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意象·扬州八怪赏识之二

—— 行吟画家汪士慎
柯 汉 庭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生于清代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雍正元年(1723年)离开故乡徽州休宁富溪村到扬州笔耕砚田充饥并抒文士情怀。士之慎者,宜筑巢于山林也。汪士慎可谓闹市中之隐者。
古来君子多落寂、凄清,请随我一起共同领略真正的文人画家汪士慎衰鸿独冷之诗性人生。梅花其不受尘埃半点侵之“冰心玉质”惹得 骚人吟咏不息、画家挥洒不已。梅花因宋代隐逸诗人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佳句得标风韵而名重天下,后得元代“狂士”王冕“人与梅花一样清”之抒写独标风骨并饮誉于世。随着岁月之健步前移至有明一代由旷世奇才徐谓横出大写意梅花之别裁而更具风骨。此脉传至清代“扬州八怪”等人则各以妙笔生花而各显其姿。然境界及艺术表现力臻妙者,余则首推汪士慎。其将清苦、冷艳之心印入画图中,被称为“汪梅”。可谓因行吟画家汪士慎之倾情挥洒而令梅花芳踪长存于青(丹青)史。其独调、澹泊,清雅人品恰与其笔下之野梅融合无间而孤独地怒放于以“四王”模古之乏个性、欠生意却因得皇宠而从者众、受者群之逆流窘境中,然其艺术价值却有四两拔千斤之份量,或可将汪士慎、郑板桥等真正的文人画家喻为称砣并与另一端之“四王”异调而同构清代画域“大称”之平衡体系。“四王”只会食前代以董源为代表的山水画残羹,不事推陈出新而未能使山水画向前发展,其与汪士慎独标风骨而以一剪寒梅傲然独放于画域相比,其间差别不言自明。尽管如此,余仍为汪士慎“长年淡无事,水墨洒空花”之清寂落拓而不为俗世所赏而心酸眸湿。嗟哉!叹苍天何以偏执“文章憎命达”之呆理而不易、高格者必独处沙洲之不堪,令我辈空怀奇气而不舒,令肝藏积郁、胆腑结气。公平耶?不公平耶?望天公抖擞,愿才尽其用。
汪士慎其梅花横斜于霜天雪地,疏影倒挂于尘世间,正是文士风骨及清贫独守之自写照。可谓梅也士慎、士慎也梅。比林和靖“之鹤妻梅子”更为难得,因汪士慎所处时空正是盛世而经济高度繁华之大都市扬州,而且是商人最好附庸风雅而解囊豪掷助文士促文化之风大举之时(其中以向有“贾近士风”之徽商犹著),尽管此时节正是“四王”拟古风潮因得皇宠而蜂蝶集聚、主霸并流俗于丹青一域之时,然而来自民间之盐商、特别是崇文趋雅的徽商更不乏识见与眼力者,因来自微州并在扬州颇有声誉的徽州盐商马秋玉就是汪士慎的旧识,且热心文化,何况当地人对马秋玉有:“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及“以朋友为生命”之美誉,四方文人闻名造访皆得其供食置宿,而此君却乐此不倦,况汪士慎乎,但他就是不愿倚附。故独得秋玉“嗜茶定有茶经读,能画羞来画直酬”之叹。汪士慎因不勇于附势趋利而只能清贫独守一生。否则,画史也将改写——因缺“汪梅”而失本色。可谓以汪氏之不幸换来了画史之有幸、腊梅之有知音、我辈之有眼福。令余能睹其水墨梅花风采并为之肃然起敬,也为之叹惜,他太清苦了,行笔至此,余泪不能禁而泣。盖同处古、今异朝之商品经济社会时代而皆为不合时宜、耻于言利、不愿随波逐流之落拓者!士人自当如此,否则这世界就未免太庸俗而单调了!!
自古本真之士多落寞、潦倒于世是常态。一个年少就“怀抱多慷慨,接纳重义气,谈笑生悲凉”,如此这般之汪士慎有家不能守而于壮年举家远弃故乡,寄余生梦想于时值繁华大都市之扬州,然这个苦命画家仍然自持清格而依然落寂,有诗句为证——“长年淡无事”,以致笔毫也一同寂寞而花空洒,遂成画饼充饥之叹。大概因清代“四王”得淋皇恩而令拟古画风独霸画坛且招蜂引蝶,因而势单体寒之“汪梅”纵飘异芳也无力争春而唯付春水之东流矣!就这样,岁月不改天真,高调不随时俗、独自寒。此性格即命运之所以然也。怪谁,谁也不能怪,只能怪命矣!更有甚者,命运却一贯其很地安排了心灵透澈澄明的汪士慎“目翳不分云水白,山光却作有无看”,以致其有题《梅花图》“挥毫仗小明”之叹。于是乎,东方有行吟诗人汪士慎逸出,西方则有钢琴雄辩家贝多芬雄起,他俩皆饱尝苦难而不失坚贞并倾才情与心智于艺术,使人类文明史有幸得其星光照耀。其“无明”之明是为珍罕而烛照人间,催人向上,促人坚强。此也悖论也!人称苍天无眼,余独谓苍天太识搞笑了!时空也颇好思辩!!地球人也极尽幽默之能事矣!!!然而,这玩笑是否开得过了头?这幽默未免也太黑色了!实在不好玩。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可目之为其自传,而汪士慎之水墨梅花则可视之为自况,盖艺术之本则相同也。
贝多芬堪称19世纪西方艺域之蛟龙,雄浑激越而不失空灵,汪士慎则为18世纪东方画界之凤凰,脱俗超凡而不失苍秀。梅花既是汪士慎心迹之外化,也是其惨淡经营而奉献给绘画百花园里之奇葩一株。其“独目著寒花”之吟题无异乎呼啸而划破寒夜之流星,寒花是其气格所选,也乃命运之“瞎”赠也,故称惨淡经营。汪士慎有“试茗煎山泉,关门避时俗”之雅致。以茶入清境当为古今文士之雅好。正是,“粉杏红桃赖去看,煮茶声里独凭栏”。余此刻突发奇思,若能有幸得睹“汪梅”真迹,当不要错过一闻画图可有存茶香、甚或逸墨梅之疏香以添品历。痴乎?善哉!茶于汪氏不独为饮料,更乃涤六腑空明之液剂并助其“汪梅”之芳泽也。
观汪士慎之梅花与其说是野梅一株,不如将其目为画家本人于清代之行吟、自况则更恰当,也合乎文人画之本则。可谓是梅非梅,而梅已着汪士慎远离铅华及世俗之至纯本色。念人世间正人君子是何等之难求,故赏汪士慎之梅而思敬其人之意至诚也。愿读者诸君也与余同也。
汪士慎以淡墨润杆,当可视为与其淡然人品相若,以浓墨点苔则能丰其姿而逸其神,以干墨圈梅花则可想像其乃历经沧桑,饱经风霜之岁月留痕。而淡杆、浓苔、涩花浑融一体正表里合一地倾诉着画家清苦孤高而傲然特立之人生。其高度概括地抒写了如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似的具有生命本体意识之人文华章,耐人寻味矣。若然,当你融入汪士慎之绘画语言及语境,则仿佛如聆贝多芬奏鸣曲之乐流而随其共沉浮同呼吸,甚至催人泪下。这才是艺术,这才叫杰作,这才能称为之艺术家。
汪士慎之书法成就也很高,惜被其画名所淹,其隶书雅正清澹、秀逸天真,极具书卷气,穆如清风,得汉隶韵致,观其书则知其人乃谦谦君子、不事张扬却洒脱出尘且别饶风致。

汪士慎之篆刻成就颇高,被称为乾隆朝之篆刻高手,与篆刻名家丁敬齐名。其印风色彩斑谰,或工整郁茂、或苍雄沉健,或典雅清丽、或劲拔疏秀。尤当一提者,则为其所刻之一方白文印——《巢林》其线条屈曲,断断续续,尤如风啸寒林、树动而巢随之飘摇,令人观后顿觉其刻划出汪士慎结巢于林而高寄于凄风冷雨中之生存状态,以其刀笔将其一生之凄凉孤寂刻入石中,也深深地印入了笔者孤寂之心中,此印之艺术张力堪与文人画大家徐渭《葡萄图》之写尽旷世奇才凄丽之一生异工而同调。堪称印域中孤鸿独鸣,余深叹其妙之至也,真乃印史上之杰作,前无古人,后也不见来者,抬望眼,天在上,余涕下。噫﹗孤鸿独寂千古同,何处话凄凉,唯寄诗文书画印,奈何﹗
诗言志。汪士慎的诗句写得真好:“长年淡无事,聊复弄霜颖。水墨洒空花,嗟哉成画饼”、“垂老孤怀欣素友,萌阶古木借邻家”、“一椽深巷里,半榻乱书横”、“舍南素友心情美,惠我仙人煎花水”,等等。其字里行间挥洒出凄冷而温厚、澄明而练达之悲凉诗境,咏诗与写梅堪称异构而同体,皆汪士慎内心世界之彰显,或称奏鸣曲也可。汪士慎有《巢林集》传世。故余以行吟画家冠而传之。
“莫道称高蹈,孤清性所耽。结欢无热客,侵梦有烟岚。贫久衣裘敝,厨荒菽粟甘。不知三市外,何处拥华骖”(《岁暮自嘲》汪士慎)。“阶前经月雪不消,过门有客多回轨”。如此行状,如此世道,汪士慎依然安贫,因而才有冷隽、疏空、高妙超凡之水墨梅花逸出,故素有“迥出尘埃”、“不食人间烟火”之好评而于“扬州八怪”中独树一帜。汪士慎恰如隐逸诗人林逋描述梅花那样“独暄妍”于“四王”拟古画风统霸清代画坛竟达二个世纪之不遇时节、并于铅华退尽后之近、现代得见真如而彰其大雅风姿,可见时尚不准而岁月公平也。
暗香沁人把雪傲,此汪士慎人生行状也。铁骨冰心,迥出尘埃,堪为汪士慎人文华章之主旋律。有言岁月如歌,譬将人生比喻一曲交响乐,那么最后,请允许我以汪士慎之好友陈章说评其行状为本文华章之余响——“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诗苦”。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孤鸿共鸣而倾情一挥而就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古诗词小吧# 【南乡子 有感 苏轼(北宋)】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

注释译文
词语注释
⑴南乡子: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名。
⑵冰雪二句:姑射:古山名,即藐姑射山。古山西平阳府西,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典出《庄子·逍遥游》篇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又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后诗文中以“姑射”为神仙或美人代称。《隋书·地理志》云:“临汾有姑射山。”按《山海经·东山经》尚有姑射山、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所指已不可考。又《海内北经》有列姑射,当为古代传说中另一山名。这里是在形容继室王闰之的肌体外貌,有如住在遥远的射姑神山上的仙子,她的肌肤有如冰雪一般洁白散发香气,容态有如处女一般柔美轻盈可爱。不似伊:还赶不上你。伊,你。
⑶濯(zhuó)锦江:在今四川成都市郊,又名浣花溪或百花潭,是著名蜀锦的产地。《成都记》云:“濯锦江,秦相张仪所作,土人言此水濯锦则鲜明,他水则否。”非宜:不适宜。
⑷故著句:用张籍《倡女词》句:“轻鬓丛梳阔扫眉,为嫌风日下楼稀。画罗金缕难相称,故着寻常淡薄衣。”此言王闰之勤俭朴素,平时只是穿着淡薄寻常的衣服。
⑸下重帏(wéi):放下层层的幕帐,表示清净安睡。化用李商隐《无题》诗:“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
⑹索:须,应,得。
⑺曼倩(qiàn)三句:曼倩是汉武帝时文人东方朔的字。在古代传说中,东方朔是个仙人。西真就是西王母,曾称东方朔为“邻家小儿”。事见《汉武内传》。这里是说王闰之超尘拔俗,仙姿翩翩。她生在四川青神县,与东坡的故乡眉山是邻居。缘底:因何,为什么。后蜀 阎选 《八拍蛮》词:“憔悴不知缘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宋 梅尧臣 《庶子泉》诗:“沙穴石窦无限泉,此泉缘底名不灭?” 宋 辛弃疾 《归朝欢》词:“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儿:对晚辈的昵称。

白话译文
香的皮肉透出冰雪晶莹之色,就是藐姑射山的仙人也不如她美丽。成都出的新花样的蜀锦,不适合她。特地穿上日家常朴素衣服。
温暖的日子放下层层帐幕。她睡着了,室内焚的香,烟气不散,叫她起来,她很迟才起来。东方朔风格不同凡俗,为什么当时常被西真唤作“儿”呢?

创作背景
《年谱》、《纪年录》、《总案》失载,朱本、龙本、邹王本未编年。薛本推断此词是苏轼为赞美继室王闰之而写的,然具体创作时间无可考,暂系于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春。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南乡子·有感》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词。上片先将姑射山上的仙子与继室王闰之相比,再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下片进一步描绘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极其生动亲切。全词刻画了继室王闰之外貌与内在之美,用典寓意,妥贴自然。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名家点评
清代诗人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人谓东坡长短句,不工媚词,少谐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缚而然。间作媚词,却冼尽铅华,非少游女娘语所及。如有感《南乡子》词云“唤作儿”三字出之先生笔,却如此大雅。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苏轼自幼奋厉有天下志,入仕之后,主张改革弊政。因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先后通判杭州,历知密州、徐州和湖州,后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旧党执政,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不同意完全废除新法,与执政者发生分歧,自请出知杭州、颍州等地。新党再度执政,被远贬惠州、儋州。后遇赦北还,卒于常州,谥文忠。苏轼一生,政治上极不得意,然而在文学艺术上,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全才作家”。在诗、词和散文方面,都代表着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著作有诗、文、词集与《仇池笔记》、《志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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