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DP，为何始终不如成都武汉！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略有删改）
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经济总量”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塔尖而底不厚。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塔尖而底不厚”吗？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指导生产”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柔性制造能力，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而且，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恋上一座城#
（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略有删改）
会员动态丨金田铜业铜加工总量突破100万吨，多款铜产品产量居行业前列
中企思智库 今天
【金田铜业铜加工总量突破100万吨，多款铜产品产量居行业前列】
如今已经登陆A股主板的上市公司金田铜业，前身只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乡办小厂。30多年来，该公司通过聚焦主业，加大人才技术投入力度，做大做强铜产品精深加工，成为国内集再生铜冶炼、铜加工、铜深加工于一体、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之一。当前，金田铜业一方面专注铜加工，另一方面坚持绿色生产，逐步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日，在2020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上，金田铜业位列“中国铜棒（排）材十强企业”榜首，同时被评为“具备国际影响力中国铜企业”。从一个几近倒闭的乡办小厂起步，逐步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铜加工企业之一，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回溯30余载发展历程，金田铜业始终专注铜产品加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目前，该公司产业涵盖铜加工、高新材料、建筑材料等领域，其中铜合金板带与铜合金管、线、棒，以及阴极铜、漆包线、钕铁硼磁性材料等主要产品产量均居行业前列。今年，金田铜业铜加工总量突破100万吨，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铜加工制造基地。
业精于专
1986年，时任宁波市江北区妙山乡镇工业办副主任的楼国强，接手濒临倒闭、几成废墟的妙山砂轮厂。这家乡办小厂连年亏损，乡政府既缺资金，更缺能带领该工厂走出困境的领头雁。当时，30来岁的楼国强曾帮助当地纽扣厂起死回生，因此这次重任又压到了他肩上。
上任后，楼国强首先面临资金紧缺的难题。他拿出个人积蓄以及借来的5万元，同时又向信用联社贷款10万元。企业员工上下一心，把所需款项凑齐，砂轮厂才得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上马碾米砂轮项目。
第二年，经过分析调研，楼国强力排众议开始转变业务方向，进入铜加工领域，着手生产铜棒。1987年11月，公司炼出了第一炉铜，并开发出H59、H62铜棒，当年盈利12万元，企业终于重获生机。
“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抗不住风浪。”楼国强一反当时盛行的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思路加大投入，并坚持把熟悉的行业先做好做大，再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相关产品。
在楼国强的带领下，2000年底，公司正式改制成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企业转制，同时也建立起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随后，金田铜业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谈到今天的发展，楼国强告诉记者，金田铜业依然专注铜加工领域，在江苏、广东、重庆等地建设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业链完整、产品种类齐全的竞争优势；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地设立子公司，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和销售网络，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铜产品一站式服务。今年4月，金田铜业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A股主板上市公司。
厂兴于“绿”
在金田铜业，绿色生产早已成为共识。记者走进金田铜业，只见厂区内溪水潺潺，道路两边粗壮的香樟树郁郁葱葱，与厂区外车流熙攘的景象截然不同。这绿树成荫的“花园式”厂区，得益于楼国强一直坚守的绿色理念。
金田铜业的绿色生产理念不仅体现在厂区内处处可见的绿色，更深入到每个生产车间中。走在金田铜业车间，记者看到一条条生产线整齐排列，各类产品在经高度自动化机器处理之后，被成捆成箱地打包入库。巨大的厂房内，看不到几个工人，更闻不到异味。“我们车间一直都很干净，不允许出现异味、油污，员工工作心情也很舒畅。”金田铜业生产车间员工李勇自豪地告诉记者，这里已经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记者来到金田铜业办公楼高处，看到厂区厂房上均铺设了密密麻麻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照射下，电池板满负荷地运行，为车间稳定供电。多年来，金田铜业一直贯彻“节能环保、绿色生产”理念，投入巨资淘汰落后设备，不断引进世界一流生产设备，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真正落实金田“生态重于生产”环保理念。金田铜业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通过汇聚资源、加大投入，自主研发了直接处理废杂铜的短流程加工线、连续熔铜精炼炉、紫铜管坯电磁铸造技术等几十个创新项目。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通过技术攻关，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吨位电炉熔炼—潜液转流—多头多流水平连铸棒技术和设备’，工作效率比传统工艺提高10余倍。”李勇介绍，这为大规模生产黄铜棒开创了一条既先进又实用的工艺技术路线，成了被行业专家誉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金田法”。据了解，该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改变了铜加工行业原有的生产作业模式，并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功成于人
近期，金田铜业厂区正在进行年产5万吨高强高导铜合金棒线项目建设，部分从国外订购的智能化设备陆续进厂。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过亿元，将购置世界最先进的棒线生产设备以及配套辅助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5万吨高强高导铜合金棒线生产能力。
金田铜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铜合金棒线项目将实施SCADA、MES等生产信息化系统，并建设配套智能仓储，进一步提升项目的自动化、数字化水平。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产大数据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从原料熔铸到产品生产、仓储管理、物流运输的全线智能化管理。
近年来，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是金田铜业转型求变的缩影，而人才是关键。金田铜业以企业大学内训培养为基础，聘请日本、韩国专家和国内高校人才加盟，以科研引领高端产品发展趋势。通过工艺改进与引进世界一流装备，实现“大数据、新能源、低耗能、优原料、精产品”的制造新格局。其中，金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多年来从事“低重稀土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组织调控与矫顽力提升”项目研究，解决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除了国内人才创新力量，金田铜业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合作，共同建立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金田铜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开展高端铜及铜合金材料产品加工技术与产业化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人才让金田铜业厚积薄发。其中，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的“重大基础装备专用多元高强耐磨铜合金产业化开发”项目，就是由金田铜业人才团队自主完成，该项目开发的多元高强耐磨黄铜合金，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抗拉强度和耐磨性能均提高10%左右，已在国内10多家企业生产应用，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此外，金田铜业还依托多样化研发平台，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凭借先进的铜精深加工技术，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0余项。“30多年来，我们的创新创业之路越走越宽阔。如今，我们正瞄准千亿级企业和世界500强目标，全力打造规模化、平台化、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的先进制造业加工基地，努力成为全球铜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为宁波制造、中国制造增光添彩。”金田相关负责人说。
相关链接：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金田铜业，证券代码：601609）始建于1986年，专注铜加工三十余年，是全球领先的铜及铜合金材料供应商，致力于为5G通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电力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铜材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在宁波、江苏、广东、重庆、越南等建设六大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业链完整、规模优势显著、产品种类齐全的竞争优势。公司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合作，聚焦重点应用领域关键材料与技术，研发高强、高导、高精度的新型高端铜合金新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打造技术竞争力，目前已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00多项，主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订近30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加入中企思，现为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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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国强
楼国强，男，1957年生，浙江宁波人。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等职。
责任编辑：晓晓 审校：大卫
微信美编：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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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思智库 今天
【金田铜业铜加工总量突破100万吨，多款铜产品产量居行业前列】
如今已经登陆A股主板的上市公司金田铜业，前身只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乡办小厂。30多年来，该公司通过聚焦主业，加大人才技术投入力度，做大做强铜产品精深加工，成为国内集再生铜冶炼、铜加工、铜深加工于一体、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之一。当前，金田铜业一方面专注铜加工，另一方面坚持绿色生产，逐步走上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日，在2020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大会上，金田铜业位列“中国铜棒（排）材十强企业”榜首，同时被评为“具备国际影响力中国铜企业”。从一个几近倒闭的乡办小厂起步，逐步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铜加工企业之一，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回溯30余载发展历程，金田铜业始终专注铜产品加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目前，该公司产业涵盖铜加工、高新材料、建筑材料等领域，其中铜合金板带与铜合金管、线、棒，以及阴极铜、漆包线、钕铁硼磁性材料等主要产品产量均居行业前列。今年，金田铜业铜加工总量突破100万吨，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铜加工制造基地。
业精于专
1986年，时任宁波市江北区妙山乡镇工业办副主任的楼国强，接手濒临倒闭、几成废墟的妙山砂轮厂。这家乡办小厂连年亏损，乡政府既缺资金，更缺能带领该工厂走出困境的领头雁。当时，30来岁的楼国强曾帮助当地纽扣厂起死回生，因此这次重任又压到了他肩上。
上任后，楼国强首先面临资金紧缺的难题。他拿出个人积蓄以及借来的5万元，同时又向信用联社贷款10万元。企业员工上下一心，把所需款项凑齐，砂轮厂才得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上马碾米砂轮项目。
第二年，经过分析调研，楼国强力排众议开始转变业务方向，进入铜加工领域，着手生产铜棒。1987年11月，公司炼出了第一炉铜，并开发出H59、H62铜棒，当年盈利12万元，企业终于重获生机。
“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抗不住风浪。”楼国强一反当时盛行的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思路加大投入，并坚持把熟悉的行业先做好做大，再围绕主导产业发展相关产品。
在楼国强的带领下，2000年底，公司正式改制成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企业转制，同时也建立起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随后，金田铜业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谈到今天的发展，楼国强告诉记者，金田铜业依然专注铜加工领域，在江苏、广东、重庆等地建设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业链完整、产品种类齐全的竞争优势；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地设立子公司，建立全球供应链体系和销售网络，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铜产品一站式服务。今年4月，金田铜业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A股主板上市公司。
厂兴于“绿”
在金田铜业，绿色生产早已成为共识。记者走进金田铜业，只见厂区内溪水潺潺，道路两边粗壮的香樟树郁郁葱葱，与厂区外车流熙攘的景象截然不同。这绿树成荫的“花园式”厂区，得益于楼国强一直坚守的绿色理念。
金田铜业的绿色生产理念不仅体现在厂区内处处可见的绿色，更深入到每个生产车间中。走在金田铜业车间，记者看到一条条生产线整齐排列，各类产品在经高度自动化机器处理之后，被成捆成箱地打包入库。巨大的厂房内，看不到几个工人，更闻不到异味。“我们车间一直都很干净，不允许出现异味、油污，员工工作心情也很舒畅。”金田铜业生产车间员工李勇自豪地告诉记者，这里已经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
记者来到金田铜业办公楼高处，看到厂区厂房上均铺设了密密麻麻的太阳能电池板，在阳光照射下，电池板满负荷地运行，为车间稳定供电。多年来，金田铜业一直贯彻“节能环保、绿色生产”理念，投入巨资淘汰落后设备，不断引进世界一流生产设备，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真正落实金田“生态重于生产”环保理念。金田铜业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通过汇聚资源、加大投入，自主研发了直接处理废杂铜的短流程加工线、连续熔铜精炼炉、紫铜管坯电磁铸造技术等几十个创新项目。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通过技术攻关，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吨位电炉熔炼—潜液转流—多头多流水平连铸棒技术和设备’，工作效率比传统工艺提高10余倍。”李勇介绍，这为大规模生产黄铜棒开创了一条既先进又实用的工艺技术路线，成了被行业专家誉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金田法”。据了解，该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改变了铜加工行业原有的生产作业模式，并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功成于人
近期，金田铜业厂区正在进行年产5万吨高强高导铜合金棒线项目建设，部分从国外订购的智能化设备陆续进厂。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过亿元，将购置世界最先进的棒线生产设备以及配套辅助设施，建成后形成年产5万吨高强高导铜合金棒线生产能力。
金田铜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铜合金棒线项目将实施SCADA、MES等生产信息化系统，并建设配套智能仓储，进一步提升项目的自动化、数字化水平。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生产大数据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从原料熔铸到产品生产、仓储管理、物流运输的全线智能化管理。
近年来，持续推进智能制造是金田铜业转型求变的缩影，而人才是关键。金田铜业以企业大学内训培养为基础，聘请日本、韩国专家和国内高校人才加盟，以科研引领高端产品发展趋势。通过工艺改进与引进世界一流装备，实现“大数据、新能源、低耗能、优原料、精产品”的制造新格局。其中，金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多年来从事“低重稀土烧结钕铁硼磁体的组织调控与矫顽力提升”项目研究，解决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除了国内人才创新力量，金田铜业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合作，共同建立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材料问题研究所金田铜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开展高端铜及铜合金材料产品加工技术与产业化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人才让金田铜业厚积薄发。其中，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的“重大基础装备专用多元高强耐磨铜合金产业化开发”项目，就是由金田铜业人才团队自主完成，该项目开发的多元高强耐磨黄铜合金，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抗拉强度和耐磨性能均提高10%左右，已在国内10多家企业生产应用，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此外，金田铜业还依托多样化研发平台，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凭借先进的铜精深加工技术，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0余项。“30多年来，我们的创新创业之路越走越宽阔。如今，我们正瞄准千亿级企业和世界500强目标，全力打造规模化、平台化、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的先进制造业加工基地，努力成为全球铜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为宁波制造、中国制造增光添彩。”金田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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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宁波、江苏、广东、重庆、越南等建设六大生产基地，形成了产业链完整、规模优势显著、产品种类齐全的竞争优势。公司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合作，聚焦重点应用领域关键材料与技术，研发高强、高导、高精度的新型高端铜合金新材料，推动产品升级，打造技术竞争力，目前已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00多项，主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订近30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9月加入中企思，现为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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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当初在拍摄电影《集结号》的时候，本来打算让黄晓明出演赵二斗一角，但是投资方给冯小刚推荐了邓超，冯小刚一开始不愿意，但是也不好发作就让邓超出演了，没想到后来两人却因为这部电影生嫌隙。
原来，邓超在拍摄《集结号》的同时，还参加了高希希导演的《甜蜜蜜》的拍摄，这种行为叫作轧戏，当然现在那些小鲜肉很普遍，但是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大导演的戏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冯小刚对此很不满。
冯小刚真正发火是在《集结号》宣传的时候，当时孙俪和邓超谈恋爱的事情炒的沸沸扬扬，媒体也很会抓热点。
冯小刚和邓超参加宣传活动的时候，现场的记者只问邓超和孙俪的恋情，邓超也直接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对孙俪的爱，这下冯小刚直接黑脸了，对记者说:“没有人对电影感兴趣，既然大家对电影不感兴趣，那我们在这也是浪费时间。”然后优雅地离开了舞台，把邓超留在了宣传现场。邓超也是很尴尬。
《集结号》获得了成功，张涵予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多个影帝。在百花奖颁奖典礼上，冯小刚有事未到现场，在给集结号颁奖的时候，现场连线了冯小刚，制作人对冯小刚说邓超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的时候，冯小刚只是淡淡说了两个字:恭喜，然后就立刻问张涵予有没有获奖，弄得邓超更是尴尬。
虽然两人此后也有互动，不过具体感情怎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吃瓜]
原来，邓超在拍摄《集结号》的同时，还参加了高希希导演的《甜蜜蜜》的拍摄，这种行为叫作轧戏，当然现在那些小鲜肉很普遍，但是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大导演的戏里面是不允许的，所以冯小刚对此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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