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周年# [每日红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https://t.cn/A6VftsLR
【#东部战区就美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表态#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春晖 空军大校表示，5月18日，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美方行为向“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穿航行动全程跟踪监视，严密防范警戒，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美舰穿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回应#
#湖南师范大学[超话]#
谁“把中国害苦了”？
一一党史百年札记
蔡镇楚
一篇题为《“愤青外交”把中国害苦了》文章，近日在微信圈引起反响，或点赞，或沉默，或质疑。余不揣谫陋，认为此文从历史观念、逻辑分析、史料引证到分析批判，都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第一，基本概念之误。
标题，是文章的一面旗帜。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国家衰败，民不聊生，是谁把中国害苦了？是“愤青”还是“愤青外交”？不是！害苦中国的是西方列强，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是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与奴役。作者不顾是非曲直，把害苦中国的罪责归咎于“愤青”与“愤青外交”，岂非咄咄怪事！
“愤青”者何也？以文章所示，原来只是一群“打着爱国旗号”的“激进青年”，即“愤怒青年”。为何“愤怒”？在于“爱国”，如同五四运动中的北京青年学生。那么，当时的“愤青外交”，“害苦了”中国吗？没有！反而给中国挣回来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愤青”是个现代概念，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多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化，古今中外，不可一概而论。若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民间反抗，都视为“愤青”所为；那么历代王朝的更替，也是“愤青”所致。依这种逻辑推论，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无数革命先辈不也是“愤青”？既然如此，世人能一概否定“愤青”之所为吗？
第二，历史观念之误。
此文以大量编幅，以现代意义上之“愤青”之虞，来论述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的人与事，试图论证中心命题“愤青外交”害苦了中国。殊不知，作者罗列的史实，恰恰犯了乏历史观念之误。汉唐大帝国，并非单一的汉民族，都是民族大融合。宋元明清，封建王朝的更替，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民族之间为争夺生存与发展空间而出现的权利之争。现代学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去观察历史，去分析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不能站在大汉民族主义立场上偏袒其王朝政治。此文引述的内容，大多是中国范围内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权利争斗，将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族政权之间的权利之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国际外交之争，将皇朝更替之中的某些人与事一概斥之为“愤青外交”，就有“乏中华民族观念”之嫌。当年满族努尔哈赤起兵，宣称有“七大恨”，自称“龙的传人”，以黄龙为旗帜。你能将满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吗？有人说宋亡之后无华夏，实际属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无论历代王朝如何更替，炎黄子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称谓，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真实与整体利益。此乃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大原则、大方向问题，外交部门更应该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局与整体利益，而不能节外生枝，以免上西方敌对势力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当。
第三，“妥协文化”之误。
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乃是国家利器，民族意志。当今之世，国家的外交策略与权力，掌握在外交家的手里。外交谈判是外交家的职责所在；而谈判中的立场与态度，乃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究竟是强硬，还是妥协，取决于国家的国运、国力与民意，来自于国家的总体战略战术考量，刚柔相济，应变作制，机动灵活，方能显示出大国风范与外交家的智慧才华。至于外交谈判中的“妥协”，也要有底线，不能丧权辱国，出卖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作者应该是外交官，而文章却将中国历代王朝争夺中原主导权的内部纷争，与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外交争端相提并论，不仅有悖于历史常识，且拿历史上的所谓“愤青”说事，借古讽今，无端指责当今之中国外交如同历史上的“愤青外交”，将历代王朝更替中的人事利弊，夸大为“愤青”所为，统统归罪于“愤青外交”，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在推卸责任。果真如此，国家还要这些外交官何用？
当今之世，外交是国家大计，是外交官的外交，即便愤青们有些过激言行，干扰国家的外交谈判，还有政府去因势利导。外交官更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当今之中国，是外交官的强大后盾。弱国无外交；外交谈判中的“妥协”也许必要，但作者何谈什么“妥协文化”，说什么中国缺乏“外交妥协”的文化基因。何谓“妥协文化”？外交“妥协”是一种策略，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一种积淀，文化的多元化，外交领域有“外交文化”，谈不上什么“妥协文化”。外交“妥协文化”与“愤青”何关？是不是五四运动中的革命先驱与北京爱国青年学生，都是不愿妥协的“愤青”？是不是抗美援朝的决策也是不愿妥协的“愤青外交”？若这种“愤青外交”与外交“妥协文化”能够成立，它与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与“汉奸”行径又有何种区别？
纵观此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区区小言，无意得罪，就事论事而已。代表国家意志的外交官，却缺乏国家意识，不为国家民族排忧解难，反而去指责所谓“愤青”，斥责所谓“愤青外交”。意欲何为？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2021,4,9） https://t.cn/RCD2CHt
谁“把中国害苦了”？
一一党史百年札记
蔡镇楚
一篇题为《“愤青外交”把中国害苦了》文章，近日在微信圈引起反响，或点赞，或沉默，或质疑。余不揣谫陋，认为此文从历史观念、逻辑分析、史料引证到分析批判，都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
第一，基本概念之误。
标题，是文章的一面旗帜。中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国家衰败，民不聊生，是谁把中国害苦了？是“愤青”还是“愤青外交”？不是！害苦中国的是西方列强，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是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与奴役。作者不顾是非曲直，把害苦中国的罪责归咎于“愤青”与“愤青外交”，岂非咄咄怪事！
“愤青”者何也？以文章所示，原来只是一群“打着爱国旗号”的“激进青年”，即“愤怒青年”。为何“愤怒”？在于“爱国”，如同五四运动中的北京青年学生。那么，当时的“愤青外交”，“害苦了”中国吗？没有！反而给中国挣回来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愤青”是个现代概念，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多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化，古今中外，不可一概而论。若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民间反抗，都视为“愤青”所为；那么历代王朝的更替，也是“愤青”所致。依这种逻辑推论，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无数革命先辈不也是“愤青”？既然如此，世人能一概否定“愤青”之所为吗？
第二，历史观念之误。
此文以大量编幅，以现代意义上之“愤青”之虞，来论述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的人与事，试图论证中心命题“愤青外交”害苦了中国。殊不知，作者罗列的史实，恰恰犯了乏历史观念之误。汉唐大帝国，并非单一的汉民族，都是民族大融合。宋元明清，封建王朝的更替，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民族之间为争夺生存与发展空间而出现的权利之争。现代学者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去观察历史，去分析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不能站在大汉民族主义立场上偏袒其王朝政治。此文引述的内容，大多是中国范围内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权利争斗，将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族政权之间的权利之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国际外交之争，将皇朝更替之中的某些人与事一概斥之为“愤青外交”，就有“乏中华民族观念”之嫌。当年满族努尔哈赤起兵，宣称有“七大恨”，自称“龙的传人”，以黄龙为旗帜。你能将满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吗？有人说宋亡之后无华夏，实际属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无论历代王朝如何更替，炎黄子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称谓，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真实与整体利益。此乃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大原则、大方向问题，外交部门更应该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局与整体利益，而不能节外生枝，以免上西方敌对势力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当。
第三，“妥协文化”之误。
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乃是国家利器，民族意志。当今之世，国家的外交策略与权力，掌握在外交家的手里。外交谈判是外交家的职责所在；而谈判中的立场与态度，乃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究竟是强硬，还是妥协，取决于国家的国运、国力与民意，来自于国家的总体战略战术考量，刚柔相济，应变作制，机动灵活，方能显示出大国风范与外交家的智慧才华。至于外交谈判中的“妥协”，也要有底线，不能丧权辱国，出卖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作者应该是外交官，而文章却将中国历代王朝争夺中原主导权的内部纷争，与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外交争端相提并论，不仅有悖于历史常识，且拿历史上的所谓“愤青”说事，借古讽今，无端指责当今之中国外交如同历史上的“愤青外交”，将历代王朝更替中的人事利弊，夸大为“愤青”所为，统统归罪于“愤青外交”，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在推卸责任。果真如此，国家还要这些外交官何用？
当今之世，外交是国家大计，是外交官的外交，即便愤青们有些过激言行，干扰国家的外交谈判，还有政府去因势利导。外交官更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当今之中国，是外交官的强大后盾。弱国无外交；外交谈判中的“妥协”也许必要，但作者何谈什么“妥协文化”，说什么中国缺乏“外交妥协”的文化基因。何谓“妥协文化”？外交“妥协”是一种策略，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一种积淀，文化的多元化，外交领域有“外交文化”，谈不上什么“妥协文化”。外交“妥协文化”与“愤青”何关？是不是五四运动中的革命先驱与北京爱国青年学生，都是不愿妥协的“愤青”？是不是抗美援朝的决策也是不愿妥协的“愤青外交”？若这种“愤青外交”与外交“妥协文化”能够成立，它与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与“汉奸”行径又有何种区别？
纵观此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区区小言，无意得罪，就事论事而已。代表国家意志的外交官，却缺乏国家意识，不为国家民族排忧解难，反而去指责所谓“愤青”，斥责所谓“愤青外交”。意欲何为？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2021,4,9） https://t.cn/RCD2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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