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新闻# 【辽宁省纪委书记廖建宇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署名文章：在总结规范中推进高质量发展】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阶段新要求，要注重做好“总结规范”工作，在不断总结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持之以恒促进工作规范。总结规范，体现的是螺旋式上升，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唯有做好总结，才能明晰规范什么、如何进行规范，才能在总结规范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保持战略定力。总结规范的过程是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始终筑牢政治站位，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从党的性质宗旨、人心向背、执政之基等重大问题上体会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责任，自觉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从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落实落细。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可能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实现，必须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行动上的坚韧执着，总结“严”的有效举措、规范“严”的方式手段、提升“严”的综合效果，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任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违背规律的，要力戒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总结规范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日常监督、审查调查、以案促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抓、抓持续，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走，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总结规范是持续的过程，必须边工作、边总结、边规范，不断交换、比较、反复，不断深化发展，要着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思维定式、克服路径依赖，形成通过总结规范来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探索规律、整体提升的良性循环。
突出质量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价值理念、目标指向、衡量标准。总结规范是实现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和有效途径。通过总结规范把质量要求传导下去，每项工作、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高质量，才能保证纪检监察工作全面高质量、全程高质量，要着力提高谋划工作的站位、研究具体措施的精准、推进工作落实的质效，从做没做、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通过总结规范把工作标准完善起来，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在总结复制提高案件质量等有效做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监督检查、审查调查、追责问责、巡视巡察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确保行有准则、做有规范、评有依据。通过总结规范把严实作风凸显出来，政治机关属性决定了纪检监察工作无小事，要注重抓细抓小抓具体，严格严谨、精益求精，一件一件事情去做、一个一个案子去查、一点一点去抓，多积尺寸之功，不断夯基垒台、积厚成势。
强化制度意识。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推进总结规范，制度既是实现形式，也是支撑保障。强化制度跟进，坚持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及时把实践探索中明确的原则、要求，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固化为制度、转化为规则，以制度巩固改革创新，使制度建设与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强化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自觉尊崇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依规依纪依法行权用权，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见效；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立新规矩不忘老规矩，不随意另起炉灶，保持工作稳定性、连续性。强化辩证把握，制度建设关键在要义明确、拿捏适度、简便易行，是规则标准和分寸火候的有机统一，扎紧制度笼子不是标准越高、要求越严越好，而是恰如其分、宽严相济，不单纯追求多、更注重讲求精；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体现纪检监察工作政治属性、人民立场、从严标准，只要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就坚持、就巩固。
树牢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评判一切工作成效的依据。总结规范，体现的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坚持服务实践，离开实践，规范就是无源之水；脱离实际，规范就成了纸上谈兵，不仅不能促进工作，反而会阻碍制约工作，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以形式主义对待规范，为了制度而搞制度，真正从实践中总结具体管用的招数，做到有形与有效相统一。坚持发展实践，总结规范是为了推进再实践、再发展，而不是自我满足、故步自封，要树立开放眼光、突出创新驱动，强化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制度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传统优势与大数据、信息化高度融合，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场景优势，自觉跟上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总结规范既要聚焦成绩，更要盯住问题，既要固根基、扬优势，更要补短板、强弱项，必须直面矛盾，正视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奔着工作短板去，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做到工作实践每前进一步、规范化水平就提高一步。
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总结规范工作的科学逻辑。注重统筹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持续深化“学条规、提能力、促规范”岗位练兵，推动省、市、县、乡上下联动，机关、派驻、巡视巡察衔接，以上率下，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高效的工作格局。注重点面结合，聚焦日常经常，注重流程细节，把规范化建设体现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坚持方式方法、程序步骤、基础管理、言行举止同步规范，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一体加强，以局部质量助推整体质量。注重谋当下和谋长远相统一，准确把握现阶段面对的形势与挑战、目标与任务，抓住现阶段存在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不断总结规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廖建宇 作者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保持战略定力。总结规范的过程是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始终筑牢政治站位，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从党的性质宗旨、人心向背、执政之基等重大问题上体会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责任，自觉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从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落实落细。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反腐败斗争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可能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实现，必须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行动上的坚韧执着，总结“严”的有效举措、规范“严”的方式手段、提升“严”的综合效果，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任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违背规律的，要力戒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总结规范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日常监督、审查调查、以案促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持续抓、抓持续，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走，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总结规范是持续的过程，必须边工作、边总结、边规范，不断交换、比较、反复，不断深化发展，要着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思维定式、克服路径依赖，形成通过总结规范来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探索规律、整体提升的良性循环。
突出质量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价值理念、目标指向、衡量标准。总结规范是实现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和有效途径。通过总结规范把质量要求传导下去，每项工作、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高质量，才能保证纪检监察工作全面高质量、全程高质量，要着力提高谋划工作的站位、研究具体措施的精准、推进工作落实的质效，从做没做、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通过总结规范把工作标准完善起来，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在总结复制提高案件质量等有效做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监督检查、审查调查、追责问责、巡视巡察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确保行有准则、做有规范、评有依据。通过总结规范把严实作风凸显出来，政治机关属性决定了纪检监察工作无小事，要注重抓细抓小抓具体，严格严谨、精益求精，一件一件事情去做、一个一个案子去查、一点一点去抓，多积尺寸之功，不断夯基垒台、积厚成势。
强化制度意识。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推进总结规范，制度既是实现形式，也是支撑保障。强化制度跟进，坚持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及时把实践探索中明确的原则、要求，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固化为制度、转化为规则，以制度巩固改革创新，使制度建设与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强化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自觉尊崇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依规依纪依法行权用权，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见效；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立新规矩不忘老规矩，不随意另起炉灶，保持工作稳定性、连续性。强化辩证把握，制度建设关键在要义明确、拿捏适度、简便易行，是规则标准和分寸火候的有机统一，扎紧制度笼子不是标准越高、要求越严越好，而是恰如其分、宽严相济，不单纯追求多、更注重讲求精；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体现纪检监察工作政治属性、人民立场、从严标准，只要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就坚持、就巩固。
树牢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评判一切工作成效的依据。总结规范，体现的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坚持服务实践，离开实践，规范就是无源之水；脱离实际，规范就成了纸上谈兵，不仅不能促进工作，反而会阻碍制约工作，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以形式主义对待规范，为了制度而搞制度，真正从实践中总结具体管用的招数，做到有形与有效相统一。坚持发展实践，总结规范是为了推进再实践、再发展，而不是自我满足、故步自封，要树立开放眼光、突出创新驱动，强化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制度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传统优势与大数据、信息化高度融合，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场景优势，自觉跟上时代潮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总结规范既要聚焦成绩，更要盯住问题，既要固根基、扬优势，更要补短板、强弱项，必须直面矛盾，正视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奔着工作短板去，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做到工作实践每前进一步、规范化水平就提高一步。
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总结规范工作的科学逻辑。注重统筹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持续深化“学条规、提能力、促规范”岗位练兵，推动省、市、县、乡上下联动，机关、派驻、巡视巡察衔接，以上率下，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高效的工作格局。注重点面结合，聚焦日常经常，注重流程细节，把规范化建设体现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坚持方式方法、程序步骤、基础管理、言行举止同步规范，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一体加强，以局部质量助推整体质量。注重谋当下和谋长远相统一，准确把握现阶段面对的形势与挑战、目标与任务，抓住现阶段存在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在不断总结规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廖建宇 作者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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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
“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
这条消息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本期观察就带您来看一看。
“官方带娃” 群众所盼
百姓口中的所谓“官方带娃”，实际上说的是中小学课后服务，这是让许多家长纠结的一件事情。“放学了，谁能来接我？”简单的一问，让家长颇费脑筋。
中小学每天一般在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而此时大多数家长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谁去接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也自然想到，三点半后，学校能不能再照看一下学生，跟家长下班时间衔接上。
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实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盼。
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在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又一次表示，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从“全覆盖”这个要求来看，就能体会到教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力度有多大。
事实上，郑州关注和解决课后服务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19年10月8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率先“破题”，启动课后延时服务，迈出“官方带娃”第一步，全区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启动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基于良好的探索效果，2020年8月，郑州市发布通知在市内各区相继推进。截至2020年12月，经过一年多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在郑州市内中小学已实现全覆盖。
“以前放学孩子没地儿去，只能交给课外班。”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学生家长郝营坦言，现在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在学校学得好、玩得有意义，家长也不用再赶着提前下班接孩子了。
不单单是郑州，我们梳理发现，自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全国已有29个省份根据本省实际推出了课后服务。
2014年，上海就要求看护服务覆盖所有公办小学，一般可至17时。2017年底，天津市教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始在全市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长春启动“蓓蕾计划”在全市城区开展小学课后免费托管服务，济南学校试行弹性离校制度，北京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集聚优势，支持中小学推行课外活动计划。
正所谓，群众有所盼，教育有所应。
公益普惠 各有妙招
我们注意到，“官方带娃”这条消息火热的原因，还有后面这4个字的作用——“全部免费”。对于家长来说，既有人出力解难题，又有人掏钱享免费，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这项改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具体实施中就没有那么轻松了。
首先是钱的问题。
我们仔细梳理发现，全国多数省份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统筹各项资金，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差异，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
同样，江苏南通提出，各县（市、区）通过“以政府补贴为主、服务性收费为辅”的方式筹措经费，各校在核定绩效总量时，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均给予相应保障。
其实，收费的关键，就是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李晓丽算了笔账：以每生每学期限价1000元计算，参与学生计8万人，试行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兜底，费用总计为1.6亿元。
岳麓区的经济虽然处在全省第一方阵，但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剧增加、二胎政策全面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数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已所剩不多。
学校内部也存在对于收费的困惑。石家庄市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家庭应该承担部分费用，一方面这一工作放大了学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实增加了教师工作量。
天下不都是“免费的午餐”，对于中小学课后服务来说同样如此。
成本分担 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对于接受政府补贴由中小学提供或组织开展的课后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看来，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学校是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天然承载主体，但三点半课后服务具有‘非义务性’本质”。这个时候政府要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既不越位也不应缺位，必须加强指导与监管，包括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的时间与要求核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价格。
看得出来，学校收费合情合理，但必须坚持公益原则。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应该综合施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实施、多元协同的格局。”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建议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必修课##如何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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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出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
同样，江苏南通提出，各县（市、区）通过“以政府补贴为主、服务性收费为辅”的方式筹措经费，各校在核定绩效总量时，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均给予相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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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担 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对于接受政府补贴由中小学提供或组织开展的课后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看来，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学校是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天然承载主体，但三点半课后服务具有‘非义务性’本质”。这个时候政府要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既不越位也不应缺位，必须加强指导与监管，包括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的时间与要求核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价格。
看得出来，学校收费合情合理，但必须坚持公益原则。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应该综合施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实施、多元协同的格局。”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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