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推荐，值得一览】在“月令”文化中窥探书法的嬗变
https://t.cn/A6UEFbAj
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耨，早期社会在农耕中孕育出灿烂的“月令”文化。所谓“月令” ，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特点，构建时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注重天时与方位，注重运动与节律，注重适从与成效，既有实用性也有艺术性。现存《礼记》中有“月令”篇，后期《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对此都有详尽阐述。“月令”文化中所呈现的这种独特时空观与思维方式，对传统书法艺术嬗变，启迪甚多。
启迪书法线条追求强烈质感
时间意识觉醒，是5000多年前人类智慧最耀眼的花朵。 《周易》中说：“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 《尚书》中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 《管子》中说：“时者，所以记岁也。 ”拥有时间概念，表明早期人类对自然有了规律性认识，人类思想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社会生活开始从混沌进入秩序状态。因为时间是不可复返存在，先民缘此认识到，生活必须珍惜流年，在一定时间段内丰富内涵以求质求效。时间是线性流动，单轨向前而永不可逆。这种鲜明时间观念，对书法艺术嬗变产生极大影响。
书法是时间艺术，点画、结构、篇章都是时间下的痕留与踪迹，即时性强而不可重复。这就不得不逼迫书法家在规定时间段内尽量书写出高质量完美无缺的线条、结构与篇章组合。仅从线条来讲，要追求层次性，把一维线条通过毛笔捻、转、扭、腾构建出二维、三维视觉效果；要追求过程性，起笔、驻笔干净分明，起有所始、驻有所终，绝不拖沓纠缠；要追求情感性，将书法家内在充沛性情顺其自然地注入线条之中。这样，书法线条才与实际生活中线条产生本质区别。当然，这种质感线条，取决于纸质效果、取决于书法家腕力、取决于运笔速度、取决于书法家功夫、取决于书法家彼时感情起伏……表面上看，仅是一根线条，但实际上含蓄审美上的千姿百态——或轻捷飘忽、或稳重端庄、或艰难苦涩、或欢娱明朗。所以，传统书法家都着力追求这种质感，南朝虞龢《论书表》专门用“古质”来表明秦汉及以前书法家重视质感努力，他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 ”以此说明书法家追求线条质感之必要。
启迪文字形体趋向四方架构
为了与时序搭配，早期社会建构起方位体系。从古籍记载来看，方位上最初出现的是南北概念，称“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北为阳，河之南为阴” ，后附加进东西，形成四面方位，以“四子”“四宅”“四中星”“四方风神”“四平礼仪”等概念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管子》中说：“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 ”道教经典晋葛洪《抱朴子》更是明确表示四方属性，称赞老子出行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气派非凡，着实威风。以“四”为单位构建方位，一方面与时序上春夏秋冬互为应和，一方面以人为中心，四方完整相连，心理上具有一种稳定与祥和感。基于此，文字形体最终趋向“方块” ，正得益此种方位文化的滋养。
其实，文字形体在选择上也是优出劣汰、步履维艰。首先，所有文字线条、结构具有界限。半坡陶器和殷商甲骨文上的文字，所有线条都有一定距离长度，而不是无限度延展，这给文字雏形最初作出严格空间限制。书法家钟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正是这个“界”使得文字形体“戴着镣铐”加以嬗变而未走向不着边际。其次，至金文出现，文字四方形体基本定型。四方形体呈现出稳重大气、井然有序、毫不散乱之和谐美，与其说这是文字学家深思熟虑刻意为之，不如说正是自觉不自觉受到“月令”文化空间观影响而轻松得来。就形体而言，小篆也有取长型、隶书取扁形态势，但最终因不够均衡平稳而被嬗变摒弃。当然，在艺术审美上，形体均衡并非讲究绝对公稳与对称，而是以不正求正、以欹中求平、以斜中取稳，做到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这当然也就舍弃圆形作为文字形体之可能。同时，文字嬗变走向为简捷便利，当然也就抛弃八面字体之选项。尽管后期诸如元陈绎曾等人极力回溯认为文字形体有“八面”之说，在《翰林要诀》中他提出：“字形八面，迭递增换，一面变，形凡八变；两面变，形凡五十六变；三面以上，变化不可胜数矣。 ”其用心良多，但实有化简为繁、剑走偏锋之苦劳。
启迪书法风味具有节奏韵致
“月令”文化核心，是早期社会观察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从而实现“节奏”上的自觉。汉董仲舒在他《春秋繁露》中说：“春生夏长，万物以生，秋杀冬藏，万物以藏” ，揭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自然更替规律， 《礼记》中则更进一步把春夏秋冬四季配之以“角、徵、商、羽” ，连同基础音介“宫” ，形成高低起伏的五节乐律，谱就成礼乐，使得自然天籁之声成为人类可以创造的音响。
“月令”文化中节奏认知，对书法艺术韵味形成居功至伟。书法审美，用笔灵活、结构和谐、感情浓郁等等，一切均为有节奏而熠熠生辉，因缺乏节奏而暗然失色。汉蔡邕在《笔势》中认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所言“奇怪”正是节奏所带来的无穷魅力。从线条来看，书法家通过笔锋调遣笔墨，幻化可粗可细、可浓可淡、可重可轻的节奏行进，使本无生机的线条立即呈现出壮浑、坚实、灵秀、圆润、超脱等多种审美特质，使赏析者为之跌宕激越、九曲回肠。从线条与线条勾连看，有连有断、有实有虚、有明有暗，或缠绵或果毅，恰似女儿五更情丝长又恰似台风瞬间扫寰宇。从书法家情感来看，更是既爱憎分明而又晦涩难显，几乎所有赏析者都可以感受到书法家豪迈与婉约的情感，但又都无以预期书写后一刻所呈现的是何种表现形式。或许，书法本身就是摆脱可能有的羁绊与预想，才得以与书法家情感节奏相合拍，只有在无所固定节奏中，才匹配上书法家情感把握与宣泄。正是这一点，书法才成为人类情感最相通的视觉艺术。诚然，书法节奏不会也不可能如音乐节拍、律诗平仄那样有言可述、缜密可寻，这是因为音乐和律诗节奏，经过约定俗成经过反复揣摩经过无尽修饰，以被固定化、规律化，而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大多是在相当随意而又敏捷中一气而成，容不得书法家丝毫加以修饰加以改变。但尽管如此，书法节奏仍然饶有风味，活跃于纸面，蹦跳于心中，如一曲磬鼓琴瑟合奏的无声音乐，悠扬动听、撞叩人们心扉。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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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耨，早期社会在农耕中孕育出灿烂的“月令”文化。所谓“月令” ，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特点，构建时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注重天时与方位，注重运动与节律，注重适从与成效，既有实用性也有艺术性。现存《礼记》中有“月令”篇，后期《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对此都有详尽阐述。“月令”文化中所呈现的这种独特时空观与思维方式，对传统书法艺术嬗变，启迪甚多。
启迪书法线条追求强烈质感
时间意识觉醒，是5000多年前人类智慧最耀眼的花朵。 《周易》中说：“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 《尚书》中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 《管子》中说：“时者，所以记岁也。 ”拥有时间概念，表明早期人类对自然有了规律性认识，人类思想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社会生活开始从混沌进入秩序状态。因为时间是不可复返存在，先民缘此认识到，生活必须珍惜流年，在一定时间段内丰富内涵以求质求效。时间是线性流动，单轨向前而永不可逆。这种鲜明时间观念，对书法艺术嬗变产生极大影响。
书法是时间艺术，点画、结构、篇章都是时间下的痕留与踪迹，即时性强而不可重复。这就不得不逼迫书法家在规定时间段内尽量书写出高质量完美无缺的线条、结构与篇章组合。仅从线条来讲，要追求层次性，把一维线条通过毛笔捻、转、扭、腾构建出二维、三维视觉效果；要追求过程性，起笔、驻笔干净分明，起有所始、驻有所终，绝不拖沓纠缠；要追求情感性，将书法家内在充沛性情顺其自然地注入线条之中。这样，书法线条才与实际生活中线条产生本质区别。当然，这种质感线条，取决于纸质效果、取决于书法家腕力、取决于运笔速度、取决于书法家功夫、取决于书法家彼时感情起伏……表面上看，仅是一根线条，但实际上含蓄审美上的千姿百态——或轻捷飘忽、或稳重端庄、或艰难苦涩、或欢娱明朗。所以，传统书法家都着力追求这种质感，南朝虞龢《论书表》专门用“古质”来表明秦汉及以前书法家重视质感努力，他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 ”以此说明书法家追求线条质感之必要。
启迪文字形体趋向四方架构
为了与时序搭配，早期社会建构起方位体系。从古籍记载来看，方位上最初出现的是南北概念，称“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北为阳，河之南为阴” ，后附加进东西，形成四面方位，以“四子”“四宅”“四中星”“四方风神”“四平礼仪”等概念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管子》中说：“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 ”道教经典晋葛洪《抱朴子》更是明确表示四方属性，称赞老子出行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气派非凡，着实威风。以“四”为单位构建方位，一方面与时序上春夏秋冬互为应和，一方面以人为中心，四方完整相连，心理上具有一种稳定与祥和感。基于此，文字形体最终趋向“方块” ，正得益此种方位文化的滋养。
其实，文字形体在选择上也是优出劣汰、步履维艰。首先，所有文字线条、结构具有界限。半坡陶器和殷商甲骨文上的文字，所有线条都有一定距离长度，而不是无限度延展，这给文字雏形最初作出严格空间限制。书法家钟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正是这个“界”使得文字形体“戴着镣铐”加以嬗变而未走向不着边际。其次，至金文出现，文字四方形体基本定型。四方形体呈现出稳重大气、井然有序、毫不散乱之和谐美，与其说这是文字学家深思熟虑刻意为之，不如说正是自觉不自觉受到“月令”文化空间观影响而轻松得来。就形体而言，小篆也有取长型、隶书取扁形态势，但最终因不够均衡平稳而被嬗变摒弃。当然，在艺术审美上，形体均衡并非讲究绝对公稳与对称，而是以不正求正、以欹中求平、以斜中取稳，做到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这当然也就舍弃圆形作为文字形体之可能。同时，文字嬗变走向为简捷便利，当然也就抛弃八面字体之选项。尽管后期诸如元陈绎曾等人极力回溯认为文字形体有“八面”之说，在《翰林要诀》中他提出：“字形八面，迭递增换，一面变，形凡八变；两面变，形凡五十六变；三面以上，变化不可胜数矣。 ”其用心良多，但实有化简为繁、剑走偏锋之苦劳。
启迪书法风味具有节奏韵致
“月令”文化核心，是早期社会观察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从而实现“节奏”上的自觉。汉董仲舒在他《春秋繁露》中说：“春生夏长，万物以生，秋杀冬藏，万物以藏” ，揭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自然更替规律， 《礼记》中则更进一步把春夏秋冬四季配之以“角、徵、商、羽” ，连同基础音介“宫” ，形成高低起伏的五节乐律，谱就成礼乐，使得自然天籁之声成为人类可以创造的音响。
“月令”文化中节奏认知，对书法艺术韵味形成居功至伟。书法审美，用笔灵活、结构和谐、感情浓郁等等，一切均为有节奏而熠熠生辉，因缺乏节奏而暗然失色。汉蔡邕在《笔势》中认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所言“奇怪”正是节奏所带来的无穷魅力。从线条来看，书法家通过笔锋调遣笔墨，幻化可粗可细、可浓可淡、可重可轻的节奏行进，使本无生机的线条立即呈现出壮浑、坚实、灵秀、圆润、超脱等多种审美特质，使赏析者为之跌宕激越、九曲回肠。从线条与线条勾连看，有连有断、有实有虚、有明有暗，或缠绵或果毅，恰似女儿五更情丝长又恰似台风瞬间扫寰宇。从书法家情感来看，更是既爱憎分明而又晦涩难显，几乎所有赏析者都可以感受到书法家豪迈与婉约的情感，但又都无以预期书写后一刻所呈现的是何种表现形式。或许，书法本身就是摆脱可能有的羁绊与预想，才得以与书法家情感节奏相合拍，只有在无所固定节奏中，才匹配上书法家情感把握与宣泄。正是这一点，书法才成为人类情感最相通的视觉艺术。诚然，书法节奏不会也不可能如音乐节拍、律诗平仄那样有言可述、缜密可寻，这是因为音乐和律诗节奏，经过约定俗成经过反复揣摩经过无尽修饰，以被固定化、规律化，而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大多是在相当随意而又敏捷中一气而成，容不得书法家丝毫加以修饰加以改变。但尽管如此，书法节奏仍然饶有风味，活跃于纸面，蹦跳于心中，如一曲磬鼓琴瑟合奏的无声音乐，悠扬动听、撞叩人们心扉。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艺道推荐，值得一览】在“月令”文化中窥探书法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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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耨，早期社会在农耕中孕育出灿烂的“月令”文化。所谓“月令” ，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特点，构建时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注重天时与方位，注重运动与节律，注重适从与成效，既有实用性也有艺术性。现存《礼记》中有“月令”篇，后期《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对此都有详尽阐述。“月令”文化中所呈现的这种独特时空观与思维方式，对传统书法艺术嬗变，启迪甚多。
启迪书法线条追求强烈质感
时间意识觉醒，是5000多年前人类智慧最耀眼的花朵。 《周易》中说：“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 《尚书》中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 《管子》中说：“时者，所以记岁也。 ”拥有时间概念，表明早期人类对自然有了规律性认识，人类思想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社会生活开始从混沌进入秩序状态。因为时间是不可复返存在，先民缘此认识到，生活必须珍惜流年，在一定时间段内丰富内涵以求质求效。时间是线性流动，单轨向前而永不可逆。这种鲜明时间观念，对书法艺术嬗变产生极大影响。
书法是时间艺术，点画、结构、篇章都是时间下的痕留与踪迹，即时性强而不可重复。这就不得不逼迫书法家在规定时间段内尽量书写出高质量完美无缺的线条、结构与篇章组合。仅从线条来讲，要追求层次性，把一维线条通过毛笔捻、转、扭、腾构建出二维、三维视觉效果；要追求过程性，起笔、驻笔干净分明，起有所始、驻有所终，绝不拖沓纠缠；要追求情感性，将书法家内在充沛性情顺其自然地注入线条之中。这样，书法线条才与实际生活中线条产生本质区别。当然，这种质感线条，取决于纸质效果、取决于书法家腕力、取决于运笔速度、取决于书法家功夫、取决于书法家彼时感情起伏……表面上看，仅是一根线条，但实际上含蓄审美上的千姿百态——或轻捷飘忽、或稳重端庄、或艰难苦涩、或欢娱明朗。所以，传统书法家都着力追求这种质感，南朝虞龢《论书表》专门用“古质”来表明秦汉及以前书法家重视质感努力，他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 ”以此说明书法家追求线条质感之必要。
启迪文字形体趋向四方架构
为了与时序搭配，早期社会建构起方位体系。从古籍记载来看，方位上最初出现的是南北概念，称“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北为阳，河之南为阴” ，后附加进东西，形成四面方位，以“四子”“四宅”“四中星”“四方风神”“四平礼仪”等概念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管子》中说：“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 ”道教经典晋葛洪《抱朴子》更是明确表示四方属性，称赞老子出行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气派非凡，着实威风。以“四”为单位构建方位，一方面与时序上春夏秋冬互为应和，一方面以人为中心，四方完整相连，心理上具有一种稳定与祥和感。基于此，文字形体最终趋向“方块” ，正得益此种方位文化的滋养。
其实，文字形体在选择上也是优出劣汰、步履维艰。首先，所有文字线条、结构具有界限。半坡陶器和殷商甲骨文上的文字，所有线条都有一定距离长度，而不是无限度延展，这给文字雏形最初作出严格空间限制。书法家钟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正是这个“界”使得文字形体“戴着镣铐”加以嬗变而未走向不着边际。其次，至金文出现，文字四方形体基本定型。四方形体呈现出稳重大气、井然有序、毫不散乱之和谐美，与其说这是文字学家深思熟虑刻意为之，不如说正是自觉不自觉受到“月令”文化空间观影响而轻松得来。就形体而言，小篆也有取长型、隶书取扁形态势，但最终因不够均衡平稳而被嬗变摒弃。当然，在艺术审美上，形体均衡并非讲究绝对公稳与对称，而是以不正求正、以欹中求平、以斜中取稳，做到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这当然也就舍弃圆形作为文字形体之可能。同时，文字嬗变走向为简捷便利，当然也就抛弃八面字体之选项。尽管后期诸如元陈绎曾等人极力回溯认为文字形体有“八面”之说，在《翰林要诀》中他提出：“字形八面，迭递增换，一面变，形凡八变；两面变，形凡五十六变；三面以上，变化不可胜数矣。 ”其用心良多，但实有化简为繁、剑走偏锋之苦劳。
启迪书法风味具有节奏韵致
“月令”文化核心，是早期社会观察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从而实现“节奏”上的自觉。汉董仲舒在他《春秋繁露》中说：“春生夏长，万物以生，秋杀冬藏，万物以藏” ，揭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自然更替规律， 《礼记》中则更进一步把春夏秋冬四季配之以“角、徵、商、羽” ，连同基础音介“宫” ，形成高低起伏的五节乐律，谱就成礼乐，使得自然天籁之声成为人类可以创造的音响。
“月令”文化中节奏认知，对书法艺术韵味形成居功至伟。书法审美，用笔灵活、结构和谐、感情浓郁等等，一切均为有节奏而熠熠生辉，因缺乏节奏而暗然失色。汉蔡邕在《笔势》中认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所言“奇怪”正是节奏所带来的无穷魅力。从线条来看，书法家通过笔锋调遣笔墨，幻化可粗可细、可浓可淡、可重可轻的节奏行进，使本无生机的线条立即呈现出壮浑、坚实、灵秀、圆润、超脱等多种审美特质，使赏析者为之跌宕激越、九曲回肠。从线条与线条勾连看，有连有断、有实有虚、有明有暗，或缠绵或果毅，恰似女儿五更情丝长又恰似台风瞬间扫寰宇。从书法家情感来看，更是既爱憎分明而又晦涩难显，几乎所有赏析者都可以感受到书法家豪迈与婉约的情感，但又都无以预期书写后一刻所呈现的是何种表现形式。或许，书法本身就是摆脱可能有的羁绊与预想，才得以与书法家情感节奏相合拍，只有在无所固定节奏中，才匹配上书法家情感把握与宣泄。正是这一点，书法才成为人类情感最相通的视觉艺术。诚然，书法节奏不会也不可能如音乐节拍、律诗平仄那样有言可述、缜密可寻，这是因为音乐和律诗节奏，经过约定俗成经过反复揣摩经过无尽修饰，以被固定化、规律化，而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大多是在相当随意而又敏捷中一气而成，容不得书法家丝毫加以修饰加以改变。但尽管如此，书法节奏仍然饶有风味，活跃于纸面，蹦跳于心中，如一曲磬鼓琴瑟合奏的无声音乐，悠扬动听、撞叩人们心扉。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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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耨，早期社会在农耕中孕育出灿烂的“月令”文化。所谓“月令” ，就是根据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特点，构建时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注重天时与方位，注重运动与节律，注重适从与成效，既有实用性也有艺术性。现存《礼记》中有“月令”篇，后期《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对此都有详尽阐述。“月令”文化中所呈现的这种独特时空观与思维方式，对传统书法艺术嬗变，启迪甚多。
启迪书法线条追求强烈质感
时间意识觉醒，是5000多年前人类智慧最耀眼的花朵。 《周易》中说：“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 《尚书》中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 《管子》中说：“时者，所以记岁也。 ”拥有时间概念，表明早期人类对自然有了规律性认识，人类思想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社会生活开始从混沌进入秩序状态。因为时间是不可复返存在，先民缘此认识到，生活必须珍惜流年，在一定时间段内丰富内涵以求质求效。时间是线性流动，单轨向前而永不可逆。这种鲜明时间观念，对书法艺术嬗变产生极大影响。
书法是时间艺术，点画、结构、篇章都是时间下的痕留与踪迹，即时性强而不可重复。这就不得不逼迫书法家在规定时间段内尽量书写出高质量完美无缺的线条、结构与篇章组合。仅从线条来讲，要追求层次性，把一维线条通过毛笔捻、转、扭、腾构建出二维、三维视觉效果；要追求过程性，起笔、驻笔干净分明，起有所始、驻有所终，绝不拖沓纠缠；要追求情感性，将书法家内在充沛性情顺其自然地注入线条之中。这样，书法线条才与实际生活中线条产生本质区别。当然，这种质感线条，取决于纸质效果、取决于书法家腕力、取决于运笔速度、取决于书法家功夫、取决于书法家彼时感情起伏……表面上看，仅是一根线条，但实际上含蓄审美上的千姿百态——或轻捷飘忽、或稳重端庄、或艰难苦涩、或欢娱明朗。所以，传统书法家都着力追求这种质感，南朝虞龢《论书表》专门用“古质”来表明秦汉及以前书法家重视质感努力，他说：“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 ”以此说明书法家追求线条质感之必要。
启迪文字形体趋向四方架构
为了与时序搭配，早期社会建构起方位体系。从古籍记载来看，方位上最初出现的是南北概念，称“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北为阳，河之南为阴” ，后附加进东西，形成四面方位，以“四子”“四宅”“四中星”“四方风神”“四平礼仪”等概念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管子》中说：“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 ”道教经典晋葛洪《抱朴子》更是明确表示四方属性，称赞老子出行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气派非凡，着实威风。以“四”为单位构建方位，一方面与时序上春夏秋冬互为应和，一方面以人为中心，四方完整相连，心理上具有一种稳定与祥和感。基于此，文字形体最终趋向“方块” ，正得益此种方位文化的滋养。
其实，文字形体在选择上也是优出劣汰、步履维艰。首先，所有文字线条、结构具有界限。半坡陶器和殷商甲骨文上的文字，所有线条都有一定距离长度，而不是无限度延展，这给文字雏形最初作出严格空间限制。书法家钟繇在《论笔法》中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正是这个“界”使得文字形体“戴着镣铐”加以嬗变而未走向不着边际。其次，至金文出现，文字四方形体基本定型。四方形体呈现出稳重大气、井然有序、毫不散乱之和谐美，与其说这是文字学家深思熟虑刻意为之，不如说正是自觉不自觉受到“月令”文化空间观影响而轻松得来。就形体而言，小篆也有取长型、隶书取扁形态势，但最终因不够均衡平稳而被嬗变摒弃。当然，在艺术审美上，形体均衡并非讲究绝对公稳与对称，而是以不正求正、以欹中求平、以斜中取稳，做到错落有致、别开生面，这当然也就舍弃圆形作为文字形体之可能。同时，文字嬗变走向为简捷便利，当然也就抛弃八面字体之选项。尽管后期诸如元陈绎曾等人极力回溯认为文字形体有“八面”之说，在《翰林要诀》中他提出：“字形八面，迭递增换，一面变，形凡八变；两面变，形凡五十六变；三面以上，变化不可胜数矣。 ”其用心良多，但实有化简为繁、剑走偏锋之苦劳。
启迪书法风味具有节奏韵致
“月令”文化核心，是早期社会观察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从而实现“节奏”上的自觉。汉董仲舒在他《春秋繁露》中说：“春生夏长，万物以生，秋杀冬藏，万物以藏” ，揭示斗转星移、生生不息的自然更替规律， 《礼记》中则更进一步把春夏秋冬四季配之以“角、徵、商、羽” ，连同基础音介“宫” ，形成高低起伏的五节乐律，谱就成礼乐，使得自然天籁之声成为人类可以创造的音响。
“月令”文化中节奏认知，对书法艺术韵味形成居功至伟。书法审美，用笔灵活、结构和谐、感情浓郁等等，一切均为有节奏而熠熠生辉，因缺乏节奏而暗然失色。汉蔡邕在《笔势》中认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所言“奇怪”正是节奏所带来的无穷魅力。从线条来看，书法家通过笔锋调遣笔墨，幻化可粗可细、可浓可淡、可重可轻的节奏行进，使本无生机的线条立即呈现出壮浑、坚实、灵秀、圆润、超脱等多种审美特质，使赏析者为之跌宕激越、九曲回肠。从线条与线条勾连看，有连有断、有实有虚、有明有暗，或缠绵或果毅，恰似女儿五更情丝长又恰似台风瞬间扫寰宇。从书法家情感来看，更是既爱憎分明而又晦涩难显，几乎所有赏析者都可以感受到书法家豪迈与婉约的情感，但又都无以预期书写后一刻所呈现的是何种表现形式。或许，书法本身就是摆脱可能有的羁绊与预想，才得以与书法家情感节奏相合拍，只有在无所固定节奏中，才匹配上书法家情感把握与宣泄。正是这一点，书法才成为人类情感最相通的视觉艺术。诚然，书法节奏不会也不可能如音乐节拍、律诗平仄那样有言可述、缜密可寻，这是因为音乐和律诗节奏，经过约定俗成经过反复揣摩经过无尽修饰，以被固定化、规律化，而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大多是在相当随意而又敏捷中一气而成，容不得书法家丝毫加以修饰加以改变。但尽管如此，书法节奏仍然饶有风味，活跃于纸面，蹦跳于心中，如一曲磬鼓琴瑟合奏的无声音乐，悠扬动听、撞叩人们心扉。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嵇绍玉
花无处不在，而看到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这是采风《赏花》中的句子，看过，不由莫名伤感。很多时侯，当我抵抗内心的纠结和烦扰的时侯，我只选择沉默。与其把内心的不快分享给別人，莫若不说。既以琴瑟起，何以笙箫默。大师南怀谨说：“若心常相印，何处不周旋。”由此可见，人间聚散，是无常，亦是有常。花开，不必讶异，荼蘼，不必伤心。花开花落，两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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