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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苏轼书展掠影（二）
（接前文）
二、苏轼诸帖
这次苏轼书展里最耀眼的当属《新岁》、《人来》合卷。笔者的镜头还拍到东坡《题王晋卿诗后》、《归院帖》、《春中帖》和《治平帖》，这五卷都是独立的帖本。
此外，苏展还能看到东坡附于北宋《林（逋，音不，一声）和靖处士诗后》的跋文和北宋李公麟画作后的《三马图赞》，以及苏轼《定慧院二诗草稿》（双钩本）；也有明末《晚香堂苏轼献蚝帖》、《苏轼临王羲之帖》和明拓《姑熟帖》苏轼诗文三幅拓本。
以上作品共十一件。
1、《新岁》、《人来》合卷
两帖装池在一卷，纵高略有差异，均在三十厘米上下。按照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的介绍，这两帖均是东坡外放黄州时，朋友间往来问讯的信札。
1）《新岁展庆帖》是写给好友陈慥（音造，字季常）的信，相约聚首。这幅和《人来帖》文字较多，但清晰可辨，释文不再冗录。
面对《新岁帖》，东坡先生浓墨雍容的意态跃然纸上，随心的信简并不特别在意结体，但处处凸显苍劲的味道。
起手的几列字这一特点尤其明显，大笔写小字笔锋不很圆整，细看有的笔画甚至算不上“八面出锋”，比如“起”字最后一笔。
但苏帖墨色鲜亮，厚重的笔画和儁拔的结体相得益彰，一浓一瘦使书帖隽永而富于律动。
纵观全帖，尽管苏字有“如飞鸿戏海”的美誉，但这里隐约仍有种喧哗的气氛。这是因为行笔相对较快，不假思索，布局上显得随意零乱；有很多字既大又浓，雍容有余但少有秀润。
倒是卷尾的五列小字灵动可人，看下图左边两列多么像米老《河事帖》（右图）的意兴，满纸六朝神韵，又轻灵有力。
日常信札里的行草书最能驱遣文人流露性情。宋代大名家的小字行书褪去自身的风格时竟然“若合一契”，这说明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审美观念高度一致，默认了最美的表现形式，而他们精深的功力又完全支撑这样的表达。
北宋的书法高地已经远去了。董思翁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这位能读懂张芝、羲、献和苏、米之间关联的人，也说破晋宋书法的魅力所在。
所谓风流，就是流畅、秀润而有力，董书也深具这样的晋宋风流。
清人钱泳说，东坡写字“天分高绝”，米、董也是“天资清妙”。就行书而言，只能以天分来解释书风和妙处的大书家，晋人以后也只有这么几位当得起吧。
2）《人来得书帖》则应归于行楷，十分正规中矩。这是陈慥的哥哥伯诚去世后，东坡写给其晚辈表示安慰的信。
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该帖书风沉郁，在行楷书中也稍显凝重，略欠生气。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全帖字迹端谨稳健，很耐品读。
徐邦达《要录》考证，《新岁》和《人来》两帖的书写时间相距不会太远，都是东坡四十六岁左右在黄州时的笔墨。
这一时期东坡还写出了代表他最高成就的《黄州寒食诗帖》。清明苦雨，苏学士触景生情，感念人鬼殊途，慨然成叹。
这幅书帖藏于台北故宫。字体稍大，悬肘运行时更加稳健，灵活的余地也大了很多，顿挫锋势妙不可言。字迹好比横斜的烟雨，笔画随心闪转腾挪，如臻化境。
2、《题王（诜，音深）晋卿诗后》
该帖在苏展上称为《题王诜诗词帖》，大概源于文中说“晋卿以贵公子罹此患难。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
该帖前面王晋卿的诗句看不到了，现在只有东坡的题字，拓落温暖，悲悯感人。尽管《要录》考证，王诜这次的际遇除了受东坡所累，更主要的是得罪了妻子魏国大长公主，而东坡的真挚独白则更像一段礼赞。
苏学士称王诜挺挺大节，正义凛然；诗词工整，却洒然出尘。王晋卿赤诚雅致的高士形象奄然浮现。
这里的“诗词”显然是泛指，很难想象苏跋所指向的正文既有诗又有词。一般而言，诗作被抄录的可能性更大。
东坡书帖纵高近三十厘米，一列约十一个字，可见字体偏大。优雅工整，墨色饱满，又儁拔有力，这是难得的苏帖精品。全帖几乎看不到结体失位的字，而浓墨也正是苏帖的一个特点。
书作一定需要饱满的浓墨吗？在行书来说，恐怕这样反倒容易缺少灵动的变化。
董其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笔画中须直，不可轻易偏软。”思翁认为米字欠淡，而坡书有信笔。就是说东坡落笔重、笔画粗，这样行笔就不灵活，难怪米老在徽宗召对时说，“苏轼画字”。
画字是指打叠点画、援镜插花，写一笔看一笔，但这样写字未免失之刻意，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书写真谛。
“信笔”是指“画字”的笔法，也许包括笔锋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多种纵逸的手法，而其中的侧锋已经不是书法的运笔姿势了。
思翁这里是强调中锋用笔，他说米芾也认为苏字有着意安排点画的地方，甚至用倾斜的“偃笔”，才会偶然失去自然的变化。
再来看这幅《题王晋卿诗后》，行笔庄重，也趣味横生，只是过于从容。而对应于米帖常见的“天机妙笔”，即那种轻灵自然、变化无穷、疾风带雨的晋宋行书的妙处，在这幅苏字里已漫不可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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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二、苏轼诸帖
这次苏轼书展里最耀眼的当属《新岁》、《人来》合卷。笔者的镜头还拍到东坡《题王晋卿诗后》、《归院帖》、《春中帖》和《治平帖》，这五卷都是独立的帖本。
此外，苏展还能看到东坡附于北宋《林（逋，音不，一声）和靖处士诗后》的跋文和北宋李公麟画作后的《三马图赞》，以及苏轼《定慧院二诗草稿》（双钩本）；也有明末《晚香堂苏轼献蚝帖》、《苏轼临王羲之帖》和明拓《姑熟帖》苏轼诗文三幅拓本。
以上作品共十一件。
1、《新岁》、《人来》合卷
两帖装池在一卷，纵高略有差异，均在三十厘米上下。按照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的介绍，这两帖均是东坡外放黄州时，朋友间往来问讯的信札。
1）《新岁展庆帖》是写给好友陈慥（音造，字季常）的信，相约聚首。这幅和《人来帖》文字较多，但清晰可辨，释文不再冗录。
面对《新岁帖》，东坡先生浓墨雍容的意态跃然纸上，随心的信简并不特别在意结体，但处处凸显苍劲的味道。
起手的几列字这一特点尤其明显，大笔写小字笔锋不很圆整，细看有的笔画甚至算不上“八面出锋”，比如“起”字最后一笔。
但苏帖墨色鲜亮，厚重的笔画和儁拔的结体相得益彰，一浓一瘦使书帖隽永而富于律动。
纵观全帖，尽管苏字有“如飞鸿戏海”的美誉，但这里隐约仍有种喧哗的气氛。这是因为行笔相对较快，不假思索，布局上显得随意零乱；有很多字既大又浓，雍容有余但少有秀润。
倒是卷尾的五列小字灵动可人，看下图左边两列多么像米老《河事帖》（右图）的意兴，满纸六朝神韵，又轻灵有力。
日常信札里的行草书最能驱遣文人流露性情。宋代大名家的小字行书褪去自身的风格时竟然“若合一契”，这说明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审美观念高度一致，默认了最美的表现形式，而他们精深的功力又完全支撑这样的表达。
北宋的书法高地已经远去了。董思翁说“晋宋人书，但以风流胜”，这位能读懂张芝、羲、献和苏、米之间关联的人，也说破晋宋书法的魅力所在。
所谓风流，就是流畅、秀润而有力，董书也深具这样的晋宋风流。
清人钱泳说，东坡写字“天分高绝”，米、董也是“天资清妙”。就行书而言，只能以天分来解释书风和妙处的大书家，晋人以后也只有这么几位当得起吧。
2）《人来得书帖》则应归于行楷，十分正规中矩。这是陈慥的哥哥伯诚去世后，东坡写给其晚辈表示安慰的信。
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该帖书风沉郁，在行楷书中也稍显凝重，略欠生气。可能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全帖字迹端谨稳健，很耐品读。
徐邦达《要录》考证，《新岁》和《人来》两帖的书写时间相距不会太远，都是东坡四十六岁左右在黄州时的笔墨。
这一时期东坡还写出了代表他最高成就的《黄州寒食诗帖》。清明苦雨，苏学士触景生情，感念人鬼殊途，慨然成叹。
这幅书帖藏于台北故宫。字体稍大，悬肘运行时更加稳健，灵活的余地也大了很多，顿挫锋势妙不可言。字迹好比横斜的烟雨，笔画随心闪转腾挪，如臻化境。
2、《题王（诜，音深）晋卿诗后》
该帖在苏展上称为《题王诜诗词帖》，大概源于文中说“晋卿以贵公子罹此患难。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
该帖前面王晋卿的诗句看不到了，现在只有东坡的题字，拓落温暖，悲悯感人。尽管《要录》考证，王诜这次的际遇除了受东坡所累，更主要的是得罪了妻子魏国大长公主，而东坡的真挚独白则更像一段礼赞。
苏学士称王诜挺挺大节，正义凛然；诗词工整，却洒然出尘。王晋卿赤诚雅致的高士形象奄然浮现。
这里的“诗词”显然是泛指，很难想象苏跋所指向的正文既有诗又有词。一般而言，诗作被抄录的可能性更大。
东坡书帖纵高近三十厘米，一列约十一个字，可见字体偏大。优雅工整，墨色饱满，又儁拔有力，这是难得的苏帖精品。全帖几乎看不到结体失位的字，而浓墨也正是苏帖的一个特点。
书作一定需要饱满的浓墨吗？在行书来说，恐怕这样反倒容易缺少灵动的变化。
董其昌说“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笔画中须直，不可轻易偏软。”思翁认为米字欠淡，而坡书有信笔。就是说东坡落笔重、笔画粗，这样行笔就不灵活，难怪米老在徽宗召对时说，“苏轼画字”。
画字是指打叠点画、援镜插花，写一笔看一笔，但这样写字未免失之刻意，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书写真谛。
“信笔”是指“画字”的笔法，也许包括笔锋的“轻拢慢捻抹复挑”多种纵逸的手法，而其中的侧锋已经不是书法的运笔姿势了。
思翁这里是强调中锋用笔，他说米芾也认为苏字有着意安排点画的地方，甚至用倾斜的“偃笔”，才会偶然失去自然的变化。
再来看这幅《题王晋卿诗后》，行笔庄重，也趣味横生，只是过于从容。而对应于米帖常见的“天机妙笔”，即那种轻灵自然、变化无穷、疾风带雨的晋宋行书的妙处，在这幅苏字里已漫不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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