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强化公益检察保护”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通报制定出台《办案规则》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表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形成了一体化办案、跨区域协作办案、诉前磋商等工作机制，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的蓬勃活力和制度优势充分显现。2018年至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每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均在10万件以上。
为更好地规范、保障公益诉讼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及时回应实践需求，提高办案质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案规则》强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起草过程中主要有几点考虑：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中央改革要求；坚持科学理念，强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突出问题导向；尊重首创精神，总结提炼各地经验做法。
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符合规律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一体化办案机制符合公益诉讼办案的特点和规律，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优势。《办案规则》对一体化办案机制作了规定，建立了办案中的交办、提办、督办、领办以及跨区划管辖机制，并明确了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案等内容。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立案管辖与诉讼管辖分离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办案规则》对立案管辖与起诉管辖作了不同规定。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行政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立案管辖与人民法院诉讼管辖级别、地域不对应，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拒绝或妨碍检察院调查收集证据检察院可报告或通报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人大常委会、纪检监察机关、上级主管机关报告或者通报。”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办案规则》细化了公益诉讼案件调查方式和保障措施，明确了检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则、方式、具体程序、保障等内容。
《办案规则》提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的立案标准
“《办案规则》完善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对行政机关同一时期多个同类违法行为按照行政相对人数量分别立案、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的问题，《办案规则》提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的立案标准，规定对于同一行政机关对多个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可能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情形，应当作为一个案件立案。
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规定，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中，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达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的目的。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不能就案办案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不能就案办案，而要着眼于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在办案过程中深刻分析公益受损原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巩固成效，努力做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造福一方。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保障检察官调查取证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调查方式、调查程序和调查权保障措施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明确了基本的调查原则、调查程序和调查方式；二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三是发挥司法警察的保障作用，可将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编入公益诉讼办案组；四是借助外力协助调查；五是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
《办案规则》规范和加强了检察建议工作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规范了检察建议的提出条件、决定程序和备案程序；规范《检察建议书》内容，要求检察建议的指向要具体、明确；规范《检察建议书》的送达方式，并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宣告方式送达；规范检察建议后续工作要求。
行政机关“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可认定为未依法履职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判断，是公益诉讼检察办案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行政机关虽按期回复但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仅采取部分整改措施的”情形，也就是“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可以认定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
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要形成“支持+配合+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经调查认为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起诉前需要先发布公告，以督促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适格主体及时行使诉权；对于社会组织等适格主体起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明确了支持起诉的条件、方式，以及撤回支持起诉的情形和后续处理等。
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将根据《办案规则》相应调整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透露，今后会有一些单行法陆续增加检察公益诉讼的条款，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提供法律依据。据此，《办案规则》在附则中明确相关法律和修正案施行后，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相应调整。（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表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形成了一体化办案、跨区域协作办案、诉前磋商等工作机制，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的蓬勃活力和制度优势充分显现。2018年至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每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均在10万件以上。
为更好地规范、保障公益诉讼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及时回应实践需求，提高办案质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案规则》强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起草过程中主要有几点考虑：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中央改革要求；坚持科学理念，强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突出问题导向；尊重首创精神，总结提炼各地经验做法。
公益诉讼一体化办案机制符合规律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一体化办案机制符合公益诉讼办案的特点和规律，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优势。《办案规则》对一体化办案机制作了规定，建立了办案中的交办、提办、督办、领办以及跨区划管辖机制，并明确了统一调用辖区检察人员办案等内容。
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立案管辖与诉讼管辖分离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办案规则》对立案管辖与起诉管辖作了不同规定。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行政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违法行为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管辖；立案管辖与人民法院诉讼管辖级别、地域不对应，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拒绝或妨碍检察院调查收集证据检察院可报告或通报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绝或者妨碍人民检察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人大常委会、纪检监察机关、上级主管机关报告或者通报。”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办案规则》细化了公益诉讼案件调查方式和保障措施，明确了检察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则、方式、具体程序、保障等内容。
《办案规则》提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的立案标准
“《办案规则》完善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对行政机关同一时期多个同类违法行为按照行政相对人数量分别立案、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的问题，《办案规则》提出以行政机关为对象的立案标准，规定对于同一行政机关对多个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可能存在不依法履行职责情形，应当作为一个案件立案。
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规定，在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中，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达到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的目的。
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不能就案办案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不能就案办案，而要着眼于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在办案过程中深刻分析公益受损原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巩固成效，努力做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造福一方。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保障检察官调查取证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调查方式、调查程序和调查权保障措施进行了细化规定：一是明确了基本的调查原则、调查程序和调查方式；二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三是发挥司法警察的保障作用，可将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编入公益诉讼办案组；四是借助外力协助调查；五是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
《办案规则》规范和加强了检察建议工作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案规则》规范了检察建议的提出条件、决定程序和备案程序；规范《检察建议书》内容，要求检察建议的指向要具体、明确；规范《检察建议书》的送达方式，并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宣告方式送达；规范检察建议后续工作要求。
行政机关“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可认定为未依法履职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判断，是公益诉讼检察办案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行政机关虽按期回复但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仅采取部分整改措施的”情形，也就是“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可以认定为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职责。
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要形成“支持+配合+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经调查认为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起诉前需要先发布公告，以督促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适格主体及时行使诉权；对于社会组织等适格主体起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明确了支持起诉的条件、方式，以及撤回支持起诉的情形和后续处理等。
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将根据《办案规则》相应调整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透露，今后会有一些单行法陆续增加检察公益诉讼的条款，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提供法律依据。据此，《办案规则》在附则中明确相关法律和修正案施行后，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相应调整。（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数据安全治理“觉醒年代”，打好“技术+管理+监管”协同之战】数据安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其字面意思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偏技术化的概念。在数据安全的后面加上“治理”两个字，其内涵更加丰富而深邃。在安华金和创始人兼CEO刘晓韬看来，所谓“治理”，其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而由监管所驱动的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是由监管方、承载方、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等协同创新的生态推动着不断向前迈进的。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话筒]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武汉加油]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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