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作者：杨霞丹
我在四川武胜县中心镇长大。青少年时代，亲眼目睹了四次“敲砂罐”的过程。四川的方言，把人的脑袋叫“砂罐”，“敲砂罐”就是“杀头”。
第一次：“砰”的一声枪响，我眼前一黑……
小时候，特别怕“死”，怕“鬼”。听到谁家死了人，就吓得不敢从“死了人”的街上走。远远看见木匠铺里“装死人”的棺材，腿肚子就打颤。
大概是1955年前后，我才七、八岁。有一天，听院子里的大人们摆龙门阵，说镇上要“敲砂罐”了。据说要被“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屠杀了很多游击队员，还在重庆渣滓洞屠杀了很多共产党。解放后在农村躲藏了好几年，最近被政府抓住。
大人们说的话我似懂非懂，但看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眼眨眉毛动的样子，就像在说过年看大戏一样的兴奋。我没有看见过真枪，更没有看见过“敲砂罐”，便央求妈妈带我去看稀奇。她答应了。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历史”，更不懂什么叫“历史反革命”，只晓得世界上有“好人”和“坏蛋”。那个要被“敲砂罐”的坏蛋，据说杀了那么多好人，他一定长得像“鬼”一样可怕。想到我将亲眼看见“鬼”一样的“坏蛋”被枪打死，心里也莫名兴奋起来，兴奋之中还夹杂有几分害怕。
那一天终于到了。小镇上的大人们，很早就出城，走两里多路，到西门官山上的中学集合。
那里黑压压地站了半操场的人。有的大人手上还举着写有标语的小三角纸旗旗，纸旗的颜色有绿的有黄的有白的。操场边上，有一些腰杆上栓着皮带、背着长枪的人走来走去。我听大人们说，“官山”就是祖祖辈辈集中埋死人的地方。西门官山是连成一片的几座小山坡，到处都是坟堆堆，有的坟上长满了青草，有的坟上垒起的土还是新鲜的。
“敲砂罐”之前要开公判大会。又瘦又小的我站在大人堆里，才他们一半高，看不见开会的台子，也听不清台子上的人说什么，更不敢一个人走出队伍上前去看。听见周围的大人小声地说：“快看！快看！五花大绑的，押上去了！”个子矮的大人就踮起脚尖尖伸长颈子往前看。“听听，法官宣判了！”“要插标子了！” ……我心里紧张得咚咚咚地跳，全身发抖，紧紧拉着我妈的手不敢松开。我妈悄悄骂我：“怕什么怕？又不是敲你！喊你莫来，你偏要跟来！”
有人拿着铁皮广播筒筒大声地吼：“把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康某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周围的大人们也举起三角旗旗高喊口号，震得我耳朵里轰轰轰地响。有人叫“枪响了！”“砰”的一声大响，我眼前一黑，就啥子都不晓得了。
也不知道过了好久，也许只是一小会儿，我睁开眼睛一看，斜躺在我妈怀里。我妈的大拇指甲重重地掐着我的上嘴皮。好多年以后我才晓得，妈掐的那个地方叫“人中”。站在我妈面前的几个婆婆七嘴八舌地说：“看这个妹崽儿这么丁点大，只怕是有心脏病哟！你看她都遭吓傻了，脸上卡白，嘴皮子上点血色都没得……”
会场上的人，早都跑到官山的一个大土坑边去看被敲了“砂罐”的死人去了。看够了的就一群一伙地回家。等我精神好一点了，妈就拉着我跟在婆婆们的后面慢吞慢吞地往那边走。
还隔老远，一股血腥味随风飘过来，臭得人想呕吐。婆婆们拿手绢捂住鼻子，一边叫嚷“天呐！血腥臭熏死人了哟！熏死人了哟！”一边“呸！呸！呸！”地吐口水。妈不敢带我走近去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人，极想看死了的人像个什么样子，又害怕看，特别怕看死人的脸 ，生怕万一那个坏蛋没有被打死，他又爬起来怎么办？
我躲在我妈身后，探出头来，远远地望见土坑坑里，一个穿黑衣服黑裤子的人像头死猪一样侧趴着，后脑勺被打得稀烂，周围的黄泥巴土上是白花花的脑髓和红殷殷的血，死人背后那块长长的、黑字上打了红叉叉的尖脑壳纸牌牌上也糊着血和脑髓。还有几个胆子大的男娃儿拣起石子瓦片去砸那个死人……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有个老头说：“嘿！哪个龟儿子脚杆长，才跑得快哟，就把捆死人的绳子给解走了。”
又有个老汉儿接口道：“哪个喊你不跑快点嘛？敲砂罐的绳子拿回去牵猪儿，猪儿格外肯吃，要长得肥冬冬的哟！”
我可能真的被吓傻了，回到家一想起那浓臭的血腥味就吃不下饭，几个晚上都梦见血糊糊的“鬼”，被吓得惊乍乍地叫唤。我爸埋怨我妈不该带我去看“敲砂罐”。而大人们说的“只怕有心脏病”的话则在我的小心眼里留下了浓黑浓黑的阴影。
第二次：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大喊大叫起来
几年过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一个地方，又“敲”了一个姓彭的教书匠的“砂罐”。
那天，参加公判会的有好多中小学的老师和一些中学生。我长大了几岁，读中学了，个子长高了，胆子也大了一点点。第一次看“敲砂罐”却没有看清楚的经历，这次就特别站在离台子较近的地方，可以看清楚犯人惨白惨白的脸。
这个姓彭的是中心镇河对面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据说犯的是强奸女学生罪，手段特别恶毒残忍。法官宣读的彭犯罪行激起了公愤，台下响起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和叫骂声，我看见几个婆婆大娘叫骂得唾沫横飞。
公判大会的过程和我小时候经历的差不多。使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站在审判台子边被五花大绑着的彭犯被插“标子”时，他突然一边挣扎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我在鬼门关等你！”扭着他胳臂的一个兵急忙用毛巾堵他的嘴。可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到了。彭犯还在拼命挣扎。那几个高高大大的兵像拖死猪一样拖着他往山坡上一路急跑，很快，大家就听见了枪声。
我没有听清楚彭犯喊的那个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喊的是谁。后来我听老师们私下里议论，他喊的大概是他们学校校长的名字。彭犯肯定认为是校长检举揭发了他。怀着好奇心，我就特别注意去“认”那个校长。
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数十张揭发“校长”的大字报中，也列有一条“强奸女学生”的罪状。有一天我看见“校长”阴沉着脸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看完了吓得脸青面黑，埋着头像一条丧家犬惊惊惶惶地溜走了。后来“校长”被群众批斗了几次，就过关了，并没有被公安局抓去。看来大字报上揭发的那条罪状查无实据。
现在回过头去想，教师队伍里固然混进去了彭犯之类的衣冠禽兽，但是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人没有经过什么大场合，一些捕风捉影的“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臭不可闻，整得没法做人。
第三次：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
第三次，是七十年代初。我在川北西充县县城的一个饭馆里上班。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男老乡，和一个在几十里外的公社小学教书的女老乡耍朋友。公安局要在女老乡的公社枪毙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据是一个在当地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搞反革命暴动的元凶。男老乡邀我同去。我在两个老乡之间当了一回“电灯泡”。
公安局几辆大卡车满载着兵，枪毙一完就开回县城。我搭乘公安局的车，车上的人全都站着。一来车上只有我一个女的，二来，我对站得笔挺的一脸肃杀之气的公安兵充满了敬畏，回去的几十里路上都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这一次“敲砂罐”，在公社中学大操场上的公判大会戒备森严，且进行得很快，开会、宣判、枪毙，一、二十分钟就完了。男老乡悄悄告诉我，枪毙这种反革命组织性质的罪犯，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要警惕反动组织的同伙“劫杀场”。
曾经有第二次看敲砂罐时听见犯人大喊大叫的经历，那天我就想，这是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他如果反动气焰嚣张，临死前要喊反动口号……？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特别注意到，因为死刑犯的嘴巴是用绳子勒着的，他根本不可说话。
第四次：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
1974年，我第四次见到“敲砂罐”，也是最特别的。一是距离特别近，二是枪毙的是一个女犯。
那年春天，不知怎么的，四面八方的农民，都到一个离县城四、五十里路远的偏僻小山沟“求神水”。大家传说，那小山沟里有一个仙娘范大仙，她的手指头在装满水的碗里划几下，就成了包治百病、把死人都医得活的“神水”。一传十，十传千，说得活灵活现，闹得沸沸扬扬，远远近近的提着瓶瓶罐罐去“求神水”的人越来越多了。
每天，我们都听那些“求神水”回来的男男女女眉飞色舞地吹牛。他们说，去“求神水”的人山人海，周围几个县，甚至百多里路远的地方都有人闻风而去。人太多了，根本连范大仙的影子都见不着。
有些人求不到“神水”，就求“神药”，范大仙家周围几片山坡的庄稼、树叶、草根都被扯光了。甚至有的人连土都要包一包走。“心诚”的人要拿钱“敬拜大仙”，范大仙家的竹篱笆墙缝缝就被5元、10元的大票子塞满了。而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才21元。
这股迷信风潮闹了大概一个来月，就被政府迅速地平息了。当然，范大仙光是搞封建迷信活动还不一定被判死罪。据说判她死刑是因为她杀死了两个人。
她收了30多个徒男徒女。那天，她挑选了一对18岁的金童玉女，“恩准”他们跟随她一起“升天”。晚上，金童玉女净了身，赤条条并排躺在大仙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等着升天。大仙在隔壁厨房里把切菜刀磨得霍霍响，然后举着利刀走到床边，像切西瓜一样轻松麻利地切下了他们的脑袋。
第二天早上，同院子的人看见范大仙血淋淋地趴在门口，吓得大惊失色，急忙报案。范大仙杀了金童玉女后挥刀自杀，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或者说是没有勇气）完全割断自己的脖子，还在苟延残喘。她喘息着对去抓她的人说：“行……行……善事，给我……补……补一刀，我的……金童玉女……还在天上等……等我呐……”。
范大仙杀人的事成了小城的特大新闻，被人们渲染得云里雾里，鲜血淋漓。可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那两个金童玉女也是凡胎肉体，18岁的青春年华，就像干柴烈火，赤条条地躺在一起就不动“凡心”？听见范大仙磨刀霍霍，他们就不感到危险，还不逃跑？？被杀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求生的本能，不夺刀、挣扎、反抗、呼救？
可是公安局老乡证实了一部分传言是真的。他还说公安局把范大仙弄到医院去抢救，可是她拒绝吃药，拒绝打针，拒绝输液，甚至连续几天绝食，连牛奶都不喝一口。
牛奶在当时可是连婴幼儿都难得喝到的高级营养品呐！我说：“这种杀人犯，早晚要遭敲砂罐的，不如趁早给她一枪，还花那么多钱抢救她干啥？”老乡对我如此法盲嗤之以鼻，他说：“她是绝顶的反面教材呀！枪毙一个人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嗦？复杂得很，还要调查取证审讯……，好多好多程序，要判了死刑才能枪毙嘛！”
范大仙被判了死刑。据说她几次被提审的时候都满不在乎，还装神弄鬼地给公安干警“看相”，指着这一个说“你有福相”，指着那一个说是被“妖魔缠身”，还口口声声地叫嚷：“快点！你们搞快点嘛！我的金童玉女都在天上等了我几个月了……”。
枪毙范大仙那一天，大半个县城都戒了严。几乎全城的成年人都集中到中学的大操场去参加公判大会了。那两天，就要在县城枪毙范大仙的事成了小城居民议论纷纷的兴奋点，但是谁也猜不准“杀场”会选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饭店就在戒严区内，但我们并没有停业。饭店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顾客。大街上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我们两三个服务员站在店堂门口听电喇叭播放的大会实况。忽然，电喇叭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我们都知道枪毙要快来了。
突然，一辆大卡车风驰电掣般从右边大马路开到我们饭店门口，轰地一声在一丈多远处停下。一个插了标子的女犯人，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彪小伙提着 “呼”地从车上跳下，瘫软得像一团稀泥巴，脚都没点地，就像被抓小鸡一样提着一路急跑。穿过街对面10多米长的小巷子，就是河坝。“乒”的一声枪响，震得我耳根子发麻。这一切神速得像是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的心脏来不及狂跳，来不及捂住胸口，来不及张大嘴巴，来不及一声惊叫，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睛，就这样近距离地目睹了范大仙被“敲砂罐”。
七、八分钟后，潮水般的人群从会场那边涌到河坝上来，挤着嚷着去看死人，争着抢着解捆死人的绳子去牵猪儿，大喊大叫“血腥臭熏死人呐！”胆子大的男娃子拣起石子瓦片去砸血糊糊的尸体……这一切就和我童年看到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