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实录：浙江累计出院170例，出院患者占确诊病例的16.2%；单次慢性病患者处方药，可以延长到12周】
今天下午3点，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十三场）举行。省人大法工委、省卫生健康委、省商务厅、省医保局等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0年2月7日0-24时，浙江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42例，新增出院病例29例。截至2月7日24时，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048例。目前，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593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9305人，尚有1452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具体分地市数据上午已通过网络发布，就不详细通报了。
浙江累计出院170例 出院患者占确诊病例的16.2%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马伟杭通报疫情防控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制定了“三早、四集中、五强化”医疗救治策略，统筹全省优质医疗资源，以重型、危重型病人救治为重心，着力完善救治网络、优化救治程序、提升救治效率。截止今天12时，我省现有重症患者78例，其中危重症25例，累计出院170例，出院患者占确诊病例的16.2%。
一是坚持“三早”。严密排查早发现。所有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安排专人询问患者流行病史，将有流行病学史的患者第一时间引导至单独诊间就诊，尽早发现疑似病例。提升能力早诊断。鼓励各地采用集中人员、集中设备、集中试剂的“三集中”工作模式，提升核酸检测效率。全省69家疾控中心、35家医院、多家第三方实验室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日检测能力达1.2万人份。因症制宜早治疗。对疑似病例，尽早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对确诊病例，尽早实施采用抗病毒治疗；对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的，尽早转运到省级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二是落实“四个集中”。集中患者。将原来分散在73家定点医院的确诊病人集中到综合能力较强的30余家定点医院，有效提高救治效率，节约医疗资源。集中专家。抽调6家省级医院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检验、护理等106位医务人员，组建成3支省级增援队，分批增援省级定点医院和温州市定点医院，保障危重症患者得到最专业救治。集中资源。摸清省内所有三级医院的重点医疗资源底数，制定负压救护车、ECMO、呼吸机等重点医疗救治设备调配预案，对医用防护物资进行统筹管理。集中救治。制定重型、危重型病人“一对一”的救治方案，提出了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和无症状感染者等5类临床分型，分类集中施治。
三是强化五项举措。强化首诊分流。依托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引导普通患者进行线上咨询问诊。全省可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共389家，高峰期在线医务人员达3.9万人。1月份网络问诊量达76.29万人次，全省发热门诊每日就诊人次从高峰期的3万人下降到9千多人，有效促进了病人分流，降低了交叉感染风险。强化病情评估。以病情判断为重点，实现确诊病例市级专家会诊全覆盖、重型病例省级专家会诊全覆盖，病情每日追踪，及时干预。强化同质化治疗。及时总结经验，组织省市有关专家，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诊疗方案，加大科学施救、精准施救、有效施救的力度。强化医务人员个人防护。提出强化医务人员防护的意见，特别是推进“两员两监督”，即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设立防护监督岗，对医务人员穿、脱防护用品进行全程监督。强化重点防护物资保障。实行重点防护物资应急调配机制，医院每天清点库存，动态掌握储备量，科学合理分配重点防护物资，有效应对防护用品紧缺状况。
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
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已于昨日公布“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的决定”。我省依法于1月23日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我省在湖北经商、务工的人员比较多。我省目前确诊人数仅次于湖北与广东。另有密切接触者的防控任务也比较重。另有节后复工、返程等带来的人流量，使得防输入防扩散的工作特别严峻。省人大常委会在这个时间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为了确保中央和省里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措施，提供法律基础。从而促进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本决定是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事项做出的决定。
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防控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二、从法律规范上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三、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县级人民政府可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可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道路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可以进行临时性管理。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设置的，有必要提醒，各市县政府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攀比。这个授权是特殊情况设立的，但绝对不能违背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
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县级人民政府可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可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道路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可以进行临时性管理。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设置的，有必要提醒，各市县政府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攀比。这个授权是特殊情况设立的，但绝对不能违背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
对个人有意隐瞒疾病史、重点区域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有亲密接触行为，阻碍隔离工作进行的，将依法追究责任。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将即时性信息向本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并依法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单次的慢性病患者处方药，可以延长到12周
省医保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龚源昌 ：
所有定点医院，单次的慢性病患者处方药，可以延长到12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为不便出门的患者进行在线接诊，可以根据网络处方配药，医院可以将处方药快递到家。在养老护理机构或者居家养老的老人，可以通过志愿者、社工、亲朋好友进行代购。
疫情期间办理医保业务方面，我们推广不见面办或者延期办。目前可以通过浙江政务网或者浙里办APP进行办理。延期办方面有两方面情况，如果是无法缴纳基本医保费用的，目前可以进行延迟缴，疫情结束后可以补缴。另一种在外地求医，要到窗口报销的，现在报销可以延迟到今年年底。
记者问答
1.需要看病的病人怎么办？
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马伟杭：在整个疫情期间，所有发热的病人，都要在第一时间去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就诊，不能在家里观察。其他疾病的病人，如果不是需要紧急就诊的患者，暂时不要去医院就诊，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对于慢性病的复诊患者，可以通过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进行网上的复诊和配药。现在还有12周的长处方制度支持。如果疾病比较急比较重，我们鼓励使用浙江健康导航、浙里办等网上挂号预约，就近就诊。病人和陪同人员要佩戴好口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有些住院病人，家人要探望的，应该减少探望次数、人员和探视时间。进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
2.便利店，网购越来越少，有什么举措？
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钱江：有些地方关闭了一些连锁店、便利店，带来一定的不便。这些天我们先后下发了三个紧急通知，来保障便利店、快递等老百姓的必须行业。比如小区便利店，对保障生活和疫情防控有重要作用。居民区的便利店不能简单关闭，应当满足百姓需求。我们进行巡查，对便利店营业和快递行业最后一公里的保障，作为我们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巡查的同时，也重点检查相关单位的防控措施。我们还推动快递骑手打通最后一百米，鼓励快递企业一个社区配一个快递员的方式，采取不接触的方法来提供服务。我们还建立全省保工业保生活的电商快递白名单，省市县三级对生活必需品电商提供了保障。从当前看，保障配送和需求，还是有短缺，但我们会通过政策扶持、在交通运输周转、卫生防疫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和支持。比如从杭州来看，余杭区有个小芳超市，全是有86家便利店，余杭区商务局多渠道提供保障后，目前全部正常营业。在杭州市区，243家全家超市，正常营业率在86.35%，在地铁比较多的十足便利店，全省1081家，目前正常营业率达到了56.89%。
3.省内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如何？
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钱江：目前对全省十一个地级市进行联保联供机制。在全省动员了一批重点批发市场，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同时对生活必需品的运输车辆，发出了专用通行证。同时，我们还加大风险排查，我们对粮食 食用油 猪肉 禽肉 鸡蛋 水产等方面，在各市场进行每日排查。我们加强动态检测报告，包含了生活必需品市场报告、供求情况报告、每日供应异常报告、促销换挡商品异常报告，了解全省情况，稳定市场价格和供应。目前，粮油肉菜蛋的供应是充分的。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保如何支持？
省医保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龚源昌：我们会同财政部门，出台了政策举措。其一，不设限，只要患者需要的药品，但凡符合治疗方案，无论医保目录内外，都不受医保支付限制，统一按照100%支付。第二，不调解，通常异地就医的费用患者要先承担10-20%的费用，这次，先救治后结账，同时免除异地就医垫付的问题。第三，零负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等保险支付完毕后，个人需要付的，都由财政部门支付兜底，不需要患者承担。对于生活苦难的人群，民政部门还加入了联网救助体系。第四，先预付。对定点医院，提前支付医疗资金，减轻医院的垫付压力，目前已经支付了6.85亿元。
今天下午3点，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十三场）举行。省人大法工委、省卫生健康委、省商务厅、省医保局等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0年2月7日0-24时，浙江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42例，新增出院病例29例。截至2月7日24时，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048例。目前，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593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9305人，尚有1452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具体分地市数据上午已通过网络发布，就不详细通报了。
浙江累计出院170例 出院患者占确诊病例的16.2%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马伟杭通报疫情防控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制定了“三早、四集中、五强化”医疗救治策略，统筹全省优质医疗资源，以重型、危重型病人救治为重心，着力完善救治网络、优化救治程序、提升救治效率。截止今天12时，我省现有重症患者78例，其中危重症25例，累计出院170例，出院患者占确诊病例的16.2%。
一是坚持“三早”。严密排查早发现。所有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安排专人询问患者流行病史，将有流行病学史的患者第一时间引导至单独诊间就诊，尽早发现疑似病例。提升能力早诊断。鼓励各地采用集中人员、集中设备、集中试剂的“三集中”工作模式，提升核酸检测效率。全省69家疾控中心、35家医院、多家第三方实验室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日检测能力达1.2万人份。因症制宜早治疗。对疑似病例，尽早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对确诊病例，尽早实施采用抗病毒治疗；对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的，尽早转运到省级定点医院集中救治。
二是落实“四个集中”。集中患者。将原来分散在73家定点医院的确诊病人集中到综合能力较强的30余家定点医院，有效提高救治效率，节约医疗资源。集中专家。抽调6家省级医院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检验、护理等106位医务人员，组建成3支省级增援队，分批增援省级定点医院和温州市定点医院，保障危重症患者得到最专业救治。集中资源。摸清省内所有三级医院的重点医疗资源底数，制定负压救护车、ECMO、呼吸机等重点医疗救治设备调配预案，对医用防护物资进行统筹管理。集中救治。制定重型、危重型病人“一对一”的救治方案，提出了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和无症状感染者等5类临床分型，分类集中施治。
三是强化五项举措。强化首诊分流。依托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引导普通患者进行线上咨询问诊。全省可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共389家，高峰期在线医务人员达3.9万人。1月份网络问诊量达76.29万人次，全省发热门诊每日就诊人次从高峰期的3万人下降到9千多人，有效促进了病人分流，降低了交叉感染风险。强化病情评估。以病情判断为重点，实现确诊病例市级专家会诊全覆盖、重型病例省级专家会诊全覆盖，病情每日追踪，及时干预。强化同质化治疗。及时总结经验，组织省市有关专家，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诊疗方案，加大科学施救、精准施救、有效施救的力度。强化医务人员个人防护。提出强化医务人员防护的意见，特别是推进“两员两监督”，即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设立防护监督岗，对医务人员穿、脱防护用品进行全程监督。强化重点防护物资保障。实行重点防护物资应急调配机制，医院每天清点库存，动态掌握储备量，科学合理分配重点防护物资，有效应对防护用品紧缺状况。
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
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已于昨日公布“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的决定”。我省依法于1月23日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我省在湖北经商、务工的人员比较多。我省目前确诊人数仅次于湖北与广东。另有密切接触者的防控任务也比较重。另有节后复工、返程等带来的人流量，使得防输入防扩散的工作特别严峻。省人大常委会在这个时间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为了确保中央和省里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措施，提供法律基础。从而促进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本决定是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事项做出的决定。
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防控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二、从法律规范上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三、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县级人民政府可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可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道路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可以进行临时性管理。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设置的，有必要提醒，各市县政府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攀比。这个授权是特殊情况设立的，但绝对不能违背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
授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临时性行政管理措施的权利。县级人民政府可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前提下，可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道路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可以进行临时性管理。这一授权是为疫情防控特别需要设置的，有必要提醒，各市县政府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攀比。这个授权是特殊情况设立的，但绝对不能违背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
对个人有意隐瞒疾病史、重点区域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有亲密接触行为，阻碍隔离工作进行的，将依法追究责任。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将即时性信息向本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并依法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单次的慢性病患者处方药，可以延长到12周
省医保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龚源昌 ：
所有定点医院，单次的慢性病患者处方药，可以延长到12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为不便出门的患者进行在线接诊，可以根据网络处方配药，医院可以将处方药快递到家。在养老护理机构或者居家养老的老人，可以通过志愿者、社工、亲朋好友进行代购。
疫情期间办理医保业务方面，我们推广不见面办或者延期办。目前可以通过浙江政务网或者浙里办APP进行办理。延期办方面有两方面情况，如果是无法缴纳基本医保费用的，目前可以进行延迟缴，疫情结束后可以补缴。另一种在外地求医，要到窗口报销的，现在报销可以延迟到今年年底。
记者问答
1.需要看病的病人怎么办？
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马伟杭：在整个疫情期间，所有发热的病人，都要在第一时间去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就诊，不能在家里观察。其他疾病的病人，如果不是需要紧急就诊的患者，暂时不要去医院就诊，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对于慢性病的复诊患者，可以通过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进行网上的复诊和配药。现在还有12周的长处方制度支持。如果疾病比较急比较重，我们鼓励使用浙江健康导航、浙里办等网上挂号预约，就近就诊。病人和陪同人员要佩戴好口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有些住院病人，家人要探望的，应该减少探望次数、人员和探视时间。进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
2.便利店，网购越来越少，有什么举措？
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钱江：有些地方关闭了一些连锁店、便利店，带来一定的不便。这些天我们先后下发了三个紧急通知，来保障便利店、快递等老百姓的必须行业。比如小区便利店，对保障生活和疫情防控有重要作用。居民区的便利店不能简单关闭，应当满足百姓需求。我们进行巡查，对便利店营业和快递行业最后一公里的保障，作为我们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巡查的同时，也重点检查相关单位的防控措施。我们还推动快递骑手打通最后一百米，鼓励快递企业一个社区配一个快递员的方式，采取不接触的方法来提供服务。我们还建立全省保工业保生活的电商快递白名单，省市县三级对生活必需品电商提供了保障。从当前看，保障配送和需求，还是有短缺，但我们会通过政策扶持、在交通运输周转、卫生防疫等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和支持。比如从杭州来看，余杭区有个小芳超市，全是有86家便利店，余杭区商务局多渠道提供保障后，目前全部正常营业。在杭州市区，243家全家超市，正常营业率在86.35%，在地铁比较多的十足便利店，全省1081家，目前正常营业率达到了56.89%。
3.省内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如何？
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钱江：目前对全省十一个地级市进行联保联供机制。在全省动员了一批重点批发市场，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同时对生活必需品的运输车辆，发出了专用通行证。同时，我们还加大风险排查，我们对粮食 食用油 猪肉 禽肉 鸡蛋 水产等方面，在各市场进行每日排查。我们加强动态检测报告，包含了生活必需品市场报告、供求情况报告、每日供应异常报告、促销换挡商品异常报告，了解全省情况，稳定市场价格和供应。目前，粮油肉菜蛋的供应是充分的。
新冠肺炎患者的医保如何支持？
省医保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龚源昌：我们会同财政部门，出台了政策举措。其一，不设限，只要患者需要的药品，但凡符合治疗方案，无论医保目录内外，都不受医保支付限制，统一按照100%支付。第二，不调解，通常异地就医的费用患者要先承担10-20%的费用，这次，先救治后结账，同时免除异地就医垫付的问题。第三，零负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等保险支付完毕后，个人需要付的，都由财政部门支付兜底，不需要患者承担。对于生活苦难的人群，民政部门还加入了联网救助体系。第四，先预付。对定点医院，提前支付医疗资金，减轻医院的垫付压力，目前已经支付了6.85亿元。
50、媒体聚焦欠薪问题：法律狠抓落实 逐步建长效机制来源：澎湃新闻 ●根治欠薪需用铁腕，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加大对欠薪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定办法》，并会同发改委签订联合惩戒备忘录，对拖欠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实行“黑名单”管理
●各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及时有效沟通信息，充分利用现代化数据库，做好信用评估与失信登记。为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除了要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外，还可以对诚信企业作出褒奖，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除了需要国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细化之外，还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防治。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明确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该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每逢岁末年初，农民工欠薪问题就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力度持续加大，“黑名单”制度日趋完善，农民工权益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民工群体处于弱势
齐抓共管治理欠薪
“等了两个月，工资总算是到手了。”务工人员刘强（化名）高兴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刘强来自广西山区，为了改善家中生活条件而来到建筑工地务工。据了解，刘强所在的公司两年前投资了目前的建筑项目，随后该公司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劳务公司负责施工人员的分派，刘强就是其中一员。
“家里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儿女要读书。我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全靠这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刘强说，几个月前，当他得知工资有可能被拖欠时，感到心乱如麻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了解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材料由于市场波动大幅度涨价，公司总体预算不足，需要对预算进行增补，报相关部门审核，但中间又出现各种多角债，于是拖欠了我们的工资。”刘强说。
据刘强回忆，在被拖欠工资的第二周，他和其他工人与包工头协商无果后，便找到了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随后，当地政府委派劳动监察部门对具体情况以及劳动合同进行核实，责令承包公司在年前付清工资。“最后公司调动了一笔紧急资金，我们才拿到了工资，非常感激政府部门。”刘强说。
务工人员李承（化名）的讨薪之路则没有刘强那么顺利。“用人单位欺负我们农民工不懂法，只是口头作出承诺，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李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自己在2018年曾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李承说，在与用人单位协商无果后，他们了解到当地政府设立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于是开始申请法律援助，前后花了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讨回了工资。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地都为农民工讨薪纠纷建立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比如在天津市，农民工若申请法律援助不仅免于经济困难审查，还能享受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的“三优”服务。
拖欠工资由来已久
重点关注欠薪企业
近年来，随着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日趋好转。但值得注意的是，欠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不久前，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李新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经过多方努力和多年治理，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被欠薪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4.1%，下降到2013年的1%，2018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0.67%。全国劳动监察查处的欠薪案件、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3个指标也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欠薪问题未根本解决，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仍较突出。此外，近年来，东部一些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有所增加。”李新旺说。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是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同样认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除了需要国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细化之外，还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防治。各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及时有效沟通信息，充分利用现代化数据库，做好信用评估与失信登记。
2019年7月，人社部举行了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在会上说，根治欠薪需用铁腕，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加大对欠薪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定办法》，并会同发改委签订了联合惩戒备忘录，对拖欠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实行“黑名单”管理。这两个文件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严格落实“黑名单”管理各项制度，对于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或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以及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组织和个人导致欠薪的，本着应列尽列的原则，也就是有一个算一个，一律列入“黑名单”，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不仅要把欠薪公司纳入“黑名单”，还要做好企业评估，对即将欠薪、极有可能欠薪的企业同样也要重点关注，必要时可以考虑列入“黑名单”。例如有的企业老板已经跑路，但工人薪酬还没到派发时间，类似高危企业需要及时关注。某些大型集团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后，其下属分公司、子公司也应当受到母公司失信行为的连带影响。
“恶意拖欠或逾期不主动配合调解工资拖欠问题的失信企业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在拖欠工资问题未得到纠正前，应该暂停该企业项目审批，禁止其承揽业务，并通报该企业工商注册地行政主管部门。”刘俊海说。
信用惩戒加强衔接
信息瓶颈亟须打通
王程在2019年7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以来，人社部本级共公布了三批次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共180条，已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所有相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联合惩戒，比如说限制其参与工程项目招投标、在信贷融资方面予以限制、相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不得乘高铁高档座位出行等。目前这项工作在各地普遍开展，不少地方力度还是很大的，像广东、安徽、云南等地实行‘黑名单’管理工作力度较大。”
2019年1月，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称：“我们从去年开始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并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0个部门签订了《联合惩戒备忘录》。我们将加大欠薪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力度，全面推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有关个人做到‘应列尽列、及时列入’，并且由相关部门依职责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实施惩戒，共有30条惩戒措施。这样的话，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切实提高失信违法的成本。”
刘俊海认为，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衔接力度，对失信企业作出强力有效的联合惩戒，企业之后的相关商业活动也要受到其失信行为所带来的限制。在企业做出下一轮项目招工时，其失信记录必须公开，便于务工人员谨慎、正确地选择雇佣公司。
“目前正在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各地也有不少类似的平台，其中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并且上下、横向平台间尚未安全贯通，不同部门间尚未完全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有些基层执法部门填入监管系统的数据自身却无权限调用，难以在本地区监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信用信息库与个人信用信息库两个平台没有联动起来，企业信用信息与对应的相关自然人的个人信用信息难以匹配比对，这是失信惩戒存在的一个短板。因此，各部门、各平台之间的信息瓶颈需要进一步打通。”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为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除了要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外，还可以对诚信企业作出褒奖，起到正向激励、惩恶扬善的作用。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充分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加大对诚信主体激励和对严重失信主体惩戒力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但在实际操作中，判定守信者的标准、程序、依据并不统一，确定守信者可获红利的方式也不明确。有些地方只是停留在荣誉红利上，对于诚信守法者如何享受其他红利，如审批红利、监管红利、交易红利等，一些地方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激励制度也是有必要的。”刘俊海说。
法律法规狠抓落实
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据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程介绍，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攻坚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等。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贡献，必须保证他们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要在前期专项整治基础上，用法治手段推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佟丽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中，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了规定；对于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将构成犯罪。”
佟丽华认为，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信用体系、开展专项清理整顿活动之外，还要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
“不断强化农民工工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是解决欠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佟丽华说，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比较多。企业用工分为正式用工与非正式用工，除了像一些餐厅直接与务工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简单的劳动关系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
“例如发生工资拖欠纠纷最严重的建筑领域，工资支付模式是通过开发商、总承包方、分包商、施工企业再到包工头最后才到农民工手里。其中各个主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很长的资金链条，如果中间哪个环节出现资金截留、挪用等问题，就会侵害处于资金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的权益。”佟丽华说。
采访中，荆林波也认为，完善信用体系、建立联合信用惩戒机制意义深远，同时还应当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会涉及到‘三角债’。”荆林波说，“三角债”是企业之间拖欠款项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对于某些欠薪行为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欠薪者来说，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震慑力不足。
荆林波认为，复杂的法律程序和较高的维权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个人维权的积极性。再加上某些地方相关部门日常监管不力，协同工作机制不畅，执法不严甚至缺位，使得一些欠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据荆林波介绍，2017年，人社部办公厅印发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其中提出，以解决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为重点，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用3年左右时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实现被欠薪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要落实上述计划与目标，需要逐步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风险管控体系。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荆林波说。
原文链接：https://t.cn/A6vkj5N4
●各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及时有效沟通信息，充分利用现代化数据库，做好信用评估与失信登记。为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除了要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外，还可以对诚信企业作出褒奖，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除了需要国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细化之外，还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防治。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明确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该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所需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每逢岁末年初，农民工欠薪问题就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力度持续加大，“黑名单”制度日趋完善，农民工权益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民工群体处于弱势
齐抓共管治理欠薪
“等了两个月，工资总算是到手了。”务工人员刘强（化名）高兴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刘强来自广西山区，为了改善家中生活条件而来到建筑工地务工。据了解，刘强所在的公司两年前投资了目前的建筑项目，随后该公司和劳务公司签订合同，劳务公司负责施工人员的分派，刘强就是其中一员。
“家里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儿女要读书。我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全靠这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刘强说，几个月前，当他得知工资有可能被拖欠时，感到心乱如麻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我了解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材料由于市场波动大幅度涨价，公司总体预算不足，需要对预算进行增补，报相关部门审核，但中间又出现各种多角债，于是拖欠了我们的工资。”刘强说。
据刘强回忆，在被拖欠工资的第二周，他和其他工人与包工头协商无果后，便找到了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随后，当地政府委派劳动监察部门对具体情况以及劳动合同进行核实，责令承包公司在年前付清工资。“最后公司调动了一笔紧急资金，我们才拿到了工资，非常感激政府部门。”刘强说。
务工人员李承（化名）的讨薪之路则没有刘强那么顺利。“用人单位欺负我们农民工不懂法，只是口头作出承诺，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李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自己在2018年曾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
李承说，在与用人单位协商无果后，他们了解到当地政府设立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于是开始申请法律援助，前后花了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讨回了工资。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地都为农民工讨薪纠纷建立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比如在天津市，农民工若申请法律援助不仅免于经济困难审查，还能享受优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的“三优”服务。
拖欠工资由来已久
重点关注欠薪企业
近年来，随着治理力度不断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日趋好转。但值得注意的是，欠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不久前，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李新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经过多方努力和多年治理，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明显遏制。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被欠薪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4.1%，下降到2013年的1%，2018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0.67%。全国劳动监察查处的欠薪案件、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3个指标也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欠薪问题未根本解决，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导致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仍较突出。此外，近年来，东部一些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有所增加。”李新旺说。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农民工欠薪问题是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同样认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一个长期任务，除了需要国家对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细化之外，还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进来，共同解决、防治。各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及时有效沟通信息，充分利用现代化数据库，做好信用评估与失信登记。
2019年7月，人社部举行了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王程在会上说，根治欠薪需用铁腕，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加大对欠薪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人社部出台《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定办法》，并会同发改委签订了联合惩戒备忘录，对拖欠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实行“黑名单”管理。这两个文件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严格落实“黑名单”管理各项制度，对于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或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以及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组织和个人导致欠薪的，本着应列尽列的原则，也就是有一个算一个，一律列入“黑名单”，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不仅要把欠薪公司纳入“黑名单”，还要做好企业评估，对即将欠薪、极有可能欠薪的企业同样也要重点关注，必要时可以考虑列入“黑名单”。例如有的企业老板已经跑路，但工人薪酬还没到派发时间，类似高危企业需要及时关注。某些大型集团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后，其下属分公司、子公司也应当受到母公司失信行为的连带影响。
“恶意拖欠或逾期不主动配合调解工资拖欠问题的失信企业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在拖欠工资问题未得到纠正前，应该暂停该企业项目审批，禁止其承揽业务，并通报该企业工商注册地行政主管部门。”刘俊海说。
信用惩戒加强衔接
信息瓶颈亟须打通
王程在2019年7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以来，人社部本级共公布了三批次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共180条，已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由所有相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联合惩戒，比如说限制其参与工程项目招投标、在信贷融资方面予以限制、相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不得乘高铁高档座位出行等。目前这项工作在各地普遍开展，不少地方力度还是很大的，像广东、安徽、云南等地实行‘黑名单’管理工作力度较大。”
2019年1月，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称：“我们从去年开始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制度，并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0个部门签订了《联合惩戒备忘录》。我们将加大欠薪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力度，全面推行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对符合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有关个人做到‘应列尽列、及时列入’，并且由相关部门依职责在市场准入、招投标、融资贷款等方面实施惩戒，共有30条惩戒措施。这样的话，失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切实提高失信违法的成本。”
刘俊海认为，各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衔接力度，对失信企业作出强力有效的联合惩戒，企业之后的相关商业活动也要受到其失信行为所带来的限制。在企业做出下一轮项目招工时，其失信记录必须公开，便于务工人员谨慎、正确地选择雇佣公司。
“目前正在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各地也有不少类似的平台，其中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并且上下、横向平台间尚未安全贯通，不同部门间尚未完全实现监管信息共享。有些基层执法部门填入监管系统的数据自身却无权限调用，难以在本地区监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信用信息库与个人信用信息库两个平台没有联动起来，企业信用信息与对应的相关自然人的个人信用信息难以匹配比对，这是失信惩戒存在的一个短板。因此，各部门、各平台之间的信息瓶颈需要进一步打通。”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为了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除了要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外，还可以对诚信企业作出褒奖，起到正向激励、惩恶扬善的作用。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充分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加大对诚信主体激励和对严重失信主体惩戒力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形成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制度机制。
“但在实际操作中，判定守信者的标准、程序、依据并不统一，确定守信者可获红利的方式也不明确。有些地方只是停留在荣誉红利上，对于诚信守法者如何享受其他红利，如审批红利、监管红利、交易红利等，一些地方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企业激励制度也是有必要的。”刘俊海说。
法律法规狠抓落实
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据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程介绍，从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攻坚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等。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而独特贡献，必须保证他们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要在前期专项整治基础上，用法治手段推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佟丽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中，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出了规定；对于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将构成犯罪。”
佟丽华认为，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信用体系、开展专项清理整顿活动之外，还要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
“不断强化农民工工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是解决欠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佟丽华说，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情况比较多。企业用工分为正式用工与非正式用工，除了像一些餐厅直接与务工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简单的劳动关系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
“例如发生工资拖欠纠纷最严重的建筑领域，工资支付模式是通过开发商、总承包方、分包商、施工企业再到包工头最后才到农民工手里。其中各个主体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很长的资金链条，如果中间哪个环节出现资金截留、挪用等问题，就会侵害处于资金链条最末端的农民工的权益。”佟丽华说。
采访中，荆林波也认为，完善信用体系、建立联合信用惩戒机制意义深远，同时还应当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会涉及到‘三角债’。”荆林波说，“三角债”是企业之间拖欠款项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对于某些欠薪行为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欠薪者来说，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震慑力不足。
荆林波认为，复杂的法律程序和较高的维权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个人维权的积极性。再加上某些地方相关部门日常监管不力，协同工作机制不畅，执法不严甚至缺位，使得一些欠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据荆林波介绍，2017年，人社部办公厅印发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其中提出，以解决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为重点，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制度保障体系，用3年左右时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实现被欠薪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要落实上述计划与目标，需要逐步健全源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风险管控体系。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荆林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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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创新能级 打造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成为市场活跃、科技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世界级湾区潜力，目前亟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充分发挥广、深、港、澳核心创新区的辐射力、影响力。
11月23日，由经济日报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围绕“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国际一流湾区建设机遇与挑战”的论坛主题，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认真研讨、建言献策。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专家认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区域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表示，大湾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多集中在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创新资源和成果也加速向其集聚。大部分城市亟需在高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科技创新上发力，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上补足科技创新短板。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应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形成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引进来走出去最佳、法治化水平最高、知识产权保护好、企业运营成本低的全球一流营商环境。”王洪章说。
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认为，当前，创新发展呈现出宏观创新导向显著增强、区域创新不断深化、产业创新全面推进、微观创新更加活跃、市场创新力量快速成长以及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化等六方面发展态势。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融合，正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场’。”胥和平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要发挥先发优势，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资源流动共享。推进粤港澳三地在重大技术研究、创新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转化等产学研领域的深度融合，促进人才、资金、货物等便捷流动，集聚全球科创、金融、产业等要素，实现湾区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推进要素顺畅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经济日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孙世芳表示，经济日报社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连续两年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旨在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凝聚共识、汇集智慧、集聚力量。经济日报作为中央党报、经济大报，将继续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中心辐射，加快协同创新步伐
专家建议，应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充分发挥广、深、港、澳核心创新区的辐射力、影响力。加大对“人类生活必需品”“化学冶金”“物理”等基础应用领域的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提高区域协同创新能级。
专利是创新的重要衡量要素，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本届论坛上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4年至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逐年上升，由103610件增加至330832件，增长219.31%。近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已超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
“从PCT国际专利数量看，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PCT专利总量达到2.78万件，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分别为2.98万件、0.77万件、0.8万件，粤港澳大湾区在四大湾区中排名第二。”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院长刘旦介绍说。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在四大湾区中位居前列，但依然存在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成果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不过，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正不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科睿唯安业务总监宁笔认为，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发生很大变化，华为、腾讯等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崛起，大量民营企业正引领创新的步伐，挺进“无人区”，发力早期基础研究、自主研究。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只有根植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才有生命力。”宁笔说。
“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少量专业性中等规模科技信贷银行必不可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认为，应加快建设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有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融资体系，同时推动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研发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极点带动，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迎来重大历史机遇。如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本届论坛聚焦的重大议题。
“广东省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广州日报社社长杨清蒲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东9个城市，既是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也是国际航空航运枢纽、世界制造业中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澳门的会展和旅游服务高度发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将携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近年来，广州和佛山两市依托各自优势不断加深合作，深化拓展广佛同城化，打造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区，正加快形成紧密融合、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新格局，服务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
佛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国表示，今年是广佛同城10周年，广州和佛山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构建国际创新中心、共建产业集群等方面，将加大合作对接力度，将广佛同城打造成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典范，更好发挥广佛在大湾区的极点带动作用。
“建设国际一流大湾区，离不开一流的金融服务。”广发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李广新认为，要根据区域融合及粤港澳三地政策差异性等特点，推动创新机制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在合规前提下，金融机构应大力推进机制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基础设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等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点工程的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打造一批智慧城市。让生活更简单，让城市更美好。”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马持正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要用科技力量和手段解决出行难、看病难、养老难、治安难等城市病，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浩 李苑 裴文）
11月23日，由经济日报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在广东省佛山市举行。围绕“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国际一流湾区建设机遇与挑战”的论坛主题，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认真研讨、建言献策。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专家认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区域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表示，大湾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多集中在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创新资源和成果也加速向其集聚。大部分城市亟需在高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科技创新上发力，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上补足科技创新短板。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应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形成富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引进来走出去最佳、法治化水平最高、知识产权保护好、企业运营成本低的全球一流营商环境。”王洪章说。
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认为，当前，创新发展呈现出宏观创新导向显著增强、区域创新不断深化、产业创新全面推进、微观创新更加活跃、市场创新力量快速成长以及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化等六方面发展态势。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融合，正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场’。”胥和平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要发挥先发优势，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资源流动共享。推进粤港澳三地在重大技术研究、创新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转化等产学研领域的深度融合，促进人才、资金、货物等便捷流动，集聚全球科创、金融、产业等要素，实现湾区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推进要素顺畅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经济日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孙世芳表示，经济日报社和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连续两年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旨在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凝聚共识、汇集智慧、集聚力量。经济日报作为中央党报、经济大报，将继续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
中心辐射，加快协同创新步伐
专家建议，应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充分发挥广、深、港、澳核心创新区的辐射力、影响力。加大对“人类生活必需品”“化学冶金”“物理”等基础应用领域的研发投入，促进科技创新合作，进一步提高区域协同创新能级。
专利是创新的重要衡量要素，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本届论坛上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4年至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逐年上升，由103610件增加至330832件，增长219.31%。近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已超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
“从PCT国际专利数量看，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PCT专利总量达到2.78万件，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分别为2.98万件、0.77万件、0.8万件，粤港澳大湾区在四大湾区中排名第二。”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院长刘旦介绍说。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在四大湾区中位居前列，但依然存在创新投入不足、创新成果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不过，粤港澳大湾区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正不断迸发出更大的活力。”科睿唯安业务总监宁笔认为，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发生很大变化，华为、腾讯等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崛起，大量民营企业正引领创新的步伐，挺进“无人区”，发力早期基础研究、自主研究。
“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只有根植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才有生命力。”宁笔说。
“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少量专业性中等规模科技信贷银行必不可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认为，应加快建设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有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融资体系，同时推动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研发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极点带动，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迎来重大历史机遇。如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本届论坛聚焦的重大议题。
“广东省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广州日报社社长杨清蒲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东9个城市，既是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也是国际航空航运枢纽、世界制造业中心；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贸易港，澳门的会展和旅游服务高度发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将携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近年来，广州和佛山两市依托各自优势不断加深合作，深化拓展广佛同城化，打造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区，正加快形成紧密融合、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新格局，服务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
佛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国表示，今年是广佛同城10周年，广州和佛山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构建国际创新中心、共建产业集群等方面，将加大合作对接力度，将广佛同城打造成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典范，更好发挥广佛在大湾区的极点带动作用。
“建设国际一流大湾区，离不开一流的金融服务。”广发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李广新认为，要根据区域融合及粤港澳三地政策差异性等特点，推动创新机制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在合规前提下，金融机构应大力推进机制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支持基础设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等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点工程的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打造一批智慧城市。让生活更简单，让城市更美好。”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马持正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要用科技力量和手段解决出行难、看病难、养老难、治安难等城市病，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浩 李苑 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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