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奥运村内首现运动员感染# ，55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阳性 东京奥运面临空前压力】距离23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5天之际，东京都政府18日宣布，东京都内新增1008例感染新冠病毒者，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1000人。而东京奥组委18日也确认当日新增3名运动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有2人住在东京晴海的奥运村，这也是奥运村内首次确认有参赛选手感染新冠肺炎。东京奥运会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连日来，从东京到广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到之处频遭民众抗议示威；住进奥运村的韩国代表团，刚刚把“抗日横幅”撤下，又开始了“不吃福岛食材”的宣传；数万外国人涌入日本，而日本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不过，《环球时报》记者在入境日本和探访奥运会赛场等多个环节中，也都真实地感受到了日方对举办奥运会的高度重视和准备工作的细致。日本首相菅义伟17日在读卖电视台节目中强调：“即使没有观众，也要把感动传递给世界。向世界传达能够克服困难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体验严格入境检测
18日中午，《环球时报》赴东京特派记者搭乘日本全日空航空班机，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前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值机时，由于记者为东京奥运会注册媒体记者，除了出示护照，还需出示奥运媒体证件和指定机构开具的两次核酸检测证明（96小时内）。步入登机通道后，有工作人员为每位旅客进行手部消毒。舱门关闭后，与通常首先播放逃生视频不同，此次先播放了防疫视频。起飞后，工作人员又立即为每位旅客发放湿巾清洁双手。跟正常航班一样，这趟航班也提供饮料和正餐，全程要求乘客戴口罩。
飞机落地后，奥运会相关人员被安排在最后一批出舱，经工作人员带领到指定位置，有间隔地站成两排等待后续安排。飞机落地约两小时后，日方工作人员检查了记者入境所需的全部资料：包括在飞机上签的协议书，以及OCHA（奥运相关App）上的检疫二维码。飞机落地3个多小时后，《环球时报》记者完成核酸检测；落地5小时后，等到阴性报告，获许入境。
18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一名记者的报道证实了入境东京的艰难。她写道，从航班降落到获许离开机场，花了3个多小时，“但这比我们听说的许多人要快得多”。这位记者已进入了3天的入境隔离期，她抱怨酒店的隔离房间有点像“火车上的卧铺”，“几乎没有足够空间来打开行李箱”。一本68 页厚的手册详述了严格的防疫协议，“我们最多可以离开酒店 15 分钟，超过这个期限意味着将被驱逐出境。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会跟踪我们的一举一动，以确保我们不会违反隔离规定”。
第三批中国运动员抵日
18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出场顺序公布：希腊第一个出场，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最后出场。按照日语“五十音”顺序，中国代表团排在第111位出场。17日，中方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第三批成员18日飞抵日本，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体操队等7支运动队。乒乓球、赛艇、射箭3支中国奥运代表队已于17日当晚10时许入住东京奥运村，成为首批进驻东京奥运村的中国奥运代表队。
17日，东京走出梅雨季节，气温一下子升到30多摄氏度。《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当天前往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国立竞技场采访，那里将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田径和足球的比赛场地。尽管烈日炎炎，依然有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在附近拍照留念。记者被拦在安检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国立竞技场还没有对记者开放，只能等到23日开幕式当天凭票入场。
据了解，为了让各国运动员住得安全、安心，尽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降到最低，东京奥组委做了细致准备。入住期间，运动员每天要自主采集唾液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奥运村内专门设立了发热诊所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诊所。代表团入住时，东京奥组委给每人发放一个防疫包。6月中旬东京奥运村媒体开放日当天，《环球时报》记者曾参观奥运村主餐厅。餐厅入口处立有一块大屏幕，上面显示着奥运村内所有室内场所的人员密集程度。运动员就餐前，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餐厅的拥挤情况。餐厅每两个座位之间装有透明板，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尽量单独用餐，与他人至少保持两米距离。按照防疫要求，运动员入住奥运村期间不能与外界接触。奥运村内设有交通中心，运动员可以乘坐大巴前往各个比赛场馆。主办方还准备了十几辆新款电动小巴，方便运动员在奥运村内通行。
奥运入境者55例阳性
尽管主办方防疫工作细致，但受德尔塔毒株影响，东京都的疫情在上周快速反弹。18日东京都内新增确诊1008例新冠感染者，17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1410人，创下近半年来新高。另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东京奥组委18日宣布，新确认10名从海外抵日的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肺炎，除3名运动员外，还有5名大赛相关人士、1名业务委托工作人员、1名媒体相关人士。住在奥运村的2名确诊运动员和17日在奥运村确诊的一名奥运相关人员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比赛项目”的运动队。东京奥组委已将这3人转移到奥运村外酒店进行隔离，并要求这3人所属运动队的全体成员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隔离，饭菜由组委会工作人员运送。 根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数据，7月1日以来抵日的奥运相关人员累计确诊已达55人。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前奥运冠军柳承敏17日宣布抵日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日本的酒店接受隔离。据共同社报道，自17日奥运村内首次出现了阳性者，不安情绪开始扩散。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中有望获得奖牌的乒乓球、柔道、摔跤等比赛队伍将直接参加比赛，不入住奥运村。
另据《读卖新闻》报道，大韩体育会指导本国代表团不要食用东京奥运村的福岛县产食材，称“有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危险”。自民党内有人指责韩方：“这么挑拨离间，真的很不愉快。”据悉，本月20日奥运村附近的酒店将开设“供餐支援中心”，为有意愿的运动员制作盒饭送到奥运村。韩国计划向“供餐支援中心”派遣24名厨师和营养师，并使用从韩国运来的食材。
巴赫呼吁日本人支持奥运会
《东京新闻》称，奥运会将于23日开幕，日本从22日开始4连休，以及由于旅行等原因人流增加，都可能导致感染进一步扩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市民减少外出，通过电视观看比赛，“4连休在家享受奥运会吧”。东京都监测会议15日预测，如果感染人数以现在的速度增加，奥运会闭幕前一周，东京都单日平均确诊人数或将升至2400人。当天，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儿向菅义伟提交了在网上收集到的要求取消奥运会的超过45万人签名。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6日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不会取消”奥运会，“重要的是要做好应对感染的准备，推进疫苗接种”。
正在日本访问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7日表示，他非常清楚人们对这次奥运会的“怀疑态度”，但他想“再次虚心地请求并邀请日本人民欢迎和支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18日，在“今日日本”英文网站上题为“巴赫敦促日本人支持奥运会”的新闻下面，绝大部分帖子都是日本网民对巴赫和自民党政府的抨击。有网友写道：“没有哪个城市会希望现在这个时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8.5万人访问。”
英国《卫报》18日发表署名评论称，当东京奥运会决定推迟一年举行时，主办方的假设是，一年后世界已经摆脱了新冠肺炎大流行，东京奥运会甚至将成为人类战胜病毒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疫情结束后第一场真正的全球狂欢。然而，现在证明这种情绪乐观得有点离谱了。文章称，5月，医学专家宣布东京的每日感染者必须降至100人以下，才能安全举办奥运会。实际情况是现在日新增感染者超过1000人，而日本目前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20%。
实际上，在一部分日本人坚决抵制奥运会在东京举办的同时，另一部分日本人则抱怨政府不够开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称，45岁的日本房地产商泷岛一典花了近4万美元为他和他的朋友购买了197张奥运观赛门票，但他现在只会获得门票的部分退款。“每次看到门票，我都会哭”，泷岛说，“我认为举办足球欧锦赛的欧洲国家做出了正确决定。我对政府和东京奥组委感到非常失望”。（环球时报）
记者体验严格入境检测
18日中午，《环球时报》赴东京特派记者搭乘日本全日空航空班机，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前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值机时，由于记者为东京奥运会注册媒体记者，除了出示护照，还需出示奥运媒体证件和指定机构开具的两次核酸检测证明（96小时内）。步入登机通道后，有工作人员为每位旅客进行手部消毒。舱门关闭后，与通常首先播放逃生视频不同，此次先播放了防疫视频。起飞后，工作人员又立即为每位旅客发放湿巾清洁双手。跟正常航班一样，这趟航班也提供饮料和正餐，全程要求乘客戴口罩。
飞机落地后，奥运会相关人员被安排在最后一批出舱，经工作人员带领到指定位置，有间隔地站成两排等待后续安排。飞机落地约两小时后，日方工作人员检查了记者入境所需的全部资料：包括在飞机上签的协议书，以及OCHA（奥运相关App）上的检疫二维码。飞机落地3个多小时后，《环球时报》记者完成核酸检测；落地5小时后，等到阴性报告，获许入境。
18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一名记者的报道证实了入境东京的艰难。她写道，从航班降落到获许离开机场，花了3个多小时，“但这比我们听说的许多人要快得多”。这位记者已进入了3天的入境隔离期，她抱怨酒店的隔离房间有点像“火车上的卧铺”，“几乎没有足够空间来打开行李箱”。一本68 页厚的手册详述了严格的防疫协议，“我们最多可以离开酒店 15 分钟，超过这个期限意味着将被驱逐出境。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会跟踪我们的一举一动，以确保我们不会违反隔离规定”。
第三批中国运动员抵日
18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出场顺序公布：希腊第一个出场，难民奥运代表队第二个出场，东道主日本最后出场。按照日语“五十音”顺序，中国代表团排在第111位出场。17日，中方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第三批成员18日飞抵日本，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体操队等7支运动队。乒乓球、赛艇、射箭3支中国奥运代表队已于17日当晚10时许入住东京奥运村，成为首批进驻东京奥运村的中国奥运代表队。
17日，东京走出梅雨季节，气温一下子升到30多摄氏度。《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当天前往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国立竞技场采访，那里将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田径和足球的比赛场地。尽管烈日炎炎，依然有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在附近拍照留念。记者被拦在安检口，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国立竞技场还没有对记者开放，只能等到23日开幕式当天凭票入场。
据了解，为了让各国运动员住得安全、安心，尽可能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降到最低，东京奥组委做了细致准备。入住期间，运动员每天要自主采集唾液样本进行核酸检测。奥运村内专门设立了发热诊所和密切接触者隔离诊所。代表团入住时，东京奥组委给每人发放一个防疫包。6月中旬东京奥运村媒体开放日当天，《环球时报》记者曾参观奥运村主餐厅。餐厅入口处立有一块大屏幕，上面显示着奥运村内所有室内场所的人员密集程度。运动员就餐前，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餐厅的拥挤情况。餐厅每两个座位之间装有透明板，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尽量单独用餐，与他人至少保持两米距离。按照防疫要求，运动员入住奥运村期间不能与外界接触。奥运村内设有交通中心，运动员可以乘坐大巴前往各个比赛场馆。主办方还准备了十几辆新款电动小巴，方便运动员在奥运村内通行。
奥运入境者55例阳性
尽管主办方防疫工作细致，但受德尔塔毒株影响，东京都的疫情在上周快速反弹。18日东京都内新增确诊1008例新冠感染者，17日新增感染人数高达1410人，创下近半年来新高。另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东京奥组委18日宣布，新确认10名从海外抵日的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肺炎，除3名运动员外，还有5名大赛相关人士、1名业务委托工作人员、1名媒体相关人士。住在奥运村的2名确诊运动员和17日在奥运村确诊的一名奥运相关人员来自“同一国家同一比赛项目”的运动队。东京奥组委已将这3人转移到奥运村外酒店进行隔离，并要求这3人所属运动队的全体成员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隔离，饭菜由组委会工作人员运送。 根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数据，7月1日以来抵日的奥运相关人员累计确诊已达55人。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前奥运冠军柳承敏17日宣布抵日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日本的酒店接受隔离。据共同社报道，自17日奥运村内首次出现了阳性者，不安情绪开始扩散。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中有望获得奖牌的乒乓球、柔道、摔跤等比赛队伍将直接参加比赛，不入住奥运村。
另据《读卖新闻》报道，大韩体育会指导本国代表团不要食用东京奥运村的福岛县产食材，称“有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危险”。自民党内有人指责韩方：“这么挑拨离间，真的很不愉快。”据悉，本月20日奥运村附近的酒店将开设“供餐支援中心”，为有意愿的运动员制作盒饭送到奥运村。韩国计划向“供餐支援中心”派遣24名厨师和营养师，并使用从韩国运来的食材。
巴赫呼吁日本人支持奥运会
《东京新闻》称，奥运会将于23日开幕，日本从22日开始4连休，以及由于旅行等原因人流增加，都可能导致感染进一步扩大。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市民减少外出，通过电视观看比赛，“4连休在家享受奥运会吧”。东京都监测会议15日预测，如果感染人数以现在的速度增加，奥运会闭幕前一周，东京都单日平均确诊人数或将升至2400人。当天，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儿向菅义伟提交了在网上收集到的要求取消奥运会的超过45万人签名。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6日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不会取消”奥运会，“重要的是要做好应对感染的准备，推进疫苗接种”。
正在日本访问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7日表示，他非常清楚人们对这次奥运会的“怀疑态度”，但他想“再次虚心地请求并邀请日本人民欢迎和支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18日，在“今日日本”英文网站上题为“巴赫敦促日本人支持奥运会”的新闻下面，绝大部分帖子都是日本网民对巴赫和自民党政府的抨击。有网友写道：“没有哪个城市会希望现在这个时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8.5万人访问。”
英国《卫报》18日发表署名评论称，当东京奥运会决定推迟一年举行时，主办方的假设是，一年后世界已经摆脱了新冠肺炎大流行，东京奥运会甚至将成为人类战胜病毒的标志性事件，成为疫情结束后第一场真正的全球狂欢。然而，现在证明这种情绪乐观得有点离谱了。文章称，5月，医学专家宣布东京的每日感染者必须降至100人以下，才能安全举办奥运会。实际情况是现在日新增感染者超过1000人，而日本目前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20%。
实际上，在一部分日本人坚决抵制奥运会在东京举办的同时，另一部分日本人则抱怨政府不够开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8日报道称，45岁的日本房地产商泷岛一典花了近4万美元为他和他的朋友购买了197张奥运观赛门票，但他现在只会获得门票的部分退款。“每次看到门票，我都会哭”，泷岛说，“我认为举办足球欧锦赛的欧洲国家做出了正确决定。我对政府和东京奥组委感到非常失望”。（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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