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律师徐昕的花样勾兑】
我因实名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被丰润区法院、唐山中院作出9次不同罪名、不同结论的枉法裁判。因对唐山中院“侵犯了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认定不服，向河北高院提出申诉。2014年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提审后，聘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徐昕为辩护人。当面提出：
一、排非：我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问题，检察机关无管辖权，侦查主体不合法，调查结论是非法证据。请徐昕申请排非。
二、调卷：丰润检察院对我举报问题进行调查的18本侦查卷，从未向法院提交，全案没有证据。请徐昕申请调卷。
三、申请证人出庭。
徐昕答应我上述条件后，和徐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合同》【图一】。
与徐昕的代理纠纷及以后发生的系列投诉及诉讼，让我见识了徐昕大律师的各种花样勾兑。现发于微博，请大家领略徐大律师的花样勾兑风采。
1、徐昕与河北高院勾兑，作出“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陈春薷的举报属检举失实”的枉法裁判。
2015年1月20日，河北高院在唐山中院召开庭前会议。1月21日，开庭审理。
徐昕身为法学教授，自称“著名律师”，在庭前会议及庭审中，对排非及调卷只字不提。为了附和合议庭“如果证人都出庭，明天的庭肯定开不了的决定”，徐昕没有申请证人出庭。
徐昕所著的《无罪辩护》 第六章 两判无罪 陈春薷诬告陷害案 是徐昕对河北高院庭审的真实记录。【图二—图六】充分证明：徐昕即没有申请排非、调卷，也没有申请证人出庭。
开完庭前会议，在回酒店的路上，我问徐昕:“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未追回，徐教授为啥不为我申请排非？申请调卷？申请证人出庭？”徐昕说：“你管那干啥，判决你无罪就行了”。
庭审9个月后，我接到了徐昕为包庇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与河北高院勾兑的，“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陈春薷的举报属检举失实”的枉法裁判。徐昕与河北高院的目的是堵住我的嘴，阻止我继续举报。
“我时常劝陈春薷，此案判后，拥抱迟来的正义，不再举报，不再执着”。【图七】徐昕与河北高院勾兑，“检举失实”判我无罪，其包庇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阻止我继续举报的目的，徐昕的《辩护词》已充分证明。
我不服河北高院，没有证据，根据检察机关没有管辖权、非法侦查的错误结论认定我“检举失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认定，到最高法院申诉。2017年4月10日，我在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偶遇徐昕，徐昕对我说，你不相信河北高院，还不相信我，河北高院的判决结果，是和我商量的。
2018年4月12日，河北高院审监庭庭长刘士文接待我的时候说：我们判决的结果是和你的律师（指徐昕）商量的，你的律师也都认可了。
徐昕不仅与河北高院勾兑，认定我“检举失实”其树碑立传的《无罪辩护》，更加充分暴露其邪恶嘴脸，在书中公然叫嚣“你到最高法院申诉，不可能立案再审”【图八】，企图利用舆论给最高法院施压，干扰最高法院不给我立案再审。
2、徐昕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串通、勾兑，以保密为由，要挟投诉人。
由于对徐昕在代理案件时严重失职及与河北高院的勾兑行为不满，我于2019年8月6日，到北京东城区司法局投诉【图九】。工作人员违反司法部及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有投诉必受理的相关规定，口头把我打发到东城律协，并说对律协处理不满意再来找我们。经东城律协协调，与徐昕助理肖之娥在圣运律所一部门负责人主持下调解。徐昕毫无诚意，与律所勾兑出极其霸道的所谓《协议书》书，以100万保密违约金对我进行要挟。为免遭敲诈，调解只能告吹。【图十】
3、徐昕与东城司法局、律协串通勾兑，被投诉期间违规转所。
调解未成，又接到东城司法局工作人员“故意”在东城律协打来的电话，告知徐昕转所朝阳区乾成，不归我们管了，你把材料拿走吧。【图九】
4、徐昕与朝阳司法局串通勾兑，违反规定调查处理，逃避处罚。
被徐昕与东城司法局合伙欺骗，到朝阳律协投诉，律协说不归我们管，让我找东城。第二次说给调解。我再找到东城时，东城司法局工作人员告知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十二条：投诉人向本市两个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由律师现执业机构所在地或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处理。至此，徐昕与东城司法局、东城律协，朝阳司法局、朝阳律协，合伙欺骗我，制造出我向“两个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徐昕”的阴谋。其手段堪称经典的流氓。
被骗到朝阳司法局投诉后，徐昕与朝阳司法局勾兑的所谓《关于陈春薷投诉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徐昕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就此出炉。【图十一】
5、徐昕与朝阳法院唐伟伟、北京三中院冯秋丽勾兑、枉法裁判！
被多次欺骗后，我在网上搜索出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规定，明白了徐昕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东城区圣运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应由东城司法局管辖，朝阳司法局无权查处，所作《答复》不合法。随将朝阳司法局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二审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徐昕的勾兑之下，两级法院故意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在政法队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教育整顿之际，利令智昏，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图十二《代理词、》十三《行政上诉状》】
6、徐昕与新浪串通勾兑，限制我的微博。
4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我诉朝阳司法局《投诉徐昕答复》上诉案，我把庭审直播的链接发到我的微博。可是，三条微博即没有阅读量，也没有转发键，都被隐藏别人看不见。徐昕，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如此害怕庭审直播？
7、徐昕与北京三中院勾兑，对我的二审庭审录像进行了剪辑。
4月15日开庭，审判长宣读完庭审纪律后敲法槌宣布开庭，主审法官首先请上诉人简单陈述上诉理由及诉求，我说：徐昕代理我的案件，直至被我投诉，都在圣运律所执业，依据司法部（司法通【2017】23号）第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 朝阳司法局没有管辖权，所作《答复》不合法，朝阳法院行政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 第一、撤销朝阳法院判决。第二、撤销朝阳司法局的《答复》。第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我的二审庭审直播录像，审判长的开场白删了。我的上诉理由及诉求也删了，一直删到直播录像开始就是朝阳司法局的在那嘚逼。而且，两级法院都是按着朝阳司法局嘚逼的不合法、不合规的歪理邪说作出的枉法裁判。可见，徐昕的勾兑能力之大，都勾兑到天儿了。
【图十四、十五《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
我因实名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被丰润区法院、唐山中院作出9次不同罪名、不同结论的枉法裁判。因对唐山中院“侵犯了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认定不服，向河北高院提出申诉。2014年8月22日，河北高院决定提审后，聘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徐昕为辩护人。当面提出：
一、排非：我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问题，检察机关无管辖权，侦查主体不合法，调查结论是非法证据。请徐昕申请排非。
二、调卷：丰润检察院对我举报问题进行调查的18本侦查卷，从未向法院提交，全案没有证据。请徐昕申请调卷。
三、申请证人出庭。
徐昕答应我上述条件后，和徐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合同》【图一】。
与徐昕的代理纠纷及以后发生的系列投诉及诉讼，让我见识了徐昕大律师的各种花样勾兑。现发于微博，请大家领略徐大律师的花样勾兑风采。
1、徐昕与河北高院勾兑，作出“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陈春薷的举报属检举失实”的枉法裁判。
2015年1月20日，河北高院在唐山中院召开庭前会议。1月21日，开庭审理。
徐昕身为法学教授，自称“著名律师”，在庭前会议及庭审中，对排非及调卷只字不提。为了附和合议庭“如果证人都出庭，明天的庭肯定开不了的决定”，徐昕没有申请证人出庭。
徐昕所著的《无罪辩护》 第六章 两判无罪 陈春薷诬告陷害案 是徐昕对河北高院庭审的真实记录。【图二—图六】充分证明：徐昕即没有申请排非、调卷，也没有申请证人出庭。
开完庭前会议，在回酒店的路上，我问徐昕:“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未追回，徐教授为啥不为我申请排非？申请调卷？申请证人出庭？”徐昕说：“你管那干啥，判决你无罪就行了”。
庭审9个月后，我接到了徐昕为包庇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与河北高院勾兑的，“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结论，陈春薷的举报属检举失实”的枉法裁判。徐昕与河北高院的目的是堵住我的嘴，阻止我继续举报。
“我时常劝陈春薷，此案判后，拥抱迟来的正义，不再举报，不再执着”。【图七】徐昕与河北高院勾兑，“检举失实”判我无罪，其包庇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阻止我继续举报的目的，徐昕的《辩护词》已充分证明。
我不服河北高院，没有证据，根据检察机关没有管辖权、非法侦查的错误结论认定我“检举失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认定，到最高法院申诉。2017年4月10日，我在最高法院申诉立案大厅偶遇徐昕，徐昕对我说，你不相信河北高院，还不相信我，河北高院的判决结果，是和我商量的。
2018年4月12日，河北高院审监庭庭长刘士文接待我的时候说：我们判决的结果是和你的律师（指徐昕）商量的，你的律师也都认可了。
徐昕不仅与河北高院勾兑，认定我“检举失实”其树碑立传的《无罪辩护》，更加充分暴露其邪恶嘴脸，在书中公然叫嚣“你到最高法院申诉，不可能立案再审”【图八】，企图利用舆论给最高法院施压，干扰最高法院不给我立案再审。
2、徐昕与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串通、勾兑，以保密为由，要挟投诉人。
由于对徐昕在代理案件时严重失职及与河北高院的勾兑行为不满，我于2019年8月6日，到北京东城区司法局投诉【图九】。工作人员违反司法部及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有投诉必受理的相关规定，口头把我打发到东城律协，并说对律协处理不满意再来找我们。经东城律协协调，与徐昕助理肖之娥在圣运律所一部门负责人主持下调解。徐昕毫无诚意，与律所勾兑出极其霸道的所谓《协议书》书，以100万保密违约金对我进行要挟。为免遭敲诈，调解只能告吹。【图十】
3、徐昕与东城司法局、律协串通勾兑，被投诉期间违规转所。
调解未成，又接到东城司法局工作人员“故意”在东城律协打来的电话，告知徐昕转所朝阳区乾成，不归我们管了，你把材料拿走吧。【图九】
4、徐昕与朝阳司法局串通勾兑，违反规定调查处理，逃避处罚。
被徐昕与东城司法局合伙欺骗，到朝阳律协投诉，律协说不归我们管，让我找东城。第二次说给调解。我再找到东城时，东城司法局工作人员告知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处理办法（试行）》十二条：投诉人向本市两个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由律师现执业机构所在地或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处理。至此，徐昕与东城司法局、东城律协，朝阳司法局、朝阳律协，合伙欺骗我，制造出我向“两个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投诉徐昕”的阴谋。其手段堪称经典的流氓。
被骗到朝阳司法局投诉后，徐昕与朝阳司法局勾兑的所谓《关于陈春薷投诉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徐昕律师有关问题的答复》就此出炉。【图十一】
5、徐昕与朝阳法院唐伟伟、北京三中院冯秋丽勾兑、枉法裁判！
被多次欺骗后，我在网上搜索出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等部门的相关规定，明白了徐昕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东城区圣运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应由东城司法局管辖，朝阳司法局无权查处，所作《答复》不合法。随将朝阳司法局诉至朝阳区人民法院。二审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徐昕的勾兑之下，两级法院故意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在政法队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教育整顿之际，利令智昏，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图十二《代理词、》十三《行政上诉状》】
6、徐昕与新浪串通勾兑，限制我的微博。
4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我诉朝阳司法局《投诉徐昕答复》上诉案，我把庭审直播的链接发到我的微博。可是，三条微博即没有阅读量，也没有转发键，都被隐藏别人看不见。徐昕，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如此害怕庭审直播？
7、徐昕与北京三中院勾兑，对我的二审庭审录像进行了剪辑。
4月15日开庭，审判长宣读完庭审纪律后敲法槌宣布开庭，主审法官首先请上诉人简单陈述上诉理由及诉求，我说：徐昕代理我的案件，直至被我投诉，都在圣运律所执业，依据司法部（司法通【2017】23号）第四条 第二款的规定 朝阳司法局没有管辖权，所作《答复》不合法，朝阳法院行政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 第一、撤销朝阳法院判决。第二、撤销朝阳司法局的《答复》。第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我的二审庭审直播录像，审判长的开场白删了。我的上诉理由及诉求也删了，一直删到直播录像开始就是朝阳司法局的在那嘚逼。而且，两级法院都是按着朝阳司法局嘚逼的不合法、不合规的歪理邪说作出的枉法裁判。可见，徐昕的勾兑能力之大，都勾兑到天儿了。
【图十四、十五《举报唐山农行亿元国有资产损失大案》】
#方志动态# 一百年前那些人、事、地 | 中国奥委会组织成立之地——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香港一名十五岁中学男生，疑误交损友被踢入黑社会，但遭帮会「小头目」指其不礼貌，日前纠众将他挟持到油麻地闹市碧街一唐楼天台，由八、九人联手围殴事主，致其受伤，附近大厦居民用手机拍下过程及报警，油尖警区反黑组寻获事主将其送院，连日展开搜捕行动，截至前日共拘捕八名涉案黑学生调查。
#黄媒不会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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