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甜心先生
看完✌
别闪婚
不要看到美貌就匆忙决定。
一生的伴侣，用心对待，相爱才结婚。携手一生的人。
人在某个特别的时刻，才会想起，一直陪伴的人。
唉 人性的弱点。人因不惜而散..
你 让我完整。
希望我未来 选择的人，会这样觉得我对他的意义。也一定是个足够温暖我的心的人。
简简单单 ，爱生活，爱家人，家人爱你，就是成功。
于我 很难 哈哈哈哈哈
甜心先生
看完✌
别闪婚
不要看到美貌就匆忙决定。
一生的伴侣，用心对待，相爱才结婚。携手一生的人。
人在某个特别的时刻，才会想起，一直陪伴的人。
唉 人性的弱点。人因不惜而散..
你 让我完整。
希望我未来 选择的人，会这样觉得我对他的意义。也一定是个足够温暖我的心的人。
简简单单 ，爱生活，爱家人，家人爱你，就是成功。
于我 很难 哈哈哈哈哈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1917年，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蒋碧薇私奔去了日本，他曾承诺要一生一世爱她，却还是出轨了自己的学生孙多慈。
在没有遇到蒋碧薇之前，徐悲鸿有过一任妻子，是家里给安排的“包办婚姻”，不过，妻子和孩子很早就病逝了。所以，徐悲鸿对这个妻子并没有任何感情，也不是很喜欢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两个人被彼此身上的与众不同所吸引。明明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料蒋碧薇13岁时就许给了查家少爷查紫含，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早有婚配，徐悲鸿的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不过蒋碧薇对这个未婚夫并不感兴趣，反而很是讨厌他，这和后来蒋碧薇同意私奔有很大的联系。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逃婚了，两个人因为一战爆发无法前往巴黎，只好委屈一下去了日本。
女儿为爱疯狂，为难的是蒋碧薇的父母。他们知道女儿私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称女儿蒋碧薇因病去世，还为蒋碧薇办了一场葬礼，来掩盖女儿私奔的真相。
而为爱私奔的蒋碧薇，得到了徐悲鸿为她定制的水晶戒指，徐悲鸿戴着的那一只上面刻的是“碧薇”，自然蒋碧薇手上的那一只刻的是“悲鸿”。
果然文人谈起恋爱来，也喜欢戴情侣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
蒋碧薇的原名叫做蒋棠珍，蒋碧薇这个名字是徐悲鸿为她改的。说到这，我想到了民国一位作家张恨水特别喜欢给自己的妻子改名字，娶了三位妻子，就改了三次名字，也算是个奇人。
在日本的时候，徐悲鸿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艺术创作上，忽略了蒋碧薇的感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但是，由于蒋碧薇深深地爱着徐悲鸿，也只能爱屋及乌了。
1919年3月21日，夫妻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巴黎留学。徐悲鸿继续沉迷于艺术的世界里，而蒋碧薇选择了去学小提琴。
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很苦，但是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也充满了小幸福。有一次，徐悲鸿的画卖了一个好的价钱，他连夜跑去买了妻子蒋碧薇心心念念的风衣。而蒋碧薇省吃俭用，给丈夫买了一块怀表。他们的爱是互相奔赴的，在苦中寻找爱情的真谛。
甚至徐悲鸿在去世前，他的兜里还装着蒋碧薇送给他的那一块怀表，很难不让人觉得徐悲鸿其实还爱着蒋碧薇。
不过，他们的爱情并没有一直幸福下去，在一次酒会上，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对年轻貌美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一下子就被她身上的高贵气质吸引了。
徐悲鸿的冷淡和张道藩的温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忠于爱情的蒋碧薇拒绝了张道藩的疯狂示爱。不过身为“挖墙脚大师”的张道藩，最终还是抱得美人归。
1927年徐悲鸿回国工作，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一职，一个月有了300元的法币工资。
生活终于步上了正轨，可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爱上了学生孙多慈，她天真烂漫，让徐悲鸿心动不已。他甚至将孙多慈送给自己的红豆，镶金订制成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慈悲”两个字。
瞬间，就觉得渣男的心也太易变了，同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估计当时的蒋碧薇肯定被气得不轻。
蒋碧薇将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枫树苗全部拔掉，烧起了一片灰烬。还想办法让孙多慈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后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了这么一段话：“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他下定决心与蒋碧薇一刀两断，完全忘却了昔日的感情，将这个自己曾经一见钟情的人抛弃了。
后来，蒋碧薇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里，因为张道藩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蒋碧薇的喜欢，一直心心念念着她。
就这样，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个人都选择了出轨，即使蒋碧薇的心中是不愿意的，但是她太贪恋感情里的温柔和爱了，这是冷淡的徐悲鸿无法给予自己的。
1945年，徐悲鸿和蒋碧薇选择了离婚，结束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蒋碧薇和徐悲鸿提出了几个要求：现金100万、古画40幅、本人作品100幅。徐悲鸿还要支付儿女的抚养费。
面对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徐悲鸿选择了答应，可能是他的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爱。他甚至还将他为蒋碧薇所画的《琴课》送给了蒋碧薇。
不过，孙多慈并没有和徐悲鸿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孙多慈的父母极其反对女儿和已有家室的徐悲鸿在一起。所以，就将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1946年，徐悲鸿和22岁的廖静文结婚了。他看上了廖静文身上的那份单纯可爱，也很会照顾自己。
后来，他无日无夜地赶画，以至于廖静文说徐悲鸿是被蒋碧薇害死的，就因为徐悲鸿夜以继日地画画，伤到了身体。
对此，你怎么看待？
（来源：李砍柴）#历史##历史人物#
在没有遇到蒋碧薇之前，徐悲鸿有过一任妻子，是家里给安排的“包办婚姻”，不过，妻子和孩子很早就病逝了。所以，徐悲鸿对这个妻子并没有任何感情，也不是很喜欢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两个人被彼此身上的与众不同所吸引。明明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料蒋碧薇13岁时就许给了查家少爷查紫含，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早有婚配，徐悲鸿的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不过蒋碧薇对这个未婚夫并不感兴趣，反而很是讨厌他，这和后来蒋碧薇同意私奔有很大的联系。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逃婚了，两个人因为一战爆发无法前往巴黎，只好委屈一下去了日本。
女儿为爱疯狂，为难的是蒋碧薇的父母。他们知道女儿私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称女儿蒋碧薇因病去世，还为蒋碧薇办了一场葬礼，来掩盖女儿私奔的真相。
而为爱私奔的蒋碧薇，得到了徐悲鸿为她定制的水晶戒指，徐悲鸿戴着的那一只上面刻的是“碧薇”，自然蒋碧薇手上的那一只刻的是“悲鸿”。
果然文人谈起恋爱来，也喜欢戴情侣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
蒋碧薇的原名叫做蒋棠珍，蒋碧薇这个名字是徐悲鸿为她改的。说到这，我想到了民国一位作家张恨水特别喜欢给自己的妻子改名字，娶了三位妻子，就改了三次名字，也算是个奇人。
在日本的时候，徐悲鸿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艺术创作上，忽略了蒋碧薇的感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但是，由于蒋碧薇深深地爱着徐悲鸿，也只能爱屋及乌了。
1919年3月21日，夫妻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巴黎留学。徐悲鸿继续沉迷于艺术的世界里，而蒋碧薇选择了去学小提琴。
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很苦，但是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也充满了小幸福。有一次，徐悲鸿的画卖了一个好的价钱，他连夜跑去买了妻子蒋碧薇心心念念的风衣。而蒋碧薇省吃俭用，给丈夫买了一块怀表。他们的爱是互相奔赴的，在苦中寻找爱情的真谛。
甚至徐悲鸿在去世前，他的兜里还装着蒋碧薇送给他的那一块怀表，很难不让人觉得徐悲鸿其实还爱着蒋碧薇。
不过，他们的爱情并没有一直幸福下去，在一次酒会上，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对年轻貌美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一下子就被她身上的高贵气质吸引了。
徐悲鸿的冷淡和张道藩的温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忠于爱情的蒋碧薇拒绝了张道藩的疯狂示爱。不过身为“挖墙脚大师”的张道藩，最终还是抱得美人归。
1927年徐悲鸿回国工作，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一职，一个月有了300元的法币工资。
生活终于步上了正轨，可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爱上了学生孙多慈，她天真烂漫，让徐悲鸿心动不已。他甚至将孙多慈送给自己的红豆，镶金订制成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慈悲”两个字。
瞬间，就觉得渣男的心也太易变了，同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估计当时的蒋碧薇肯定被气得不轻。
蒋碧薇将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枫树苗全部拔掉，烧起了一片灰烬。还想办法让孙多慈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后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了这么一段话：“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他下定决心与蒋碧薇一刀两断，完全忘却了昔日的感情，将这个自己曾经一见钟情的人抛弃了。
后来，蒋碧薇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里，因为张道藩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蒋碧薇的喜欢，一直心心念念着她。
就这样，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个人都选择了出轨，即使蒋碧薇的心中是不愿意的，但是她太贪恋感情里的温柔和爱了，这是冷淡的徐悲鸿无法给予自己的。
1945年，徐悲鸿和蒋碧薇选择了离婚，结束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蒋碧薇和徐悲鸿提出了几个要求：现金100万、古画40幅、本人作品100幅。徐悲鸿还要支付儿女的抚养费。
面对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徐悲鸿选择了答应，可能是他的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爱。他甚至还将他为蒋碧薇所画的《琴课》送给了蒋碧薇。
不过，孙多慈并没有和徐悲鸿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孙多慈的父母极其反对女儿和已有家室的徐悲鸿在一起。所以，就将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1946年，徐悲鸿和22岁的廖静文结婚了。他看上了廖静文身上的那份单纯可爱，也很会照顾自己。
后来，他无日无夜地赶画，以至于廖静文说徐悲鸿是被蒋碧薇害死的，就因为徐悲鸿夜以继日地画画，伤到了身体。
对此，你怎么看待？
（来源：李砍柴）#历史##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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