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熙宁元年凤翔任满还朝？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的《石苍舒醉墨堂》的鉴赏说，“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熙宁元年（1068）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此说有误。
按，熙宁元年的还朝距东坡凤翔任满的还朝相差五年。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所作字后》：“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则东坡之凤翔任满，乃在治平元年（1064），怎得五年后才有还朝之举？《栾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东坡“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则知凤翔任满，完成还朝至京就在治平二年，何来“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之说。
事实上，又岂但“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凡三苏从蜀至京，走陆路，就必过凤翔、长安。考治平三年四月苏洵殁，其后二苏返蜀守制。治平三年四月往下数二十余月服除，则为熙宁元年秋前后。故，熙宁元年东坡的还朝之举，乃是由于父丧服除。从蜀至京，过长安，在石家过年。非凤翔任满之还朝。
有趣的是，在《辞典》的附录《苏轼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中，却明明白白地说治平元年“十二月，自凤翔还”，“熙宁元年“父丧除”、“冬，离蜀返京”，把还朝期数分得清清楚楚。虽《辞典》由几十人编成，然而一书之中，自叛其说，终究失范。当然，这个附录也有谬误，以后详析。现在说的是前后口径能不能保持一致。
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王、石草书》：“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公言：‘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座客皆不晓。公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马行头吹也。’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则知，东坡熙宁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读取了石苍舒的草书，约略知道大抵亦在石家过了年。
曹光甫鉴赏《游金山寺》的“金山寺”名字来源、周本淳注《荆州十首》的“古姓”、马祖熙注《真兴寺阁》的“攀飞星”，等等，均只是看似运用了前人成果，然而实际只对成果咬下去半口。《辞典》的《石苍舒醉墨堂》的鉴赏的这几句话亦然，祖述前人，惜其不终。《苏轼诗集》卷六《石苍舒醉墨堂》载王文诰案语：“石才美，本集作石才翁。公判凤翔，过长安，必至其家。熙宁戊申，公还朝，在长安度岁，与王颐、石才翁会于韩魏公座上。此诗乃京中寄题者也。”又案“自是熙宁二年诗。”鉴赏的那几句，明显是从这里来的，然而掺杂了臆断，以致错误。
王文诰案语亦误。孔凡礼《三苏年谱》卷十八熙宁元年十二月纪事“三十日，观王颐、石苍舒草书，轼记之”条下，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韩魏公集》卷十六《家传》、《宋史•韩琦传》，证明《书王、石草书》乃追记。即东坡熙宁元年岁末到长安时，韩琦（韩魏公）已不在长安，故东坡更无法“与王颐、石才翁会于韩魏公座上”。
周本淳的鉴赏，是对王文诰案语的臆断；王文诰的案语，是对东坡《书王、石草书》的误读。这就是为什么明明都对着东坡的同一首词，如《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却有五、六个编年说法相持不下。
二。《凤翔八观》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
鉴赏说，“《凤翔八观》的《石鼓文》”。误，《石鼓》历无《石鼓文》之标题，《辞典》岂非生造？东坡此诗名叫《石鼓》或《石鼓歌》。宋刻《东坡集》卷一作《石鼓》，黄任轲点冯应榴辑《苏诗合注》卷四作《石鼓歌》，并有校记为“一无‘歌’字”。且非止本集、注本只称《石鼓》或《石鼓歌》，历来评点苏诗的人在评点此诗时，亦只用如此称谓。详见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石鼓歌》集评。
集评所引，有两处书名号用错，让人误以为《石鼓》（《石鼓歌》）另有称谓，现做说明。一。集评引《苏轼诗集》卷三王文诰案语：“以周、秦串作，一反一正之间，处处皆《石鼓文》地位矣。”这个“石鼓文”并非是称东坡《石鼓》诗，而是称东坡《石鼓》写的历周、秦的石鼓的石鼓上的文字。二。集评又引《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案语：“东坡作《石鼓诗》如不能胜韩，必不作。”标点应改为“东坡作《石鼓》诗。”
鉴赏又说，“《凤翔八观》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周本淳似乎是怕读者不知道《石鼓》是什么诗，于是前面加了一个大标题。这一加不要紧，本来是为普及而加的几个字，一下变成了牵引人走向误解的斑点。让人以为《次韵子由论书》云云也都是《凤翔八观》里的。不如去掉《凤翔八观》的好，因为东坡叫《石鼓》的诗，也只有一首。
周本淳此首鉴赏可评中下。
《苏轼诗文鉴赏辞典》的《石苍舒醉墨堂》的鉴赏说，“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熙宁元年（1068）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此说有误。
按，熙宁元年的还朝距东坡凤翔任满的还朝相差五年。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所作字后》：“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则东坡之凤翔任满，乃在治平元年（1064），怎得五年后才有还朝之举？《栾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东坡“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则知凤翔任满，完成还朝至京就在治平二年，何来“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之说。
事实上，又岂但“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凡三苏从蜀至京，走陆路，就必过凤翔、长安。考治平三年四月苏洵殁，其后二苏返蜀守制。治平三年四月往下数二十余月服除，则为熙宁元年秋前后。故，熙宁元年东坡的还朝之举，乃是由于父丧服除。从蜀至京，过长安，在石家过年。非凤翔任满之还朝。
有趣的是，在《辞典》的附录《苏轼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中，却明明白白地说治平元年“十二月，自凤翔还”，“熙宁元年“父丧除”、“冬，离蜀返京”，把还朝期数分得清清楚楚。虽《辞典》由几十人编成，然而一书之中，自叛其说，终究失范。当然，这个附录也有谬误，以后详析。现在说的是前后口径能不能保持一致。
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书王、石草书》：“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公言：‘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座客皆不晓。公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马行头吹也。’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则知，东坡熙宁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读取了石苍舒的草书，约略知道大抵亦在石家过了年。
曹光甫鉴赏《游金山寺》的“金山寺”名字来源、周本淳注《荆州十首》的“古姓”、马祖熙注《真兴寺阁》的“攀飞星”，等等，均只是看似运用了前人成果，然而实际只对成果咬下去半口。《辞典》的《石苍舒醉墨堂》的鉴赏的这几句话亦然，祖述前人，惜其不终。《苏轼诗集》卷六《石苍舒醉墨堂》载王文诰案语：“石才美，本集作石才翁。公判凤翔，过长安，必至其家。熙宁戊申，公还朝，在长安度岁，与王颐、石才翁会于韩魏公座上。此诗乃京中寄题者也。”又案“自是熙宁二年诗。”鉴赏的那几句，明显是从这里来的，然而掺杂了臆断，以致错误。
王文诰案语亦误。孔凡礼《三苏年谱》卷十八熙宁元年十二月纪事“三十日，观王颐、石苍舒草书，轼记之”条下，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韩魏公集》卷十六《家传》、《宋史•韩琦传》，证明《书王、石草书》乃追记。即东坡熙宁元年岁末到长安时，韩琦（韩魏公）已不在长安，故东坡更无法“与王颐、石才翁会于韩魏公座上”。
周本淳的鉴赏，是对王文诰案语的臆断；王文诰的案语，是对东坡《书王、石草书》的误读。这就是为什么明明都对着东坡的同一首词，如《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却有五、六个编年说法相持不下。
二。《凤翔八观》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
鉴赏说，“《凤翔八观》的《石鼓文》”。误，《石鼓》历无《石鼓文》之标题，《辞典》岂非生造？东坡此诗名叫《石鼓》或《石鼓歌》。宋刻《东坡集》卷一作《石鼓》，黄任轲点冯应榴辑《苏诗合注》卷四作《石鼓歌》，并有校记为“一无‘歌’字”。且非止本集、注本只称《石鼓》或《石鼓歌》，历来评点苏诗的人在评点此诗时，亦只用如此称谓。详见马德富《苏轼全集校注 诗集》卷四《石鼓歌》集评。
集评所引，有两处书名号用错，让人误以为《石鼓》（《石鼓歌》）另有称谓，现做说明。一。集评引《苏轼诗集》卷三王文诰案语：“以周、秦串作，一反一正之间，处处皆《石鼓文》地位矣。”这个“石鼓文”并非是称东坡《石鼓》诗，而是称东坡《石鼓》写的历周、秦的石鼓的石鼓上的文字。二。集评又引《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案语：“东坡作《石鼓诗》如不能胜韩，必不作。”标点应改为“东坡作《石鼓》诗。”
鉴赏又说，“《凤翔八观》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周本淳似乎是怕读者不知道《石鼓》是什么诗，于是前面加了一个大标题。这一加不要紧，本来是为普及而加的几个字，一下变成了牵引人走向误解的斑点。让人以为《次韵子由论书》云云也都是《凤翔八观》里的。不如去掉《凤翔八观》的好，因为东坡叫《石鼓》的诗，也只有一首。
周本淳此首鉴赏可评中下。
#千古回眸[超话]#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大業初，考績連最。隋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
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埋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隷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誷。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渡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大業初，考績連最。隋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
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埋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隷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誷。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
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渡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千古回眸[超话]#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寀，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寀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縠，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議大夫。
琪即縠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縠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魯。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珽傳，珽歷為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寕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自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厯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厯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
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四百原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眾，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豆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以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敕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厯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
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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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即縠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縠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魯。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
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珽傳，珽歷為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寕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自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厯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厯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
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四百原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眾，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
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豆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歛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
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以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
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
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敕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厯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
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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