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慈悲未了情
董克信
在姑妈留下的相册中，有两张难得见到的老照片：一张是孙多慈在为同学毕瑜璋所作肖像画前的留影。那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影中人是：孙多慈，画中人是：毕瑜璋。像姊妹吧！”另一张是油画中的人物毕瑜璋与画像的合影。背面写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孙多慈与毕瑜璋，都是我姑妈董谋元1927～1930 年在安庆女中读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听姑妈说，孙多慈与画家徐悲鸿之间曾有过一段热烈的师生恋。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她的父亲孙传瑗曾当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1927 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孙传芳，孙传瑷受牵连被关进南京监狱。孙多慈随母亲避居安庆，在安庆女中读书。那时，她的生活极不安定，为人沉默寡言，爱好文学与绘画。1930 年夏，18 岁的孙多慈从安庆女中高中毕业，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未被录取，于是便到艺术系当了一名旁听生。
当时，徐悲鸿正在艺术系执教。当他在教室里第一次看到孙多慈时，她穿着一件暖色的中式上衣，颈间系一条雪白的丝巾，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徐悲鸿是一个感情奔放、性格豪爽的人，自称“江南贫侠”。对于性格柔弱、命运多舛的孙多慈，自然产生了格外的同情与爱怜。当他听到孙多慈谈起自己的身世时，就吻着她的额头说：“无论如何从现在起，你有了一个始终关心你的朋友。”
在徐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孙多慈终于在翌年，以绘画100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大艺术系录取，正式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从此，师生感情日深，孙多慈成了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在徐悲鸿创作时，孙多慈就站在他身旁，静静地欣赏老师精湛的画技，默默地削上一只他最爱吃的梨子，或是为他递上一杯香茗。而徐悲鸿也常从家中给孙多慈带来几个她爱吃的橘子、几支画笔或一朵她最喜欢的山茶花。久而久之，在他俩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1934年夏，徐悲鸿带学生到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亦在其中，徐先生对孙多慈体贴入微，师生感情不断升温。一次，两人在山间拥抱亲吻，恰被一同学看到摄入镜头。在碧水青山中，孙多慈将采撷到的一颗鲜红的相思豆，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徐悲鸿非常珍爱这颗象征爱情的红豆，回到南京请人将它镶嵌在戒指上，并在戒指上刻下“慈悲”二字（慈——孙多慈，悲——徐悲鸿），时时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当蒋碧薇看到他手上戴的这枚戒指时说：“悲鸿，我和你已经做了20 年夫妻了。我也晓得，人生得一知己确实是很不容易，假如你觉得孙多慈是你的知音，你和孙多慈结合是幸福的，你就随着她去吧……”
在傅厚岗4号，徐悲鸿新建的住宅里，建有一幢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此外，尚有1000余平方米的庭院，可供种植花木。孙多慈得知后，便送去数十株枫树苗。不料却被蒋碧薇付之一炬。徐悲鸿十分气恼，遂将新屋命名为“无枫堂”。
1935年夏，孙多慈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由于徐悲鸿的鼎力相助，中华书局为她出版了一本画集。那时孙多慈的画虽说还比较稚嫩，但笔法流畅、线条优美、勾勒清晰、浓淡得体，别有一番风韵和情致。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画家，便想方设法要送她出国深造。当时，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设有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徐悲鸿积极为其奔走，眼看快要成功，却被蒋碧薇知道，硬是把这件好事给搅黄了。孙多慈一气之下，回到安庆。对于孙多慈的离去，徐悲鸿伤心不已，第二天，他便叫学生来到傅厚岗家中，搬走了自己的一部分衣物行李，住进旅法留学时的好友沈宜甲先生家中。过了一星期，他又应李宗仁先生的邀请，到桂林作画去了。
后来，孙多慈也从安庆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老师，给悲鸿这一颗破碎的心带来了慰藉与温暖。爱情激发了徐悲鸿创作的热情，在漓江边，他为孙多慈画了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肖像。
1937 年初，孙多慈的父母也来到了桂林。徐悲鸿热心地为孙多慈的父亲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个职位。这时，徐悲鸿正式向孙多慈求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原想通过这一启事，打消孙多慈父母的顾虑，但他没想到孙父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看了这则启事，火冒三丈，竟带着女儿不辞而别。
遭遇这一打击，徐悲鸿痛苦万分，遂独自一人隐居到广西、贵州接壤的一个偏僻小镇—— 八步，过着与世隔绝、苦行僧般的生活。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声，才将他从迷惘中惊醒。
1938 年，徐悲鸿在香港收到孙多慈寄来的一封信。其时，她正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中教书，在信中赋诗一首：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西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信中还说：“我后悔当时因为父母反对，没有勇气和您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看到您的……”
1940 年11 月，徐悲鸿为支援抗日战争，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住在黄曼士先生家中，意外地收到孙多慈从沦陷区浙江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教我作画，您教我做人，您为给我争取官费去巴黎留学四处奔走，您请中华书局为我出版素描画集……您为培养我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最爱聆听您的讲话，您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播种在了我的心田里……”
信的末尾，孙多慈又无限感慨地赋诗一首：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这情切切意绵绵的信，再一次激起徐悲鸿的感情波澜。然而，战争的烽火，使他俩从此天各一方。
1953 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当时，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授，闻讯噩耗，孙多慈伤心欲绝，将自己关在房中，痛哭三日，并为悲鸿戴孝三年。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作家协会
拟 稿：董克信
审 核：陆惠娣
发 布：梁 刚
董克信
在姑妈留下的相册中，有两张难得见到的老照片：一张是孙多慈在为同学毕瑜璋所作肖像画前的留影。那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影中人是：孙多慈，画中人是：毕瑜璋。像姊妹吧！”另一张是油画中的人物毕瑜璋与画像的合影。背面写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孙多慈与毕瑜璋，都是我姑妈董谋元1927～1930 年在安庆女中读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听姑妈说，孙多慈与画家徐悲鸿之间曾有过一段热烈的师生恋。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1913年生于安徽寿县。她的父亲孙传瑗曾当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秘书。1927 年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孙传芳，孙传瑷受牵连被关进南京监狱。孙多慈随母亲避居安庆，在安庆女中读书。那时，她的生活极不安定，为人沉默寡言，爱好文学与绘画。1930 年夏，18 岁的孙多慈从安庆女中高中毕业，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未被录取，于是便到艺术系当了一名旁听生。
当时，徐悲鸿正在艺术系执教。当他在教室里第一次看到孙多慈时，她穿着一件暖色的中式上衣，颈间系一条雪白的丝巾，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徐悲鸿是一个感情奔放、性格豪爽的人，自称“江南贫侠”。对于性格柔弱、命运多舛的孙多慈，自然产生了格外的同情与爱怜。当他听到孙多慈谈起自己的身世时，就吻着她的额头说：“无论如何从现在起，你有了一个始终关心你的朋友。”
在徐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孙多慈终于在翌年，以绘画100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大艺术系录取，正式成了徐悲鸿的学生。
从此，师生感情日深，孙多慈成了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在徐悲鸿创作时，孙多慈就站在他身旁，静静地欣赏老师精湛的画技，默默地削上一只他最爱吃的梨子，或是为他递上一杯香茗。而徐悲鸿也常从家中给孙多慈带来几个她爱吃的橘子、几支画笔或一朵她最喜欢的山茶花。久而久之，在他俩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1934年夏，徐悲鸿带学生到天目山写生，孙多慈亦在其中，徐先生对孙多慈体贴入微，师生感情不断升温。一次，两人在山间拥抱亲吻，恰被一同学看到摄入镜头。在碧水青山中，孙多慈将采撷到的一颗鲜红的相思豆，送给了自己的老师。徐悲鸿非常珍爱这颗象征爱情的红豆，回到南京请人将它镶嵌在戒指上，并在戒指上刻下“慈悲”二字（慈——孙多慈，悲——徐悲鸿），时时戴在自己的手指上。
当蒋碧薇看到他手上戴的这枚戒指时说：“悲鸿，我和你已经做了20 年夫妻了。我也晓得，人生得一知己确实是很不容易，假如你觉得孙多慈是你的知音，你和孙多慈结合是幸福的，你就随着她去吧……”
在傅厚岗4号，徐悲鸿新建的住宅里，建有一幢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此外，尚有1000余平方米的庭院，可供种植花木。孙多慈得知后，便送去数十株枫树苗。不料却被蒋碧薇付之一炬。徐悲鸿十分气恼，遂将新屋命名为“无枫堂”。
1935年夏，孙多慈从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由于徐悲鸿的鼎力相助，中华书局为她出版了一本画集。那时孙多慈的画虽说还比较稚嫩，但笔法流畅、线条优美、勾勒清晰、浓淡得体，别有一番风韵和情致。徐悲鸿觉得孙多慈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画家，便想方设法要送她出国深造。当时，比利时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设有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可以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徐悲鸿积极为其奔走，眼看快要成功，却被蒋碧薇知道，硬是把这件好事给搅黄了。孙多慈一气之下，回到安庆。对于孙多慈的离去，徐悲鸿伤心不已，第二天，他便叫学生来到傅厚岗家中，搬走了自己的一部分衣物行李，住进旅法留学时的好友沈宜甲先生家中。过了一星期，他又应李宗仁先生的邀请，到桂林作画去了。
后来，孙多慈也从安庆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老师，给悲鸿这一颗破碎的心带来了慰藉与温暖。爱情激发了徐悲鸿创作的热情，在漓江边，他为孙多慈画了一幅非常精美的油画肖像。
1937 年初，孙多慈的父母也来到了桂林。徐悲鸿热心地为孙多慈的父亲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个职位。这时，徐悲鸿正式向孙多慈求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原想通过这一启事，打消孙多慈父母的顾虑，但他没想到孙父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看了这则启事，火冒三丈，竟带着女儿不辞而别。
遭遇这一打击，徐悲鸿痛苦万分，遂独自一人隐居到广西、贵州接壤的一个偏僻小镇—— 八步，过着与世隔绝、苦行僧般的生活。直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炮声，才将他从迷惘中惊醒。
1938 年，徐悲鸿在香港收到孙多慈寄来的一封信。其时，她正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中教书，在信中赋诗一首：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西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信中还说：“我后悔当时因为父母反对，没有勇气和您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看到您的……”
1940 年11 月，徐悲鸿为支援抗日战争，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住在黄曼士先生家中，意外地收到孙多慈从沦陷区浙江辗转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教我作画，您教我做人，您为给我争取官费去巴黎留学四处奔走，您请中华书局为我出版素描画集……您为培养我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才，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最爱聆听您的讲话，您的每一句话都深深播种在了我的心田里……”
信的末尾，孙多慈又无限感慨地赋诗一首：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这情切切意绵绵的信，再一次激起徐悲鸿的感情波澜。然而，战争的烽火，使他俩从此天各一方。
1953 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当时，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授，闻讯噩耗，孙多慈伤心欲绝，将自己关在房中，痛哭三日，并为悲鸿戴孝三年。
（文章来自《南京史志》2018年第2期）
【作者单位】江苏作家协会
拟 稿：董克信
审 核：陆惠娣
发 布：梁 刚
临安春雨初霁
宋代：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译文及注释译文
如今的事态人情淡淡的像一层薄纱，谁又让我乘马来到京都作客沾染繁华？
住在小楼听尽了一夜的春雨淅沥滴答，明日一早，深幽的小巷便有人叫卖杏花。
铺开小纸从容地斜写着草书，在小雨初晴的窗边细细地煮水、沏茶、撇沫，试品名茶。
不要叹息那京都的尘土会弄脏洁白的衣衫，清明时节还来得及回到镜湖边的山阴故家。
注释
霁（jì）：雨后或雪后转晴。
世味：人世滋味；社会人情。
客：客居。
京华：京城之美称。因京城是文物、人才汇集之地，故称。
深巷：很长的巷道。
明朝（zhāo）：明日早晨。
矮纸：短纸、小纸。
斜行：倾斜的行列。
草：指草书。
晴窗：明亮的窗户。
细乳：沏茶时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
分茶：宋元时煎茶之法。注汤后用箸搅茶乳，使汤水波纹幻变成种种形状。
素衣：原指白色的衣服，这里用作代称。是诗人对自己的谦称（类似于“素士”）。
风尘叹：因风尘而叹息。暗指不必担心京城的不良风气会污染自己的品质。
有用没用完善
参考资料：1、缪钺等 ．宋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12（2012.7重印） ：第977-978页 ．
赏析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家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宋代：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译文及注释译文
如今的事态人情淡淡的像一层薄纱，谁又让我乘马来到京都作客沾染繁华？
住在小楼听尽了一夜的春雨淅沥滴答，明日一早，深幽的小巷便有人叫卖杏花。
铺开小纸从容地斜写着草书，在小雨初晴的窗边细细地煮水、沏茶、撇沫，试品名茶。
不要叹息那京都的尘土会弄脏洁白的衣衫，清明时节还来得及回到镜湖边的山阴故家。
注释
霁（jì）：雨后或雪后转晴。
世味：人世滋味；社会人情。
客：客居。
京华：京城之美称。因京城是文物、人才汇集之地，故称。
深巷：很长的巷道。
明朝（zhāo）：明日早晨。
矮纸：短纸、小纸。
斜行：倾斜的行列。
草：指草书。
晴窗：明亮的窗户。
细乳：沏茶时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
分茶：宋元时煎茶之法。注汤后用箸搅茶乳，使汤水波纹幻变成种种形状。
素衣：原指白色的衣服，这里用作代称。是诗人对自己的谦称（类似于“素士”）。
风尘叹：因风尘而叹息。暗指不必担心京城的不良风气会污染自己的品质。
有用没用完善
参考资料：1、缪钺等 ．宋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12（2012.7重印） ：第977-978页 ．
赏析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家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印度经济清零式崩盘：“莫迪经济学”玩不下去了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人们发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方向一致，但“凉”的程度却大大不同。比如备受瞩目的“龙象之争”主角——中国和印度，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经济的“清零式崩盘”
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4.4，较3月回升1.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4，再回收缩区间。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6，回升0.9个百分点。
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盘”则让人大跌眼镜。
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受服务业PMI拖累，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
如果说“中国龙”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进了深坑，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也很难说得通。
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7、综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游戏
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数据注水”。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以上，这一成就被归功于“莫迪经济学”的成绩。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修订”，人为制造了“纸面上的繁荣”。
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魄力惊人：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
金融领域，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
消费方面，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实现了“一菜两吃”。总之，各种数字游戏的“做大做强”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
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修订”，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化妆”。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历史数据含有“水分”在所难免。
直到疫情暴发后，印度经济停摆，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
除了数据泡沫，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科技树”分支：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第一桶金”。
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服务业的起点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32%，而中国在2000年，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79%。
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
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
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
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科学城”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华丽转型为“印度硅谷”。
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见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
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血汗工厂”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绕开二产，发展外向型三产，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但是，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
而外包型服务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圈。
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于9亿网民。
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条件、糟糕的物流系统，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外向型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
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盘”，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卸妆”，露出了“贫血”的本色——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内市场虚弱、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
结语
当然，特殊时期、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龙象之争”的最终判断依据。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邻居家的不幸”不值得庆贺。
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
经历了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水平。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
对中国而言，印度的“疫情经济”也很有启发。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工业化、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一切都是空谈。看似时髦的“去工业化”、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绝不可取。
□关不羽（专栏作家 经济学者）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人们发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方向一致，但“凉”的程度却大大不同。比如备受瞩目的“龙象之争”主角——中国和印度，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经济的“清零式崩盘”
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4.4，较3月回升1.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4，再回收缩区间。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6，回升0.9个百分点。
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盘”则让人大跌眼镜。
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受服务业PMI拖累，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
如果说“中国龙”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进了深坑，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也很难说得通。
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7、综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游戏
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数据注水”。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以上，这一成就被归功于“莫迪经济学”的成绩。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修订”，人为制造了“纸面上的繁荣”。
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魄力惊人：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
金融领域，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
消费方面，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实现了“一菜两吃”。总之，各种数字游戏的“做大做强”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
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修订”，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化妆”。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历史数据含有“水分”在所难免。
直到疫情暴发后，印度经济停摆，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
除了数据泡沫，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科技树”分支：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第一桶金”。
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服务业的起点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32%，而中国在2000年，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79%。
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
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
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
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科学城”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华丽转型为“印度硅谷”。
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见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
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血汗工厂”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绕开二产，发展外向型三产，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但是，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
而外包型服务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圈。
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于9亿网民。
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条件、糟糕的物流系统，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外向型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
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盘”，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卸妆”，露出了“贫血”的本色——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内市场虚弱、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
结语
当然，特殊时期、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龙象之争”的最终判断依据。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邻居家的不幸”不值得庆贺。
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
经历了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水平。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
对中国而言，印度的“疫情经济”也很有启发。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工业化、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一切都是空谈。看似时髦的“去工业化”、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绝不可取。
□关不羽（专栏作家 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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