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1917年，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蒋碧薇私奔去了日本，他曾承诺要一生一世爱她，却还是出轨了自己的学生孙多慈。
在没有遇到蒋碧薇之前，徐悲鸿有过一任妻子，是家里给安排的“包办婚姻”，不过，妻子和孩子很早就病逝了。所以，徐悲鸿对这个妻子并没有任何感情，也不是很喜欢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两个人被彼此身上的与众不同所吸引。明明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料蒋碧薇13岁时就许给了查家少爷查紫含，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早有婚配，徐悲鸿的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不过蒋碧薇对这个未婚夫并不感兴趣，反而很是讨厌他，这和后来蒋碧薇同意私奔有很大的联系。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逃婚了，两个人因为一战爆发无法前往巴黎，只好委屈一下去了日本。
女儿为爱疯狂，为难的是蒋碧薇的父母。他们知道女儿私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称女儿蒋碧薇因病去世，还为蒋碧薇办了一场葬礼，来掩盖女儿私奔的真相。
而为爱私奔的蒋碧薇，得到了徐悲鸿为她定制的水晶戒指，徐悲鸿戴着的那一只上面刻的是“碧薇”，自然蒋碧薇手上的那一只刻的是“悲鸿”。
果然文人谈起恋爱来，也喜欢戴情侣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
蒋碧薇的原名叫做蒋棠珍，蒋碧薇这个名字是徐悲鸿为她改的。说到这，我想到了民国一位作家张恨水特别喜欢给自己的妻子改名字，娶了三位妻子，就改了三次名字，也算是个奇人。
在日本的时候，徐悲鸿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艺术创作上，忽略了蒋碧薇的感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但是，由于蒋碧薇深深地爱着徐悲鸿，也只能爱屋及乌了。
1919年3月21日，夫妻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巴黎留学。徐悲鸿继续沉迷于艺术的世界里，而蒋碧薇选择了去学小提琴。
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很苦，但是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也充满了小幸福。有一次，徐悲鸿的画卖了一个好的价钱，他连夜跑去买了妻子蒋碧薇心心念念的风衣。而蒋碧薇省吃俭用，给丈夫买了一块怀表。他们的爱是互相奔赴的，在苦中寻找爱情的真谛。
甚至徐悲鸿在去世前，他的兜里还装着蒋碧薇送给他的那一块怀表，很难不让人觉得徐悲鸿其实还爱着蒋碧薇。
不过，他们的爱情并没有一直幸福下去，在一次酒会上，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对年轻貌美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一下子就被她身上的高贵气质吸引了。
徐悲鸿的冷淡和张道藩的温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忠于爱情的蒋碧薇拒绝了张道藩的疯狂示爱。不过身为“挖墙脚大师”的张道藩，最终还是抱得美人归。
1927年徐悲鸿回国工作，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一职，一个月有了300元的法币工资。
生活终于步上了正轨，可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爱上了学生孙多慈，她天真烂漫，让徐悲鸿心动不已。他甚至将孙多慈送给自己的红豆，镶金订制成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慈悲”两个字。
瞬间，就觉得渣男的心也太易变了，同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估计当时的蒋碧薇肯定被气得不轻。
蒋碧薇将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枫树苗全部拔掉，烧起了一片灰烬。还想办法让孙多慈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后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了这么一段话：“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他下定决心与蒋碧薇一刀两断，完全忘却了昔日的感情，将这个自己曾经一见钟情的人抛弃了。
后来，蒋碧薇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里，因为张道藩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蒋碧薇的喜欢，一直心心念念着她。
就这样，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个人都选择了出轨，即使蒋碧薇的心中是不愿意的，但是她太贪恋感情里的温柔和爱了，这是冷淡的徐悲鸿无法给予自己的。
1945年，徐悲鸿和蒋碧薇选择了离婚，结束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蒋碧薇和徐悲鸿提出了几个要求：现金100万、古画40幅、本人作品100幅。徐悲鸿还要支付儿女的抚养费。
面对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徐悲鸿选择了答应，可能是他的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爱。他甚至还将他为蒋碧薇所画的《琴课》送给了蒋碧薇。
不过，孙多慈并没有和徐悲鸿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孙多慈的父母极其反对女儿和已有家室的徐悲鸿在一起。所以，就将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1946年，徐悲鸿和22岁的廖静文结婚了。他看上了廖静文身上的那份单纯可爱，也很会照顾自己。
后来，他无日无夜地赶画，以至于廖静文说徐悲鸿是被蒋碧薇害死的，就因为徐悲鸿夜以继日地画画，伤到了身体。
对此，你怎么看待？
（来源：李砍柴）#历史##历史人物#
在没有遇到蒋碧薇之前，徐悲鸿有过一任妻子，是家里给安排的“包办婚姻”，不过，妻子和孩子很早就病逝了。所以，徐悲鸿对这个妻子并没有任何感情，也不是很喜欢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22岁的徐悲鸿对18岁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两个人被彼此身上的与众不同所吸引。明明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却不料蒋碧薇13岁时就许给了查家少爷查紫含，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早有婚配，徐悲鸿的心里是十分难过的。
不过蒋碧薇对这个未婚夫并不感兴趣，反而很是讨厌他，这和后来蒋碧薇同意私奔有很大的联系。
1917年5月14日，徐悲鸿带着自己的心上人逃婚了，两个人因为一战爆发无法前往巴黎，只好委屈一下去了日本。
女儿为爱疯狂，为难的是蒋碧薇的父母。他们知道女儿私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称女儿蒋碧薇因病去世，还为蒋碧薇办了一场葬礼，来掩盖女儿私奔的真相。
而为爱私奔的蒋碧薇，得到了徐悲鸿为她定制的水晶戒指，徐悲鸿戴着的那一只上面刻的是“碧薇”，自然蒋碧薇手上的那一只刻的是“悲鸿”。
果然文人谈起恋爱来，也喜欢戴情侣的东西，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意。
蒋碧薇的原名叫做蒋棠珍，蒋碧薇这个名字是徐悲鸿为她改的。说到这，我想到了民国一位作家张恨水特别喜欢给自己的妻子改名字，娶了三位妻子，就改了三次名字，也算是个奇人。
在日本的时候，徐悲鸿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艺术创作上，忽略了蒋碧薇的感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但是，由于蒋碧薇深深地爱着徐悲鸿，也只能爱屋及乌了。
1919年3月21日，夫妻两个人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巴黎留学。徐悲鸿继续沉迷于艺术的世界里，而蒋碧薇选择了去学小提琴。
那个时候，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很苦，但是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也充满了小幸福。有一次，徐悲鸿的画卖了一个好的价钱，他连夜跑去买了妻子蒋碧薇心心念念的风衣。而蒋碧薇省吃俭用，给丈夫买了一块怀表。他们的爱是互相奔赴的，在苦中寻找爱情的真谛。
甚至徐悲鸿在去世前，他的兜里还装着蒋碧薇送给他的那一块怀表，很难不让人觉得徐悲鸿其实还爱着蒋碧薇。
不过，他们的爱情并没有一直幸福下去，在一次酒会上，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对年轻貌美的蒋碧薇一见钟情，一下子就被她身上的高贵气质吸引了。
徐悲鸿的冷淡和张道藩的温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忠于爱情的蒋碧薇拒绝了张道藩的疯狂示爱。不过身为“挖墙脚大师”的张道藩，最终还是抱得美人归。
1927年徐悲鸿回国工作，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一职，一个月有了300元的法币工资。
生活终于步上了正轨，可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爱上了学生孙多慈，她天真烂漫，让徐悲鸿心动不已。他甚至将孙多慈送给自己的红豆，镶金订制成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慈悲”两个字。
瞬间，就觉得渣男的心也太易变了，同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估计当时的蒋碧薇肯定被气得不轻。
蒋碧薇将孙多慈送给徐悲鸿的枫树苗全部拔掉，烧起了一片灰烬。还想办法让孙多慈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后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了这么一段话：“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他下定决心与蒋碧薇一刀两断，完全忘却了昔日的感情，将这个自己曾经一见钟情的人抛弃了。
后来，蒋碧薇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里，因为张道藩自始至终都没有放下对蒋碧薇的喜欢，一直心心念念着她。
就这样，徐悲鸿和蒋碧薇两个人都选择了出轨，即使蒋碧薇的心中是不愿意的，但是她太贪恋感情里的温柔和爱了，这是冷淡的徐悲鸿无法给予自己的。
1945年，徐悲鸿和蒋碧薇选择了离婚，结束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蒋碧薇和徐悲鸿提出了几个要求：现金100万、古画40幅、本人作品100幅。徐悲鸿还要支付儿女的抚养费。
面对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徐悲鸿选择了答应，可能是他的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爱。他甚至还将他为蒋碧薇所画的《琴课》送给了蒋碧薇。
不过，孙多慈并没有和徐悲鸿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孙多慈的父母极其反对女儿和已有家室的徐悲鸿在一起。所以，就将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1946年，徐悲鸿和22岁的廖静文结婚了。他看上了廖静文身上的那份单纯可爱，也很会照顾自己。
后来，他无日无夜地赶画，以至于廖静文说徐悲鸿是被蒋碧薇害死的，就因为徐悲鸿夜以继日地画画，伤到了身体。
对此，你怎么看待？
（来源：李砍柴）#历史##历史人物#
【半數東奧賽任港人看 歷屆最多】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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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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