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岗教师# #三支一扶# 考试人数
7月17日，白银市202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选拔考试笔试开考。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莅临我市指导工作，市政府副市长贾汝昌,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伟陪同。位志荣一行对我市四个考点考试情况分别进行了指导巡视。
白银市202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选拔笔试共设白银市第一中学、白银市第八中学、白银市第十中学、白银市实验中学4个考点170个考场，5032名考生竞考，其中：“三支一扶”项目考生2646人，“特岗计划”项目考生2386人。
7月17日，白银市202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选拔考试笔试开考。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莅临我市指导工作，市政府副市长贾汝昌,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伟陪同。位志荣一行对我市四个考点考试情况分别进行了指导巡视。
白银市202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选拔笔试共设白银市第一中学、白银市第八中学、白银市第十中学、白银市实验中学4个考点170个考场，5032名考生竞考，其中：“三支一扶”项目考生2646人，“特岗计划”项目考生2386人。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从 文化“ 白地” 到文化 “绿洲”——栖霞区二十年方志工作三品（上）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从1999年起，历经20个冬去春回，时间的脚步行进至2019年。
20年前，栖霞区的文化园地一片荒芜，只有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万字的《红日永照十月村》一书，除此之外，既无“志”（志书），也无“鉴”（年鉴），更无“史”（史乘），这与素有“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美誉的栖霞区地位极不相称；20年后，“三无”变成了“三有”，曾经的“文化白地”，一变而成为芳草萋萋的“文化绿洲”。放眼今日之栖霞，不仅高楼林立，衢道经纬，经济繁荣，更伴有笔墨纵横，丹青流彩，书香四溢。栖霞，今当“刮目相看”！
开山之作——《栖霞区志》，志苑绽开一朵奇葩
20世纪90年代，全国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志书，这种古老而优良的文化形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正如著名方志学家董一博所说：“导其振兴腾飞之机，策其安上全下之术，以居高瞻远之韬略雄策，唤起人们爱乡爱国之雄心壮志，循康庄大道而奋斗前行。”
善弈者谋势，谋势者致远。栖霞区委、区政府感受到时代的召唤，认识到有必要乘势而为，编纂一部综合性志书。1999年1月，栖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运而生，正式成立。
区委、区政府号令一下，全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立即行动，确定分管领导，指定领衔主笔，盛世修志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与此同时，主编们运筹帷幄，为《栖霞区志》画蓝图，搭框架，定纲目，巧构思，匠心独运。全区上下有志于为栖霞区历史上的开山之作——首部《栖霞区志》编纂而工作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壮美乐章，从来用汗水谱写；宏伟画卷，非热血不可成就。
这样的场景令人难忘：1999年6月14日,初夏的南京已显露“火炉”的威严。迈皋桥镇机关大会议室，台上讲者慷慨激昂，汗水已浸透衣衫；台下听者窸窣笔记，顾不得擦拭脸颊上的汗珠。“那个时候，条件真是艰苦啊！哪里有什么空调，就几台老旧的风扇，我们的培训就这样开班了。可两天里没有一个人缺席。”当年参加过“《栖霞区志》首期编纂业务培训班”的老同志无限感慨。
紧接着，为搜寻零落散失的资料，广大参编人员，寒冬脚踏冰雪，盛夏头顶骄阳，不辞辛劳，四方奔波；为按时抢出初稿，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分纂“磨稿”加班加点，倾情投入，认真阅读原稿，细致核查材料。奋笔疾书，宵衣旰食，是主笔们的工作常态。更有许多退居二线和离退休的老同志担当顾问，提供资料，甘献余热，不辞辛劳。
被誉为栖霞“吉祥三宝”的三位老主编几乎放弃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法定节假日。全年几乎有一半天数夜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枕戈待旦”。其间，有两次在红山会议中心集中“磨稿”，时间长达60天。他们渴了喝一口矿泉水，饿了冲一碗方便面，累了伏在案头上打个盹。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足不出户，心无旁骛，屏蔽一切干扰，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真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执着痴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区250余位参编人员三年多的艰苦奋战，九拟编目，六易其稿，至2002年9月，230万字、1290余页的皇皇巨著《栖霞区志》终于编竣出版。这部综合性志书共有24编、111章、451节、1667目、1394子目、48张图表、279张照片、276则文献资料，体量巨大，内容浩瀚，上自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下迄公元1999年，栖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百态、历史沧桑，尽皆囊入书中。并创造了“一流队伍、一流工作、一流质量”（省市志办领导语）的工作范例。
这部区志甫一问世，即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评析《栖霞区志》说：“这部志书的地方特色可以说是‘锋芒毕露’，从新修方志来说，很少见到。”江苏省、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评价《栖霞区志》是“方志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全市区志编纂的典范”。南京市《建邺区志》主编庄会柏说：“《栖霞区志》编纂速度之快，内容质量之优，均为当今修志界的奇迹。”扬州市《广陵区志》主编杨杏芝先生对《栖霞区志》“概述”更是推崇备至，毫不吝啬赞美之词。2005年，《栖霞区志》荣获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评比“特等奖”。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其中规定：“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之后，……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规定：“每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完成后，一般每5年左右组织一次地方志书资料长编的编写，为新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做好资料准备。”史志编修成为一项永续性的工作。为续修《栖霞区志》做好资料准备，区地方志办公室（简称“区志办”）于2011年着手资料长编的编纂。6月14日，召开全区《栖霞区志·资料长编（2000〜2010）》编纂动员部署会议，区领导邢正军亲自做动员。此后，《栖霞区志·资料长编（2000〜2010）》编纂工作井然有序，扎实推进。全区78家区属单位和19家驻区单位参与编纂。历经5年，至2015年6月，总纂完成。搜集原始资料740余盒，约1亿字；总纂文稿8卷，约540万字。这一浩大工程的圆满竣工又在栖霞方志人奋然前行的征程中增添了熠熠闪光的一页。
地方志虽然是对一个地区过往的钩沉，是对这个地区历史的追踪，但方志人却应有现代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思维。栖霞方志人意识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阔步向前，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重要、最有用的信息，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迫切需求。为适应这种需求，2017年4月，栖霞方志人对《栖霞区志》进行缩编，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于2018年4月编辑完成《栖霞简志》。《栖霞简志》保留了原志的主要内容，篇幅却只有原志的五分之一，由230万字精简为48万字，这样就大大减轻读者行囊，方便读者携带披阅。紧接着，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又将《栖霞简志》翻译成英文出版，《栖霞区志》在南京市率先走出国门，成为中外交流的文化“使者”。
（未完待续）
拟稿：吕佐兵 胡国富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从1999年起，历经20个冬去春回，时间的脚步行进至2019年。
20年前，栖霞区的文化园地一片荒芜，只有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万字的《红日永照十月村》一书，除此之外，既无“志”（志书），也无“鉴”（年鉴），更无“史”（史乘），这与素有“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美誉的栖霞区地位极不相称；20年后，“三无”变成了“三有”，曾经的“文化白地”，一变而成为芳草萋萋的“文化绿洲”。放眼今日之栖霞，不仅高楼林立，衢道经纬，经济繁荣，更伴有笔墨纵横，丹青流彩，书香四溢。栖霞，今当“刮目相看”！
开山之作——《栖霞区志》，志苑绽开一朵奇葩
20世纪90年代，全国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进入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志书，这种古老而优良的文化形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作用。正如著名方志学家董一博所说：“导其振兴腾飞之机，策其安上全下之术，以居高瞻远之韬略雄策，唤起人们爱乡爱国之雄心壮志，循康庄大道而奋斗前行。”
善弈者谋势，谋势者致远。栖霞区委、区政府感受到时代的召唤，认识到有必要乘势而为，编纂一部综合性志书。1999年1月，栖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应运而生，正式成立。
区委、区政府号令一下，全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立即行动，确定分管领导，指定领衔主笔，盛世修志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与此同时，主编们运筹帷幄，为《栖霞区志》画蓝图，搭框架，定纲目，巧构思，匠心独运。全区上下有志于为栖霞区历史上的开山之作——首部《栖霞区志》编纂而工作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壮美乐章，从来用汗水谱写；宏伟画卷，非热血不可成就。
这样的场景令人难忘：1999年6月14日,初夏的南京已显露“火炉”的威严。迈皋桥镇机关大会议室，台上讲者慷慨激昂，汗水已浸透衣衫；台下听者窸窣笔记，顾不得擦拭脸颊上的汗珠。“那个时候，条件真是艰苦啊！哪里有什么空调，就几台老旧的风扇，我们的培训就这样开班了。可两天里没有一个人缺席。”当年参加过“《栖霞区志》首期编纂业务培训班”的老同志无限感慨。
紧接着，为搜寻零落散失的资料，广大参编人员，寒冬脚踏冰雪，盛夏头顶骄阳，不辞辛劳，四方奔波；为按时抢出初稿，废寝忘食，笔耕不辍；分纂“磨稿”加班加点，倾情投入，认真阅读原稿，细致核查材料。奋笔疾书，宵衣旰食，是主笔们的工作常态。更有许多退居二线和离退休的老同志担当顾问，提供资料，甘献余热，不辞辛劳。
被誉为栖霞“吉祥三宝”的三位老主编几乎放弃所有的休息时间，包括法定节假日。全年几乎有一半天数夜里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枕戈待旦”。其间，有两次在红山会议中心集中“磨稿”，时间长达60天。他们渴了喝一口矿泉水，饿了冲一碗方便面，累了伏在案头上打个盹。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足不出户，心无旁骛，屏蔽一切干扰，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真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执着痴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区250余位参编人员三年多的艰苦奋战，九拟编目，六易其稿，至2002年9月，230万字、1290余页的皇皇巨著《栖霞区志》终于编竣出版。这部综合性志书共有24编、111章、451节、1667目、1394子目、48张图表、279张照片、276则文献资料，体量巨大，内容浩瀚，上自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下迄公元1999年，栖霞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百态、历史沧桑，尽皆囊入书中。并创造了“一流队伍、一流工作、一流质量”（省市志办领导语）的工作范例。
这部区志甫一问世，即受到社会各界好评。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评析《栖霞区志》说：“这部志书的地方特色可以说是‘锋芒毕露’，从新修方志来说，很少见到。”江苏省、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评价《栖霞区志》是“方志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全市区志编纂的典范”。南京市《建邺区志》主编庄会柏说：“《栖霞区志》编纂速度之快，内容质量之优，均为当今修志界的奇迹。”扬州市《广陵区志》主编杨杏芝先生对《栖霞区志》“概述”更是推崇备至，毫不吝啬赞美之词。2005年，《栖霞区志》荣获江苏省第四次地方志系统优秀成果评比“特等奖”。
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其中规定：“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之后，……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规定：“每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完成后，一般每5年左右组织一次地方志书资料长编的编写，为新一轮地方志书编纂做好资料准备。”史志编修成为一项永续性的工作。为续修《栖霞区志》做好资料准备，区地方志办公室（简称“区志办”）于2011年着手资料长编的编纂。6月14日，召开全区《栖霞区志·资料长编（2000〜2010）》编纂动员部署会议，区领导邢正军亲自做动员。此后，《栖霞区志·资料长编（2000〜2010）》编纂工作井然有序，扎实推进。全区78家区属单位和19家驻区单位参与编纂。历经5年，至2015年6月，总纂完成。搜集原始资料740余盒，约1亿字；总纂文稿8卷，约540万字。这一浩大工程的圆满竣工又在栖霞方志人奋然前行的征程中增添了熠熠闪光的一页。
地方志虽然是对一个地区过往的钩沉，是对这个地区历史的追踪，但方志人却应有现代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思维。栖霞方志人意识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阔步向前，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重要、最有用的信息，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迫切需求。为适应这种需求，2017年4月，栖霞方志人对《栖霞区志》进行缩编，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于2018年4月编辑完成《栖霞简志》。《栖霞简志》保留了原志的主要内容，篇幅却只有原志的五分之一，由230万字精简为48万字，这样就大大减轻读者行囊，方便读者携带披阅。紧接着，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又将《栖霞简志》翻译成英文出版，《栖霞区志》在南京市率先走出国门，成为中外交流的文化“使者”。
（未完待续）
拟稿：吕佐兵 胡国富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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