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佛》观察|楼宇烈：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成缺点——在清华大学国学院 95 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

95 年前成立清华国学院，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要通过融通东西的文化，来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四位导师呢，确实也没有辜负当时时代 的要求，所以直到现在都受到尊重和追奉。11 年前，清华又重新建立和恢复了国学 研究院，就是因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人文的气息很少。清 华从工科大学到综合大学，国学院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肩负同一使命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建立， 这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兴起的。这 11 年来，清华国学院做出了很多贡献，不仅在 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在恢复清华的人文传统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这一点首先要祝贺。清华的这一举措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清华大学国学 院的成立，国内很多大学都跟着纷纷开始建立起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专业。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在这儿提一个我的愿望。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可能需要 扩大一点国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要把国学研究仅仅局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在文史哲、政经法，同时也贯穿 在科技等方面。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观念、思维方式 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情况。在国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清华可以利用自己的高校特色和优势，在数理化生领域可以进行挖掘中国传 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工作。“数理化生”，这个“生”是生命之学。我们长 期以来觉得，我们的人文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优势，在科技领域则是不足的，是 受藐视、轻视的；认为科技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才发展出来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是没 有这些的，如果有也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自信缺失了重大的一个支撑。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史哲之外，在数理化生方 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把中国思想的特色，看成了落后和缺陷，从而让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丧失了一大段。要想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文史哲政经法方面 应该好好坚持和更好地传承；中国人文精神里的价值观念一切围绕着人类来开展， 它把象形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我们的数学更注重实用性，在应用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原来中国科学 院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老先生——钱宝琮和李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数学史的梳理， 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他们讲到，中国数学的特点，在于应用性和时效性。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一点，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学中国的九九口算，因为 这是最实用的。过去我们还有珠算，珠算口诀非常实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西方 人用计算器来算账，算不过中国的珠算、口算。我们有些数学成就一度非常领先， 但我们没有采用，比如说乐律里面的十二平均律。中国明代朱载堉用数学公式计算 出了十二平均律，早于欧洲十二平均律 100 多年。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接受，而采用 了一种相对模糊的乐律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六个孔之间，有的距 离长有的距离短；但中国传统的笛子是平均孔，六个孔之间距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音乐，是以“不准”为准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这是中国人文思 维的体现。我们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仍然选择靠人的气息和指法来定音准。再 比如说古琴，我们用唐代发明的减字谱；可是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用五线谱教学， 标准化。有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古琴教育家吴钊先生非常赞同，学古琴一定要学 减字谱。减字谱是很鲜明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符，我们一看就知 道指法，怎么用右手，怎么用左手，右手用哪个手指，弹哪根弦，用“挑”还是“勾”；左手用那个指头，从哪个徽位到哪个徽位，非常清晰非常鲜明。但我们又不是简单 停留在一个形象思维上，我们还有很多直觉的、灵感的思维。我们不是一切都靠看 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依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注重灵感、意会。我们读古人的书， 也不能只是抠文字，苏东坡讲，我们读佛经要“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不是抠 字眼，而是要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把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两个一结合，可以叫它中国文化里的“超理性”。西方从相对论开始，到模糊 论、统一论，再到现在的量子纠缠，都呼应了中国的这种认知方式。美国的一个物 理学家卡普拉有本书叫《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对神秘主义非常敬畏，包括印度的印度教、中国的道教和禅宗；他认为人类在认识 事物上，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可偏废。这非常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不是静态的物理学，而是动态的、变动的，它包括 天文、地理、人道。中国早就提出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人有生 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不变不动的。

我们的化学，既有化分，又有化合。中国古代有炼金术、炼丹术，炼金术注重 化分，炼丹术更注重化合。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方面，综合起来、化合以后会产生什 么样的作用。

生命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之学来展开，“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最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中医上。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中医不是 治病之学，而是卫生之学、生命之学，让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从而调理自己 的生命。我们常说“病从口入”，什么是病从口入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吃了 不干净、有细菌病毒的东西会导致生病。可是我们又发现，精神病人从垃圾桶里胡 乱捡东西吃，却又没有闹肚子之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精神病人并没有干净和 脏的意识分别，所以也就不受这个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有了相应的适应性。而在 我们的传统卫生之学看来，“病从口入”指的是吃得过多、过饱、不合适，成为身体 的负担，导致身体的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生病。“如能结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 长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宋·娄居中《食治通说》）我觉得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把握，从渗透在数理化生方方面面的人文 精神上来把握，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史哲学科里。只有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们才 对我们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老是自卑，才能增强我们的自信。

其实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数理化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特 别是老一代科学家，比如陈遵妫先生在天文学方面，钱学森先生在宇宙生命科学方 面，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把中国科技方面特殊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今天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点汇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 成缺点。比如阴阳五行观念，它最简单、最全面又最深刻地讲述了自然界中相反相 成的关系，只有相生相克，天地万物才能生成和持续，才能互相成就。我们需要找 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加以善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于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报告厅

（王子宁、肖磊整理，经先生审校，分享给诸同门。）

来源：净莲花

一席·演讲 | 张双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什么是科学？为什么阴阳五行不是科学？

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P1.上古三神：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 产生物理学概念和形式逻辑。

P2.创世五神：托勒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创立实验科学。牛顿建立第一套完整的自然科学理论。

爱因斯坦回答李约瑟难题：现代科学一个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一个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实验科学。中国古代的先贤既不懂得形式逻辑，也没有实验科学，故而未产生科学。（四大发明只是技术，不是科学）

杨振宁说：中国人因为懂得了两样东西而未能产生科学，即《周易》和天人合一理论。

阴阳五行不能进行任何定量化的实证，中国的技术也只是停留在实用层面。也就从没有揭示过一条自然科学规律。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