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小故事#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2020年度感动沈阳人物# [话筒]他们为这座城市带来温暖 这座城市因他们熠熠生辉】2月24日，2020年度感动沈阳人物颁奖典礼在沈阳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颁奖典礼上，被评为2020年度感动沈阳人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陈红、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谷野、新冠肺炎疫情沈阳抗疫团队、法库籍南开大学学生王唯佳、康平县二牛所口镇刘家窝堡村第一书记宋楠楠、沈阳市和平区花蕾助残服务中心王蕾蕾、鲁迅美术学院教师陆国斌、沈阳锡伯龙地创意农业产业园总经理张爱忠、“奋斗者”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抗美援朝志愿军代表著名词作家邬大为等10名个人（集体）受到表彰。
[话筒]陈红：大爱无疆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
陈红一直在奔赴最危险的地方。抗击SARS病毒、奔赴汶川前线、援非抗埃都有她的身影。2020年新冠疫情战役打响，2月2日，陈红作为北部战区总医院首批医疗队总护士长出征驰援武汉，直抵火神山医院。她守护的是生命，诠释着无私和奉献。
[话筒]谷野：生命至上
“多少个日以继夜，多少次昂首逆行，每分每秒，价值千金，一言一行，重逾千钧，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你，就是拯救生命的超级英雄。”
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谷野作为省市定点收治医院和省集中救治沈阳中心行政负责人，快速组建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11个专项工作组。带领全院上下2小时内完成门诊全面停诊；40小时紧急腾空3栋病房楼，迁转在院近400名患者，8天完成2178平方米的临时隔离病区和4150平方米的医护人员休养区建设；12天完成5003平方米的负压病房改造工程，创出了“沈阳速度”。收治的近百名确诊患者均得到成功救治，创造了“沈阳模式”。实现了确诊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抗疫目标。
[话筒]新冠肺炎疫情沈阳抗疫团队：凡人英雄
“你们如萤火烛光，汇聚成满天星河。你们是最平凡的他她你我，你们是最珍贵的人间值得。”
1.援鄂医护人员；程青、马葳薇、褚燕、刘倩、李芒、马壮、翟爽、高轶、谢华、张立波等
2.公安民警：李桐。与爱人潘新同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因抗疫工作推迟婚礼。
3.油条大姐：王莉梅。疫情防控期间，天天为家附近监测点位的每一位志愿者送油条、豆浆，传递爱心。
4.大东区百乐社区书记：孔艳。面对沈阳市第二例确诊、第一例治愈病例都出现在百乐社区的情况，她有条不紊地管理，赢得好评。
5.中建二局：高安培。8天完成沈阳市六院改造负压病房，展现沈阳速度。
6.沈阳电网：王中全。带领100余名职工完成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增容改造。
[话筒]王唯佳：超越自我
“昂起头，你的自信驱散一切畏惧；昂起头，爱的阳光拭掉所有泪水。命运以痛吻你，你却报之以歌！”
王唯佳考取的662分，是2020年沈阳市法库县高级中学理科第三名的成绩，他是一名庞贝病患者，目前全国共有约200名健在的该病患者，王唯佳是沈阳市唯一的一个。为了回馈社会各界对他的帮助，也为了让更多的村里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每年假期，王唯佳都会为村里留守孩子免费辅导功课。“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将这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00后的乐观与担当，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
[话筒]宋楠楠：使命第一
“他用青春去见证，他用奋斗去参与，他唤醒每一个淳朴的灵魂，他挽起每一双粗糙的手臂，他让乡村的脉搏链接网络的节奏。”
宋楠楠是沈阳市人社局下派到康平县二牛镇刘家村的第一书记。两年来，他利用网络平台销售农副产品带动村里经济，在淘宝开设了“土味康平扶贫馆”专卖店，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建立了“失能老人日间照料站”；使村里44名小学生得到额外的学业辅导，并带领孩子们去沈阳参观见学。疫情防控期间，自费1万余元购买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消毒液等用品，发放给村民。
[话筒]王蕾蕾：黑暗中开出的花蕾
“你看不到这世界，却成为别人世界中最美的风景。命运的马拉松，你执著地奔跑，执一盏灯，努力照亮他人的路，于黑暗中前行。踏过的足迹上，有朵朵蓓蕾初绽。”
王蕾蕾身上有诸多称号：2017东方卫视《妈妈咪呀》年度总冠军、全国“最美家庭”代表、辽宁省残疾人“自强模范”称号、辽宁省五四青年荣誉奖章获得者、辽宁向上向善好青年、沈阳市三八红旗手。疫情期间她汇集百名残障人士共唱抗疫战歌，积极奔走募集和捐献防疫物资。2020年开设“花蕾逐梦残障儿童培训班”及“让世界看到我们的美”残障女性修养课堂，帮助众多残障儿童及家庭以及残障人士自强不息，充满信心的生活，勇于追求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话筒]陆国斌：好人老陆
“画笔是你的指南针，循着它你绘就讲文明、树新风。循着它你走近需要帮助的人，不居殿堂，奔波市井。你绘制美丽乡村 ，为素不相识的人雪中送炭。你用半生坚守一颗 艺术的初心，中流击楫，你曾立下的誓言：一切为了人民。”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陆国斌，用艺术服务社会，以画笔描绘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义务绘制文化墙87716平米。他耗资百万资助并感染青少年和当代大学生300余位；他倾其所能赡养、帮扶孤寡残弱的群体数百位。在抗疫情中的173天里他坚持个人每天两小时为环卫工人送口罩等防疫物质68175元。他创建爱心团队人数达到4769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精神信仰。
[话筒]张爱忠：绘梦小康
“用智慧织就梦想，用奉献实现价值。他就像那东北大地和煦的春风，吹拂稻浪，温暖乡村。”
张爱忠创意出了稻梦空间，传承了锡伯文化，形成了种植业、加工业、旅游业融为一体化的农事综合体。他为村里解决了200余名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安置；帮扶慰问村里老人和五保户，资助10名贫困学生，他用行动践行“致富不忘乡亲”。
[话筒]“奋斗者”号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科学家：科技强国
“10909米，这是奋斗者号下潜的深度，更是中国力量发展的深度。10909米，这几乎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极限，却不是中国科技突破的极限。直面一切困难和挑战，正如钛的强度。无惧一切挫折和失败，正如钛的韧性。”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采用自主发明的Ti62A钛合金新材料，为“奋斗者”号潜水器建造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载人舱球壳。“奋斗者”号载人舱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核心关键部件，是人类进入万米深海的硬件保障和安全屏障，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该成果使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将极大促进我国深渊科学研究。
[话筒]邬大为：热血长歌
“七十载芳华，著一身戎装。朝鲜战场，泣血成歌，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
从艺70载，邬大为先后创作出3000余首歌曲，发表1000余首，其中300余首歌曲分获全国、全军及省市级各项奖励。1952年，他跟随文工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邬大为将战士们的故事写成歌，用可歌可泣的旋律纪念战友鼓舞后人。
沈阳晚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苏慧婷 摄影记者 王勇
颁奖典礼上，被评为2020年度感动沈阳人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陈红、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谷野、新冠肺炎疫情沈阳抗疫团队、法库籍南开大学学生王唯佳、康平县二牛所口镇刘家窝堡村第一书记宋楠楠、沈阳市和平区花蕾助残服务中心王蕾蕾、鲁迅美术学院教师陆国斌、沈阳锡伯龙地创意农业产业园总经理张爱忠、“奋斗者”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抗美援朝志愿军代表著名词作家邬大为等10名个人（集体）受到表彰。
[话筒]陈红：大爱无疆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
陈红一直在奔赴最危险的地方。抗击SARS病毒、奔赴汶川前线、援非抗埃都有她的身影。2020年新冠疫情战役打响，2月2日，陈红作为北部战区总医院首批医疗队总护士长出征驰援武汉，直抵火神山医院。她守护的是生命，诠释着无私和奉献。
[话筒]谷野：生命至上
“多少个日以继夜，多少次昂首逆行，每分每秒，价值千金，一言一行，重逾千钧，没有硝烟的抗疫战场上，你，就是拯救生命的超级英雄。”
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谷野作为省市定点收治医院和省集中救治沈阳中心行政负责人，快速组建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11个专项工作组。带领全院上下2小时内完成门诊全面停诊；40小时紧急腾空3栋病房楼，迁转在院近400名患者，8天完成2178平方米的临时隔离病区和4150平方米的医护人员休养区建设；12天完成5003平方米的负压病房改造工程，创出了“沈阳速度”。收治的近百名确诊患者均得到成功救治，创造了“沈阳模式”。实现了确诊患者“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抗疫目标。
[话筒]新冠肺炎疫情沈阳抗疫团队：凡人英雄
“你们如萤火烛光，汇聚成满天星河。你们是最平凡的他她你我，你们是最珍贵的人间值得。”
1.援鄂医护人员；程青、马葳薇、褚燕、刘倩、李芒、马壮、翟爽、高轶、谢华、张立波等
2.公安民警：李桐。与爱人潘新同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因抗疫工作推迟婚礼。
3.油条大姐：王莉梅。疫情防控期间，天天为家附近监测点位的每一位志愿者送油条、豆浆，传递爱心。
4.大东区百乐社区书记：孔艳。面对沈阳市第二例确诊、第一例治愈病例都出现在百乐社区的情况，她有条不紊地管理，赢得好评。
5.中建二局：高安培。8天完成沈阳市六院改造负压病房，展现沈阳速度。
6.沈阳电网：王中全。带领100余名职工完成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增容改造。
[话筒]王唯佳：超越自我
“昂起头，你的自信驱散一切畏惧；昂起头，爱的阳光拭掉所有泪水。命运以痛吻你，你却报之以歌！”
王唯佳考取的662分，是2020年沈阳市法库县高级中学理科第三名的成绩，他是一名庞贝病患者，目前全国共有约200名健在的该病患者，王唯佳是沈阳市唯一的一个。为了回馈社会各界对他的帮助，也为了让更多的村里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每年假期，王唯佳都会为村里留守孩子免费辅导功课。“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将这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00后的乐观与担当，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子的精神风貌。
[话筒]宋楠楠：使命第一
“他用青春去见证，他用奋斗去参与，他唤醒每一个淳朴的灵魂，他挽起每一双粗糙的手臂，他让乡村的脉搏链接网络的节奏。”
宋楠楠是沈阳市人社局下派到康平县二牛镇刘家村的第一书记。两年来，他利用网络平台销售农副产品带动村里经济，在淘宝开设了“土味康平扶贫馆”专卖店，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建立了“失能老人日间照料站”；使村里44名小学生得到额外的学业辅导，并带领孩子们去沈阳参观见学。疫情防控期间，自费1万余元购买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和消毒液等用品，发放给村民。
[话筒]王蕾蕾：黑暗中开出的花蕾
“你看不到这世界，却成为别人世界中最美的风景。命运的马拉松，你执著地奔跑，执一盏灯，努力照亮他人的路，于黑暗中前行。踏过的足迹上，有朵朵蓓蕾初绽。”
王蕾蕾身上有诸多称号：2017东方卫视《妈妈咪呀》年度总冠军、全国“最美家庭”代表、辽宁省残疾人“自强模范”称号、辽宁省五四青年荣誉奖章获得者、辽宁向上向善好青年、沈阳市三八红旗手。疫情期间她汇集百名残障人士共唱抗疫战歌，积极奔走募集和捐献防疫物资。2020年开设“花蕾逐梦残障儿童培训班”及“让世界看到我们的美”残障女性修养课堂，帮助众多残障儿童及家庭以及残障人士自强不息，充满信心的生活，勇于追求梦想，实现人生价值。
[话筒]陆国斌：好人老陆
“画笔是你的指南针，循着它你绘就讲文明、树新风。循着它你走近需要帮助的人，不居殿堂，奔波市井。你绘制美丽乡村 ，为素不相识的人雪中送炭。你用半生坚守一颗 艺术的初心，中流击楫，你曾立下的誓言：一切为了人民。”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陆国斌，用艺术服务社会，以画笔描绘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义务绘制文化墙87716平米。他耗资百万资助并感染青少年和当代大学生300余位；他倾其所能赡养、帮扶孤寡残弱的群体数百位。在抗疫情中的173天里他坚持个人每天两小时为环卫工人送口罩等防疫物质68175元。他创建爱心团队人数达到4769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的精神信仰。
[话筒]张爱忠：绘梦小康
“用智慧织就梦想，用奉献实现价值。他就像那东北大地和煦的春风，吹拂稻浪，温暖乡村。”
张爱忠创意出了稻梦空间，传承了锡伯文化，形成了种植业、加工业、旅游业融为一体化的农事综合体。他为村里解决了200余名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安置；帮扶慰问村里老人和五保户，资助10名贫困学生，他用行动践行“致富不忘乡亲”。
[话筒]“奋斗者”号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科学家：科技强国
“10909米，这是奋斗者号下潜的深度，更是中国力量发展的深度。10909米，这几乎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极限，却不是中国科技突破的极限。直面一切困难和挑战，正如钛的强度。无惧一切挫折和失败，正如钛的韧性。”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采用自主发明的Ti62A钛合金新材料，为“奋斗者”号潜水器建造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载人舱球壳。“奋斗者”号载人舱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核心关键部件，是人类进入万米深海的硬件保障和安全屏障，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该成果使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将极大促进我国深渊科学研究。
[话筒]邬大为：热血长歌
“七十载芳华，著一身戎装。朝鲜战场，泣血成歌，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
从艺70载，邬大为先后创作出3000余首歌曲，发表1000余首，其中300余首歌曲分获全国、全军及省市级各项奖励。1952年，他跟随文工团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邬大为将战士们的故事写成歌，用可歌可泣的旋律纪念战友鼓舞后人。
沈阳晚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苏慧婷 摄影记者 王勇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人民法院报 2021-03-01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责任编辑：刘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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