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赏节气# 古人将#大暑# 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意思是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陆生的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古人误认为萤火虫乃腐草所变。天气闷热，土地也很潮湿，因湿气积聚而时常大雨滂沱。近期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记得做好防护呀。由北京市委网信办指导策划、网易新闻主创的二十四节气系列内容，带您一起领略生活美学，弘扬传统文化！
#董明珠#【10倍工资都挖不走销售冠军董明珠，她的成功绝非偶然】1994年，时任格力营销部经理王某因抵不住竞争对手的高薪诱惑，带着10来名原格力业务骨干跳槽到了另一家空调厂商，引发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格力集体离职事件。
其实，当年的董明珠已经是格力销售业绩排名第一的业务骨干，很多空调厂商都希望“得到”董明珠。事件中的这家厂商更是开出了比格力高出10倍的业务调成，要求原格力营销部经理王某一并把董明珠游说过去。
一天，王经理找到忙碌中的董明珠，说：“小董，您看啊，咱们平时关系也不错，现在陈总（事件中对方空调厂的老总）看中了你的销售才华，机不可失。只要你过来，万事好商量。再说，陈总给的待遇是格力的10倍多，我也知道你一个人养家不容易，同样是打工，在哪儿还不是一样。我都觉得，陈总这么赏识你，前途无量啊！”
听完了王经理的话，董明珠沉默了一会，然后不慌不忙地笑着说：“王总，论个人关系，论经济收入，我确实应该和你一起过去的。不过，在如何发展企业的大问题上，我跟朱总（原格力老总）还是一致的。企业是一个整体，单靠某个部门或者几个能力比较强的人，或许能发展一时，但绝对不能做大做强。必须协调好研发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和售后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的所有指头都捏成一个拳头，企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作为我们个人，也只有待在这样的企业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有真正的前途。”
王经理意识到自己变被动了，便抢过董明珠的话头，说：“你看，新厂同意销售回扣有5个点，收入多高啊！你养家不容易，我帮你算了一笔账，安徽、江苏以及北方市场都有你的关系网，如果你来了，一年销售至少有5000万，你的提成少说也有200万啊！”
董明珠当然明白这笔账，但她更明白的是，格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如果自己和王经理一起离开，无疑是将格力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顺着王经理的话，董明珠回应说：“王总，并不是说我董明珠有多高的境界。但是，我当初的的确确是受益于格力，是格力培养了我，把我带入到这个行业。这几年，可以说我是跟格力一同成长起来的，不单是说格力对我有知遇之恩，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也已经把格力当成了家。不管它面临多大困难，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亲眼看着格力在自己的眼前垮下去的！所以，即便你们的陈总给我的条件再优厚，我想我也是无法离开格力的！”
见董明珠态度坚决，王经理连忙打起了圆场，试图缓和谈话的气氛：“小董，先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嘛！咱们凡是好商量。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作为一名销售人员，只有一个广阔的销售舞台，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啊！”
然而，董明珠依然不为所动，见王经理不死心的样子，她更加坚决地说：“王总，您作为我的老上司，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回到格力来看我，我都感到非常高兴。如果只是为了拉我离开格力，真的很抱歉，我做不到！”
事实证明，董明珠的格局和选择都是正确的，当年的这家空调厂商，在之后没几年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
其实，当年格力出现集体离职事件，背后还有一段小插曲。1994年，时任格力董事长朱江洪提出薪酬制度调整，销售人员的业务提成比例由原来的0.3%下降到0.28%至0.38%。
这一决定，直接触动到时任营销部经理王某的利益。王某认为，格力从1991年销售额只有6000万，发展到1993年销售额3个亿，靠得都是销售人员的打拼，所以销售人员理应得到比其他部门人员高十几倍的收入。薪酬调整方案是对销售部门福利待遇的削弱，会极大地打击销售人员的积极性。
但朱江洪认为，企业所取得的成绩，不应该都归功于销售部门，应该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是为了公司，劳动工种不一样，待遇差距不能太大，否则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朱江洪和王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朱江洪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低头、可有所思的董明珠，“小董啊，你是营销部的业务骨干，这事你怎么看？”
董明珠明白，自己本就是营销部的一员，这次薪酬调整，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可她更懂得，公司若没有整理效益，所有人的利益就都无法得到保证。于是，董明珠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朱总的话更有道理，更贴合当下格力的实际。我个人也是跑业务的，当然能体会业务的艰辛。可是在当代中国，确实好多质量不差的产品滞销积压，以至于好多企业都拿销售人员当救命星，太上皇。“
董明珠略作停顿，继续说：”不过，各有各的工作，管理人员与销售人员立场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但是不管如何，公司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各个部门团结一心，公司的效益弄上去了，大家的生活才有保障，员工与公司其实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啊。“
就这样，薪酬调整方案敲定了，王某表面上没再说什么，但不久便提出了离职。
最佩服的不是董明珠的业务能力，而是她的职业操守。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利益被触动时，首先想到的都会是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董明珠是那种在大是大非明前，懂得高瞻远瞩，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人。#格力##财经名人#
其实，当年的董明珠已经是格力销售业绩排名第一的业务骨干，很多空调厂商都希望“得到”董明珠。事件中的这家厂商更是开出了比格力高出10倍的业务调成，要求原格力营销部经理王某一并把董明珠游说过去。
一天，王经理找到忙碌中的董明珠，说：“小董，您看啊，咱们平时关系也不错，现在陈总（事件中对方空调厂的老总）看中了你的销售才华，机不可失。只要你过来，万事好商量。再说，陈总给的待遇是格力的10倍多，我也知道你一个人养家不容易，同样是打工，在哪儿还不是一样。我都觉得，陈总这么赏识你，前途无量啊！”
听完了王经理的话，董明珠沉默了一会，然后不慌不忙地笑着说：“王总，论个人关系，论经济收入，我确实应该和你一起过去的。不过，在如何发展企业的大问题上，我跟朱总（原格力老总）还是一致的。企业是一个整体，单靠某个部门或者几个能力比较强的人，或许能发展一时，但绝对不能做大做强。必须协调好研发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和售后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的所有指头都捏成一个拳头，企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作为我们个人，也只有待在这样的企业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有真正的前途。”
王经理意识到自己变被动了，便抢过董明珠的话头，说：“你看，新厂同意销售回扣有5个点，收入多高啊！你养家不容易，我帮你算了一笔账，安徽、江苏以及北方市场都有你的关系网，如果你来了，一年销售至少有5000万，你的提成少说也有200万啊！”
董明珠当然明白这笔账，但她更明白的是，格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如果自己和王经理一起离开，无疑是将格力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顺着王经理的话，董明珠回应说：“王总，并不是说我董明珠有多高的境界。但是，我当初的的确确是受益于格力，是格力培养了我，把我带入到这个行业。这几年，可以说我是跟格力一同成长起来的，不单是说格力对我有知遇之恩，其实我自己的内心也已经把格力当成了家。不管它面临多大困难，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亲眼看着格力在自己的眼前垮下去的！所以，即便你们的陈总给我的条件再优厚，我想我也是无法离开格力的！”
见董明珠态度坚决，王经理连忙打起了圆场，试图缓和谈话的气氛：“小董，先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嘛！咱们凡是好商量。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作为一名销售人员，只有一个广阔的销售舞台，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啊！”
然而，董明珠依然不为所动，见王经理不死心的样子，她更加坚决地说：“王总，您作为我的老上司，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回到格力来看我，我都感到非常高兴。如果只是为了拉我离开格力，真的很抱歉，我做不到！”
事实证明，董明珠的格局和选择都是正确的，当年的这家空调厂商，在之后没几年就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
其实，当年格力出现集体离职事件，背后还有一段小插曲。1994年，时任格力董事长朱江洪提出薪酬制度调整，销售人员的业务提成比例由原来的0.3%下降到0.28%至0.38%。
这一决定，直接触动到时任营销部经理王某的利益。王某认为，格力从1991年销售额只有6000万，发展到1993年销售额3个亿，靠得都是销售人员的打拼，所以销售人员理应得到比其他部门人员高十几倍的收入。薪酬调整方案是对销售部门福利待遇的削弱，会极大地打击销售人员的积极性。
但朱江洪认为，企业所取得的成绩，不应该都归功于销售部门，应该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是为了公司，劳动工种不一样，待遇差距不能太大，否则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朱江洪和王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朱江洪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低头、可有所思的董明珠，“小董啊，你是营销部的业务骨干，这事你怎么看？”
董明珠明白，自己本就是营销部的一员，这次薪酬调整，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可她更懂得，公司若没有整理效益，所有人的利益就都无法得到保证。于是，董明珠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朱总的话更有道理，更贴合当下格力的实际。我个人也是跑业务的，当然能体会业务的艰辛。可是在当代中国，确实好多质量不差的产品滞销积压，以至于好多企业都拿销售人员当救命星，太上皇。“
董明珠略作停顿，继续说：”不过，各有各的工作，管理人员与销售人员立场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但是不管如何，公司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各个部门团结一心，公司的效益弄上去了，大家的生活才有保障，员工与公司其实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啊。“
就这样，薪酬调整方案敲定了，王某表面上没再说什么，但不久便提出了离职。
最佩服的不是董明珠的业务能力，而是她的职业操守。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利益被触动时，首先想到的都会是如何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董明珠是那种在大是大非明前，懂得高瞻远瞩，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的人。#格力##财经名人#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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