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冲击，养老金可持续对策有四个】5月11日，七普数据发布。一个较为瞩目的数字是人户分离将近4.9亿人口，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中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滑，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将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哪些新活力？如何看待超大、特大城市的增长空间？为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数据表明，美国和日本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但人均GDP现在不过1万美元，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未富先老”，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洋：关于深度老龄化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我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深度老龄化的比率应该是14%，超高老龄化社会是20%。比起日本2019年28%的老龄化率，中国距离深度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时间。从全球横向比较，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较好的。
衡量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力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中国七普数据显示占比为63.35%，在这个指标上超过中国的没有几个国家。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出现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2010年劳动人口的比例达到高峰，之后出现拐点掉下来了。
有些人机械地说我们2010年前享受了人口红利，那之后肯定是人口负红利了，我认为是过度夸大了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能看到，我们要接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怎样去应对目前的状况。
观察者网：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据了解，日本人均社保在过去15年增加了50%，社会保障费用占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我们如何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姚洋：我们谈到中国“未富先老”，“未富”说明经济还有增长的潜力。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增长潜力基本上耗尽了。中国还有城市化等增长潜力，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金的“盘子”还会提高。现在制定的养老金标准是按照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如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经济增长可以部分解决养老金的供给问题。
此外，七普数据显示城市化率是63.89%，未来十年有望再增加10到1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提高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进入城市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有利于养老金缴费进一步扩大。现在，政府也在推进农村的养老保险，就业人数增多同样有利于养老金数量增加。
第二个方面是延迟退休。把退休年龄往后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养老金的缺口，而且劳动力供给有了更多的潜力。
第三个方面是全国统筹社保。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补贴养老金和医疗，这源于地区养老金的不均衡。虽然有些贫困地区养老金有亏空，但南方一些省市养老金相对富余。未来全国统筹起来，集中调度，可以保证养老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亏空。
第四个方面是加速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改革，把社保基金的盘子做大，用社保基金的收益弥补养老金亏空。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加剧情况，主要压力来自1962年到1973年的“婴儿潮”，不到10年时间新增2.6亿人口，也就说今天全国近五分之一人口都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如果把这波浪潮应对过去，那之后老龄化问题会缓解一些。
观察者网：从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提升，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广东和山东省人口超过1亿人。如何理解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个现象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特大、超大城市的增长空间？
姚洋：基础数据跟我们平时的印象是吻合的。从数据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地区有一些人口流出，东南沿海的省份的人口在增加，特别是广东、浙江增加的人口最多。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经济活力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十四五”规划对此也做了肯定，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合理的，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仅接受，而且是欢迎的。
人口集聚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力的提高，生产成本、交通沟通成本的下降等等，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
事实上，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比如北京、上海增长并不快。个体在选择城市时，也会综合考虑收入和成本，比如说上海、北京等地房价太贵，大家可能会选择在其周边城市发展，所以出现江苏、浙江容纳了大量人口，这是大家的理性选择。企业也会选择城市，会考虑这个城市的成本和人口资源，这背后都是有着经济自身的规律。
美国的“锈带”城市底特律，作为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依靠汽车工业进入了全盛期，之后由于人才素质下降和产业过分单一等原因走向衰落，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破产城市，破产后城市债务业全部清理。
这几年，底特律大力发展全球创意网络，在工业设计、广告、艺术等领域有新的发展，福特公司也打算“重返底特律”，所以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
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这种大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和创新将是很强的支撑力。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中显示，我国人口十年来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能如何转型应对人口的低速增长？
姚洋：这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劳动人口的确在下降。
如何去弥补劳动人口的缺空？我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面说过，未来30年由于自动化和AI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会被替代掉，这会超过老龄化减少的劳动力和数量。换句话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要关注的不是劳动力紧缺，而是结构性的劳动力失业，很多低端劳动都已经被替代掉了，特别在发展水平中等偏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县城。
随着未来的城市化，我们的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我们做过测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高考改革等等。
观察者网：您之前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也有很多机遇，中国的“银发经济”有哪些发力点可以将老龄化转变为发展动力？
姚洋：“银发经济”包括养老、健康、互理、保健等多个行业，潜力非常大，其中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比如“银发经济”中的老年人陪伴问题，现在有小度、小爱同学等多个智能音箱陪居家老年人说说话。我也鼓励MBA的学生，去关注这个行业。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依靠中国的大量数据，进一步提供实时、快捷、互联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帮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同时也能推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观察者网：七普数据表明我们目前劳动力人口8.8亿人，且高等教育占比已经达到15.4%，如何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
姚洋：从劳动力人口数量和质量来看，我觉得不用担心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的冲击。
受教育数据很多人没有关注到，我们有2.18亿、占比15.4%的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受教育的人数和质量都在提高。在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背景下，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人口红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问题。
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中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按照台湾和韩国的经验，他们在90年代中期时，大学生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大学生人数几乎变成100%了。
我国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完全达到100%，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分流接受职业教育，未来我们高等教育普及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创造更多更好的优质岗位，可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台湾疫情升温病毒进社区 股市崩跌、防疫物资遭抢购】台湾近日陷入了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最严峻的防疫危机。本周内，台湾北部多县市都发现本地确诊案例，且有多名感染者源头不明。有专家指出，新冠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一度自视为全球防疫典范的台湾，正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引发一定程度社会恐慌，消费者涌入超市、量贩商店等抢购防疫物资，台北股市也出现恐慌性下跌。此外还引发台湾在疫苗采购以及接种上是否过于缓慢的质疑。
爆发群聚感染新一波疫情延烧
中央社报道，14日台湾传出单日本地病例新增180例。随着疫情升温，台北市、新北市15日起至5月28日升级第三级警戒，全台休闲娱乐场所关闭，禁止进香团与绕境活动。虽然其他县市维持二级，但不分地区全体民众外出时需全程戴口罩。
从目前已知的公开信息看，这波疫情危机始于4月底。在台湾中华航空（华航）的货机机师，在台湾桃园下榻的防疫旅馆“诺福特”酒店爆发群聚感染事件后，台湾新一波疫情便开始延烧。
据此前报道，华航货机机师疑在海外染疫后，回台后在机场的防疫酒店隔离检疫时，因为酒店疑似未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导致机组人员以及酒店员工交叉感染，随后传播给家人。
疫情管控时间长民众松懈
BBC中文网报道，住在台北市的王小姐介绍，自己因为在家工作，所以比较不担忧，但面对疫情仍然觉得要谨慎以对。“因为疫情太久了，大家有点麻痺，”她说。
多家台媒也报道指出，台湾因为疫情管控得宜较长时间，演唱会及各种经济及宗教聚会如常，造成民众在防疫上的松懈。
出现确诊病例的酒店及患者都被认为在防疫上警觉不够。譬如，许多病患在筛检前都因为出现新冠相关症状前去诊所就医数次，但许多医师及病患警觉心都不够，未建议病患立即筛检隔离，导致病人隔了许多天之后才去筛检。
不过，也有宜兰罗东医院的医师，在病人初诊时，便悉心询问，提高警觉，强烈建议病人检验，后来发现病人确实感染新冠。
这种做法便成功阻断病毒继续传播。
引发社会恐慌民众涌入超市商店抢购
疫情引发一定程度社会恐慌，消费者涌入超市、量贩商店等抢购防疫物资。
综合新华社、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各县市超市、量贩店、药局出现抢购防疫物资人潮，网购平台防疫物资订单量持续攀升。
12日，不少民众一早就跑到药店买酒精，然而大桶酒精早已被抢完，只剩小瓶装，但面对疫情，大家依然选择多买，连同口罩都拼命往购物篮里放。甚至有民众表示：“家里已经有口罩了，但还是有些担心。”
在新北市从事金融业的柯小姐受访时表示，她来采购是因为疫情“好像已经接近要到封城的程度”，所以主要都是采买一些民生物品，如卫生纸、泡面等。而在小学担任教师的萧先生则表示，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疫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毕竟说封就封，现在应该是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做好最坏打算。”
有媒体12日在台北市信义区及松山区几家超商和药局也看到，售卖酒精的货架已空空如也。
此外，宜兰民众也因疫情严峻纷纷抢购口罩，基隆还出现排队抢购的情况，有人一次就买了十几盒口罩，药店也赶紧贴出公告，让排队民众知道还有哪些口罩。彰化连锁药店大桶的酒精也一早就被抢光，光是口罩和酒精销量就暴增四到五倍。而专门服务偏远山区居民的超市业者，也赶紧把订购的防疫物资送上山。
好又多、家乐福13日起对酒精、口罩等启动限购措施。
家乐福表示，对于酒精目前规定每个人只能限购一瓶，尽管酒精库存量大约还有能卖1至2个月，不过先实施酒精限购令以避免库存见底。好市多则从13日开始对消费者抢购最凶的物资，包含卫生纸、口罩等用品进行限购，口罩每人限购一盒。
由于民众担心疫情再起而纷纷抢购防疫物资，岛内部分药店卖场出现短暂缺货情况。对此，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称，民众可先备购一些防疫物资，但不需要抢购。目前医疗口罩、防护服、酒精等都能充足供应，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台湾烟酒公司也表示，目前防疫酒精储备量相当充足，民众不用恐慌。
台股恐慌性下跌创史上盘中最大跌点纪录
疫情引发台股恐慌性下跌。12日，台北股市连续第二天放量重挫，盘中一度崩跌1417.86点，创台股史上盘中最大跌点纪录，指数终场收跌680.76点，为史上收盘第二大跌点，收于15902.37点，跌幅4.11%。
13日，台股延续前两天的跌势，开盘就下跌3%，跌幅超过500点，紧接着盘中持续大幅震荡，虽然一度翻红，但最终收跌1.46%。
有台媒报道称，12日，电子、金融等全部很惨，唯独防疫概念股因疫情升温成为盘面人气指标，包括疫苗厂、口罩商和清洁用品等类股都吸引资金。
台行政院12日表示，台湾经济基本面良好，“国安基金”将持续密切注意市场相关动态及影响。
台金管会当天也发布三点稳定股市信心的喊话，称台股基本面好，今年头4个月上市柜公司营收年增加24.55%，达12.27万亿元新台币，且台湾总体经济持续增长。
台“国发会”主委龚明鑫则表示，只要6月8日前疫情得到控制，冲击会比较小，资金面还是没问题。
有网民认为，即疫情瞬间暴发使散户奔逃，加上融资比例过高，同时受美股不稳定、通膨疑虑增加等外在因素影响，台股受到严重冲击。有投资人分析称，数据显示岛内新冠肺炎疫情转趋严峻，而全球科技股跌势加深，降低台股吸引力。
“防疫典范”破功受疫情刺激接种疫苗者暴增
这起危机，也再次凸显台湾辩论已久的疫苗问题。
BBC中文网报道，目前台湾提供施打的疫苗，是英国的阿斯利康（AZ）新冠肺炎疫苗。但一直以来，台湾民众施打意愿不高，加上过去传出这款疫苗造成若干人士出现血栓症状，因此自从3月22日台湾开放疫苗施打至今，疫苗接种率十分低，不到1％。
不过，受到这波本地疫情的刺激，台湾低迷的新冠疫苗接种数有了增加。5月6日全台接种人数达到6461人，打破纪录。根据台媒报道，接下去两周，台北医院施打疫苗几乎都已经额满。
陈时中近日公开当局防疫物资库存量。据悉，目前台湾仅有18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若疫情加剧，疫苗或将出现短缺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卫福部4月已经表示，已经购买到500多万剂的美国莫德纳（Moderna）疫苗，台湾也希望自行研发的疫苗可以在七月上市，但目前台湾只提供阿斯利康疫苗。
台湾购买疫苗的种类及数量，一路走来并不顺遂，也被认为与台湾在国际医疗组织被边缘化，以及复杂的两岸关系有关。
今年2月，陈时中在接受台媒访问时说，曾与德国BioNTech公司接触购买500万剂辉瑞疫苗，但在最后签约时生变。当时他被问到，BioNTech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是否阻拦台湾采购疫苗，他回答称，“不敢这样说，但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一般国际厂商来往很少到最后换约（换约指双方签名生效）时停下，情况不寻常。”
虽然当时BioNTech表示会提供给台湾疫苗，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也引起若干民众及反对党批评。
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副董事长连胜文四4月底批评民进党无法解决疫苗问题，防疫不力。马英九等人也抨击，台湾为何一开始就直接抗拒大陆疫苗进入台湾，尤其大陆已经多次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协助大陆防疫。#侨报新闻速递#
一度自视为全球防疫典范的台湾，正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引发一定程度社会恐慌，消费者涌入超市、量贩商店等抢购防疫物资，台北股市也出现恐慌性下跌。此外还引发台湾在疫苗采购以及接种上是否过于缓慢的质疑。
爆发群聚感染新一波疫情延烧
中央社报道，14日台湾传出单日本地病例新增180例。随着疫情升温，台北市、新北市15日起至5月28日升级第三级警戒，全台休闲娱乐场所关闭，禁止进香团与绕境活动。虽然其他县市维持二级，但不分地区全体民众外出时需全程戴口罩。
从目前已知的公开信息看，这波疫情危机始于4月底。在台湾中华航空（华航）的货机机师，在台湾桃园下榻的防疫旅馆“诺福特”酒店爆发群聚感染事件后，台湾新一波疫情便开始延烧。
据此前报道，华航货机机师疑在海外染疫后，回台后在机场的防疫酒店隔离检疫时，因为酒店疑似未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导致机组人员以及酒店员工交叉感染，随后传播给家人。
疫情管控时间长民众松懈
BBC中文网报道，住在台北市的王小姐介绍，自己因为在家工作，所以比较不担忧，但面对疫情仍然觉得要谨慎以对。“因为疫情太久了，大家有点麻痺，”她说。
多家台媒也报道指出，台湾因为疫情管控得宜较长时间，演唱会及各种经济及宗教聚会如常，造成民众在防疫上的松懈。
出现确诊病例的酒店及患者都被认为在防疫上警觉不够。譬如，许多病患在筛检前都因为出现新冠相关症状前去诊所就医数次，但许多医师及病患警觉心都不够，未建议病患立即筛检隔离，导致病人隔了许多天之后才去筛检。
不过，也有宜兰罗东医院的医师，在病人初诊时，便悉心询问，提高警觉，强烈建议病人检验，后来发现病人确实感染新冠。
这种做法便成功阻断病毒继续传播。
引发社会恐慌民众涌入超市商店抢购
疫情引发一定程度社会恐慌，消费者涌入超市、量贩商店等抢购防疫物资。
综合新华社、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各县市超市、量贩店、药局出现抢购防疫物资人潮，网购平台防疫物资订单量持续攀升。
12日，不少民众一早就跑到药店买酒精，然而大桶酒精早已被抢完，只剩小瓶装，但面对疫情，大家依然选择多买，连同口罩都拼命往购物篮里放。甚至有民众表示：“家里已经有口罩了，但还是有些担心。”
在新北市从事金融业的柯小姐受访时表示，她来采购是因为疫情“好像已经接近要到封城的程度”，所以主要都是采买一些民生物品，如卫生纸、泡面等。而在小学担任教师的萧先生则表示，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疫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毕竟说封就封，现在应该是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做好最坏打算。”
有媒体12日在台北市信义区及松山区几家超商和药局也看到，售卖酒精的货架已空空如也。
此外，宜兰民众也因疫情严峻纷纷抢购口罩，基隆还出现排队抢购的情况，有人一次就买了十几盒口罩，药店也赶紧贴出公告，让排队民众知道还有哪些口罩。彰化连锁药店大桶的酒精也一早就被抢光，光是口罩和酒精销量就暴增四到五倍。而专门服务偏远山区居民的超市业者，也赶紧把订购的防疫物资送上山。
好又多、家乐福13日起对酒精、口罩等启动限购措施。
家乐福表示，对于酒精目前规定每个人只能限购一瓶，尽管酒精库存量大约还有能卖1至2个月，不过先实施酒精限购令以避免库存见底。好市多则从13日开始对消费者抢购最凶的物资，包含卫生纸、口罩等用品进行限购，口罩每人限购一盒。
由于民众担心疫情再起而纷纷抢购防疫物资，岛内部分药店卖场出现短暂缺货情况。对此，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称，民众可先备购一些防疫物资，但不需要抢购。目前医疗口罩、防护服、酒精等都能充足供应，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台湾烟酒公司也表示，目前防疫酒精储备量相当充足，民众不用恐慌。
台股恐慌性下跌创史上盘中最大跌点纪录
疫情引发台股恐慌性下跌。12日，台北股市连续第二天放量重挫，盘中一度崩跌1417.86点，创台股史上盘中最大跌点纪录，指数终场收跌680.76点，为史上收盘第二大跌点，收于15902.37点，跌幅4.11%。
13日，台股延续前两天的跌势，开盘就下跌3%，跌幅超过500点，紧接着盘中持续大幅震荡，虽然一度翻红，但最终收跌1.46%。
有台媒报道称，12日，电子、金融等全部很惨，唯独防疫概念股因疫情升温成为盘面人气指标，包括疫苗厂、口罩商和清洁用品等类股都吸引资金。
台行政院12日表示，台湾经济基本面良好，“国安基金”将持续密切注意市场相关动态及影响。
台金管会当天也发布三点稳定股市信心的喊话，称台股基本面好，今年头4个月上市柜公司营收年增加24.55%，达12.27万亿元新台币，且台湾总体经济持续增长。
台“国发会”主委龚明鑫则表示，只要6月8日前疫情得到控制，冲击会比较小，资金面还是没问题。
有网民认为，即疫情瞬间暴发使散户奔逃，加上融资比例过高，同时受美股不稳定、通膨疑虑增加等外在因素影响，台股受到严重冲击。有投资人分析称，数据显示岛内新冠肺炎疫情转趋严峻，而全球科技股跌势加深，降低台股吸引力。
“防疫典范”破功受疫情刺激接种疫苗者暴增
这起危机，也再次凸显台湾辩论已久的疫苗问题。
BBC中文网报道，目前台湾提供施打的疫苗，是英国的阿斯利康（AZ）新冠肺炎疫苗。但一直以来，台湾民众施打意愿不高，加上过去传出这款疫苗造成若干人士出现血栓症状，因此自从3月22日台湾开放疫苗施打至今，疫苗接种率十分低，不到1％。
不过，受到这波本地疫情的刺激，台湾低迷的新冠疫苗接种数有了增加。5月6日全台接种人数达到6461人，打破纪录。根据台媒报道，接下去两周，台北医院施打疫苗几乎都已经额满。
陈时中近日公开当局防疫物资库存量。据悉，目前台湾仅有18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若疫情加剧，疫苗或将出现短缺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卫福部4月已经表示，已经购买到500多万剂的美国莫德纳（Moderna）疫苗，台湾也希望自行研发的疫苗可以在七月上市，但目前台湾只提供阿斯利康疫苗。
台湾购买疫苗的种类及数量，一路走来并不顺遂，也被认为与台湾在国际医疗组织被边缘化，以及复杂的两岸关系有关。
今年2月，陈时中在接受台媒访问时说，曾与德国BioNTech公司接触购买500万剂辉瑞疫苗，但在最后签约时生变。当时他被问到，BioNTech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公司，是否阻拦台湾采购疫苗，他回答称，“不敢这样说，但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一般国际厂商来往很少到最后换约（换约指双方签名生效）时停下，情况不寻常。”
虽然当时BioNTech表示会提供给台湾疫苗，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也引起若干民众及反对党批评。
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副董事长连胜文四4月底批评民进党无法解决疫苗问题，防疫不力。马英九等人也抨击，台湾为何一开始就直接抗拒大陆疫苗进入台湾，尤其大陆已经多次表示愿意提供疫苗，协助大陆防疫。#侨报新闻速递#
【#千名老板街头被工人挑#，月薪过万难招工？企业：这三类人最抢手】本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出炉。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已超过14.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5.38%。不过，在我国人口保持低速增长的同时，招工市场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等待被招工的工人，变成了急招工人的老板。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康乐村，这条看起来有些狭窄的城中村小路上，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拿着样衣和招工牌，排起近一公里长队，等着工人们光顾。像这样工人挑老板的招工场景正在广州多个制衣村上演。
老板拿着衣服样品招人并不是新现象，整个行业年龄老化，缺乏“90后”“00后”等新鲜血液进入，加重了用工短缺。不少制衣厂把工资大幅提高，但还是招不到工人。
制衣厂老板林女士表示，现在的工价比往年高了几倍，有的做得快的工人，一个月一万五六，普通的最起码也有八九千、一万元。
不仅在广东，四川成都的“淘宝村”也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工厂老板举牌等着被工人“挑”，很多招聘广告上标注的工资，平均月薪都在五千到八千元左右，大部分还包吃住，可即便如此，很多工厂还是无人应聘。
有工厂老板表示，年轻人好多不愿意来做这种很一般的工作。
国家统计局近日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调查，数据显示，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比例创近年来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刘爱华： 很多企业反映，一线普工难招、高技能人才难招、技术工人难招。
招工难的背后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日益短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6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较十年前减少4000多万人。
大学生技工月薪上万元 高学历农民需求上涨
一边是传统制造业出现的招工结构调整，另一边则是各地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企业正在努力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
在家电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人工的成本更是不断上涨。然而，广东顺德的格兰仕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才扩容行动，他们一手进行产业技工的扩招，一手高薪引进大学毕业生。
格兰仕集团总裁 梁昭贤： 对于一些高端的、一流的大学生，我们毕业的起薪都是一万元。
除了家电行业，农业类岗位热度持续高涨。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农业相关企业端发布的岗位数量同比上涨超过73%，学历要求普遍在本科及以上，而对应的薪资待遇也颇具竞争力。数字农业商务拓展经理，年薪可达56万元，一个农业灌溉岗也能月薪上万。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新宇表示，现在全国48个专门类的农业院校，都在培养相关的人才。新时代的新农人已经走在了探索智慧农业的大路上。
不仅企业争夺人才，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开启“抢人大战”。山东济南推出“泉城人才交通卡”，在济南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3年。
近年来，上海大幅降低名校应届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最高可达10万元。部分城市还对大学生创业，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
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与10年前相比增加1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全球份额的31.4%，排名世界第二。
2019年，中国共提交了58990份国际专利申请，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全球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人才也带来创新力的提高，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51家，总估值超过万亿美元。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冯奎： 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人才红利可以给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能够促进城市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口素质红利助力低端产业链转移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将工厂迁移至别国，这也促使我国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能迈进。
除了传统制造企业，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也开始将产业链迁移到东南亚。2015年，oppo在海外的第一家手机工厂在印度尼西亚投入生产；2018年4月，小米正式宣布，在印度开办三家手机工厂，截至目前，小米在印度共有七家制造工厂。
这些企业仅仅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缩影。近年来，国产品牌如海尔、福耀、思念纷纷在海外建厂。数据显示，印度、越南的制造业人工成本显著低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人工成本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目前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进行转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拉美部分国家和地区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及部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 从国际上四次产业转移的情况来看，产业一般都向生产要素成本低、经济增长快的国家转移。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在中国利润比较低的产业，向其他不发达的地区转移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冯奎： 无论从过去还是未来看，全球竞争力的争夺，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力的争夺。
2019年，华为启动“天才少年”招募计划，对部分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管理，最优秀者可以拿到201万的年薪。事实上，早在1992年，华为就在名校设立奖学金招揽理工科人才，并在高校云集的北京组建研究所。（环球网）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康乐村，这条看起来有些狭窄的城中村小路上，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拿着样衣和招工牌，排起近一公里长队，等着工人们光顾。像这样工人挑老板的招工场景正在广州多个制衣村上演。
老板拿着衣服样品招人并不是新现象，整个行业年龄老化，缺乏“90后”“00后”等新鲜血液进入，加重了用工短缺。不少制衣厂把工资大幅提高，但还是招不到工人。
制衣厂老板林女士表示，现在的工价比往年高了几倍，有的做得快的工人，一个月一万五六，普通的最起码也有八九千、一万元。
不仅在广东，四川成都的“淘宝村”也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工厂老板举牌等着被工人“挑”，很多招聘广告上标注的工资，平均月薪都在五千到八千元左右，大部分还包吃住，可即便如此，很多工厂还是无人应聘。
有工厂老板表示，年轻人好多不愿意来做这种很一般的工作。
国家统计局近日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调查，数据显示，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该比例创近年来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刘爱华： 很多企业反映，一线普工难招、高技能人才难招、技术工人难招。
招工难的背后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日益短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6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较十年前减少4000多万人。
大学生技工月薪上万元 高学历农民需求上涨
一边是传统制造业出现的招工结构调整，另一边则是各地愈演愈烈的人才“争夺战”。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企业正在努力把劳动力的“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
在家电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人工的成本更是不断上涨。然而，广东顺德的格兰仕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才扩容行动，他们一手进行产业技工的扩招，一手高薪引进大学毕业生。
格兰仕集团总裁 梁昭贤： 对于一些高端的、一流的大学生，我们毕业的起薪都是一万元。
除了家电行业，农业类岗位热度持续高涨。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农业相关企业端发布的岗位数量同比上涨超过73%，学历要求普遍在本科及以上，而对应的薪资待遇也颇具竞争力。数字农业商务拓展经理，年薪可达56万元，一个农业灌溉岗也能月薪上万。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新宇表示，现在全国48个专门类的农业院校，都在培养相关的人才。新时代的新农人已经走在了探索智慧农业的大路上。
不仅企业争夺人才，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开启“抢人大战”。山东济南推出“泉城人才交通卡”，在济南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3年。
近年来，上海大幅降低名校应届毕业生的落户限制，武汉承诺大学生八折买房，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最高可达10万元。部分城市还对大学生创业，给予10-100万元之间的免息或贴息贷款。
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与10年前相比增加1亿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全球份额的31.4%，排名世界第二。
2019年，中国共提交了58990份国际专利申请，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全球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人才也带来创新力的提高，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51家，总估值超过万亿美元。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冯奎： 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人才红利可以给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能够促进城市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口素质红利助力低端产业链转移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将工厂迁移至别国，这也促使我国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能迈进。
除了传统制造企业，国内智能手机厂商也开始将产业链迁移到东南亚。2015年，oppo在海外的第一家手机工厂在印度尼西亚投入生产；2018年4月，小米正式宣布，在印度开办三家手机工厂，截至目前，小米在印度共有七家制造工厂。
这些企业仅仅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缩影。近年来，国产品牌如海尔、福耀、思念纷纷在海外建厂。数据显示，印度、越南的制造业人工成本显著低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人工成本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目前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进行转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拉美部分国家和地区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及部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 从国际上四次产业转移的情况来看，产业一般都向生产要素成本低、经济增长快的国家转移。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在中国利润比较低的产业，向其他不发达的地区转移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冯奎： 无论从过去还是未来看，全球竞争力的争夺，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力的争夺。
2019年，华为启动“天才少年”招募计划，对部分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管理，最优秀者可以拿到201万的年薪。事实上，早在1992年，华为就在名校设立奖学金招揽理工科人才，并在高校云集的北京组建研究所。（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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