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自古茶不离壶,壶则以紫砂为上。
壶茶天成,这是造化。
宜兴的紫砂可以发真茶之色香味,可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可以把人生煎熬到本质的精髓。所以,这都是茶与壶赐给中国文人的独特抚慰。
紫砂既在宜兴发扬光大,自然也离不开当地饮茶风尚的流行,而古时宜兴也是中国享盛名的古茶区之一。当地的阳羡茶自古便在历代文人笔下极富盛誉。
《蠡河涛声》顾绍培题名，由周轶，欧咏，顾涛，周钧林，吴永宽，吴永明，卢宁钢，张国良，胡春福，范小君，开四海共同集体创作完成！
宜兴紫砂贵为天下瑰宝,寸泥存金,自是惹入喜爱,人皆向往之。而人们这般对其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则是因为饮茶所需。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与茶之间的“夫妻”情缘皆是因茶而起,紫砂壶的出现也是顺了茶及茶文化的发展所以,这段情,恐怕还是得从“茶”说起。
中国人喜欢饮茶,中国茶有六多年的历史。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其实,茶在中国,最初为药用。三皇五帝时代便有神衣以茶解毒的故事。《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反映的就是古代发现茶可治病的起源。西汉后期到三国时代,茶发展成为宫廷的“高级饮料”,后又从上流社会的稀有饮物逐渐演绎为寻常普通百姓的饮料。久而久之,人们开始不可一日无茶,吟诗作画招待宾客,渴了闲了,累了困了,都要冲泡一壶茶,以应对各种所需。茶成为汉人离不开的一种饮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符号。
茶文化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人们对于茶本身的不断认识以及人们对茶的需求不断丰富,它的属性一直在变化着,而所调的制茶方式与饮用方式也在这种轨迹中不
断地更新,这种改变直接带来的便是饮茶器具的不断创新。作为茶酒缺一不可的文人墨客
与士大夫们,当他们开始茗茶吟诗之时,茶已经与上层文化有了紧密的联系,饮茶也成了一种文化形式而被广泛传播。他们对于功能、审美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变化也对各个阶
段的茶具有了更加具体、更加个性化、更加不可替代的要求。
不难想象,茗茶紫瓯,诗词人间,清香飘远,历史铭记,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段词都书写着紫砂的文人气质,何其悠哉!所以说,紫砂茶壶各种样式的出现正是顺应了饮茶文化的大背景,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治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就难有紫砂今天的兴盛。茶文化带动了紫砂壶的发展,壶主导、影响、兴旺了整个紫砂行业。壶在客观上不但应顺了茶文化的某些需要,也显现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既依赖于茶而游离于茶,又发展了茶文化。
所以,壶与茶,正如一对鸳鸯,谁也不能改变谁,谁也不能放弃谁,谁也不能离开谁他们二者的“情深意切”还离不开一些“媒人”也是后来将壶文化、茶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与传播的文人雅士们。他们不仅将茶文化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而且还亲自设计紫砂壶,由艺人按图制作,自己再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壶的外在鉴赏价值。文人对紫砂壶的创作和参与,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紫砂与茶处处相连,所以既是造化,亦是情缘。因为性能优良,紫砂知道茶,了解茶,所以才能够与茶相得益彰;因为工艺精进,紫砂亲近茶,爱茶,所以给予茶很好的呵护；因为文化底蕴深厚,紫砂懂茶,理解茶,所以配得上茶的韵味与香气。
然而,这紫砂并非适用于所有茶,而且非常“挑剔”。要说这其中的因由,莫过于二者之间“一夫一妻制”似的讲究。自古以来,比较讲究品茶艺术的茶人,注重品茶韵味，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艺价值”,认为好茶好壶,犹似红花绿叶但其内在的缘由则是二者本性的相融。用紫砂壶泡茶,茶香固然浓郁持久,而几百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一个紫砂壶最好只泡一种茶叶,方能更好地发挥茶性!当然这是紫砂本身极强的吸附作用使然,好的茶叶需要上等的紫砂壶来配,而越是上等的紫砂壶越是需要上等好茶叶来滋养。长时间用一把壶泡一款茶,壶本身会留有一种茶叶的芬芳,而与其他的茶混泡的话,则会互相影响茶性。所以,也常有茶客称“紫砂且是个专一的物种呢”!
直到今天,这样的饮茶文化仍然被许多茶客所重视。喝茶有讲究,除了讲究体质、时令、性别、年龄外,冲泡之法也是十分讲究的。不同的茶具适合不同品种的茶,而不同品种的茶在冲泡时的讲究也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茶才适合紫砂呢?
在茶界历来有“老茶壶泡”之说。茶界里的名望先贤对“老茶壶泡”的解释,总是集中在保持热量和礼敬之上。较粗老的老叶,一般用壶冲泡,一则可保持热量,有利于茶的水浸出物溶解于茶汤,提高茶汤中的可利用部分;二则较粗老茶叶缺乏观赏价值，用来敬客,不大雅观,用壶泡,可避免失礼之嫌。这老茶,多指红茶。宜兴乾红早春茶中乾红、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黑茶中的普洱都是上佳之选。如今,在宜兴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中国陶都陶醉中国宜兴乾红宜泡而红”的传世民谣。
紫砂与茶,是一种始于根脉、惺惺相惜的关系,是一种达于信仰、文化互补的默契。吃茶的人,更希望在茶与壶的泡养之间、在汤色的转换之间、在茶香的入喉之间,紫砂与茶之间那种无与伦比的匹配之美,然后将这种美悄悄地浸入生活。
紫砂因茶而生,由茶乃盛,最终携茶而美。修身养性,天地虽大,然皆在这一茶一壶间也。这茶壶的前世情缘也在文人骚客的品茗中、书笔下延续着,此刻看来,应是“再难分离”了。
壶茶天成,这是造化。
宜兴的紫砂可以发真茶之色香味,可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可以把人生煎熬到本质的精髓。所以,这都是茶与壶赐给中国文人的独特抚慰。
紫砂既在宜兴发扬光大,自然也离不开当地饮茶风尚的流行,而古时宜兴也是中国享盛名的古茶区之一。当地的阳羡茶自古便在历代文人笔下极富盛誉。
《蠡河涛声》顾绍培题名，由周轶，欧咏，顾涛，周钧林，吴永宽，吴永明，卢宁钢，张国良，胡春福，范小君，开四海共同集体创作完成！
宜兴紫砂贵为天下瑰宝,寸泥存金,自是惹入喜爱,人皆向往之。而人们这般对其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则是因为饮茶所需。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与茶之间的“夫妻”情缘皆是因茶而起,紫砂壶的出现也是顺了茶及茶文化的发展所以,这段情,恐怕还是得从“茶”说起。
中国人喜欢饮茶,中国茶有六多年的历史。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其实,茶在中国,最初为药用。三皇五帝时代便有神衣以茶解毒的故事。《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反映的就是古代发现茶可治病的起源。西汉后期到三国时代,茶发展成为宫廷的“高级饮料”,后又从上流社会的稀有饮物逐渐演绎为寻常普通百姓的饮料。久而久之,人们开始不可一日无茶,吟诗作画招待宾客,渴了闲了,累了困了,都要冲泡一壶茶,以应对各种所需。茶成为汉人离不开的一种饮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符号。
茶文化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人们对于茶本身的不断认识以及人们对茶的需求不断丰富,它的属性一直在变化着,而所调的制茶方式与饮用方式也在这种轨迹中不
断地更新,这种改变直接带来的便是饮茶器具的不断创新。作为茶酒缺一不可的文人墨客
与士大夫们,当他们开始茗茶吟诗之时,茶已经与上层文化有了紧密的联系,饮茶也成了一种文化形式而被广泛传播。他们对于功能、审美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变化也对各个阶
段的茶具有了更加具体、更加个性化、更加不可替代的要求。
不难想象,茗茶紫瓯,诗词人间,清香飘远,历史铭记,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段词都书写着紫砂的文人气质,何其悠哉!所以说,紫砂茶壶各种样式的出现正是顺应了饮茶文化的大背景,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治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就难有紫砂今天的兴盛。茶文化带动了紫砂壶的发展,壶主导、影响、兴旺了整个紫砂行业。壶在客观上不但应顺了茶文化的某些需要,也显现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既依赖于茶而游离于茶,又发展了茶文化。
所以,壶与茶,正如一对鸳鸯,谁也不能改变谁,谁也不能放弃谁,谁也不能离开谁他们二者的“情深意切”还离不开一些“媒人”也是后来将壶文化、茶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与传播的文人雅士们。他们不仅将茶文化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而且还亲自设计紫砂壶,由艺人按图制作,自己再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壶的外在鉴赏价值。文人对紫砂壶的创作和参与,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紫砂与茶处处相连,所以既是造化,亦是情缘。因为性能优良,紫砂知道茶,了解茶,所以才能够与茶相得益彰;因为工艺精进,紫砂亲近茶,爱茶,所以给予茶很好的呵护；因为文化底蕴深厚,紫砂懂茶,理解茶,所以配得上茶的韵味与香气。
然而,这紫砂并非适用于所有茶,而且非常“挑剔”。要说这其中的因由,莫过于二者之间“一夫一妻制”似的讲究。自古以来,比较讲究品茶艺术的茶人,注重品茶韵味，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艺价值”,认为好茶好壶,犹似红花绿叶但其内在的缘由则是二者本性的相融。用紫砂壶泡茶,茶香固然浓郁持久,而几百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一个紫砂壶最好只泡一种茶叶,方能更好地发挥茶性!当然这是紫砂本身极强的吸附作用使然,好的茶叶需要上等的紫砂壶来配,而越是上等的紫砂壶越是需要上等好茶叶来滋养。长时间用一把壶泡一款茶,壶本身会留有一种茶叶的芬芳,而与其他的茶混泡的话,则会互相影响茶性。所以,也常有茶客称“紫砂且是个专一的物种呢”!
直到今天,这样的饮茶文化仍然被许多茶客所重视。喝茶有讲究,除了讲究体质、时令、性别、年龄外,冲泡之法也是十分讲究的。不同的茶具适合不同品种的茶,而不同品种的茶在冲泡时的讲究也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茶才适合紫砂呢?
在茶界历来有“老茶壶泡”之说。茶界里的名望先贤对“老茶壶泡”的解释,总是集中在保持热量和礼敬之上。较粗老的老叶,一般用壶冲泡,一则可保持热量,有利于茶的水浸出物溶解于茶汤,提高茶汤中的可利用部分;二则较粗老茶叶缺乏观赏价值，用来敬客,不大雅观,用壶泡,可避免失礼之嫌。这老茶,多指红茶。宜兴乾红早春茶中乾红、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黑茶中的普洱都是上佳之选。如今,在宜兴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中国陶都陶醉中国宜兴乾红宜泡而红”的传世民谣。
紫砂与茶,是一种始于根脉、惺惺相惜的关系,是一种达于信仰、文化互补的默契。吃茶的人,更希望在茶与壶的泡养之间、在汤色的转换之间、在茶香的入喉之间,紫砂与茶之间那种无与伦比的匹配之美,然后将这种美悄悄地浸入生活。
紫砂因茶而生,由茶乃盛,最终携茶而美。修身养性,天地虽大,然皆在这一茶一壶间也。这茶壶的前世情缘也在文人骚客的品茗中、书笔下延续着,此刻看来,应是“再难分离”了。
第二章女性家庭婚姻权益弱化的原因分析
第二章
法律排挤
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弱化，源于法律排挤。法律排挤，指基于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原因，女性群体被边缘化的机制和过程。即男权法律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导致了性别歧视，其直接表现为妇女法律地位的低下与妇女权利的缺失。”0尽管世界上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但是,把女性置于男性从属的地位在不同的文明国度里几乎是共同的。即使是近现代以来.性别平等已经在法律文本中得以解决，但性别歧视的观念以及性别等级的模式却依然顽固地存在，二者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法律排挤作为社会排挤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伦理排挤、自我排挤相同一,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导致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弱化。
-、男权法律
初民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不仅建构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城”的二元格局。而且建构了男权法律。即男性是政治领城的主宰，女性是家庭领城的附庸。“正因为在法律建立之初，女性没有参与到法律建设中去,因而在法律文本中没有留F女性的声音，女性也就不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男性因为是法律最初的建设者而自始至終地作为法律的主体。于是，女性被置换成了法律的客体，并作为男性监护的对象而存在。于是,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女人整体上相对于男人而存在，处于他者次要者和客体( heobje的地位。”D
(一)女性主体缺格
在中国传统社会，三从、男尊女电原则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女性附从附属男性,既是伦理规范，也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中的性别排挤抑或性别歧视充分体现出对女性权益的漠视与忽略，使女性丧失了法律上的主体地位。
具体表现:
一是女性无完全的民事人格。三从、男尊女甲原则在民法上的体现，是将女性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女性一生须处于男性监护之下,其人身权和财产权均由男性支配。
二是女性无独立的刑事人格。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是将女性尤其是妻的人格降至于卑幼之后。(唐律.论之(疏议》称:“妻之言齐，与夫齐体，义同于幼。”籍以保护父权、夫权。极力维护尊长、丈夫的权威。
三是女性无自主的诉论人格。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诉论法上的体现，是剥夺女性的诉讼能力。即女性不能独立参与诉论。只有夫亡无子之时方许参与诉讼。如(明律例》十二:“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官，随衙听候,不许一概尽禁。” 法律上的主体缺格，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婚姻家庭地位卑微、婚姻家庭权益弱化。
(二)女性权利缺失
男权法律的本质在于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结果是女性不仅在法律上主体缺格，而且权利缺失。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女性仅为法律的客体或者女性在法律上仅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即“在父权制度下，她是父亲的财产,父亲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她嫁出去。后来在附属于丈夫的家庭时，她不过是丈夫的财产，是她新加人的那个氏族的一份动产。 “学女性既为客体，权利缺失似属正常。男性任意地支配、处置甚至杀害女性，也为法律所豁免。女性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主体缺格和权利缺失的具体表现。
1.女性无自主的婚姻权
“中国古代的女性没有婚姻自由权，其婚姻命运全部掌握在他人之手。结婚须‘父母之命、媒购之言';离婚则属男性专权，女性只能承受被体被弃的命运,毫无白主意志。“中为维护男性的离婚专权，封建法律规定了不平等的离婚事由。如"清律总注”日:”盖夫为妻纲，妻当从夫，妻殿夫则妻应坐T,离合听夫可也:夫吸妻致折伤，夫虽犯义绝，而妻无自绝于夫之理，故必先审问夫妇，俱愿乃听离异，如夫愿面妻不愿，妻愿而夫不愿，皆不许离异也。
2.女性无对等的贞操权
从一-而终、忠贞不渝， 是女性对男性承担的贞操文务，但却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的贞操权。《元史.刑法志》规定:“但夫获妻奸.妻拒捕则得杀之。"《大清律例)规定，当场杀死奸夫.奸妇不为罪，仅责杖八十。封建法律规范的不平等，赋子了丈夫因妻子通奸面杀妻的权利,豁免了丈夫的纳妾宿姆、与人通奸的行径,剥夺了女性对等的贞操权益。
3.女性无独立的教令权
尽管”南唐以后,法律将母与父并提，赋子她们形式上的对子孙的‘教令权'。但这种教令权的行使能力及范田是十分有限的，父在之时固应“从父"，以父命为准;父死之后.寡母对子女也仅能进行理念上的劝导,在夫死从子'观念的支配下，对家庭财产的处分以及其他民事法律活动，起码领征得长子之同意，母的能力是极不完整的。个别无子绝户"寡妇的权利行使，则应听从家族的主张。“国
二、差别对待
“性别歧视虽然源于原初两性的自然分工，却深深地植根于男权文化之中,并被男性统治法律不断地发挥至极井予以制度化。“中制度化的男权法律对女性权益及女性婚烟家庭权益的鄙视，不仅使性别等级合法化，而且使差别对待合理化。
(一)女性民事权益弱化
民事立法上的差别对待，其核心是性别歧视一男 尊女卑。男尊女申对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排挤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妻子的人格被夫所吸收。即夫妻-体主义的立法理论确立了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地位。二是妻子的权益保障被削弱。即夫妻体主义立法理论确立了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保障制度。夫妻- -体主义的表象是夫妻的人格相互吸收，但其实质是妻子的人格被夫所吸收。女性人格的不独立，决定了女性在婚后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民事行为能力等受丈夫的限制。
1.女性无平等的姓名权
《礼记.丧服小记》载:“男子书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
依古制,女子十五笄，始有“字”。面这字，只是排行的顺序。女子未嫁之时
即或有名，也仅为家庭内部的个人标识，不被社会所承认。成婚女性的称
呼,则往往是本姓前冠以夫姓，冠以夫爵等。(礼记.郊特牲》载:夫与妇"共
牢而食,同尊卑也。
2.女性无平等的住所权
宗法制度下的"夫妻一体”主义立法，源于男尊女卑的礼制规范。(说文):“妻，与己齐者也" ;(白虎通》嫁娶篇:"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一也。”夫妻-体主义立法确立了已婚女性领“妇从夫居”。(礼记.杂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从夫而居,意味着女性婚后没有独立的生所决定权.领恪守男要女馆婚俗。
3.女性无平等的财产权
夫妻一体主义立法，导致女性人格缺失、身份低单、财产权丧失。即女性出嫁前无财产，出嫁后无私财，仅在特定情形下对陪嫁妆交有共许支配权。《礼记.内则》载:"子妇无私货、无私都、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悦。落兰。则受献诸舅姑员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女性倘有私货、有私畜、有私器则被视为窃盗,构成"七出”之条，将被体弃。《史记.货殖列传》载:“弃妇畀所賣(妆奁)。”为维护和推行从一而终,封建律法将剥夺再嫁女性的财产支配权作为重要规范。如(元典章)规定:“随嫁奁田等物，今后应嫁妇人，不同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财产等物，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无故出妻，不拘此例。”《大清律例》也规定:“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4.女性无平等的田地权
夫妻-体主义立法，确立井维护男尊女卑的田地权。女性无平等的田地权，导致女性财产稀少，引发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与财产依附，最终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丧失和婚姻家庭地位缺失。
具体表现:
一是女性的田地权弱化。即女性分得的田地数量或份额不足或仅为男性一半。 西晋(户调令)规定:“男子一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北魏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二是女性无独立的田地权。即女性的分田权被丈夫所追妆，女性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北周令》规定:"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三是仅为寡妻妾分田。即其他女性无土地。据《旧唐书.食货志》载武德七年令:“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等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女性土地权利的欠缺。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婚姻地位一落千丈:女性土地权益的弱化。使女性的婚姻家庭权益保障处于虚无状态。
女性的民事权盐尤其是婚姻家庭权推的弱化，是法律排挤的必然体现。法律排挤将三从、男尊女卑法制化;又通过法律强制力将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加以贯彻实施，其弱化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功效发挥得淋滴尽致。
①周安平:(性别与法律》 法律出版社207年版，第56页。
①王歌雅(《中国旺钢伦理建交研究) ,中国社金科学出版社20年版，第65页。
2陶轻、明欧:(中国婚明家庭制度 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第二章
法律排挤
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弱化，源于法律排挤。法律排挤，指基于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原因，女性群体被边缘化的机制和过程。即男权法律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导致了性别歧视，其直接表现为妇女法律地位的低下与妇女权利的缺失。”0尽管世界上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但是,把女性置于男性从属的地位在不同的文明国度里几乎是共同的。即使是近现代以来.性别平等已经在法律文本中得以解决，但性别歧视的观念以及性别等级的模式却依然顽固地存在，二者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法律排挤作为社会排挤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伦理排挤、自我排挤相同一,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导致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弱化。
-、男权法律
初民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不仅建构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城”的二元格局。而且建构了男权法律。即男性是政治领城的主宰，女性是家庭领城的附庸。“正因为在法律建立之初，女性没有参与到法律建设中去,因而在法律文本中没有留F女性的声音，女性也就不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而男性因为是法律最初的建设者而自始至終地作为法律的主体。于是，女性被置换成了法律的客体，并作为男性监护的对象而存在。于是,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女人整体上相对于男人而存在，处于他者次要者和客体( heobje的地位。”D
(一)女性主体缺格
在中国传统社会，三从、男尊女电原则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女性附从附属男性,既是伦理规范，也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中的性别排挤抑或性别歧视充分体现出对女性权益的漠视与忽略，使女性丧失了法律上的主体地位。
具体表现:
一是女性无完全的民事人格。三从、男尊女甲原则在民法上的体现，是将女性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女性一生须处于男性监护之下,其人身权和财产权均由男性支配。
二是女性无独立的刑事人格。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刑法上的体现，是将女性尤其是妻的人格降至于卑幼之后。(唐律.论之(疏议》称:“妻之言齐，与夫齐体，义同于幼。”籍以保护父权、夫权。极力维护尊长、丈夫的权威。
三是女性无自主的诉论人格。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诉论法上的体现，是剥夺女性的诉讼能力。即女性不能独立参与诉论。只有夫亡无子之时方许参与诉讼。如(明律例》十二:“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官，随衙听候,不许一概尽禁。” 法律上的主体缺格，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婚姻家庭地位卑微、婚姻家庭权益弱化。
(二)女性权利缺失
男权法律的本质在于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结果是女性不仅在法律上主体缺格，而且权利缺失。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女性仅为法律的客体或者女性在法律上仅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即“在父权制度下，她是父亲的财产,父亲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她嫁出去。后来在附属于丈夫的家庭时，她不过是丈夫的财产，是她新加人的那个氏族的一份动产。 “学女性既为客体，权利缺失似属正常。男性任意地支配、处置甚至杀害女性，也为法律所豁免。女性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是女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主体缺格和权利缺失的具体表现。
1.女性无自主的婚姻权
“中国古代的女性没有婚姻自由权，其婚姻命运全部掌握在他人之手。结婚须‘父母之命、媒购之言';离婚则属男性专权，女性只能承受被体被弃的命运,毫无白主意志。“中为维护男性的离婚专权，封建法律规定了不平等的离婚事由。如"清律总注”日:”盖夫为妻纲，妻当从夫，妻殿夫则妻应坐T,离合听夫可也:夫吸妻致折伤，夫虽犯义绝，而妻无自绝于夫之理，故必先审问夫妇，俱愿乃听离异，如夫愿面妻不愿，妻愿而夫不愿，皆不许离异也。
2.女性无对等的贞操权
从一-而终、忠贞不渝， 是女性对男性承担的贞操文务，但却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的贞操权。《元史.刑法志》规定:“但夫获妻奸.妻拒捕则得杀之。"《大清律例)规定，当场杀死奸夫.奸妇不为罪，仅责杖八十。封建法律规范的不平等，赋子了丈夫因妻子通奸面杀妻的权利,豁免了丈夫的纳妾宿姆、与人通奸的行径,剥夺了女性对等的贞操权益。
3.女性无独立的教令权
尽管”南唐以后,法律将母与父并提，赋子她们形式上的对子孙的‘教令权'。但这种教令权的行使能力及范田是十分有限的，父在之时固应“从父"，以父命为准;父死之后.寡母对子女也仅能进行理念上的劝导,在夫死从子'观念的支配下，对家庭财产的处分以及其他民事法律活动，起码领征得长子之同意，母的能力是极不完整的。个别无子绝户"寡妇的权利行使，则应听从家族的主张。“国
二、差别对待
“性别歧视虽然源于原初两性的自然分工，却深深地植根于男权文化之中,并被男性统治法律不断地发挥至极井予以制度化。“中制度化的男权法律对女性权益及女性婚烟家庭权益的鄙视，不仅使性别等级合法化，而且使差别对待合理化。
(一)女性民事权益弱化
民事立法上的差别对待，其核心是性别歧视一男 尊女卑。男尊女申对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排挤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妻子的人格被夫所吸收。即夫妻-体主义的立法理论确立了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地位。二是妻子的权益保障被削弱。即夫妻体主义立法理论确立了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保障制度。夫妻- -体主义的表象是夫妻的人格相互吸收，但其实质是妻子的人格被夫所吸收。女性人格的不独立，决定了女性在婚后没有独立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民事行为能力等受丈夫的限制。
1.女性无平等的姓名权
《礼记.丧服小记》载:“男子书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
依古制,女子十五笄，始有“字”。面这字，只是排行的顺序。女子未嫁之时
即或有名，也仅为家庭内部的个人标识，不被社会所承认。成婚女性的称
呼,则往往是本姓前冠以夫姓，冠以夫爵等。(礼记.郊特牲》载:夫与妇"共
牢而食,同尊卑也。
2.女性无平等的住所权
宗法制度下的"夫妻一体”主义立法，源于男尊女卑的礼制规范。(说文):“妻，与己齐者也" ;(白虎通》嫁娶篇:"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一也。”夫妻-体主义立法确立了已婚女性领“妇从夫居”。(礼记.杂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从夫而居,意味着女性婚后没有独立的生所决定权.领恪守男要女馆婚俗。
3.女性无平等的财产权
夫妻一体主义立法，导致女性人格缺失、身份低单、财产权丧失。即女性出嫁前无财产，出嫁后无私财，仅在特定情形下对陪嫁妆交有共许支配权。《礼记.内则》载:"子妇无私货、无私都、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悦。落兰。则受献诸舅姑员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女性倘有私货、有私畜、有私器则被视为窃盗,构成"七出”之条，将被体弃。《史记.货殖列传》载:“弃妇畀所賣(妆奁)。”为维护和推行从一而终,封建律法将剥夺再嫁女性的财产支配权作为重要规范。如(元典章)规定:“随嫁奁田等物，今后应嫁妇人，不同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财产等物，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无故出妻，不拘此例。”《大清律例》也规定:“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4.女性无平等的田地权
夫妻-体主义立法，确立井维护男尊女卑的田地权。女性无平等的田地权，导致女性财产稀少，引发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与财产依附，最终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丧失和婚姻家庭地位缺失。
具体表现:
一是女性的田地权弱化。即女性分得的田地数量或份额不足或仅为男性一半。 西晋(户调令)规定:“男子一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北魏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二是女性无独立的田地权。即女性的分田权被丈夫所追妆，女性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北周令》规定:"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三是仅为寡妻妾分田。即其他女性无土地。据《旧唐书.食货志》载武德七年令:“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等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女性土地权利的欠缺。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婚姻地位一落千丈:女性土地权益的弱化。使女性的婚姻家庭权益保障处于虚无状态。
女性的民事权盐尤其是婚姻家庭权推的弱化，是法律排挤的必然体现。法律排挤将三从、男尊女卑法制化;又通过法律强制力将三从、男尊女卑原则在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加以贯彻实施，其弱化女性婚姻家庭权益的功效发挥得淋滴尽致。
①周安平:(性别与法律》 法律出版社207年版，第56页。
①王歌雅(《中国旺钢伦理建交研究) ,中国社金科学出版社20年版，第65页。
2陶轻、明欧:(中国婚明家庭制度 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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