandinista）政府的稳定而采取的行动。而在菲律宾诉中国案中却没有此类命令。
甚至更糟的是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一直以希特勒式的方式重复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它使1946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绘制的中国地图的九段线、一种粗略标记（即它没有精确的地理坐标）失效。卡皮奥声称，这是中国声称拥有南海海域的（历史与法理）基础，也是中方让其渔民和海岸警卫队巡逻队在那条线里面巡逻的理由。
这是卡皮奥的弥天大谎。正如我在最近揭露关于卡皮奥谎言的专栏文章中广泛解释的那样，甚至美国政府也表示中国尚未定义这条线是什么。该裁决却认定这一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无效。
自己去读这项裁决，甚至只是看看其罗列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去相信骗子卡皮奥和黎.罗沙溜。该裁决责备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项或那项条款，但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没有告诉它将来一定不能再次“违反”。
检察官的视角
杜特尔特担任私人律师已有5年，担任检察官则有9年，可能会立刻看出这项裁决的欺骗性，而且我可以想象他挠头并愤怒地说出“它欺骗了我们”。
他立即想到的一个模拟是，如果他起诉了某个拥有假产权的人。该裁决将等同于法官裁定所有权确实是虚假的，但没有命令将土地腾空并移交给真正的所有者。
但是，下一步不要求法官发布此类命令吗？当然可以，但仅限于国内法院。但是在这种仲裁中，相关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规定此类专家组的决定是“最终的”。
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塔尔蒙（Stefan Talmon）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仅属程序性的案例。专家小组不会因为上诉再开会，也不会倾听菲律宾提出的对中国发出“必要”命令的请求。
如果菲律宾希望某机构向中国发出特定命令，或者中国决定对“裁决”提出异议，则必须采取全新的专家组和全新的程序。“终局性”并不是其实质内容，塔尔蒙说：若有新的仲裁小组或其他机构，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其裁决。
公款酬庸
如果杜特尔特被告知这项仲裁使我们损失了纳税人10亿比索，那将使杜特尔特勃然大怒。这笔钱是不仅支付专业人员的费用和华盛顿特区Foley Hoag LLP律师事务所的开销，还包括伦敦的三名律师的专业服务费、五人小组的工资、海牙的场地费用以及在仲裁的六次听证会中提供超过50名菲律宾“观察员”的头等舱机票和食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去那里，这其中包括阿基诺的政治顾问拉马斯（Ronald Llamas）、卡皮奥的妻子“巴赫·阮（Bach Nguyen）”和甚至很低层的政府官员。
我很好奇：卡皮奥夸口说是他想到了这个案子，并向阿基诺政府提出了这个案子。他或与他有联系的公司是否向Foley Hoag收取通常的介绍费？
五名仲裁员可能因为天上掉下这笔好买卖而笑开了怀，他们作出的“裁决”毫无意义。熟悉国际仲裁的消息人士称，他们每人至少获得了2000万比索（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还不包括酒店和机票费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中方拒绝参与诉讼的原因，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档时明确宣布它不会同意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的任何仲裁，仲裁的所有费用均由菲律宾承担，因为中国拒绝参加仲裁。
尽管杜特尔特认为仲裁无用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它只是还有一点作用。
那就是对美国将中国妖魔化为该地区的一个恶霸的运动而言是一个福音。它增强了美国军舰在南海进行巡逻（俗称“航行自由”）的法律基础，目的是告诉亚洲，它仍然是这个地区的霸主。对于自由党来说，这还可以掩盖阿基诺政权将斯卡伯勒浅滩输给中国这一灾难。
自由党人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利用仲裁将杜特尔特描绘成对中国唯命是从，因为他“不执行”该“裁决”。的确，杜特尔特处在一个面临这样宣传攻势的困境中：他到底该如何执行一项没有任何指令的“裁决”呢？
【注：史蒂芬. 塔尔蒙（Stefan Talmon），“南海仲裁与最终裁决的终结”（“The South China SeaArbitration and the Finality of ‘Final’ Awards,”），《国际争端解决杂志》（第8卷，第2期，2017年5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Dispute Settlement （Vol. 8, Issue 2,May 2017）】
【花几千块就能出本书？“挂名主编” 一条龙……】
“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个万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有。
新华社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教材“主编位”网上公开卖，最贵2万最便宜5500元
“专著教材代写，为您职称评审保驾。正规出版，211高校出版社、国家部委直属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安全操作，教师医生可后付款。”在一个有1300多名成员的“图书编辑出版”QQ群里，类似广告循环发送。记者以急需评定职称为由，进群咨询了多名代理。
“您是同行？要什么方面、什么位置？拿大号（注：常用QQ号）加我谈，没有大号就打电话。”代理们一开始很警惕，反复要求记者“用大号”“打手机”“加微信”。
随后一名代理表明身份：“我们是天津某出版社的，和多家高校出版社有合作，每本专著的主编，前三位都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到，也就是上CIP（图书在版编目）。”
这名代理说，副主编无法上CIP，“如果别人跟你说副主编可以上，你得先去查清楚才行。”其他几名代理也证实，对副主编的收费很便宜，但名字只会出现在书的前言。
几番沟通，记者收集到6名代理的“主编、副主编”报价。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8000元至21000元不等，“第二主编”价位6500元至17000元，“第三主编”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名代理称，价位根据出版社的级别定，买家出多少钱就可以挂对应档次的出版社，他所代理的国内一家名校出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2万元以上。
见记者这么有心，一名代理“善意”提醒：“挂名可以，但一般不能预定出版社，因为各家出版社报选题的日期不同，我们一般都选省级出版社，哪个出版社快从哪个社走。”
“挂名主编”究竟如何操作？
为了弄清“挂名主编”交易全过程，记者尝试在某QQ群联系了一名叫“袁编辑”的代理。“袁编辑”首先给了记者一串CIP号：2017289572，“《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何某某著，CIP才下来不久，你查查这个。”
记者登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查到了“何某某著”的《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显示，这本书2017年11月由北京XX出版社出版，ISBN（国际标准书号）号为978-7-5402-4771-3。
接下来，“袁编辑”向记者展示了这本书的“作品签约合同”。在这份委托代理协议中，“著作权人（权利人）”是“吉林省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著作签约人（代理人）”即是“袁编辑”所在的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袁编辑”告诉记者，“权利人”这一栏可以写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像何某某一样，委托给代理公司，由后者与他所在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袁编辑”表示：“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假不了。”
记者在上述合同里看到，“权利人”授予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代理上述作品的出版权”，而代理人则“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取各种签约机会，并将联系进度和意见及时反馈给权利人”。
该合同注明，代理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编挂满后6月出版”，落款是“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同专用章。
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挂主编
记者暗访发现，代写、挂名、出版、代销，“挂名主编”已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挂名主编”服务的商家不少。一些卖家为了证明自己“靠谱”，还让买家“晒出”了图书实物照片，并留言“合作了很多次，有诚信！”等。
一名卖家说：“只要肯出钱，稿子不用你写，主编、副主编随你挑，你只需要动员学生、亲友在内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书就行。”
为确认“挂名”图书是否为正规出版物，记者根据网店“晒出”的书名、出版社和ISBN，前往国家图书馆，在书架上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书。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出版社出版图书后，应将样本送交国家图书馆。只要未特别标注“非正式出版物”，馆内藏书均默认是正规、合法的公开出版物。
“是正规书不奇怪，因为中介去出版社买的是真书号。”某高校出版社总编辑一语道破，“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
关于这些图书的来源，一名代理称，公司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教材，专供“挂名”出售。根据其提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可供“挂名”出版。
此外，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附上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风车”的现象也很常见。
署名权买卖违法，卡住“需求”很重要
“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说，拿钱买主编还能评职称，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太不公平。
北京科名专利代理事务所合伙人郭杨表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挂名主编”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非法转让行为。
多名中介代理人员表示，买家“挂名”主编、副主编，多数就是为了职称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
“按说这不该作为职称评审依据。”在多家出版社担任法律顾问的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小伟告诉记者，著作权法并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法，“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而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
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书号买卖，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
近期，多家出版社发布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织投稿、出书事宜，对机构和个人的违规行为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源：新华社，社科学术圈整理。
“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个万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有。
新华社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教材“主编位”网上公开卖，最贵2万最便宜5500元
“专著教材代写，为您职称评审保驾。正规出版，211高校出版社、国家部委直属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安全操作，教师医生可后付款。”在一个有1300多名成员的“图书编辑出版”QQ群里，类似广告循环发送。记者以急需评定职称为由，进群咨询了多名代理。
“您是同行？要什么方面、什么位置？拿大号（注：常用QQ号）加我谈，没有大号就打电话。”代理们一开始很警惕，反复要求记者“用大号”“打手机”“加微信”。
随后一名代理表明身份：“我们是天津某出版社的，和多家高校出版社有合作，每本专著的主编，前三位都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到，也就是上CIP（图书在版编目）。”
这名代理说，副主编无法上CIP，“如果别人跟你说副主编可以上，你得先去查清楚才行。”其他几名代理也证实，对副主编的收费很便宜，但名字只会出现在书的前言。
几番沟通，记者收集到6名代理的“主编、副主编”报价。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8000元至21000元不等，“第二主编”价位6500元至17000元，“第三主编”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名代理称，价位根据出版社的级别定，买家出多少钱就可以挂对应档次的出版社，他所代理的国内一家名校出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2万元以上。
见记者这么有心，一名代理“善意”提醒：“挂名可以，但一般不能预定出版社，因为各家出版社报选题的日期不同，我们一般都选省级出版社，哪个出版社快从哪个社走。”
“挂名主编”究竟如何操作？
为了弄清“挂名主编”交易全过程，记者尝试在某QQ群联系了一名叫“袁编辑”的代理。“袁编辑”首先给了记者一串CIP号：2017289572，“《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何某某著，CIP才下来不久，你查查这个。”
记者登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查到了“何某某著”的《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显示，这本书2017年11月由北京XX出版社出版，ISBN（国际标准书号）号为978-7-5402-4771-3。
接下来，“袁编辑”向记者展示了这本书的“作品签约合同”。在这份委托代理协议中，“著作权人（权利人）”是“吉林省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著作签约人（代理人）”即是“袁编辑”所在的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袁编辑”告诉记者，“权利人”这一栏可以写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像何某某一样，委托给代理公司，由后者与他所在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袁编辑”表示：“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假不了。”
记者在上述合同里看到，“权利人”授予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代理上述作品的出版权”，而代理人则“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取各种签约机会，并将联系进度和意见及时反馈给权利人”。
该合同注明，代理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编挂满后6月出版”，落款是“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同专用章。
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挂主编
记者暗访发现，代写、挂名、出版、代销，“挂名主编”已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挂名主编”服务的商家不少。一些卖家为了证明自己“靠谱”，还让买家“晒出”了图书实物照片，并留言“合作了很多次，有诚信！”等。
一名卖家说：“只要肯出钱，稿子不用你写，主编、副主编随你挑，你只需要动员学生、亲友在内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书就行。”
为确认“挂名”图书是否为正规出版物，记者根据网店“晒出”的书名、出版社和ISBN，前往国家图书馆，在书架上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书。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出版社出版图书后，应将样本送交国家图书馆。只要未特别标注“非正式出版物”，馆内藏书均默认是正规、合法的公开出版物。
“是正规书不奇怪，因为中介去出版社买的是真书号。”某高校出版社总编辑一语道破，“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
关于这些图书的来源，一名代理称，公司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教材，专供“挂名”出售。根据其提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可供“挂名”出版。
此外，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附上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风车”的现象也很常见。
署名权买卖违法，卡住“需求”很重要
“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说，拿钱买主编还能评职称，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太不公平。
北京科名专利代理事务所合伙人郭杨表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挂名主编”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非法转让行为。
多名中介代理人员表示，买家“挂名”主编、副主编，多数就是为了职称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
“按说这不该作为职称评审依据。”在多家出版社担任法律顾问的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小伟告诉记者，著作权法并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法，“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而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
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书号买卖，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
近期，多家出版社发布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织投稿、出书事宜，对机构和个人的违规行为将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源：新华社，社科学术圈整理。
《宋元文学与文献论考》，罗鹭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祝尚书先生主编的“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罗鹭先生的这部专著分为五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谈论的是书棚本与《江湖集》，以及元刻本和元人别集，第三个部分专谈虞集诗文著述辑考，第四部分为元人诗文总集研究，第五部分为元诗接受研究。从总体上看，这部著述主要研究元人诗文集的版本及相关内容，兼及宋代书棚本，而我对后者尤其关注。
陈起刊刻的书棚本太有名气了，尤其他在每书后面刊刻的那一行独特牌记，简直令人神往。这些年来我见到的陈起所刻书棚本，主要是在国图的重要大展上，而在市面上仅见过一张零页，当时囿于完缺之见，没有下力气与朋友争，最终被友人得之，此后再未见过陈起刊刻的书棚本。这个后悔的往事常让我想到那个拾麦穗的故事，如果捡得早了，后面见到更大的麦穗就会后悔，但若一直观望下去，有可能走到田头时就错过了最大的那一颗。如此想来，要想让自己不留遗憾，就要打破规则：何必非让我只拾一颗麦穗。
罗鹭所写陈起的故事，远比我讲笑话的本领高许多，原本是严肃地书籍刊刻史，却让他写得颇具情趣。他在文中首先讲述了陈起的历史，陈起原本是钱塘人，虽然年轻时勤奋好学，但考运不佳，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在闹市区开设了陈宅书籍铺。罗鹭说陈起很有生意头脑，所以书铺的经营非常成功，他有什么经营秘诀呢？罗鹭给出了如下几点总结：首先是陈起十分懂得选址，俗话说“买卖只差寸地”，地址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生意是否兴隆，陈起所选的书铺地址是这样的：“附近的宗学、太学、贡院和钱塘县学等教育机构，保证了书铺有长期稳定的客源；门前就是人气旺盛的御街，流动客源也很充足。”
罗鹭讲到，南宋都城临安是以御街为中轴线，两侧布满了商铺，当时的御街就是现在的杭州中山路，御街以东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棚桥，罗鹭考证出棚桥的位置就是今日杭州中山中路与平海路交口的东南侧。我脑补他所说的地点，想来就是孙中山雕像后侧方的中山大酒店。我有一度去杭州总是住在该酒店内，这缘于杭州萧山机场进市的大巴以中山大酒店为第一个停靠点，未成想这里竟然曾经有座棚桥，而陈起的书籍铺就在由此往北的河边，今日那条河依然流水汤汤，那条河在宋代俗称官河，陈宅书籍铺就开在此处。
罗鹭是如何确定出这个地点的呢？这正是缘于他对古代诗文的熟悉。比如赵师秀所写《赠陈宗之》中有：“门对官河水”，另外叶绍翁所撰《赠陈宗之》中有：“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虽然说诗无达诂，但罗鹭却由此作出这样的推论，也自有其道理在。而他所指认的这个地点，也是我常经过之处，因为穿过官河不远，就是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所在地，我每次前往该公司翻阅书籍拍品时，都会走到这一带，但当时却不知道我往返的道路边，就是那著名的陈宅书籍铺所在地。
罗鹭称陈起是一位成功的书商，其成功的第二个理由则是他喜欢交游，人脉很广。罗鹭说陈起为了扩充货源，甚至不辞劳苦的到苏州去买书，周文璞所做《赠陈宗之》诗亦为证：“吴下异书浑未就，每逢佳处辄留连”。罗鹭还说，陈起允许顾客赊欠书款，因为黄简在《秋怀陈宗之》中写道：“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
罗鹭认为，陈起经营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乃是了解市场行情，能够准确把握商机，当年临安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安府书铺林立，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罗鹭举出棚北大街附近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等多家，从御街南端往北也有很多著名的书铺，有些书铺还有自己的专营特色，比如贾官人经书铺专门印卖佛经，尹家书籍铺专以刻印笔记小说为主，陈思书籍铺则专门编刻书法艺术类典籍，而陈起的书铺则主要刊刻诗作：
敏锐地发现当代诗坛盛行晚唐体，于是果断以编刻和售卖晚唐、江湖小集为书坊的经营特色，即使因“江湖诗祸”受到牵连，放还后也仍然重操旧业，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目前留存于世的晚唐诗集和江湖诗集，绝大多数都是书棚本，足以说明陈起刻本几乎垄断了这一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
陈起经营成功的第四个原因则是他刻书效率高，特色鲜明，罗鹭谈到，陈宅书籍铺刊刻的唐宋诗集，大多是一卷两卷本，最多不超过十卷，这比起大部头的《六臣注文选》《千家注杜诗》等篇幅要小得多，这种刊刻方式大大加快了速度，也减低了购书者的经济压力，同时携带方便。陈起还会注重书籍的版式设计，罗鹭说他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书棚本面貌，比如他的书中都会刊刻上“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尤其是“行”字的最后一笔拉得长长的，看上去像个飘带，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罗鹭还关注于他所刻书均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字体以柳体为主，兼具欧体，笔画方正，笔势略向右上方倾斜。
余外，罗鹭详细分析了陈宅书籍铺所刊诗集的选择方式，以及为此带来的麻烦，同时也会谈到他所刊刻的《江湖集》对中国诗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真是一种好玩的研究方式，可惜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述及。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祝尚书先生主编的“四川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罗鹭先生的这部专著分为五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谈论的是书棚本与《江湖集》，以及元刻本和元人别集，第三个部分专谈虞集诗文著述辑考，第四部分为元人诗文总集研究，第五部分为元诗接受研究。从总体上看，这部著述主要研究元人诗文集的版本及相关内容，兼及宋代书棚本，而我对后者尤其关注。
陈起刊刻的书棚本太有名气了，尤其他在每书后面刊刻的那一行独特牌记，简直令人神往。这些年来我见到的陈起所刻书棚本，主要是在国图的重要大展上，而在市面上仅见过一张零页，当时囿于完缺之见，没有下力气与朋友争，最终被友人得之，此后再未见过陈起刊刻的书棚本。这个后悔的往事常让我想到那个拾麦穗的故事，如果捡得早了，后面见到更大的麦穗就会后悔，但若一直观望下去，有可能走到田头时就错过了最大的那一颗。如此想来，要想让自己不留遗憾，就要打破规则：何必非让我只拾一颗麦穗。
罗鹭所写陈起的故事，远比我讲笑话的本领高许多，原本是严肃地书籍刊刻史，却让他写得颇具情趣。他在文中首先讲述了陈起的历史，陈起原本是钱塘人，虽然年轻时勤奋好学，但考运不佳，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在闹市区开设了陈宅书籍铺。罗鹭说陈起很有生意头脑，所以书铺的经营非常成功，他有什么经营秘诀呢？罗鹭给出了如下几点总结：首先是陈起十分懂得选址，俗话说“买卖只差寸地”，地址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生意是否兴隆，陈起所选的书铺地址是这样的：“附近的宗学、太学、贡院和钱塘县学等教育机构，保证了书铺有长期稳定的客源；门前就是人气旺盛的御街，流动客源也很充足。”
罗鹭讲到，南宋都城临安是以御街为中轴线，两侧布满了商铺，当时的御街就是现在的杭州中山路，御街以东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棚桥，罗鹭考证出棚桥的位置就是今日杭州中山中路与平海路交口的东南侧。我脑补他所说的地点，想来就是孙中山雕像后侧方的中山大酒店。我有一度去杭州总是住在该酒店内，这缘于杭州萧山机场进市的大巴以中山大酒店为第一个停靠点，未成想这里竟然曾经有座棚桥，而陈起的书籍铺就在由此往北的河边，今日那条河依然流水汤汤，那条河在宋代俗称官河，陈宅书籍铺就开在此处。
罗鹭是如何确定出这个地点的呢？这正是缘于他对古代诗文的熟悉。比如赵师秀所写《赠陈宗之》中有：“门对官河水”，另外叶绍翁所撰《赠陈宗之》中有：“官河深水绿悠悠，门外梧桐数叶秋”。虽然说诗无达诂，但罗鹭却由此作出这样的推论，也自有其道理在。而他所指认的这个地点，也是我常经过之处，因为穿过官河不远，就是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所在地，我每次前往该公司翻阅书籍拍品时，都会走到这一带，但当时却不知道我往返的道路边，就是那著名的陈宅书籍铺所在地。
罗鹭称陈起是一位成功的书商，其成功的第二个理由则是他喜欢交游，人脉很广。罗鹭说陈起为了扩充货源，甚至不辞劳苦的到苏州去买书，周文璞所做《赠陈宗之》诗亦为证：“吴下异书浑未就，每逢佳处辄留连”。罗鹭还说，陈起允许顾客赊欠书款，因为黄简在《秋怀陈宗之》中写道：“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
罗鹭认为，陈起经营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乃是了解市场行情，能够准确把握商机，当年临安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安府书铺林立，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罗鹭举出棚北大街附近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等多家，从御街南端往北也有很多著名的书铺，有些书铺还有自己的专营特色，比如贾官人经书铺专门印卖佛经，尹家书籍铺专以刻印笔记小说为主，陈思书籍铺则专门编刻书法艺术类典籍，而陈起的书铺则主要刊刻诗作：
敏锐地发现当代诗坛盛行晚唐体，于是果断以编刻和售卖晚唐、江湖小集为书坊的经营特色，即使因“江湖诗祸”受到牵连，放还后也仍然重操旧业，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目前留存于世的晚唐诗集和江湖诗集，绝大多数都是书棚本，足以说明陈起刻本几乎垄断了这一出版领域的市场份额。
陈起经营成功的第四个原因则是他刻书效率高，特色鲜明，罗鹭谈到，陈宅书籍铺刊刻的唐宋诗集，大多是一卷两卷本，最多不超过十卷，这比起大部头的《六臣注文选》《千家注杜诗》等篇幅要小得多，这种刊刻方式大大加快了速度，也减低了购书者的经济压力，同时携带方便。陈起还会注重书籍的版式设计，罗鹭说他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书棚本面貌，比如他的书中都会刊刻上“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尤其是“行”字的最后一笔拉得长长的，看上去像个飘带，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罗鹭还关注于他所刻书均为每半页十行十八字，字体以柳体为主，兼具欧体，笔画方正，笔势略向右上方倾斜。
余外，罗鹭详细分析了陈宅书籍铺所刊诗集的选择方式，以及为此带来的麻烦，同时也会谈到他所刊刻的《江湖集》对中国诗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真是一种好玩的研究方式，可惜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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