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植树40载染绿荆楚山川
我省森林覆盖率增长21.54个百分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汪彤 通讯员 赵辉
3月12日，植树节！今年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40周年。
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颁布后，一场具有法定性、义务性、全民性的植树活动，在全国蓬勃开展。
40年春华秋实，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义务植树活动，装点秀美山川，18万多平方公里荆楚大地秀美如画。
来自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显示，40年来，全省人民参加义务植树累计12.6亿余人次，植树42亿株，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85%以上，有力地推动与支持了我省林业生态建设发展。
40年风雨无阻
义务植树观念深入人心
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
今年3月3日，省林业局60多名干部职工，来到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段长江江滩，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黄陂区园林和林业局、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干警一起，共同组成200多人的队伍，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大家三四人一组，挥锹铲土、扶树培土、提水浇灌，与园林施工人员一道，挥洒汗水，仅一上午栽下近2000株池杉。
入春后，这样的植树场景在荆楚大地随处可见。
3月4日，十堰市1200多名干部群众和官兵来到郧阳区茶店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种下3.3万株树苗，面积达300亩。
武汉、黄石、宜昌、襄阳……全省各地义务植树活动如火如荼，人们播下一片片新绿，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保持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持续奋斗。
湖北生态地位非常重要，长江、汉江交汇，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位于其中，需要提供生态屏障、绿色支撑。因此，植树造林，保护湿地，维护生态平衡尤其重要，一刻也不能松懈。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4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决议，积极履行公民植树义务，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各个部门踊跃参加，驻鄂部队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省林业局局长刘新池说，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绿化意识和生态文明观念进一步增强，爱绿、植绿、护绿成为共识和自觉行动。
近年来，随着林业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义务植树活动深入人心。不止是植树节这一天，人们一年四季随时植树造林，为大地增绿添彩。
40年风雨无阻，一路兼程。从山区到平原，从石漠之地到庭院旮旯，处处留下荆楚儿女植树的身影。
加强顶层设计
义务植树规范化基地化
修枝、松土、加施基肥……惊蛰时节，十堰市张湾区大坝林场职工忙开了。一位职工告诉记者，近3年，林场定期对新造林进行抚育管护，“看着树一天天长大，越来越绿了，心里格外开心”。
曾几何时，“年年种树年年荒，年年种树还是老地方”，虽然不少树栽下去了，但是后期由于缺乏管护，造林质量差、成活率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如今，不仅要种，更要管护，人们的观念发生科学改变。省林业局生态修复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各级林业部门树立“成活是硬道理、成林是硬成绩”的工作导向，科学规划设计，加强栽后管护。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科学植树造林，事半功倍。我省顶层设计，逐步形成义务植树的制度化、规范化、基地化和规模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继作出绿满荆楚、精准灭荒、长江两岸造林绿化三年行动等决策部署，朝着“无山不绿、无水不清、无路不荫、无村不美”的目标，大力推进山区绿化、平原绿化、城市绿化、乡村绿化、通道绿化、水岸绿化，全面打响国土绿化总体攻坚战。
各地在推进义务植树过程中，普遍推行义务植树基地化规范化。宜昌市、鄂州市、通山县、大悟县等地，结合绿满荆楚行动和精准灭荒工程，由市、县绿化委员会统一规划义务植树基地，每个市（县）直部门划定100-300亩的宜林荒山，一定三年，责成每个部门包栽包管包活，由市、县绿化办检查，每年考核通报，三年验收结账。
“义务植树基地化有利于加强义务植树的管理，提升了造林成效。”省绿委办负责人说。
全民义务植树，“义务”二字重如山，每一个适龄公民必须尽责。
为了“义务”二字更自觉，更有制度保障，我省许多地方进行诸多创新。宜昌市在2012年开始就试行义务植树“认捐”“认养”形式；荆门市2013年开展“公务机动车碳汇造林”试点，30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按每车每年500元的标准缴纳碳汇造林资金，由市绿化办统一造林。
2017年，全国绿委《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出台。随后，省绿委办对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和其他8种尽责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
青山不负人
绿色生活让幸福指数提升
3月春暖花开，正是踏青好时节。
移居海外多年的江先生回武汉省亲，来到汉口江滩，他徜徉在偌大的绿色亲水平台，流连忘返，连声感叹生活在江城“太幸福了”。
为了满足人们对绿色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省林业主管部门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着力创建森林城市。目前，全省建成国家级森林城市11个、省级森林城市36个、省级森林城镇214个、森林乡村369个、绿色示范乡村5560个。
城乡居民绿色生活幸福指数提升。据介绍，全省森林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植树就是减排，造林就是增汇，绿色就是低碳。
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社会共识，不仅民众参与绿化的积极性大增，各类企业投资造林经营也渐成全省造林绿化的一大亮点。晨鸣纸业、咸宁巨宁、荆门宝源、石首吉象、湖北康欣等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我省造林绿化的生力军。“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造林面积1619.4万亩。
义务植树活动，有力推进了国土绿化，全省基本实现了应绿尽绿。
这是一组绿意盎然的数字：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省森林面积达到1.16亿亩，森林蓄积量4.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41.84%，分别比40年前的5670万亩、1.16亿立方米、20.3%增长104.6%、257.8%和21.54个百分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森林资源，蕴含宝贵的财富，这些生态财富必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近年来，我省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效转化路径，形成木本油料、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康养、林特产业等4种模式。目前，全省国家和省级林业龙头企业分别增长到25家、446家，已建成林下经济基地2800万亩，特色经济林基地2308万亩。2020年，全省林业总产值超过4000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湖北林业资源丰富
●林地876.09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47.13%，森林覆盖率41.84%。比40年前增长21.54个百分点
●湿地144.99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7.8%，居中部第一位。
●草地18.47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0.99%。
●林地、湿地、草地共占全省国土面积55.9%。
●全省分布高等植物6292种，约占全国总数18%，居中部第一位；脊椎动物851种，约占全国种类总数19%。
●全省现有8类311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226个国有林场。
我省森林覆盖率增长21.54个百分点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汪彤 通讯员 赵辉
3月12日，植树节！今年是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40周年。
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决议颁布后，一场具有法定性、义务性、全民性的植树活动，在全国蓬勃开展。
40年春华秋实，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义务植树活动，装点秀美山川，18万多平方公里荆楚大地秀美如画。
来自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显示，40年来，全省人民参加义务植树累计12.6亿余人次，植树42亿株，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85%以上，有力地推动与支持了我省林业生态建设发展。
40年风雨无阻
义务植树观念深入人心
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
今年3月3日，省林业局60多名干部职工，来到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段长江江滩，与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黄陂区园林和林业局、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干警一起，共同组成200多人的队伍，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大家三四人一组，挥锹铲土、扶树培土、提水浇灌，与园林施工人员一道，挥洒汗水，仅一上午栽下近2000株池杉。
入春后，这样的植树场景在荆楚大地随处可见。
3月4日，十堰市1200多名干部群众和官兵来到郧阳区茶店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种下3.3万株树苗，面积达300亩。
武汉、黄石、宜昌、襄阳……全省各地义务植树活动如火如荼，人们播下一片片新绿，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是保持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需要一代接一代的持续奋斗。
湖北生态地位非常重要，长江、汉江交汇，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位于其中，需要提供生态屏障、绿色支撑。因此，植树造林，保护湿地，维护生态平衡尤其重要，一刻也不能松懈。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开展4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决议，积极履行公民植树义务，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各个部门踊跃参加，驻鄂部队积极参与，义务植树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省林业局局长刘新池说，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绿化意识和生态文明观念进一步增强，爱绿、植绿、护绿成为共识和自觉行动。
近年来，随着林业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义务植树活动深入人心。不止是植树节这一天，人们一年四季随时植树造林，为大地增绿添彩。
40年风雨无阻，一路兼程。从山区到平原，从石漠之地到庭院旮旯，处处留下荆楚儿女植树的身影。
加强顶层设计
义务植树规范化基地化
修枝、松土、加施基肥……惊蛰时节，十堰市张湾区大坝林场职工忙开了。一位职工告诉记者，近3年，林场定期对新造林进行抚育管护，“看着树一天天长大，越来越绿了，心里格外开心”。
曾几何时，“年年种树年年荒，年年种树还是老地方”，虽然不少树栽下去了，但是后期由于缺乏管护，造林质量差、成活率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如今，不仅要种，更要管护，人们的观念发生科学改变。省林业局生态修复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各级林业部门树立“成活是硬道理、成林是硬成绩”的工作导向，科学规划设计，加强栽后管护。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科学植树造林，事半功倍。我省顶层设计，逐步形成义务植树的制度化、规范化、基地化和规模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相继作出绿满荆楚、精准灭荒、长江两岸造林绿化三年行动等决策部署，朝着“无山不绿、无水不清、无路不荫、无村不美”的目标，大力推进山区绿化、平原绿化、城市绿化、乡村绿化、通道绿化、水岸绿化，全面打响国土绿化总体攻坚战。
各地在推进义务植树过程中，普遍推行义务植树基地化规范化。宜昌市、鄂州市、通山县、大悟县等地，结合绿满荆楚行动和精准灭荒工程，由市、县绿化委员会统一规划义务植树基地，每个市（县）直部门划定100-300亩的宜林荒山，一定三年，责成每个部门包栽包管包活，由市、县绿化办检查，每年考核通报，三年验收结账。
“义务植树基地化有利于加强义务植树的管理，提升了造林成效。”省绿委办负责人说。
全民义务植树，“义务”二字重如山，每一个适龄公民必须尽责。
为了“义务”二字更自觉，更有制度保障，我省许多地方进行诸多创新。宜昌市在2012年开始就试行义务植树“认捐”“认养”形式；荆门市2013年开展“公务机动车碳汇造林”试点，30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按每车每年500元的标准缴纳碳汇造林资金，由市绿化办统一造林。
2017年，全国绿委《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出台。随后，省绿委办对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和其他8种尽责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
青山不负人
绿色生活让幸福指数提升
3月春暖花开，正是踏青好时节。
移居海外多年的江先生回武汉省亲，来到汉口江滩，他徜徉在偌大的绿色亲水平台，流连忘返，连声感叹生活在江城“太幸福了”。
为了满足人们对绿色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全省林业主管部门统筹推进城乡绿化，着力创建森林城市。目前，全省建成国家级森林城市11个、省级森林城市36个、省级森林城镇214个、森林乡村369个、绿色示范乡村5560个。
城乡居民绿色生活幸福指数提升。据介绍，全省森林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植树就是减排，造林就是增汇，绿色就是低碳。
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社会共识，不仅民众参与绿化的积极性大增，各类企业投资造林经营也渐成全省造林绿化的一大亮点。晨鸣纸业、咸宁巨宁、荆门宝源、石首吉象、湖北康欣等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我省造林绿化的生力军。“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造林面积1619.4万亩。
义务植树活动，有力推进了国土绿化，全省基本实现了应绿尽绿。
这是一组绿意盎然的数字：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省森林面积达到1.16亿亩，森林蓄积量4.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41.84%，分别比40年前的5670万亩、1.16亿立方米、20.3%增长104.6%、257.8%和21.54个百分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森林资源，蕴含宝贵的财富，这些生态财富必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近年来，我省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效转化路径，形成木本油料、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康养、林特产业等4种模式。目前，全省国家和省级林业龙头企业分别增长到25家、446家，已建成林下经济基地2800万亩，特色经济林基地2308万亩。2020年，全省林业总产值超过4000亿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湖北林业资源丰富
●林地876.09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47.13%，森林覆盖率41.84%。比40年前增长21.54个百分点
●湿地144.99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7.8%，居中部第一位。
●草地18.47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0.99%。
●林地、湿地、草地共占全省国土面积55.9%。
●全省分布高等植物6292种，约占全国总数18%，居中部第一位；脊椎动物851种，约占全国种类总数19%。
●全省现有8类311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226个国有林场。
刚看了一个案例，非常典型。细细品味，就更能深刻理解深圳小产权房。
大概的故事是：
原业主卖了房子后，反悔。想打官司要回。
一审和二审胜诉了。
买家不服，后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
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
省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是两点（撤销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龙岗人民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并驳回原业主的起诉）：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三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廖醒玉、廖静梅的起诉。
大快人心。且给以后的判例提供了依据。
接下来我们梳理下这个故事的具体情况和重点：
2010年6月，廖静梅、廖醒玉（甲方）与李华珍（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村莘野路13号整栋房屋物业转让给乙方，转让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总价款200万元；本协议签订当日，甲方需协助乙方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并到物业所在社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上述物业过户到乙方名下；该物业转让给乙方后，其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房产按现状移交）……今后如遇政府拆迁、征收，该房屋所有赔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在拆迁过程中如有需要甲方协助的，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不得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华珍共计向廖醒玉、廖静梅支付了190万元。
2009年3月18日（卖房前）廖醒玉与张双红离婚。
张双红后来说离婚时签订协议约定该房屋二、三层归儿子所有，张双红有权使用。对廖醒玉出卖房屋不知情，现在没有房屋住，要在外面租房子住，请求判决二、三层由张双红和儿子居住。（据查，法院当时的离婚判决里对该房产并未作处理）
2012年3月26日，廖醒玉、廖静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请求判令：确认廖醒玉、廖静梅与李华珍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和二审，廖醒玉、廖静梅胜诉了。
关键信息来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最终驳回了廖醒玉、廖静梅，并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理由是什么呢？
如下：
（一）本案的实质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该判决未经政府确权就径直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均由人民政府确认；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先由政府处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分别采用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因此，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是否符合确认产权的条件以及相关土地的权属均由政府认定。深圳市经过两次农村城市化进程，采用的先非农化再城市化的模式，尽管从名义上自2005年底起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已转为国有，农村居民已转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大部分的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并未完成国有化相关征地补偿手续，在这衔接当口出现了非农化后未能立即城市化的现象，大量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农村集体土地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制支配。本案的涉案房产属于深圳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从表面上看来，被申诉人廖醒玉、廖静梅只是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未提出返还房屋的诉求，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其必然带来涉案房屋是否需要归还的法律后果，且由于我国法律实行的是“房地一致”的不动产原则，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已涉及到对涉案土地的权属认定问题。因此，在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房屋尚未作出处理前，该判决就以司法手段解决权属纷争，将来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被政府确认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房产权利人无有效的购房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该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上述相关规定。
(二)该判决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矛盾冲突，并可能激发更多新的社会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产权问题，是我省乃至全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行政机关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司法机关对此类型案件的裁决应当极其慎重。在司法实践中，广东省高院与深圳市中院对与本案性质相同的案件的处理意见已非常明确，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2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均认为，诉讼请求涉及违法用地或违法建筑，需先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后才能确定其财产权益关系的，不予受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发布首份房地产审判工作白皮书时，也提到了对尚未经过行政处理程序的小产权房所提起的产权相关诉讼，深圳两级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原则上予以驳回。经调查，(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9号判决、(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868号民事裁定等多个与本案案情类同的案例都是以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对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进行处理为由驳回起诉。而本案终审判决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与上述规定和其他同类案件裁判冲突。如依照本案之裁判，可能引发大量小产权房的类似诉讼，造成更多新的社会矛盾。
(三)该判决有违民事活动须遵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裁判导向。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买方也依约支付了对价，卖方在交易时明知自己的房产为无产权证书的违章建筑，为法律所禁止交易，在房产交付两年后却反悔，并以此为由诉至法院，其行为已有违诚信。在房地产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和司法政策有着直接关系的前提下，法院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作出居间公平的裁决，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充分体现合同当事人应遵从诚实信用的裁判导向，既不支持卖方要求合同无效返还房产的主张，也不支持买方绕过国家法律规定取得物权意义上的产权的诉求。同时，应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引导树立契约精神，避免作出的裁决助长为追逐不当利益滥用权利、规避法律和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当然，如果买家买的是国土局备案的绿本房或猪肝本，那结果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对这个判决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加我，发PDF原文。
#深圳[地点]#
大概的故事是：
原业主卖了房子后，反悔。想打官司要回。
一审和二审胜诉了。
买家不服，后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
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
省人民法院最终的判决是两点（撤销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龙岗人民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并驳回原业主的起诉）：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2025号民事判决、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4）深龙法民三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廖醒玉、廖静梅的起诉。
大快人心。且给以后的判例提供了依据。
接下来我们梳理下这个故事的具体情况和重点：
2010年6月，廖静梅、廖醒玉（甲方）与李华珍（乙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村莘野路13号整栋房屋物业转让给乙方，转让建筑面积共1600平方米，总价款200万元；本协议签订当日，甲方需协助乙方到律师事务所做律师见证，并到物业所在社区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上述物业过户到乙方名下；该物业转让给乙方后，其所有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乙方（房产按现状移交）……今后如遇政府拆迁、征收，该房屋所有赔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在拆迁过程中如有需要甲方协助的，甲方应无条件协助乙方，不得有异议。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华珍共计向廖醒玉、廖静梅支付了190万元。
2009年3月18日（卖房前）廖醒玉与张双红离婚。
张双红后来说离婚时签订协议约定该房屋二、三层归儿子所有，张双红有权使用。对廖醒玉出卖房屋不知情，现在没有房屋住，要在外面租房子住，请求判决二、三层由张双红和儿子居住。（据查，法院当时的离婚判决里对该房产并未作处理）
2012年3月26日，廖醒玉、廖静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请求判令：确认廖醒玉、廖静梅与李华珍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和二审，廖醒玉、廖静梅胜诉了。
关键信息来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进行抗诉，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议此案。最终驳回了廖醒玉、廖静梅，并撤销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
理由是什么呢？
如下：
（一）本案的实质是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该判决未经政府确权就径直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均由人民政府确认；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涉案土地使用权属纠纷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先由政府处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第五条规定，经普查记录的违法建筑，市政府应当区别其违法程度……分别采用确认产权、依法拆除或者没收、临时使用等方式，分期分批处理。因此，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是否符合确认产权的条件以及相关土地的权属均由政府认定。深圳市经过两次农村城市化进程，采用的先非农化再城市化的模式，尽管从名义上自2005年底起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已转为国有，农村居民已转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大部分的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并未完成国有化相关征地补偿手续，在这衔接当口出现了非农化后未能立即城市化的现象，大量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农村集体土地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控制支配。本案的涉案房产属于深圳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从表面上看来，被申诉人廖醒玉、廖静梅只是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协议无效，未提出返还房屋的诉求，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其必然带来涉案房屋是否需要归还的法律后果，且由于我国法律实行的是“房地一致”的不动产原则，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实质已涉及到对涉案土地的权属认定问题。因此，在行政主管部门对涉案房屋尚未作出处理前，该判决就以司法手段解决权属纷争，将来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被政府确认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房产权利人无有效的购房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该判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深圳市的上述相关规定。
(二)该判决与其他同类案件裁判矛盾冲突，并可能激发更多新的社会矛盾。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产权问题，是我省乃至全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行政机关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司法机关对此类型案件的裁决应当极其慎重。在司法实践中，广东省高院与深圳市中院对与本案性质相同的案件的处理意见已非常明确，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土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2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均认为，诉讼请求涉及违法用地或违法建筑，需先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后才能确定其财产权益关系的，不予受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发布首份房地产审判工作白皮书时，也提到了对尚未经过行政处理程序的小产权房所提起的产权相关诉讼，深圳两级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对于已经受理的，原则上予以驳回。经调查，(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29号判决、(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868号民事裁定等多个与本案案情类同的案例都是以应由行政机关先行对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进行处理为由驳回起诉。而本案终审判决直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与上述规定和其他同类案件裁判冲突。如依照本案之裁判，可能引发大量小产权房的类似诉讼，造成更多新的社会矛盾。
(三)该判决有违民事活动须遵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裁判导向。本案的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买方也依约支付了对价，卖方在交易时明知自己的房产为无产权证书的违章建筑，为法律所禁止交易，在房产交付两年后却反悔，并以此为由诉至法院，其行为已有违诚信。在房地产行情变化与法院的受案数量、案件类型、裁判尺度和司法政策有着直接关系的前提下，法院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作出居间公平的裁决，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充分体现合同当事人应遵从诚实信用的裁判导向，既不支持卖方要求合同无效返还房产的主张，也不支持买方绕过国家法律规定取得物权意义上的产权的诉求。同时，应发挥合同效力的多层次性，慎用合同无效，引导树立契约精神，避免作出的裁决助长为追逐不当利益滥用权利、规避法律和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当然，如果买家买的是国土局备案的绿本房或猪肝本，那结果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对这个判决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加我，发PDF原文。
#深圳[地点]#
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 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
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
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
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
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
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
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
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
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
（1）大规模投入资金；（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子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
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
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
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
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
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
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
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
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
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
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
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
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
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
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
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
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
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
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
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
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
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
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
（1）大规模投入资金；（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
日本（汽车）、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
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年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
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
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子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
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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