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乐毅论》

——旧拓本 美国安思远藏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鲜于枢行草《苏轼海棠诗卷》#书法笔法# #北京書法培訓# 01
纸本34.5X584cm 1301年大德五年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纵观书法史，缘于对宋人“尚意”书风的“反拨”，元代书坛重现复古尊法趋势，鲜于枢和赵孟頫一样，成为“元初回归传统的古典主义书法潮流的先导者”（黄惇语）。
　　据《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家族累世均为读书之人，鲜于枢幼时从祖母墨迹中得到沾溉，后又向金代书家张天赐请教。元人刘致述其书学经历：“鲜于困学（鲜于枢号“困学山民”）之书，始学奥敦周卿竹轩，后学姚鲁公雪斋，为湖南宪司经历，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与承旨赵公子昂游处，其书乃大进，以之名世，行草第一。”在与时彦请益与交流的同时，鲜于枢又直逼唐宋，上溯魏晋，“刻意学古书，池水欲尽黑”（赵孟頫诗）。他藏有名帖多种，特别是对颜真卿《祭侄稿》更为宝爱，称为“天下行书第二，吾家法书第一”。《石渠宝笈》、《大观录》等书著录了他临摹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群鹅帖》、颜真卿《鹿脯帖》和怀素《自叙帖》等多种墨迹。许多法帖还有他的精彩题跋，如“书家之有钟王，犹儒家之有周孔，今之学者出口推云‘二王’，而不言钟，犹称孔子、孟子，而不言周公也”。据明丰坊《书诀》载，鲜于枢小楷即取法钟繇。同时，他还善于师法自然，据记载，他“早岁学书，愧未能若古人，偶适野见二人挽车行淖泥中，遂悟笔法……”这与张旭观剑舞、黄庭坚见荡桨悟出笔法同出一理。
　　鲜于枢性格直率，同时代书家陈绎曾云：“今代惟鲜于郎中（指鲜于枢）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这种傲视世俗的奇崛个性尤其表现在行、草创作上——雄浑恣肆，洒脱不羁。赵孟頫对此极为推重，他曾说：“余与伯机（鲜于枢字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
　　在鲜于枢存世墨迹中，所书《苏轼海棠诗卷》堪称代表作之一。这一行草纸本纵34.5厘米，横584厘米，系书录苏轼咏海棠七言长古，卷后有元、明以来诸多书家题跋和收藏印记。元秋桂跋曰：“鲜于翁草书修‘六义’（笔者注：“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无一笔苟置。人皆知其豪健遒劲，而不知其备六义于中也。”明董其昌云：“盖东坡先生屡书《海棠诗》，不下十本，伯机意欲附名贤之诗以传其书，故当全力付之也。”
　　此卷系鲜于枢运用极富弹性的硬毫写成，以行书为主，兼用草法。其用笔多取法唐人，正如元人袁褎所言：“善回腕，故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而清人阮元亦谓鲜于枢“字迹活泼而有力，在孙过庭、李北海（邕）之间”。细察此卷，与颜氏《祭侄稿》、《刘中使帖》及《争坐位帖》多有契合之处，笔法纵肆，欹态横生。通篇约二百余字，“全力以付”，“无一笔苟置”。从用笔力上看，锋敛墨聚，圆劲有力，每一笔画的起收、顿挫、使转……均从容不迫，却又变化万千。比如聚墨成“点”，有正点、侧点、挑点、连势排点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结体妥帖，浑然无间。举凡横、竖、撇、捺各种构字“元素”，均能曲尽其妙，如“瘴”、“荐”、“华”、“长”诸字，横画虽多，却“燕不双飞”，因势生形；“瘴”、“草”、“华”、“晕”、“中”字中的竖画，多取“悬针”状，行笔劲利，挺拔有力……结体略呈右上取势，宽博宏肆，纵敛有度；行书中间杂草书，规整中有变化，益增活泼生动之趣。此卷章法近乎上下齐平，行距均匀，不激不厉，自然畅达。而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偶以“牵丝”相属，更多是以内在笔势使上下呼应自如、左右揖让相得。通观全卷，正如刘欣耕先生所言：“结字严谨而纵肆，点线爽健而富有立体感，挥运之中意气雄豪而出入规矩。他以深厚的功力表现出了对书法形式美的追求和创造力，从而也表现了自己的气质、人格。”
　　尽管同侪称誉鲜于枢“笔笔皆有古法，足为至宝”（赵孟頫语），但因其泥守唐法，排斥宋人，明潘之淙《书法离钩》批评道：“元人自赵吴兴（孟頫）外，鲜于伯机声价几与之齐，极圆健而不能去俗。”明人方逊志亦直指其“姿体充伟而少韵度”。以“回归”传统为主流的元代书坛之所以在书史上较为“寂寞”，就是因为继承多而创新少。鲜于枢也未能免“俗”，这是他的书法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
　　鲜于枢于书法“用工极深，时人鲜有知者”（元人邓文原语），晚年更是闭门谢客，不问世事，以调琴作书为乐。1989年在杭州发现鲜于枢墓，随葬品还有印章、端砚和笔端饰件及其他鲜于氏生前把玩之物。

唐 王玄宗 王洪范碑05#北京書法培訓# #筆法研究#北京書法培訓#

古代神仙家一直将“术”视为仙药。《神农本草经》说：“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列仙传》记载，一位叫涓子的神仙，“好饵术，接食其精”。《抱朴子内篇·仙药》引《神药经》也说：“必欲长生，常服山精。”山精便是术。
“术”是菊科苍术属多种植物的泛称，中医以其根茎入药，又分白术和苍术两种。江苏茅山是茅苍术Atractylodes lancea的主要产地，故东晋发源于茅山的上清派，特别重视术的养生神仙作用。作为上清派传人，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术有大段论述，他说：“今处处有，以蒋山、白山、茅山者为胜。”又说：“昔刘涓子挼取其精而丸之，名守中金丸，可以长生。”
在陶弘景编辑的《真诰》中，有关仙人服术的记载甚多，《真诰》卷6载紫微夫人《服术叙》一篇，大意谓草木服食功用，皆不及术，其既能灭灾疢，又可以保长生，最为上品。所谓“夫术气则式遏鬼津，吐烟则镇折邪节。强内摄魂，益血生脑，逐恶致真，守精卫命。飡其饵，则灵柔四敷，荣输轻盈；服其丸散，则百病瘳除，五藏含液，所以长远视久而更明也。”
与今天中医用白术健脾益气，苍术化湿运脾不同，按照上清派的想法，这种茅苍术简直是一种不死草、神仙药。《真诰》卷10记载有三种术制剂的调配方法，其一：茅苍术洗净，捣为细屑，清水煮烂，药汁浓缩，添入白蜜，以枣泥调和为丸。每日食如弹丸大三四枚，则“一时百病除，二时万害不伤，三时面有光泽，四时耳目聪明；三年颜如女子，神仙不死。”其二：茅苍术洗净晾干，捣为细屑，仍然拌以枣泥，再用清酒调和成糊状。每日服如李子大三丸，则“百病不能伤，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冻。”其三：茅苍术与茯苓各自捣为散，和合再捣，每天早晨服五合，则“百灾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壮健。久服，能飞越峰谷，耳聪目明矣。”
陶弘景显然相信术的神奇功效，他也亲自调制这类术煎、术散等制剂，自己服用并赠送他人。在庾肩吾文集中有《答陶隐居赉术煎启》和《答陶隐居赉术蒸启》，即是收到陶弘景赠品后的答辞。庾肩吾赞美术煎说：“味重金浆，芳逾玉液，足使芝惭明丽，丹愧芙蓉，坐致延生，伏深铭戴。”又说：“绿叶抽条，生于首峰之侧，紫花摽色，出自郑岩之下。”此可证明陶弘景所作术煎、术蒸的原料皆出于茅山，其为茅苍术无疑。
唐代茅山道教也以上清派为主，但是否保持饵术的传统，除了皮日休诗句“白石静敲蒸术火，清泉闲洗种花泥”；“度日竹书千万字，经冬术煎两三缸”，我一直没有获得确切证据。偶然翻阅《唐华阳观王洪范碑》，其中提到“先生自幼及长，恒味松术”。据《抱朴子内篇·杂应》说：“炼松柏及术，亦可以守中。”前引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言刘涓子以术调配守中金丸，或即是此。
碑文说王洪范“弱龄去俗，高步归真”，师从茅山第十代宗师王远知，“随法主卜居茅谷，为香瓶弟子一十六年”，论行辈可以算陶弘景的徒孙。唐初，王洪范奉王远知之命，返还茅山，恢复遗迹，整修殿宇。他卒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享年八十八岁，葬在华阳观南陶弘景墓之侧。
又据《金石萃编》卷62《潘尊师碣》，也提到“烧枫柏而戒竫，炼松术以存精”。潘尊师即潘师正，茅山第十一代宗师。不特如此，元代刘大彬《茅山志》卷22著录第十代宗师《王远知碑》，其中有云，“便即辟谷休粮，唯资松水”， “松水”一词，很可能就是“松术”之讹。由此看来，上清派服饵茅苍术的传统，一直保持到初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