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G资本熊晓鸽：我为什么看好中国脑科学发展？回想起自己读大学时期，母亲因为脑溢血缠绵病榻的经历，IDG资本创始董事长熊晓鸽依旧历历在目。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当时8个月时间里，他查阅了大量脑神经医书，并尝试给专家写信寻医问药，无奈回天乏术惟遗憾恨。
在这之后，熊晓鸽开始格外关注脑疾病。他说，母亲的病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只是轻微的脑溢血，但在当时却没有合适的医疗条件。人类的大脑拥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时至今日，大脑仍然是人类认知的“黑洞”，科学界也将脑科学称为人类的“终极疆域”，在脑疾病防治、类脑智能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脑科学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对自身智能本质的颠覆性认识。
4月22日，IDG资本公布向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进行捐赠，继续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的发展。这也是时隔十年时间，继2011年清华-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成立之后，双方合作的再次延续。熊晓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十年前，人脑研究院在亚洲曾首选日本，经过多方努力，受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IDG创始人麦戈文的资助，成立了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所。同年十一月，又成立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十年后的今天再度在清华大学的同一地点签约，熊晓鸽感慨万千，“只是签约的人是我，不是麦先生。”他提到，十年前，全世界做脑科学研究的一流学者数量很少，当时捐赠的资金用途主要是引进国外的人才，吸引他们从国外回来，还有做交流、做访问学者等等，还有一部分交流资金来自于他个人捐赠。同样的，此次捐赠的资金主要用途也投入到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等等。
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研究院院长时松海就是其中一例。2017年在美国MIT一次活动上，熊晓鸽碰到了时松海，对他说起了清华的脑科学研究院并建议他回国。熊晓鸽提到，当时美国的MIT脑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告诉他，全世界顶尖的一流的做脑科学研究的人不超过60个，大概有40个在美国，中国更缺这样的人才，“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才回到中国去做这个事情。”
脑科学的研究意义深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包括各种神经类和精神类疾病在内的脑相关疾病，是所有疾病里社会负担最大的，占到了28%，超过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而脑科学相关疾病的研究、诊疗都需要更多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
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脑科学研究不同，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专注于将最先进的工程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进展应用到脑科学的研究中去，从而对如何理解大脑、重造大脑、保护大脑进行最为前沿的探索。经过十年的时间，目前该研究院已拥有近20个独立实验室，三百多名在读研究生与博士后，不仅成为清华大学脑科学研究的基石，也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基地。
以2020年的成果为例，姚骏研究组在《PNAS》发表合作论文报道双相情感障碍发病机理的研究进展，肖百龙课题组与生命学院李雪明课题组合作在《神经元》发文揭示机械门控Piezo离子通道的“门塞和闩锁”门控机制，时松海教授和史航研究员课题组在《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研究论文首次揭示了中心体调控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神经前体细胞机械特性和分裂能力，进而影响大脑皮层的大小和折叠的崭新机制，这为研究神经前体细胞行为和皮层发育调控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熊晓鸽对记者表示，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是个费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成功率极低的工作，但是基础研究往往能够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科研水平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现实问题的改善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理解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IDG捐赠不以投资为目的，主要用于支持长期的基础研究。截至目前，麦戈文及IDG资本已累计向清华、北大、北师大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捐赠2亿人民币，未来还将持续通过捐赠助力中国脑科学基础研究，捐赠金额预计每年不少于2000万人民币，并计划不断增加。
脑科学研究不仅关乎人类健康，也关乎着未来竞争中科技制高点，近年来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纷纷宣布启动脑科学研究，即“脑计划”；2016年8月，“脑科学和类脑研究”被我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工程项目，同年我国发布了“中国脑计划”，脑科学成为“必争之地”。
与此同时，作为一项事关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的前沿科学，脑机接口、类脑芯片、强人工智能等概念和创业企业大批涌现，此前盛大创始人陈天桥、阿里巴巴蔡崇信等都曾大力资助脑神经科学研究。虽然从目前脑科学研究进展来看，其距离大范围应用还有相当漫长的过程，但产业界的探索已经陆续开展。
熊晓鸽表示，脑科学作为医疗赛道中的细分领域，其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十年前，IDG资本的公益捐赠没有做产研结合，一些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够做商业投资，还没有具体结果。但接下来会做尝试，期待加强“联动”，促进科学研究和产业转化之间紧密协作进而产生更多成果。例如，为了推动脑科学研究与产业的紧密关联，他邀请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立以理事身份参与脑科学研究院的相关工作中。
他对记者说，从做投资角度看，大约每十年左右会有一批主导技术。“像投资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们会重点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执行和管理能力等；而针对于技术投资，不论投资脑科学还是自动驾驶、生物工程等等，创业者已经不同，大部分是研究出身，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与技术门槛比较高。相应的，做投资也需要懂技术，并且团队里要大量引入懂技术和专业领域的人才，比如IDG资本的团队中有众多理工科PHD，这样可以与技术类创业者有更多的专业沟通和交流以及产研结合 。 ”熊晓鸽如是说。
能有麦戈文这样一位三观非常正的老师和引路人，熊晓鸽是幸运的。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不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都是同理！
在这之后，熊晓鸽开始格外关注脑疾病。他说，母亲的病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只是轻微的脑溢血，但在当时却没有合适的医疗条件。人类的大脑拥有着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时至今日，大脑仍然是人类认知的“黑洞”，科学界也将脑科学称为人类的“终极疆域”，在脑疾病防治、类脑智能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脑科学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类对自身智能本质的颠覆性认识。
4月22日，IDG资本公布向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进行捐赠，继续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的发展。这也是时隔十年时间，继2011年清华-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成立之后，双方合作的再次延续。熊晓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十年前，人脑研究院在亚洲曾首选日本，经过多方努力，受麻省理工学院（MIT）麦戈文人脑研究院创始人、IDG创始人麦戈文的资助，成立了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研究所。同年十一月，又成立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十年后的今天再度在清华大学的同一地点签约，熊晓鸽感慨万千，“只是签约的人是我，不是麦先生。”他提到，十年前，全世界做脑科学研究的一流学者数量很少，当时捐赠的资金用途主要是引进国外的人才，吸引他们从国外回来，还有做交流、做访问学者等等，还有一部分交流资金来自于他个人捐赠。同样的，此次捐赠的资金主要用途也投入到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等等。
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研究院院长时松海就是其中一例。2017年在美国MIT一次活动上，熊晓鸽碰到了时松海，对他说起了清华的脑科学研究院并建议他回国。熊晓鸽提到，当时美国的MIT脑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告诉他，全世界顶尖的一流的做脑科学研究的人不超过60个，大概有40个在美国，中国更缺这样的人才，“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才回到中国去做这个事情。”
脑科学的研究意义深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包括各种神经类和精神类疾病在内的脑相关疾病，是所有疾病里社会负担最大的，占到了28%，超过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而脑科学相关疾病的研究、诊疗都需要更多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
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脑科学研究不同，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专注于将最先进的工程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进展应用到脑科学的研究中去，从而对如何理解大脑、重造大脑、保护大脑进行最为前沿的探索。经过十年的时间，目前该研究院已拥有近20个独立实验室，三百多名在读研究生与博士后，不仅成为清华大学脑科学研究的基石，也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脑神经科学研究基地。
以2020年的成果为例，姚骏研究组在《PNAS》发表合作论文报道双相情感障碍发病机理的研究进展，肖百龙课题组与生命学院李雪明课题组合作在《神经元》发文揭示机械门控Piezo离子通道的“门塞和闩锁”门控机制，时松海教授和史航研究员课题组在《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研究论文首次揭示了中心体调控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神经前体细胞机械特性和分裂能力，进而影响大脑皮层的大小和折叠的崭新机制，这为研究神经前体细胞行为和皮层发育调控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熊晓鸽对记者表示，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是个费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成功率极低的工作，但是基础研究往往能够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科研水平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现实问题的改善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理解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IDG捐赠不以投资为目的，主要用于支持长期的基础研究。截至目前，麦戈文及IDG资本已累计向清华、北大、北师大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捐赠2亿人民币，未来还将持续通过捐赠助力中国脑科学基础研究，捐赠金额预计每年不少于2000万人民币，并计划不断增加。
脑科学研究不仅关乎人类健康，也关乎着未来竞争中科技制高点，近年来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纷纷宣布启动脑科学研究，即“脑计划”；2016年8月，“脑科学和类脑研究”被我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和工程项目，同年我国发布了“中国脑计划”，脑科学成为“必争之地”。
与此同时，作为一项事关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的前沿科学，脑机接口、类脑芯片、强人工智能等概念和创业企业大批涌现，此前盛大创始人陈天桥、阿里巴巴蔡崇信等都曾大力资助脑神经科学研究。虽然从目前脑科学研究进展来看，其距离大范围应用还有相当漫长的过程，但产业界的探索已经陆续开展。
熊晓鸽表示，脑科学作为医疗赛道中的细分领域，其在基础研究上的突破，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十年前，IDG资本的公益捐赠没有做产研结合，一些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够做商业投资，还没有具体结果。但接下来会做尝试，期待加强“联动”，促进科学研究和产业转化之间紧密协作进而产生更多成果。例如，为了推动脑科学研究与产业的紧密关联，他邀请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立以理事身份参与脑科学研究院的相关工作中。
他对记者说，从做投资角度看，大约每十年左右会有一批主导技术。“像投资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们会重点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执行和管理能力等；而针对于技术投资，不论投资脑科学还是自动驾驶、生物工程等等，创业者已经不同，大部分是研究出身，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与技术门槛比较高。相应的，做投资也需要懂技术，并且团队里要大量引入懂技术和专业领域的人才，比如IDG资本的团队中有众多理工科PHD，这样可以与技术类创业者有更多的专业沟通和交流以及产研结合 。 ”熊晓鸽如是说。
能有麦戈文这样一位三观非常正的老师和引路人，熊晓鸽是幸运的。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不论是夫妻还是朋友，都是同理！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它扎根在亿万同胞的血肉里，深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想里，爱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情怀和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又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纳了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精髓。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它扎根在亿万同胞的血肉里，深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想里，爱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情怀和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理念和追求，又渊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吸纳了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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