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保定# 【7月26日-28日丨十余位院士 近百位专家 百余家企业云集保定】
7月26日-28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暨第四届创新驱动发展大会将在保定涞源召开。10余名两院院士、近百名权威专家学者、百余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机构云集“科创中国”试点城市——保定，开展高端对话、项目发布、合作签约，聚焦打造国际医疗基地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7月26日-28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暨第四届创新驱动发展大会将在保定涞源召开。10余名两院院士、近百名权威专家学者、百余家生命健康领域企业、机构云集“科创中国”试点城市——保定，开展高端对话、项目发布、合作签约，聚焦打造国际医疗基地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十三部门发文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展#【被动脱离科研世界，女科学家需要实质的机会平等】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这位一向不喜欢被冠以“女科学家”称号的女科学家说。
“消失的女生”现象。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稀缺不只体现在教授职称上。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
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候，星体如何运转只能扔到脑后，最大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杨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不会也像很多女性前辈一样步步后退。她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她说。
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的小男孩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反而还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董一格是个河南姑娘，中学时转入北京，对自己的口音特别敏感，经常被对“外地人”的调侃伤害。再后来辗转求学，她逐渐意识到，对抗所有的歧视，无论是针对地域、种族还是性别，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
“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
来源：https://t.cn/A6qjHTm4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这位一向不喜欢被冠以“女科学家”称号的女科学家说。
“消失的女生”现象。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稀缺不只体现在教授职称上。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
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候，星体如何运转只能扔到脑后，最大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杨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不会也像很多女性前辈一样步步后退。她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她说。
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的小男孩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反而还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董一格是个河南姑娘，中学时转入北京，对自己的口音特别敏感，经常被对“外地人”的调侃伤害。再后来辗转求学，她逐渐意识到，对抗所有的歧视，无论是针对地域、种族还是性别，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
“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
来源：https://t.cn/A6qjHTm4
【半月谈：科研界的“学术锦标赛制” 损耗了多少国之栋梁】据半月谈发文：职位、职称、学历越高，所在学校越好，工作时间就越长，工作强度就越高……近年来，多名中青年顶尖科学家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关注。许多一线科研工作者呼吁，科研界采用的学术锦标赛制，易过早透支科研人员健康，其带来的过度竞争现象亟须重视。
1
多名顶尖学者遭遇“过劳死”
不完全统计，今年3月到4月间，4名中青年顶尖学者因病早逝，令人悲痛。
近年来，科研人员“过劳死”的情况并不鲜见。资料显示，已公布死因的教授们几乎都是“过劳死”：心肌梗塞、脑干出血、心脏骤停……比如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探月功臣王焕玉等知名科学家。
这些顶尖学者去世后，有网友留言：“国家培养一个优秀人才需要近30年，甚至更久。顶尖学者英年早逝，是家人不幸，更是国家的损失。”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先哲分析，这些早逝的科研人员有一些共性：都处在40～50岁年富力强的阶段，都是科研人员中的成功者，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平时承担着超出他们身体负荷的压力。
据报道，在南方某研究型大学教师例行体检中，每年都会新发现3～5位患恶性肿瘤的病例。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科研人员心理疾病同样多发，主要表现为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各类心理疾病。
2
学术锦标赛背后的压力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特别是部分理工科院校，有一个不成文规律：3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课题，40岁之前没拿下一个“优青”，4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杰青”，那后面就没有机会再评院士了。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在这么短的年限内，不断去晋级、去冲击、去突破，必然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消耗。
陈先哲曾对当前高校教师所面临的竞争困境和制度原因做过深入调研。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国内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学术锦标赛制，这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并形成了“政府-大学-学科-学者”的层层代理，而评价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各种排名，如大学排名，学科排名，科学家排名等。在这种学术锦标赛制下，学校排名依赖于各学科排名，学科排名依赖于学科所有教师的成果产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椒”们作为成果贡献的终端，承载了很大压力。即便其中有些佼佼者杀出重围并获得更高职位和头衔后，又有更多压力随之而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行政上，他们会承担更大的期待和更多任务。
受访学者认为，学术锦标赛制带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学术界过度竞争。在南方某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制度规定起码需要发表5篇重要核心论文（或3篇论文一本专著），完成一项省部级项目和每年220课时的教学量。然而，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该校某老师发了10篇核心论文，写了两本书，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还是没评上副教授，因为他比别人的成果少。而如果3个聘期内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他就无法续聘，这就是近期引发很多讨论的“非升即走”制度。这种情况在国内研究型大学里比较普遍，越是排名靠前的高校竞争越是激烈。见详文：https://t.cn/A6fQ2H7L（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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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顶尖学者遭遇“过劳死”
不完全统计，今年3月到4月间，4名中青年顶尖学者因病早逝，令人悲痛。
近年来，科研人员“过劳死”的情况并不鲜见。资料显示，已公布死因的教授们几乎都是“过劳死”：心肌梗塞、脑干出血、心脏骤停……比如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探月功臣王焕玉等知名科学家。
这些顶尖学者去世后，有网友留言：“国家培养一个优秀人才需要近30年，甚至更久。顶尖学者英年早逝，是家人不幸，更是国家的损失。”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先哲分析，这些早逝的科研人员有一些共性：都处在40～50岁年富力强的阶段，都是科研人员中的成功者，都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平时承担着超出他们身体负荷的压力。
据报道，在南方某研究型大学教师例行体检中，每年都会新发现3～5位患恶性肿瘤的病例。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科研人员心理疾病同样多发，主要表现为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各类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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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锦标赛背后的压力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高校特别是部分理工科院校，有一个不成文规律：3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课题，40岁之前没拿下一个“优青”，45岁之前没拿下一个“杰青”，那后面就没有机会再评院士了。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在这么短的年限内，不断去晋级、去冲击、去突破，必然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消耗。
陈先哲曾对当前高校教师所面临的竞争困境和制度原因做过深入调研。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国内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普遍采用学术锦标赛制，这是一种“委托-代理”机制，并形成了“政府-大学-学科-学者”的层层代理，而评价标准主要还是依据各种排名，如大学排名，学科排名，科学家排名等。在这种学术锦标赛制下，学校排名依赖于各学科排名，学科排名依赖于学科所有教师的成果产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椒”们作为成果贡献的终端，承载了很大压力。即便其中有些佼佼者杀出重围并获得更高职位和头衔后，又有更多压力随之而来——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行政上，他们会承担更大的期待和更多任务。
受访学者认为，学术锦标赛制带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学术界过度竞争。在南方某高校，讲师晋升副教授，制度规定起码需要发表5篇重要核心论文（或3篇论文一本专著），完成一项省部级项目和每年220课时的教学量。然而，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该校某老师发了10篇核心论文，写了两本书，主持了两个省部级课题，还是没评上副教授，因为他比别人的成果少。而如果3个聘期内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他就无法续聘，这就是近期引发很多讨论的“非升即走”制度。这种情况在国内研究型大学里比较普遍，越是排名靠前的高校竞争越是激烈。见详文：https://t.cn/A6fQ2H7L（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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