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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兔床日记》，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
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王勉老师所赠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之一，整理者之一杨洪升先生还曾著有《缪荃孙研究》，写得极为严谨详实，我从中读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这本《吴兔床日记》虽然仅是他合作整理的一部藏书家日记，而日记整理并无发挥余地，却能看出整理者国学知识的涵盖面。

吴骞是藏书大家，他听闻到黄丕烈有个新堂号叫“百宋一廛”，为了能与之匹敌，他也取了个新堂号叫“千元十驾”。因为这段掌故，我一直以为他与黄丕烈十分稔熟，然而翻阅这本日记，却仅读到一则他到百宋一廛观书之事，他的确对黄丕烈所藏之本赞誉有加，看来他没有藏家相轻的毛病。

本书整理的吴骞日记始记乾隆四十五年，终至嘉庆十七年，后面附有《可怀录》和《可怀续录》，分别记录的是乾隆三十九年和嘉庆五年之事。但吴骞的日记并非每天都写，有时中间会隔几天，有时也会记录下一些他写的诗作，日记有长有短，有时一日记千字，有时一日仅写一“晴”或“阴”字，但总体上来说，他的日记很少记天气。

吴骞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日记中，谈到了翁方纲购得《施顾注苏诗》之事：“翁覃溪洗马得宋刻《施注苏诗》全本，曾云尝一见。覃溪最宝惜之，不与人手触，略一翻便亲捧入内。”吴骞称翁方纲所得乃是全本，看来这是误记，吴骞也说他没有见到原书，因为翁方纲对该书太过宝惜，轻易不示人，即便拿给好友欣赏，也不愿意让人手触，只要来者略一翻阅，翁方纲立即把书捧入内室。读到这段话，翁方纲的形象跃然纸上，难怪他得到该书后，能够坚持几十年的祭书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书痴，真正的行为艺术。

吴骞在日记中谈到了许多与其他藏书家的交往，翻阅此日记，能够感受到与他交往最密切者是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两人经常同乘一船出外访书访友，所见之人均为后世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大藏家。比如他多次跟鲍廷博去到卢文弨的抱经堂看书，还会独自乘船前去看望钱大昕，遇到喜爱之物，他们也相互代买甚至赠送。鲍廷博在乾隆五十一年见到有人出售郑旼所绘《拜经图》，马上想到吴骞的堂号叫拜经楼，于是特意买下赠送给吴。吴骞在乾隆五十五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入城过著书斋，松霭旧藏黄石斋二迹，时方刊其所辑《杜诗双声叠韵谱》，拟售二迹，以佐剞劂。而绿饮适欲求石斋书画，予因代以二十四金购之。

吴骞在周春的书斋里看到了两件黄道周墨迹，当时周春正筹资刊刻一部书稿，所以想出售墨迹以作刊刻之资，吴骞想起鲍廷博一直想买石斋墨迹，于是他花了24金将其购下，可见他们是相互记着对方的需求，一旦有机会时，就会帮助对方完成心愿，这样的书友关系，真令人欣羡。

吴骞还会记下一些奇异的故事，比如“民家豕产一象，献之官，至长桥而死。”猪怎么能生象呢，两者体积相差太大了，也许某家的猪产下了畸形儿，有着长长的鼻子，被人误以为象。乾隆五十九年5月10日，吴骞又记下所见之事：

至镇海庙观青蛙。蛙大于常蛙可七八倍，色青翠如瓜，肤皆有金丝二条。庙濒海，素未尝产蛙。十一日晨，庙僧启户，忽见蛙在佛座中，遂以柈承之。蛙终日凝坐，了不跳掷，俗称“青蛙将军”。

我曾去参观过镇海庙，在那里没有见到过吴骞所说的大青蛙，按其形容，这种青蛙比牛蛙还要大，按说这种外来物种在乾隆时期不太可能传入中国，我所见过的牛蛙皮肤上也没有两条金丝线。但吴骞说这种青蛙竟然能像老僧坐禅凝坐不动，也真是神奇。此蛙乃是吴骞亲眼所见，想来必有其事，但青蛙坐禅，却是吴骞听人表述的，不见得为真。

吴骞在日记中还会记录一些鬼故事，比如他写到陈洛兰与石门一友共同住在贡院前，某天晚上他们听见邻号有一举子深夜跟一妇人谈话，他觉得这必是冤鬼，吓得不敢出门。等天亮了，此人邀请同号一起去看这位举子，没想到这人却神态自若的在那里答卷，众人告其夜晚听到的声音，此人坦然地说，他以前喜欢上了邻家一婢女，此女颇有姿色，他原想买来做妾，但不知何故未果，此女竟然自缢而亡，昨夜此女之魂特意来看该举子，又在天明前离开了。

鬼是否存在，我不知道。越上了年纪越不敢轻易否定某些未知之事。有意思的是，吴骞在嘉庆元年就开始营造自己的生圹，他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十分详细，比如椁底如何铺装等等，他还讲到了营造生圹用的三合土。三合土这个词，我在古书中时常得见，但吴骞却在日记中记录了三合土的原料及配比：“凡细石灰三箕，和净山黄泥三箕，乌樟汁二拗斗半。”乌樟汁为何物，我不清楚，吴骞在小注中又说：“亦有加太湖沙者。”既然加沙，颇像混凝土搅拌，读到这则信息，让我对此有了新的了解。而他在日记中还谈到：

唐寅葬横塘王家村，见祝枝山所撰墓志。桃花坞乃其别业，宋牧仲以为墓，且为建祠，误也。

我曾往苏州去探访唐寅墓，地址就在桃花坞，读到这则信息方让我了解到，原来桃花坞乃是唐寅的别墅所在地，而别墅后面的唐寅墓乃是宋荦建造的，看来那个墓连衣冠冢都不算，里面究竟埋着何物，吴骞没说，但这则信息却看出了他的认真。而更为认真者，是他对河图洛书究竟为何事的记载：

世之言河图洛书者，谓马有旋毛似图，龟文甲坼似书，惟元俞石涧以为《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玉也，玉之有文者尔。昆仑产玉，河源出昆仑　，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书盖石而白有文者。

河出图，洛出书，乃是两千多年来人们认定的文明事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们是指乌龟身上的花纹，以及龙马负图的故事，但吴骞引用前人的所言，来证河图洛书其实是一种玉。虽然吴骞也称“其说颇异”，却提示读者有些传统的认定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至于这些说法是否正确，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太阳][微风]朱熹<太极图说>之【辩】
　　愚既为此说，读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诘纷然，苦于酬应之不给也，故总而论之。大抵难者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有谓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又有谓仁为统体，不可偏指为阳动者，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不当反其类者。是数者之说，亦皆有理。然惜其于圣贤之意，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此圣贤之言，所以或离或合，或异或同，而乃所以为道体之全也。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乐言之，而不知夫所谓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信同疑异，喜合恶离，其论每陷于一偏，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已。岂不误哉，夫善之与性，不可谓有二物，明矣，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阴阳，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但话其分，则以为当属之此耳。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
　　仁义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为体用，诚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长也，中者，嘉之会也，义者，利之宜也，正者，贞之体也。而元亨者，诚之通也，利贞者，诚之复也。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万物之生，同一太极者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闲」者，以至着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闲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
　　所谓仁为统体者，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识。
　　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况此图以仁配义，而复以中正参焉。又与阴阳刚柔为类，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至于中之为用，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仁不为体，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对此而言，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而义者所以为仁之质，又可知矣。
　　其为体用，亦岂为无说哉。
　　大抵周子之为是书，语意峻洁而混成，条理精密而疏畅。读者诚能虚心一意，反复潜玩，而毋以先入之说乱焉，则庶几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无疑于纷纷之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