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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的雄心是要真正复兴一种诗性的文人艺术，重构中国当代语言美学的文人精神。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致力于打通从传统到当代的美学上的精神气脉，并为之找到一种新的诗性的形式。这一践行不仅表现为关于灵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陵墓》《棺椁》《骨》《风》《羽化》《千秋》等系列，还体现在这部《魂兮归来：回向东方美学深处的当代性》文集中。
20世纪初，传统的文人画受到西方的形式主义和抽象艺术的挑战，以中国体系为背景的东亚艺术，先后诞生了日本的抽象书法、具体派、物派，韩国的单色画以及中国的实验水墨。从形式主义角度，将中国的笔墨传统转向抽象主义语言；在观念上，则吸收道家、禅宗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后观念主义。
以形式主义和观念主义来统领作品和语言，这是20世纪东方艺术的现代性主线。从绘画性来看，20世纪的水墨现代性的变革重点在于关注线与形象的关系，总体趋势是以笔墨的抽象主义消解形象，使笔触和线条的书法性成为一种抽象主义语言，进而放弃笔和笔法体系，进入行动绘画和装置形式。郭志刚的一部分纸墨作品亦属于放弃毛笔的减法进程，直接以墨创作。通过以墨代笔，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墨法语言，奔放的放射状的墨线以及块面化的褶皱层层扩散的墨纹，充溢着一种前世今生穿越的文人魂性。
在放弃毛笔这一体系之后，郭志刚没有让画面走向形式主义，而是返回到现代性与传统的界墙，他似乎在传统的墓穴中打通了一个气口，使精神史的气脉通过穴孔，与当代的精神场域开始对流，并混合成一股古今杂融的美学气脉。郭志刚的画面相当于流动着这样一股清流，一种孤高的沉郁以及畅游交融的气息。这股混沌又充满神游的气息成为画面的中心，墨成为跟随气韵的一种流动动势的附着形式。
这一方式将笔墨现代性的形式主义，拉回到以魂性为主体的诗性形式。在郭志刚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传统文人画诗性的东西。如果诗性表现在语言的形式上，那么魂性才是郭志刚画面上的精神内涵。魂性表现为一种布满画面的、弥散的精神气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气韵生动的诗性层面，进入一种从传统文人转为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
有关魂性的阐述，郭志刚的文论要比作品更为充分。他的文论相当于一部文人美学的精神穿越史，回顾了从春秋、汉唐至宋明的美学进化以及儒、释、道的渗入。其中，对风、水、骨、香、墨等中国美学的隐喻性象征，作了提炼性的阐释。在这一中国美学的精神阐释中，郭志刚将中国美学超越性的诗性体系，转述为一种矛盾性的二元结构的魂性体系。中国的美学精神并不强调有关痛苦和批判的正面表达，而是首先构造一个正面的清、寂、静、和的超越性的内在美和纯粹的诗性世界，这一体系到宋代达到极致，成为一种沉潜涵泳中尚韵的美学。
这一美学并非文人的唯美主义，它的内在渗透着一种至美至痛的双重结构，即在冲淡轻远的贵族风格下，涌动着文人的阴郁、孤冷、落寞、悲苦乃至虚无。但中国的文人并不直接表达这一负面性，而是试图将其溶解于超越性的诗性世界，从而成为被冲淡后的幽玄和沉潜的一种中正的审美品性。所谓怡神涤虑、澹志忘情、内敛里蕴，使艺术美学臻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纯意象美。
因此，中国的美学精神是一种以诗性涵泳魂性，或者魂性隐于诗性中，获得一种近似宗教意义的美学慰藉。虽然这一美学策略由此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高格美学，但它稀释了魂性的正面张力和批判性，止步于现代性之前。郭志刚显然不满足于对这一美学传统的复述，他在阐述中增补了文人美学精神中“至美”的另一面，即有关“至痛”的论述。比如“宋人深沉忧生意识下幽深细婉和人类患难焦虑的绝唱”，以及文人的放浪游心的孤傲与寂寞漂泊的生命意识的两难。
关于传统美学中“骨症”的论述，大量的对于骨的本质表征所作的对文人的悲苦经验的现代性阐释，中国美学的精神诉求是超越痛苦，却难掩骨节的褶皱表象隐含的“吊诡、荒谬、枯谢、魂然落魄地惆怅于苍白虚无的冷漠氛围”。这一骨的褶皱症候，之后成为郭志刚“骨”系列的语言能指，象征“骨正遭受着自身肉体和社会文化病变的双重吞噬，在自我拆解的折磨与痛苦过程中呈现出空虚、凝固、萎缩、无奈的症状”。
如果说郭志刚的油画系列体现为在意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皱褶的象征中，以最底限的形隐喻现代世界生命的身体与精神正趋入越来越低层，进入“至美”另一端的“至痛”边缘，那么其纸墨作品，则表达了他的超越传统又维系其根茎的精神，即境生象外、以神统形、尚意崇气，让画面成为一个精神生气的涌动脉冲的场域，以魂性在诗性的挣扎中获得自我的形式。
无论在文论还是作品中，郭志刚都修改了传统美学的结构，使其成为至美至痛的双重性。这一结构的重置却使得美学精神发生了重心位移，即从超越性的诗性美学，变为一种以魂性统形的现代性美学。但这一魂性统率诗性的现代性，并不背离中国的美学精神，它仍然是为超越痛苦本身，并贯之以诗性的风格与气格交相呼应的形式。郭志刚的画面中，这不再是一股幽深静寂的阴性气息，而更像是至美至痛的两股气流的交缠和荡气回肠的升华。
郭志刚的雄心是要真正复兴一种诗性的文人艺术，重构中国当代语言美学的文人精神。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致力于打通从传统到当代的美学上的精神气脉，并为之找到一种新的诗性的形式。这一践行不仅表现为关于灵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陵墓》《棺椁》《骨》《风》《羽化》《千秋》等系列，还体现在这部《魂兮归来：回向东方美学深处的当代性》文集中。
20世纪初，传统的文人画受到西方的形式主义和抽象艺术的挑战，以中国体系为背景的东亚艺术，先后诞生了日本的抽象书法、具体派、物派，韩国的单色画以及中国的实验水墨。从形式主义角度，将中国的笔墨传统转向抽象主义语言；在观念上，则吸收道家、禅宗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后观念主义。
以形式主义和观念主义来统领作品和语言，这是20世纪东方艺术的现代性主线。从绘画性来看，20世纪的水墨现代性的变革重点在于关注线与形象的关系，总体趋势是以笔墨的抽象主义消解形象，使笔触和线条的书法性成为一种抽象主义语言，进而放弃笔和笔法体系，进入行动绘画和装置形式。郭志刚的一部分纸墨作品亦属于放弃毛笔的减法进程，直接以墨创作。通过以墨代笔，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墨法语言，奔放的放射状的墨线以及块面化的褶皱层层扩散的墨纹，充溢着一种前世今生穿越的文人魂性。
在放弃毛笔这一体系之后，郭志刚没有让画面走向形式主义，而是返回到现代性与传统的界墙，他似乎在传统的墓穴中打通了一个气口，使精神史的气脉通过穴孔，与当代的精神场域开始对流，并混合成一股古今杂融的美学气脉。郭志刚的画面相当于流动着这样一股清流，一种孤高的沉郁以及畅游交融的气息。这股混沌又充满神游的气息成为画面的中心，墨成为跟随气韵的一种流动动势的附着形式。
这一方式将笔墨现代性的形式主义，拉回到以魂性为主体的诗性形式。在郭志刚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传统文人画诗性的东西。如果诗性表现在语言的形式上，那么魂性才是郭志刚画面上的精神内涵。魂性表现为一种布满画面的、弥散的精神气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超越了传统的气韵生动的诗性层面，进入一种从传统文人转为知识分子的批判视角。
有关魂性的阐述，郭志刚的文论要比作品更为充分。他的文论相当于一部文人美学的精神穿越史，回顾了从春秋、汉唐至宋明的美学进化以及儒、释、道的渗入。其中，对风、水、骨、香、墨等中国美学的隐喻性象征，作了提炼性的阐释。在这一中国美学的精神阐释中，郭志刚将中国美学超越性的诗性体系，转述为一种矛盾性的二元结构的魂性体系。中国的美学精神并不强调有关痛苦和批判的正面表达，而是首先构造一个正面的清、寂、静、和的超越性的内在美和纯粹的诗性世界，这一体系到宋代达到极致，成为一种沉潜涵泳中尚韵的美学。
这一美学并非文人的唯美主义，它的内在渗透着一种至美至痛的双重结构，即在冲淡轻远的贵族风格下，涌动着文人的阴郁、孤冷、落寞、悲苦乃至虚无。但中国的文人并不直接表达这一负面性，而是试图将其溶解于超越性的诗性世界，从而成为被冲淡后的幽玄和沉潜的一种中正的审美品性。所谓怡神涤虑、澹志忘情、内敛里蕴，使艺术美学臻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纯意象美。
因此，中国的美学精神是一种以诗性涵泳魂性，或者魂性隐于诗性中，获得一种近似宗教意义的美学慰藉。虽然这一美学策略由此产生了一种超越性的高格美学，但它稀释了魂性的正面张力和批判性，止步于现代性之前。郭志刚显然不满足于对这一美学传统的复述，他在阐述中增补了文人美学精神中“至美”的另一面，即有关“至痛”的论述。比如“宋人深沉忧生意识下幽深细婉和人类患难焦虑的绝唱”，以及文人的放浪游心的孤傲与寂寞漂泊的生命意识的两难。
关于传统美学中“骨症”的论述，大量的对于骨的本质表征所作的对文人的悲苦经验的现代性阐释，中国美学的精神诉求是超越痛苦，却难掩骨节的褶皱表象隐含的“吊诡、荒谬、枯谢、魂然落魄地惆怅于苍白虚无的冷漠氛围”。这一骨的褶皱症候，之后成为郭志刚“骨”系列的语言能指，象征“骨正遭受着自身肉体和社会文化病变的双重吞噬，在自我拆解的折磨与痛苦过程中呈现出空虚、凝固、萎缩、无奈的症状”。
如果说郭志刚的油画系列体现为在意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皱褶的象征中，以最底限的形隐喻现代世界生命的身体与精神正趋入越来越低层，进入“至美”另一端的“至痛”边缘，那么其纸墨作品，则表达了他的超越传统又维系其根茎的精神，即境生象外、以神统形、尚意崇气，让画面成为一个精神生气的涌动脉冲的场域，以魂性在诗性的挣扎中获得自我的形式。
无论在文论还是作品中，郭志刚都修改了传统美学的结构，使其成为至美至痛的双重性。这一结构的重置却使得美学精神发生了重心位移，即从超越性的诗性美学，变为一种以魂性统形的现代性美学。但这一魂性统率诗性的现代性，并不背离中国的美学精神，它仍然是为超越痛苦本身，并贯之以诗性的风格与气格交相呼应的形式。郭志刚的画面中，这不再是一股幽深静寂的阴性气息，而更像是至美至痛的两股气流的交缠和荡气回肠的升华。
【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两头婚：男不娶女不嫁 孩子随父姓也随母姓】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
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
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小西和丈夫小争，都是“85后”的独生子女，两人于2016年结婚。结婚前，双方家庭就已约定好，结婚后小西依然可以住在娘家，也可以到公婆家居住；同理，小争也如此。而且，两个家庭商定，小夫妻共生育两个小孩，按照出生顺序，一胎跟男方姓，二胎跟女方姓。
这种婚姻形式，是近年来在江浙地区悄然兴起的一种新形式——两头婚，即当地人俗称的“不来不去”“不进不出”“不嫁不娶”“两家拼拼”，意味着“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也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
为什么会兴起两头婚？两头婚有何利弊？两头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律师。
1】独生子女家庭之选
所谓的两头婚，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男女双方两头皆是婚娶婚嫁，夫妻两头走。两头婚的家庭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和小西夫妇一样，选择两头婚的多是江浙农村的独生子女。“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杭嘉湖地区，我接触的案件当事人，集中在杭州市周边的九堡、临平、余杭一带，多为村转社区的地方，还有就是湖州地区，两头婚现象非常普遍。”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介绍说，“可以说，两头婚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正常需求。”
在杜鹏看来，两头婚是“招上门女婿”的更优解。“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话叫‘招女婿招女婿，最后招了一个懒惰女婿’。”杜鹏解释说，以往招上门的女婿会存在这样的心理——“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我到这里只不过是完成生殖繁衍任务而已。”在这种心态下，久而久之，上门女婿对家庭的责任感越来越淡薄。而且通常情况下，招上门女婿家庭一般是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或者女方家庭涉及拆迁，招女婿家庭中不少家庭对招进门的男性存在一定防范和歧视。所以，无论从上述哪一点来看，都会造成上门女婿家庭后期的不稳固。
而两头婚则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两头婚中，男方无须付彩礼，女方也无须陪嫁妆，双方均没有嫁娶之意，且都有随自己姓氏的孩子，这种形式相较纯粹的招上门女婿，对男方的心理压力影响比较小，也就更能让男方产生对家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我个人认为，两头婚比较妥善地解决了男女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心理需求。”杜鹏说。
除此之外，两头婚家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未完全从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即和一方的父母长期共同生活或者在两方父母处轮流居住。
“‘两家拼拼’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作和生活节奏过快，很多小夫妻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子女，再加上目前保姆行业的不成熟，他们只能依靠父母。”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省律协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慧丽说。她从事家事领域研究已有14年之久，几年前，她就开始关注两头婚。
“还有部分小夫妻，因为自幼是被原生家庭庞大的独生子女，原生家庭条件也相对较好，独立生活能力差，所以对原生家庭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杨慧丽补充说。
2】利大还是弊大？
“我觉得，这种‘不来不去’的两头婚应该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蛮好，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谐。”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志愿团的志愿者杨红如是说。她多年从事“家务事”处理，首次接触到两头婚时，就对此表示赞同。
经过研究两头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杨红总结了其几大优势。“首先，两头婚家庭商定好生育两个小孩，是积极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的老龄化。再比如，没有彩礼和陪嫁门槛，男方和女方的经济压力都会减轻。相对而言，可以提高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再者，生育两个小孩既随父姓又随母姓，避免了姓氏和抚养方面的纷争。”
杨红之所以赞同的一个原因与自身有关。“独生子女成家后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是乐于接受的。”杨红只有一个女儿，目前正在读大学。从她个人感受来说，女儿外出上大学，每逢节假日回家，都会让她十分高兴。“如果将来我女儿选择两头婚，不完全从我们这里剥离出去，我是非常赞成的。”
然而，两头婚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在实际生活中，两头婚具有一定的“后遗症”。对于这点，三位律师不谋而合。
“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虽好，但两头婚家庭的独立性会弱，小家庭的完整性也必定会受到影响，年轻夫妻的亲密度也会受到影响。”杨慧丽说。“而且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案例，两头婚家庭会因为谁家都不能少、不能输，从而发生争执。比如有的男方不愿多在女方家住，怕住得时间多一点会有入赘之嫌。”
就拿小西夫妻来说，两家曾因清明节男方要不要跟随女方去扫墓而闹过不愉快。小争认为，去女方处扫墓是上门女婿的行为，坚决不去。但小西认为，既然大家都商定好是两头婚，去女方处扫墓又有何不可？
“有些是可以调和的，但有些矛盾不好调和，甚至会引发离婚。”杜鹏说。事实上，哪个孩子跟谁姓，有“对赌”成分在。如果生育的二孩性别一致，则皆大欢喜，但生育的二孩中有一胎为女孩，且随男方姓氏为女孩时，则有可能造成男方的心态失衡。
同时，实践表明，两头婚家中的孩子都叫爷爷奶奶，而取消掉外公外婆的称谓，会让孩子分不清亲辈关系。另外，家庭中出现异姓兄弟姐妹，也会降低孩子对兄弟姐妹的认同感。更有甚者，在养育过程中，“爷爷奶奶”会有意或无意地更偏爱随自己姓氏的小孩。
“偏心情况会影响孩子之间的感情，也会让孩子很难融入自己的家庭。这更多地需要小夫妻去疏导，尽量让原生家庭的父母做到不要偏心。”杨慧丽表示，“尤其是当两个小孩不长期居住在一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至少应保证周末小家庭成员在一起活动来培养感情。父母也应该教育孩子多多考虑自己的兄弟姐妹，照顾对方的感受，如节假日互赠礼物等。”
杜鹏和杨红认为，两头婚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杨慧丽则持相反观点。她认为两头婚的原生家庭父母或多或少尚未脱离中国的传统家庭模式，希望自己的姓氏可以延续。
3】消失还是普及？
未来两头婚的发展如何？杨慧丽、杜鹏两人和杨红给出了不同的预测。
“两头婚这种社会现象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催生的一种产物。”杜鹏认为，今后这种形式会跟招上门女婿一样，依然存在，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二孩家庭出现后，很多家庭对此方面的需求会下降。需求下降，两头婚现象自然会减少。“我个人认为，就目前而言，未来二三十年，大的传统随父姓的格局不会改变。”
“我也认为，两头婚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消失。一方面，全面二孩开放，一个家庭的子女增多，就没有了两家去拼拼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家政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幼儿培训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未成年人各项保护政策的出台，都会刺激和鼓励小夫妻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杨慧丽说。
而杨红对此持积极乐观态度。“我觉得未来这种形式可能会增多，我甚至希望它能成为一种主流形式。”在杨红看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文明素养的提升，人们对婚姻姓氏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这会冲淡人们对于姓氏传承的“执拗”。
记者注意到，“人们对婚姻姓氏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是三位律师不约而同提到的共通点。两头婚究竟何去何从，还需交由时间去验证。（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小西和小争均为化名。）稿件来源：中国妇女报
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
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家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小西和丈夫小争，都是“85后”的独生子女，两人于2016年结婚。结婚前，双方家庭就已约定好，结婚后小西依然可以住在娘家，也可以到公婆家居住；同理，小争也如此。而且，两个家庭商定，小夫妻共生育两个小孩，按照出生顺序，一胎跟男方姓，二胎跟女方姓。
这种婚姻形式，是近年来在江浙地区悄然兴起的一种新形式——两头婚，即当地人俗称的“不来不去”“不进不出”“不嫁不娶”“两家拼拼”，意味着“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也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
为什么会兴起两头婚？两头婚有何利弊？两头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日前，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律师。
1】独生子女家庭之选
所谓的两头婚，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男女双方两头皆是婚娶婚嫁，夫妻两头走。两头婚的家庭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和小西夫妇一样，选择两头婚的多是江浙农村的独生子女。“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杭嘉湖地区，我接触的案件当事人，集中在杭州市周边的九堡、临平、余杭一带，多为村转社区的地方，还有就是湖州地区，两头婚现象非常普遍。”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杜鹏介绍说，“可以说，两头婚是独生子女家庭的正常需求。”
在杜鹏看来，两头婚是“招上门女婿”的更优解。“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话叫‘招女婿招女婿，最后招了一个懒惰女婿’。”杜鹏解释说，以往招上门的女婿会存在这样的心理——“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我到这里只不过是完成生殖繁衍任务而已。”在这种心态下，久而久之，上门女婿对家庭的责任感越来越淡薄。而且通常情况下，招上门女婿家庭一般是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或者女方家庭涉及拆迁，招女婿家庭中不少家庭对招进门的男性存在一定防范和歧视。所以，无论从上述哪一点来看，都会造成上门女婿家庭后期的不稳固。
而两头婚则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两头婚中，男方无须付彩礼，女方也无须陪嫁妆，双方均没有嫁娶之意，且都有随自己姓氏的孩子，这种形式相较纯粹的招上门女婿，对男方的心理压力影响比较小，也就更能让男方产生对家庭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我个人认为，两头婚比较妥善地解决了男女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心理需求。”杜鹏说。
除此之外，两头婚家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未完全从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即和一方的父母长期共同生活或者在两方父母处轮流居住。
“‘两家拼拼’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作和生活节奏过快，很多小夫妻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子女，再加上目前保姆行业的不成熟，他们只能依靠父母。”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省律协婚姻与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慧丽说。她从事家事领域研究已有14年之久，几年前，她就开始关注两头婚。
“还有部分小夫妻，因为自幼是被原生家庭庞大的独生子女，原生家庭条件也相对较好，独立生活能力差，所以对原生家庭有非常大的依赖性。”杨慧丽补充说。
2】利大还是弊大？
“我觉得，这种‘不来不去’的两头婚应该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蛮好，有利于家庭的稳固和谐。”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杭州市妇女维权与法律援助志愿团的志愿者杨红如是说。她多年从事“家务事”处理，首次接触到两头婚时，就对此表示赞同。
经过研究两头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杨红总结了其几大优势。“首先，两头婚家庭商定好生育两个小孩，是积极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的老龄化。再比如，没有彩礼和陪嫁门槛，男方和女方的经济压力都会减轻。相对而言，可以提高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再者，生育两个小孩既随父姓又随母姓，避免了姓氏和抚养方面的纷争。”
杨红之所以赞同的一个原因与自身有关。“独生子女成家后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大多数独生子女的父母是乐于接受的。”杨红只有一个女儿，目前正在读大学。从她个人感受来说，女儿外出上大学，每逢节假日回家，都会让她十分高兴。“如果将来我女儿选择两头婚，不完全从我们这里剥离出去，我是非常赞成的。”
然而，两头婚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在实际生活中，两头婚具有一定的“后遗症”。对于这点，三位律师不谋而合。
“和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虽好，但两头婚家庭的独立性会弱，小家庭的完整性也必定会受到影响，年轻夫妻的亲密度也会受到影响。”杨慧丽说。“而且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案例，两头婚家庭会因为谁家都不能少、不能输，从而发生争执。比如有的男方不愿多在女方家住，怕住得时间多一点会有入赘之嫌。”
就拿小西夫妻来说，两家曾因清明节男方要不要跟随女方去扫墓而闹过不愉快。小争认为，去女方处扫墓是上门女婿的行为，坚决不去。但小西认为，既然大家都商定好是两头婚，去女方处扫墓又有何不可？
“有些是可以调和的，但有些矛盾不好调和，甚至会引发离婚。”杜鹏说。事实上，哪个孩子跟谁姓，有“对赌”成分在。如果生育的二孩性别一致，则皆大欢喜，但生育的二孩中有一胎为女孩，且随男方姓氏为女孩时，则有可能造成男方的心态失衡。
同时，实践表明，两头婚家中的孩子都叫爷爷奶奶，而取消掉外公外婆的称谓，会让孩子分不清亲辈关系。另外，家庭中出现异姓兄弟姐妹，也会降低孩子对兄弟姐妹的认同感。更有甚者，在养育过程中，“爷爷奶奶”会有意或无意地更偏爱随自己姓氏的小孩。
“偏心情况会影响孩子之间的感情，也会让孩子很难融入自己的家庭。这更多地需要小夫妻去疏导，尽量让原生家庭的父母做到不要偏心。”杨慧丽表示，“尤其是当两个小孩不长期居住在一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至少应保证周末小家庭成员在一起活动来培养感情。父母也应该教育孩子多多考虑自己的兄弟姐妹，照顾对方的感受，如节假日互赠礼物等。”
杜鹏和杨红认为，两头婚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杨慧丽则持相反观点。她认为两头婚的原生家庭父母或多或少尚未脱离中国的传统家庭模式，希望自己的姓氏可以延续。
3】消失还是普及？
未来两头婚的发展如何？杨慧丽、杜鹏两人和杨红给出了不同的预测。
“两头婚这种社会现象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催生的一种产物。”杜鹏认为，今后这种形式会跟招上门女婿一样，依然存在，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二孩家庭出现后，很多家庭对此方面的需求会下降。需求下降，两头婚现象自然会减少。“我个人认为，就目前而言，未来二三十年，大的传统随父姓的格局不会改变。”
“我也认为，两头婚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减少，甚至可能会消失。一方面，全面二孩开放，一个家庭的子女增多，就没有了两家去拼拼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家政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幼儿培训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未成年人各项保护政策的出台，都会刺激和鼓励小夫妻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杨慧丽说。
而杨红对此持积极乐观态度。“我觉得未来这种形式可能会增多，我甚至希望它能成为一种主流形式。”在杨红看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文明素养的提升，人们对婚姻姓氏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这会冲淡人们对于姓氏传承的“执拗”。
记者注意到，“人们对婚姻姓氏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明”，是三位律师不约而同提到的共通点。两头婚究竟何去何从，还需交由时间去验证。（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小西和小争均为化名。）稿件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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