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的青年力量：那时，他们二十郎当岁】今年，中国天眼（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43岁，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孙京海38岁，机械组组长姚蕊37岁……
为了把自己纳入“青年人”的行列，他们翻遍了国内外对“青年”的年龄界定，最后姜鹏笑着说：“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说，16到44岁都算青年！”
在刚加入FAST团队时，他们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那时，姜鹏31岁，孙京海22岁，姚蕊22岁……
如今，FAST建成了，他们也快要走出“青年人”的范畴，但是他们不苦恼，因为他们的青春写进了历史，因为新生代们也正在如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继续为中国科技事业而奋斗。
△ 青葱岁月的苦与甜
早先参与望远镜建设的人，常津津有味地追忆十多年前的日子。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测量组组长于东俊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夏天，于东俊毕业后入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3个月后就被派到FAST现场。第一次出公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山清水秀的贵州……种种美好想象在于东俊脑海中反复出现。然而，现实给他泼了盆冷水：当时的大窝凼里，没有手机信号，吃住在临时板房，还要忍受各种蚊虫叮咬。
相比于生活条件的简陋，技术挑战才是最熬人的。
图1：青年科技工作者常年待在大山中，有时对未来也存着迷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2009年，姜鹏博士毕业。一张招聘启事偶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个500米直径的索网，能变形，抛物面可以在它的不同的部位形成，而且要求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500米”“变形”“毫米级”，这些让姜鹏觉得“不可思议”。带着好奇，他加入了FAST工程项目建设团队。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工程技术举步维艰。
当时的一大“痛点”是索疲劳问题。FAST是个庞大的射电望远镜，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口盛满了水的锅，够全世界所有人喝一天。什么样的索网，能30年不坏、分毫不差地撑起这口大锅？
当时，姜鹏等人从市面上知名厂家买来十根钢索，然而，在疲劳实验中，所有钢索都失败了。这件事很快在天文圈里传开，很多人都说FAST要完了。顶着压力，姜鹏等人用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钻研，经历了近百次失败，最终才像做梦一般研制出一款适用于FAST的成品钢索结构。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大家乐在其中，“经常能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潘高峰说。
那段日子很苦，再回首时却都变成了甜。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主任李辉，这样评价那段日子对自己的意义：“通过努力，我亲眼见证了FAST的成长，这样的大型项目给我提供了丰富自身经历的机遇，这种机遇无疑是一种财富，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图2：2009年9月22日，姜鹏和同事在密云安装反射面板进行试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难点”最终成“亮点”
FAST的骨干们，在刚加入团队时，都只有二三十岁。在老一辈科学家的信任与呵护下，他们身上的闯劲和创造力，让FAST一次次逆境翻盘。
在望远镜调试之初，孙京海遇到了一个难题：采购的高压滤波器定制产品寿命短、可靠性不满足需求，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像FAST这样的特殊需求。如果用采购的产品，设备有失效甚至爆炸的风险；如果不用，望远镜观测质量得不到保证。怎么办？
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孙京海发现，问题出在元器件的选型和制造工艺上。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发方案，从元器件开始做。可是，孙京海既非电气电子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设计经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幸运的是，包括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在内的前辈们，支持他干下去。
于是，孙京海和同事一起，从头开始学。书本上的设计方法不好用，他们就创造新方法。通过几轮的测试、改进，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得到提升。到了调试阶段，他们坚定的用了自己设计研制的产品，实现了工程所需的效果。
姚蕊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望远镜建设期间，她主要负责馈源舱研制。馈源舱相当于天眼的瞳孔，起到聚焦的作用。建设阶段，为了解决馈源舱的超重问题，姚蕊等人抛弃了多年的馈源舱设计方案，大胆地对馈源按照观测进行分组，并将馈源舱的圆柱体变成了“钻石三角形”。
姚蕊忐忑地把新设计方案递给南仁东：“南老师，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好看？”南仁东看完方案，沉默些许后说：“也不难看。”至今，姚蕊都不知道南仁东是不是真的喜欢馈源舱的新造型，但他的支持让这个创造性的方案最终得以实现。
忆及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感慨万千。“我们这一辈人接过FAST的工作，就要尽自己的力，发一份光。”科学观测与数据部科学观测组组长钱磊说。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甘恒谦也感慨：“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自主创新，历时二十多年，攻克众多建造技术难题；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FAST运行维护好，以高质量观测数据、重大科学成果回馈社会。”
图3：现场工程师常年在台址驻守值班，家人带孩子探班（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图4：调试组历尽艰辛后终于实现望远镜联合观测，成员留影纪念（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大窝凼里的新气息
2020年1月11日，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国内开放运行。又一批新生代科技工作者来到这里，帮助FAST向“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的目标迈进。
2012年，20岁出头的孙纯加入FAST，如今，作为工程师的她，主要的工作是给每个项目安排合理的观测时间。望远镜每一秒的观测时间都很宝贵，而每天等待观测的源就有几千个。不浪费观测时间，是他们安排观测计划的主要原则。每天，孙纯都要对计划逐一核查，一旦两个特殊要求的源出现观测时间冲突，她就要耐心地做协调，按规则给每个待观测源排好队。
为了实现观测任务的高效安排，2020年初，孙纯参与开发出了观测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3月31日起，FAST正式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她又参与开发了英文及观测项目申请评审系统，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申请、创建、安排、执行一条龙服务，保障FAST能产出更多成果。
与孙纯一样，工程师黄梦林也常驻FAST现场，为天文学家们提供数据服务。2014年，她来到这里，负责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那时，FAST还没有数据中心。他们一步步开展需求分析、招标、上架安装、配置环境、提供服务、后期运维工作。接着，机房多起来了，设备多起来了，数据中心的人员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一步步走到今天，黄梦林充实而自信。
每次忙到快要崩溃时，黄梦林总会抬头望向窗外。综合楼的门旁，南仁东的雕像矗立着。看着南仁东的雕像，她会想起与他相处的点滴，也由此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能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辈子就值得了！”
所有成长在中国天眼里的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大理想和“小心思”。正如姜鹏所说：“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是要做一台好用的望远镜，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是希望后来者们用好这个设备，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也终将是过去时，如果说我们还有点奢求的话，那就是希望不会被忘记。”
https://t.cn/A6cdFs9U
为了把自己纳入“青年人”的行列，他们翻遍了国内外对“青年”的年龄界定，最后姜鹏笑着说：“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说，16到44岁都算青年！”
在刚加入FAST团队时，他们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那时，姜鹏31岁，孙京海22岁，姚蕊22岁……
如今，FAST建成了，他们也快要走出“青年人”的范畴，但是他们不苦恼，因为他们的青春写进了历史，因为新生代们也正在如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继续为中国科技事业而奋斗。
△ 青葱岁月的苦与甜
早先参与望远镜建设的人，常津津有味地追忆十多年前的日子。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测量组组长于东俊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夏天，于东俊毕业后入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3个月后就被派到FAST现场。第一次出公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山清水秀的贵州……种种美好想象在于东俊脑海中反复出现。然而，现实给他泼了盆冷水：当时的大窝凼里，没有手机信号，吃住在临时板房，还要忍受各种蚊虫叮咬。
相比于生活条件的简陋，技术挑战才是最熬人的。
图1：青年科技工作者常年待在大山中，有时对未来也存着迷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2009年，姜鹏博士毕业。一张招聘启事偶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个500米直径的索网，能变形，抛物面可以在它的不同的部位形成，而且要求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500米”“变形”“毫米级”，这些让姜鹏觉得“不可思议”。带着好奇，他加入了FAST工程项目建设团队。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工程技术举步维艰。
当时的一大“痛点”是索疲劳问题。FAST是个庞大的射电望远镜，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口盛满了水的锅，够全世界所有人喝一天。什么样的索网，能30年不坏、分毫不差地撑起这口大锅？
当时，姜鹏等人从市面上知名厂家买来十根钢索，然而，在疲劳实验中，所有钢索都失败了。这件事很快在天文圈里传开，很多人都说FAST要完了。顶着压力，姜鹏等人用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钻研，经历了近百次失败，最终才像做梦一般研制出一款适用于FAST的成品钢索结构。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大家乐在其中，“经常能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潘高峰说。
那段日子很苦，再回首时却都变成了甜。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主任李辉，这样评价那段日子对自己的意义：“通过努力，我亲眼见证了FAST的成长，这样的大型项目给我提供了丰富自身经历的机遇，这种机遇无疑是一种财富，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图2：2009年9月22日，姜鹏和同事在密云安装反射面板进行试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难点”最终成“亮点”
FAST的骨干们，在刚加入团队时，都只有二三十岁。在老一辈科学家的信任与呵护下，他们身上的闯劲和创造力，让FAST一次次逆境翻盘。
在望远镜调试之初，孙京海遇到了一个难题：采购的高压滤波器定制产品寿命短、可靠性不满足需求，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像FAST这样的特殊需求。如果用采购的产品，设备有失效甚至爆炸的风险；如果不用，望远镜观测质量得不到保证。怎么办？
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孙京海发现，问题出在元器件的选型和制造工艺上。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发方案，从元器件开始做。可是，孙京海既非电气电子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设计经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幸运的是，包括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在内的前辈们，支持他干下去。
于是，孙京海和同事一起，从头开始学。书本上的设计方法不好用，他们就创造新方法。通过几轮的测试、改进，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得到提升。到了调试阶段，他们坚定的用了自己设计研制的产品，实现了工程所需的效果。
姚蕊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望远镜建设期间，她主要负责馈源舱研制。馈源舱相当于天眼的瞳孔，起到聚焦的作用。建设阶段，为了解决馈源舱的超重问题，姚蕊等人抛弃了多年的馈源舱设计方案，大胆地对馈源按照观测进行分组，并将馈源舱的圆柱体变成了“钻石三角形”。
姚蕊忐忑地把新设计方案递给南仁东：“南老师，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好看？”南仁东看完方案，沉默些许后说：“也不难看。”至今，姚蕊都不知道南仁东是不是真的喜欢馈源舱的新造型，但他的支持让这个创造性的方案最终得以实现。
忆及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感慨万千。“我们这一辈人接过FAST的工作，就要尽自己的力，发一份光。”科学观测与数据部科学观测组组长钱磊说。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甘恒谦也感慨：“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自主创新，历时二十多年，攻克众多建造技术难题；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FAST运行维护好，以高质量观测数据、重大科学成果回馈社会。”
图3：现场工程师常年在台址驻守值班，家人带孩子探班（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图4：调试组历尽艰辛后终于实现望远镜联合观测，成员留影纪念（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大窝凼里的新气息
2020年1月11日，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国内开放运行。又一批新生代科技工作者来到这里，帮助FAST向“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的目标迈进。
2012年，20岁出头的孙纯加入FAST，如今，作为工程师的她，主要的工作是给每个项目安排合理的观测时间。望远镜每一秒的观测时间都很宝贵，而每天等待观测的源就有几千个。不浪费观测时间，是他们安排观测计划的主要原则。每天，孙纯都要对计划逐一核查，一旦两个特殊要求的源出现观测时间冲突，她就要耐心地做协调，按规则给每个待观测源排好队。
为了实现观测任务的高效安排，2020年初，孙纯参与开发出了观测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3月31日起，FAST正式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她又参与开发了英文及观测项目申请评审系统，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申请、创建、安排、执行一条龙服务，保障FAST能产出更多成果。
与孙纯一样，工程师黄梦林也常驻FAST现场，为天文学家们提供数据服务。2014年，她来到这里，负责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那时，FAST还没有数据中心。他们一步步开展需求分析、招标、上架安装、配置环境、提供服务、后期运维工作。接着，机房多起来了，设备多起来了，数据中心的人员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一步步走到今天，黄梦林充实而自信。
每次忙到快要崩溃时，黄梦林总会抬头望向窗外。综合楼的门旁，南仁东的雕像矗立着。看着南仁东的雕像，她会想起与他相处的点滴，也由此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能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辈子就值得了！”
所有成长在中国天眼里的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大理想和“小心思”。正如姜鹏所说：“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是要做一台好用的望远镜，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是希望后来者们用好这个设备，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也终将是过去时，如果说我们还有点奢求的话，那就是希望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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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的青年力量：那时，他们二十郎当岁】今年，中国天眼（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43岁，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孙京海38岁，机械组组长姚蕊37岁……
为了把自己纳入“青年人”的行列，他们翻遍了国内外对“青年”的年龄界定，最后姜鹏笑着说：“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说，16到44岁都算青年！”
在刚加入FAST团队时，他们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那时，姜鹏31岁，孙京海22岁，姚蕊22岁……
如今，FAST建成了，他们也快要走出“青年人”的范畴，但是他们不苦恼，因为他们的青春写进了历史，因为新生代们也正在如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继续为中国科技事业而奋斗。
▲ 青葱岁月的苦与甜
早先参与望远镜建设的人，常津津有味地追忆十多年前的日子。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测量组组长于东俊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夏天，于东俊毕业后入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3个月后就被派到FAST现场。第一次出公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山清水秀的贵州……种种美好想象在于东俊脑海中反复出现。然而，现实给他泼了盆冷水：当时的大窝凼里，没有手机信号，吃住在临时板房，还要忍受各种蚊虫叮咬。
相比于生活条件的简陋，技术挑战才是最熬人的。
图1：青年科技工作者常年待在大山中，有时对未来也存着迷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2009年，姜鹏博士毕业。一张招聘启事偶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个500米直径的索网，能变形，抛物面可以在它的不同的部位形成，而且要求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500米”“变形”“毫米级”，这些让姜鹏觉得“不可思议”。带着好奇，他加入了FAST工程项目建设团队。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工程技术举步维艰。
当时的一大“痛点”是索疲劳问题。FAST是个庞大的射电望远镜，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口盛满了水的锅，够全世界所有人喝一天。什么样的索网，能30年不坏、分毫不差地撑起这口大锅？
当时，姜鹏等人从市面上知名厂家买来十根钢索，然而，在疲劳实验中，所有钢索都失败了。这件事很快在天文圈里传开，很多人都说FAST要完了。顶着压力，姜鹏等人用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钻研，经历了近百次失败，最终才像做梦一般研制出一款适用于FAST的成品钢索结构。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大家乐在其中，“经常能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潘高峰说。
那段日子很苦，再回首时却都变成了甜。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主任李辉，这样评价那段日子对自己的意义：“通过努力，我亲眼见证了FAST的成长，这样的大型项目给我提供了丰富自身经历的机遇，这种机遇无疑是一种财富，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图2：2009年9月22日，姜鹏和同事在密云安装反射面板进行试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难点”最终成“亮点”
FAST的骨干们，在刚加入团队时，都只有二三十岁。在老一辈科学家的信任与呵护下，他们身上的闯劲和创造力，让FAST一次次逆境翻盘。
在望远镜调试之初，孙京海遇到了一个难题：采购的高压滤波器定制产品寿命短、可靠性不满足需求，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像FAST这样的特殊需求。如果用采购的产品，设备有失效甚至爆炸的风险；如果不用，望远镜观测质量得不到保证。怎么办？
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孙京海发现，问题出在元器件的选型和制造工艺上。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发方案，从元器件开始做。可是，孙京海既非电气电子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设计经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幸运的是，包括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在内的前辈们，支持他干下去。
于是，孙京海和同事一起，从头开始学。书本上的设计方法不好用，他们就创造新方法。通过几轮的测试、改进，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得到提升。到了调试阶段，他们坚定的用了自己设计研制的产品，实现了工程所需的效果。
姚蕊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望远镜建设期间，她主要负责馈源舱研制。馈源舱相当于天眼的瞳孔，起到聚焦的作用。建设阶段，为了解决馈源舱的超重问题，姚蕊等人抛弃了多年的馈源舱设计方案，大胆地对馈源按照观测进行分组，并将馈源舱的圆柱体变成了“钻石三角形”。
姚蕊忐忑地把新设计方案递给南仁东：“南老师，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好看？”南仁东看完方案，沉默些许后说：“也不难看。”至今，姚蕊都不知道南仁东是不是真的喜欢馈源舱的新造型，但他的支持让这个创造性的方案最终得以实现。
忆及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感慨万千。“我们这一辈人接过FAST的工作，就要尽自己的力，发一份光。”科学观测与数据部科学观测组组长钱磊说。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甘恒谦也感慨：“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自主创新，历时二十多年，攻克众多建造技术难题；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FAST运行维护好，以高质量观测数据、重大科学成果回馈社会。”
图3：现场工程师常年在台址驻守值班，家人带孩子探班（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图4：调试组历尽艰辛后终于实现望远镜联合观测，成员留影纪念（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大窝凼里的新气息
2020年1月11日，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国内开放运行。又一批新生代科技工作者来到这里，帮助FAST向“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的目标迈进。
2012年，20岁出头的孙纯加入FAST，如今，作为工程师的她，主要的工作是给每个项目安排合理的观测时间。望远镜每一秒的观测时间都很宝贵，而每天等待观测的源就有几千个。不浪费观测时间，是他们安排观测计划的主要原则。每天，孙纯都要对计划逐一核查，一旦两个特殊要求的源出现观测时间冲突，她就要耐心地做协调，按规则给每个待观测源排好队。
为了实现观测任务的高效安排，2020年初，孙纯参与开发出了观测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3月31日起，FAST正式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她又参与开发了英文及观测项目申请评审系统，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申请、创建、安排、执行一条龙服务，保障FAST能产出更多成果。
与孙纯一样，工程师黄梦林也常驻FAST现场，为天文学家们提供数据服务。2014年，她来到这里，负责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那时，FAST还没有数据中心。他们一步步开展需求分析、招标、上架安装、配置环境、提供服务、后期运维工作。接着，机房多起来了，设备多起来了，数据中心的人员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一步步走到今天，黄梦林充实而自信。
每次忙到快要崩溃时，黄梦林总会抬头望向窗外。综合楼的门旁，南仁东的雕像矗立着。看着南仁东的雕像，她会想起与他相处的点滴，也由此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能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辈子就值得了！”
所有成长在中国天眼里的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大理想和“小心思”。正如姜鹏所说：“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是要做一台好用的望远镜，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是希望后来者们用好这个设备，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也终将是过去时，如果说我们还有点奢求的话，那就是希望不会被忘记。”
https://t.cn/A6cdFs9U
为了把自己纳入“青年人”的行列，他们翻遍了国内外对“青年”的年龄界定，最后姜鹏笑着说：“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说，16到44岁都算青年！”
在刚加入FAST团队时，他们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那时，姜鹏31岁，孙京海22岁，姚蕊22岁……
如今，FAST建成了，他们也快要走出“青年人”的范畴，但是他们不苦恼，因为他们的青春写进了历史，因为新生代们也正在如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继续为中国科技事业而奋斗。
▲ 青葱岁月的苦与甜
早先参与望远镜建设的人，常津津有味地追忆十多年前的日子。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测量组组长于东俊就是其中一位。
2009年夏天，于东俊毕业后入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3个月后就被派到FAST现场。第一次出公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山清水秀的贵州……种种美好想象在于东俊脑海中反复出现。然而，现实给他泼了盆冷水：当时的大窝凼里，没有手机信号，吃住在临时板房，还要忍受各种蚊虫叮咬。
相比于生活条件的简陋，技术挑战才是最熬人的。
图1：青年科技工作者常年待在大山中，有时对未来也存着迷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2009年，姜鹏博士毕业。一张招聘启事偶然出现在他面前：“一个500米直径的索网，能变形，抛物面可以在它的不同的部位形成，而且要求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500米”“变形”“毫米级”，这些让姜鹏觉得“不可思议”。带着好奇，他加入了FAST工程项目建设团队。然而，很快他就发现，工程技术举步维艰。
当时的一大“痛点”是索疲劳问题。FAST是个庞大的射电望远镜，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口盛满了水的锅，够全世界所有人喝一天。什么样的索网，能30年不坏、分毫不差地撑起这口大锅？
当时，姜鹏等人从市面上知名厂家买来十根钢索，然而，在疲劳实验中，所有钢索都失败了。这件事很快在天文圈里传开，很多人都说FAST要完了。顶着压力，姜鹏等人用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钻研，经历了近百次失败，最终才像做梦一般研制出一款适用于FAST的成品钢索结构。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但大家乐在其中，“经常能遇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也能享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潘高峰说。
那段日子很苦，再回首时却都变成了甜。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主任李辉，这样评价那段日子对自己的意义：“通过努力，我亲眼见证了FAST的成长，这样的大型项目给我提供了丰富自身经历的机遇，这种机遇无疑是一种财富，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
图2：2009年9月22日，姜鹏和同事在密云安装反射面板进行试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 “难点”最终成“亮点”
FAST的骨干们，在刚加入团队时，都只有二三十岁。在老一辈科学家的信任与呵护下，他们身上的闯劲和创造力，让FAST一次次逆境翻盘。
在望远镜调试之初，孙京海遇到了一个难题：采购的高压滤波器定制产品寿命短、可靠性不满足需求，因为全世界都没有像FAST这样的特殊需求。如果用采购的产品，设备有失效甚至爆炸的风险；如果不用，望远镜观测质量得不到保证。怎么办？
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孙京海发现，问题出在元器件的选型和制造工艺上。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发方案，从元器件开始做。可是，孙京海既非电气电子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设计经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幸运的是，包括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在内的前辈们，支持他干下去。
于是，孙京海和同事一起，从头开始学。书本上的设计方法不好用，他们就创造新方法。通过几轮的测试、改进，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得到提升。到了调试阶段，他们坚定的用了自己设计研制的产品，实现了工程所需的效果。
姚蕊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望远镜建设期间，她主要负责馈源舱研制。馈源舱相当于天眼的瞳孔，起到聚焦的作用。建设阶段，为了解决馈源舱的超重问题，姚蕊等人抛弃了多年的馈源舱设计方案，大胆地对馈源按照观测进行分组，并将馈源舱的圆柱体变成了“钻石三角形”。
姚蕊忐忑地把新设计方案递给南仁东：“南老师，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好看？”南仁东看完方案，沉默些许后说：“也不难看。”至今，姚蕊都不知道南仁东是不是真的喜欢馈源舱的新造型，但他的支持让这个创造性的方案最终得以实现。
忆及过往，每个人心里都感慨万千。“我们这一辈人接过FAST的工作，就要尽自己的力，发一份光。”科学观测与数据部科学观测组组长钱磊说。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甘恒谦也感慨：“以南仁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潜心研究，自主创新，历时二十多年，攻克众多建造技术难题；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FAST运行维护好，以高质量观测数据、重大科学成果回馈社会。”
图3：现场工程师常年在台址驻守值班，家人带孩子探班（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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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1日，FAST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国内开放运行。又一批新生代科技工作者来到这里，帮助FAST向“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的目标迈进。
2012年，20岁出头的孙纯加入FAST，如今，作为工程师的她，主要的工作是给每个项目安排合理的观测时间。望远镜每一秒的观测时间都很宝贵，而每天等待观测的源就有几千个。不浪费观测时间，是他们安排观测计划的主要原则。每天，孙纯都要对计划逐一核查，一旦两个特殊要求的源出现观测时间冲突，她就要耐心地做协调，按规则给每个待观测源排好队。
为了实现观测任务的高效安排，2020年初，孙纯参与开发出了观测项目管理系统。2021年3月31日起，FAST正式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她又参与开发了英文及观测项目申请评审系统，为全球科学家提供申请、创建、安排、执行一条龙服务，保障FAST能产出更多成果。
与孙纯一样，工程师黄梦林也常驻FAST现场，为天文学家们提供数据服务。2014年，她来到这里，负责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那时，FAST还没有数据中心。他们一步步开展需求分析、招标、上架安装、配置环境、提供服务、后期运维工作。接着，机房多起来了，设备多起来了，数据中心的人员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一步步走到今天，黄梦林充实而自信。
每次忙到快要崩溃时，黄梦林总会抬头望向窗外。综合楼的门旁，南仁东的雕像矗立着。看着南仁东的雕像，她会想起与他相处的点滴，也由此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能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微薄之力，这辈子就值得了！”
所有成长在中国天眼里的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大理想和“小心思”。正如姜鹏所说：“我们不能忘记的初心是要做一台好用的望远镜，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愿景是希望后来者们用好这个设备，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也终将是过去时，如果说我们还有点奢求的话，那就是希望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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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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