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武汉加油]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part1 闹脾气
张某：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还想来就来吧 我要不是想着我都答应你了 哼 不然我就让你自己搬
part 2 提着很重的行李箱
张某：这时候体会到一个男人的重要性了吧
part 3 在床上装床帘
张某：这种时候你就可以邀请我去你的床上玩玩了
感谢张某不辞辛苦帮某搬寝室 某感激不尽 痛哭流涕
张某：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还想来就来吧 我要不是想着我都答应你了 哼 不然我就让你自己搬
part 2 提着很重的行李箱
张某：这时候体会到一个男人的重要性了吧
part 3 在床上装床帘
张某：这种时候你就可以邀请我去你的床上玩玩了
感谢张某不辞辛苦帮某搬寝室 某感激不尽 痛哭流涕
1950年3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复任总统。在香港寓居的刘峙连忙发去贺电，不曾想蒋介石一见电文想起了国军在徐州的大败，暴怒之下下令免去刘峙的一切职务。
刘峙拍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上，急火攻心的他大病一场，病好之后他开始谋划自己的出路，香港的原国民党军溃兵太多，刘峙不敢久待下去，而台湾又明显的去不了。
就在刘峙苦闷的时候，他在一次宴会中认识印尼的中华总会主席丘元荣，丘元荣早就听说了刘峙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军上将，丘元荣对刘峙说：“印尼虽然岛屿众多，但是气候很好，当地华人很多，你可以选择移居。”
当时的刘峙还有不少积蓄，便有了去印尼隐居享受生活的想法。经过短暂准备，1950年9月，刘峙带着黄佩芬（三姨太）及四个子女登上了前往印尼的轮船。
轮船中途在新加坡停靠，补充燃料和补给，在停靠的这几天，刘峙带着黄佩芬和儿女们在新加坡城内旅游。
在城内游玩时，刘峙在码头雇佣了3辆三轮车拉着一家人兜风，没有想到三轮车夫和当地黑帮勾结，将刘峙一家拉到僻静的地方，将他们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去，刘峙吓得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在城内待，带着家人住到了船上。好在行李还在船上，刘峙还有一些财物。
几天后，轮船起锚驶向印尼雅加达。到了雅加达后，海关人员看着矮胖的刘峙，向他狠狠地敲了笔竹杠，刘峙这个昔日的国军陆军上将，深深的体会到了“虎落平阳被犬欺”。
屋漏偏逢连夜雨，出了海关，刘峙一家又遇见了印尼军人的临时检查，刘峙身上的港币被以没收违禁品的名义搜去。
印尼之行让刘峙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码头和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也能从中看出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而我在这里，却遭到了一番勒索与洗劫，仅仅这点，就可以看出印尼的文明和法治是何种程度了。”
几番折腾下来，阔绰的刘峙变得拮据起来。在雅加达，刘峙终于找到了丘元荣。在丘元荣的帮助下，刘峙总算是办好了临时居住证，成了印尼的临时居民。
到印尼后，刘峙一家开始住在一家旅社，但是一个多月后，刘峙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所剩钱财已经不多，不能再坐吃山空了，全军6口人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刘峙不得不开始谋划。
刘峙变卖剩余的金银细软，凑了一笔钱准备经商，他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当年指挥过几十万大军，可是刘峙高估了自己，很快他的本钱被骗，血本无归。
无奈的刘峙只好又去找丘元荣帮忙，在丘元荣的介绍下，刘峙搬到了距离雅加达100多里的茂物市，这里物价比雅加达低不少，刘峙的生活压力小了很多。
但是茂物市物价再低，也不能只出不进啊，在生活所迫下，黄佩芬放下了官太太的身价，去当地的一个华侨小学当了汉语老师，黄佩芬本来就是师范大学毕业，这个职业倒也很适合她。
黄佩芬靠着这份工作，养活了闲居在家的刘峙和四个儿女，在丘元荣的帮助下，刘峙一家的临时居住证被印尼政府延长到了两年，就这样刘峙一家在印尼的日子总算是稳定下来。不过，单靠黄佩芬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必然的。
1952年初，黄佩芬在香港的家人突然给她发去急电，说娘家有急事需要她马上回来，黄佩芬只得暂时告别刘峙及子女，前往香港。在临走前，黄佩芬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教员工作，她便去和校长商量，说她去香港期间，可以由她的丈夫来代替教授课程，校长为人不错，一口答应了，不过由于华侨小学老师紧缺，所以校长让刘峙教授高小的语文和地理这两门课。
刘峙早年读过私塾，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教授高年级的小学生自然是不在话下。
面对学生，刘峙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生动，毕竟他当年也算是风云人物，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几节课下来，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的老师，都对刘峙赞不绝口，认为他是满腹经纶。
黄佩芬从香港回来后，校长连忙将她找去，让她继续授课的同时，还表示学校要聘任刘峙为正式的教员。这样一来，刘峙、黄佩芬都成了学校的教员，有了两份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好了许多。校长后来又让刘峙教授作文、历史、汉语、作地理、尺牍五门课程，由于教学量大，刘峙的薪水也比黄佩芬高不少。
刘峙当了老师后，心情好了不少，每天乐呵呵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让他非常的尴尬，原来，刘峙任教的华侨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从大陆购买回来的，刘峙这个国军上将，为学生讲授新中国学者编写的华文教材，这让他心情复杂。
后来，刘峙联系一些亲台的华侨，向印尼的教育部门交涉，最后让学校换成了了台湾编写的小学华文课本，此事刘峙在回忆录中也自夸过，由此可见刘峙的顽固。
在茂物教书期间，最让刘峙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因为学校条件简陋，没有教职工的宿舍，因此刘峙一家租住在当地印尼人聚集的住宅区。印尼人的聚集区当时治安很差，经常发生华侨被抢甚至被害的案件，所以在这里居住期间，刘峙和家人在晚上基本从不出门。
就在刘峙在印尼准备度过余生的时候，蒋介石向他发来了”邀请“。1954年1月，刘峙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印尼，前往台湾。
刘峙拍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上，急火攻心的他大病一场，病好之后他开始谋划自己的出路，香港的原国民党军溃兵太多，刘峙不敢久待下去，而台湾又明显的去不了。
就在刘峙苦闷的时候，他在一次宴会中认识印尼的中华总会主席丘元荣，丘元荣早就听说了刘峙这个“大名鼎鼎”的国军上将，丘元荣对刘峙说：“印尼虽然岛屿众多，但是气候很好，当地华人很多，你可以选择移居。”
当时的刘峙还有不少积蓄，便有了去印尼隐居享受生活的想法。经过短暂准备，1950年9月，刘峙带着黄佩芬（三姨太）及四个子女登上了前往印尼的轮船。
轮船中途在新加坡停靠，补充燃料和补给，在停靠的这几天，刘峙带着黄佩芬和儿女们在新加坡城内旅游。
在城内游玩时，刘峙在码头雇佣了3辆三轮车拉着一家人兜风，没有想到三轮车夫和当地黑帮勾结，将刘峙一家拉到僻静的地方，将他们身上的财物全部抢去，刘峙吓得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在城内待，带着家人住到了船上。好在行李还在船上，刘峙还有一些财物。
几天后，轮船起锚驶向印尼雅加达。到了雅加达后，海关人员看着矮胖的刘峙，向他狠狠地敲了笔竹杠，刘峙这个昔日的国军陆军上将，深深的体会到了“虎落平阳被犬欺”。
屋漏偏逢连夜雨，出了海关，刘峙一家又遇见了印尼军人的临时检查，刘峙身上的港币被以没收违禁品的名义搜去。
印尼之行让刘峙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码头和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也能从中看出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而我在这里，却遭到了一番勒索与洗劫，仅仅这点，就可以看出印尼的文明和法治是何种程度了。”
几番折腾下来，阔绰的刘峙变得拮据起来。在雅加达，刘峙终于找到了丘元荣。在丘元荣的帮助下，刘峙总算是办好了临时居住证，成了印尼的临时居民。
到印尼后，刘峙一家开始住在一家旅社，但是一个多月后，刘峙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所剩钱财已经不多，不能再坐吃山空了，全军6口人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刘峙不得不开始谋划。
刘峙变卖剩余的金银细软，凑了一笔钱准备经商，他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当年指挥过几十万大军，可是刘峙高估了自己，很快他的本钱被骗，血本无归。
无奈的刘峙只好又去找丘元荣帮忙，在丘元荣的介绍下，刘峙搬到了距离雅加达100多里的茂物市，这里物价比雅加达低不少，刘峙的生活压力小了很多。
但是茂物市物价再低，也不能只出不进啊，在生活所迫下，黄佩芬放下了官太太的身价，去当地的一个华侨小学当了汉语老师，黄佩芬本来就是师范大学毕业，这个职业倒也很适合她。
黄佩芬靠着这份工作，养活了闲居在家的刘峙和四个儿女，在丘元荣的帮助下，刘峙一家的临时居住证被印尼政府延长到了两年，就这样刘峙一家在印尼的日子总算是稳定下来。不过，单靠黄佩芬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必然的。
1952年初，黄佩芬在香港的家人突然给她发去急电，说娘家有急事需要她马上回来，黄佩芬只得暂时告别刘峙及子女，前往香港。在临走前，黄佩芬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教员工作，她便去和校长商量，说她去香港期间，可以由她的丈夫来代替教授课程，校长为人不错，一口答应了，不过由于华侨小学老师紧缺，所以校长让刘峙教授高小的语文和地理这两门课。
刘峙早年读过私塾，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教授高年级的小学生自然是不在话下。
面对学生，刘峙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生动，毕竟他当年也算是风云人物，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几节课下来，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的老师，都对刘峙赞不绝口，认为他是满腹经纶。
黄佩芬从香港回来后，校长连忙将她找去，让她继续授课的同时，还表示学校要聘任刘峙为正式的教员。这样一来，刘峙、黄佩芬都成了学校的教员，有了两份工资，一家人的生活好了许多。校长后来又让刘峙教授作文、历史、汉语、作地理、尺牍五门课程，由于教学量大，刘峙的薪水也比黄佩芬高不少。
刘峙当了老师后，心情好了不少，每天乐呵呵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让他非常的尴尬，原来，刘峙任教的华侨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从大陆购买回来的，刘峙这个国军上将，为学生讲授新中国学者编写的华文教材，这让他心情复杂。
后来，刘峙联系一些亲台的华侨，向印尼的教育部门交涉，最后让学校换成了了台湾编写的小学华文课本，此事刘峙在回忆录中也自夸过，由此可见刘峙的顽固。
在茂物教书期间，最让刘峙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因为学校条件简陋，没有教职工的宿舍，因此刘峙一家租住在当地印尼人聚集的住宅区。印尼人的聚集区当时治安很差，经常发生华侨被抢甚至被害的案件，所以在这里居住期间，刘峙和家人在晚上基本从不出门。
就在刘峙在印尼准备度过余生的时候，蒋介石向他发来了”邀请“。1954年1月，刘峙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印尼，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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