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佛》义趣|佛教化的世界宗教学术观（图示）——太虚大师对世间法的总持
按：太虚大师这一图表所表达的是其以佛法总持融摄世界其他宗教和学术的理念，千万不要当作是一般俗见的“宗教混同论”或者是简单牵强的比附。太虚大师有自己很强的内在逻辑和佛法理据。后面所附丁小平教授的评述有利于理解太虚大师的这一理念和做法。
（见海刊五卷五期）
附：丁小平《太虚大师对世间法的总持》
太虚大师以其总持之智把握佛教历史、判摄诸乘次第、融摄诸乘诸宗、融贯佛教义理、构建整体佛教及世界佛教，这与他作为佛教徒、佛学思想家和实践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他弘扬佛教，复兴佛教，并力图使佛教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主流，实现其以佛教救国、救世的宏愿。
然而，文化和时代的背景，使得大师必须面对种种其他文化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排斥和攻击。尽管儒家等文化已经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失去了昔日的八面威风，甚至正经受着批判的风暴，但是其流毒未尽，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老一代和新一代接触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例如大师与胡适、吴稚晖、严复、熊十力、梁漱溟的辩论或对他们文章的批评，就可见到其中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对知识分子如实、准确地认识佛教，仍然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障碍。
其次，是西方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佛教所提出的崭新的时代任务。大师所处的时代，是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文化都正经受着灭亡威胁的时代，国家的极度贫弱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不仅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同时也深深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唯西方之马首是瞻”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症状，民族文化虚无论一时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下意识取向。如何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乃至站在更高的文化视角，高瞻远瞩地审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区别之、统摄之、融贯之、引导之，建设一种去除了各种文化的缺陷、吸取了各种文化的优长的新文化，以成为未来文化的主流、主体，成就人类的和平与安乐，这是时代所赋予给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其他众多的在自觉地承担这一使命的知识分子一样，太虚大师毕其终生的努力，希图以大乘佛教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
结合前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太虚大师是以建设整体佛教、世界佛教的目的，贯穿了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审视和思考，甚至可以说，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一个部分，终究是为前者服务的。
在大师看来，面对现实的各种文化，佛教有其独立的特质，不应该依附任何其他文化而立言。不仅如此，“处今而言佛，但将佛海中世间出世间之善法尽量发挥之，用为融摄，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宗教学术靡不可融摄者；用为拣除，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宗教学术靡不可拣除者”[1]，若以五乘佛教的宽广胸怀来容纳（融摄），则中外古今的一切思想学说都可以融摄其中；若以佛教的正见来衡量见解的正邪、权实（拣除），则中外古今的一切思想学说都被否定无余。
正是在融摄各种文化的意义上，大师将印度婆罗门教摄为“佛教之吠檀陀宗”，将宋明新儒学摄为“佛教之宋明儒派”，将道教各流派摄为“佛教之道流派”，将基督教摄为“佛教之基督宗”，并对其他一切思想学说，都可以“据实定名，一一收归为‘佛教之某某宗’，去其偏谬之点，要皆佛教之人天乘法”[2]。结合佛教内部的各宗派，则可图示如下：[3]
而在拣除各种文化的意义上，“世俗学说，大都不离计执，然间有略知依他者，但不能证圆成”[4]。世间思想学说中的科学、哲学、伦理、宗教等等，无非“倒想妄见凡情我爱耳”[5]。具体而言，道学（宋明新儒学）不明生生之不离苦；《易经》是以既济为追求而以未济为结果；道家（道教）以精气神之修炼延长业力，终究还归堕落；婆罗门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向一神祈祷永久安乐，飘渺不定，徒有名词；新学家以科学和哲学为依托，要利用规律改造自然，以求文明、进化，但无奈地球终有毁灭，理想终究落空[6]。
对太虚大师所说的的这两种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可以说是肯定的意义，即对世间思想学说相对真理性的承认；后者可以说是否定的意义，即对世间思想学说绝对真理性的否定。即大师只承认世间思想学说具有相对真理性，不具有绝对真理性；而佛教作为绝对真理，一方面可以容纳世间思想学说的相对真理，一方面又要批判其不全面、不透彻、不真实的方面。如果把两种意义结合起来，则是建设的意义，即大师终归是想要以佛教的绝对真理容纳、引导、建设世间思想学说的相对真理，同时实现佛教自身的复兴与重建——整体佛教与世界佛教的完成。
印顺法师有言：“在佛法的流行中，融摄与释尊本教不相碍的善法，使佛法丰富起来，能适应不同的时空，这是佛法应有的精神。佛的法，是根本的；诸佛常法与入佛法相的佛法，是竖贯的、深入的；融贯的佛法，是旁通的。千百年来流行于人间的佛法，即契合这三者而构成。”[7]这用来概括太虚大师对世间思想学说的摄导，应该是很适当的。
[1]《全书》第三十三册，315页，《论四川至诚学社文件》。
[2]《全书》第三十三册，454页，《论塔果尔》。
[3]《全书》第二十三册，3页，《佛教化的世界宗教学术观》。
[4]《全书》第三十册，23页，《答张曦问》。
[5]《全书》第二十六册，26页，《论佛教与孤儿院》。
[6]见《全书》第二十六册，83—86页，《学佛应先解决三个问题》。
[7]印顺《佛法概论绪言》，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按：太虚大师这一图表所表达的是其以佛法总持融摄世界其他宗教和学术的理念，千万不要当作是一般俗见的“宗教混同论”或者是简单牵强的比附。太虚大师有自己很强的内在逻辑和佛法理据。后面所附丁小平教授的评述有利于理解太虚大师的这一理念和做法。
（见海刊五卷五期）
附：丁小平《太虚大师对世间法的总持》
太虚大师以其总持之智把握佛教历史、判摄诸乘次第、融摄诸乘诸宗、融贯佛教义理、构建整体佛教及世界佛教，这与他作为佛教徒、佛学思想家和实践家的身份是分不开的。他弘扬佛教，复兴佛教，并力图使佛教文化成为未来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主流，实现其以佛教救国、救世的宏愿。
然而，文化和时代的背景，使得大师必须面对种种其他文化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排斥和攻击。尽管儒家等文化已经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失去了昔日的八面威风，甚至正经受着批判的风暴，但是其流毒未尽，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老一代和新一代接触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例如大师与胡适、吴稚晖、严复、熊十力、梁漱溟的辩论或对他们文章的批评，就可见到其中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新儒学对知识分子如实、准确地认识佛教，仍然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障碍。
其次，是西方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佛教所提出的崭新的时代任务。大师所处的时代，是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文化都正经受着灭亡威胁的时代，国家的极度贫弱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地位，不仅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同时也深深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尊心。“唯西方之马首是瞻”成了一种普遍的时代症状，民族文化虚无论一时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下意识取向。如何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乃至站在更高的文化视角，高瞻远瞩地审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区别之、统摄之、融贯之、引导之，建设一种去除了各种文化的缺陷、吸取了各种文化的优长的新文化，以成为未来文化的主流、主体，成就人类的和平与安乐，这是时代所赋予给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其他众多的在自觉地承担这一使命的知识分子一样，太虚大师毕其终生的努力，希图以大乘佛教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
结合前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太虚大师是以建设整体佛教、世界佛教的目的，贯穿了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审视和思考，甚至可以说，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一个部分，终究是为前者服务的。
在大师看来，面对现实的各种文化，佛教有其独立的特质，不应该依附任何其他文化而立言。不仅如此，“处今而言佛，但将佛海中世间出世间之善法尽量发挥之，用为融摄，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宗教学术靡不可融摄者；用为拣除，则尽东西古近之一切宗教学术靡不可拣除者”[1]，若以五乘佛教的宽广胸怀来容纳（融摄），则中外古今的一切思想学说都可以融摄其中；若以佛教的正见来衡量见解的正邪、权实（拣除），则中外古今的一切思想学说都被否定无余。
正是在融摄各种文化的意义上，大师将印度婆罗门教摄为“佛教之吠檀陀宗”，将宋明新儒学摄为“佛教之宋明儒派”，将道教各流派摄为“佛教之道流派”，将基督教摄为“佛教之基督宗”，并对其他一切思想学说，都可以“据实定名，一一收归为‘佛教之某某宗’，去其偏谬之点，要皆佛教之人天乘法”[2]。结合佛教内部的各宗派，则可图示如下：[3]
而在拣除各种文化的意义上，“世俗学说，大都不离计执，然间有略知依他者，但不能证圆成”[4]。世间思想学说中的科学、哲学、伦理、宗教等等，无非“倒想妄见凡情我爱耳”[5]。具体而言，道学（宋明新儒学）不明生生之不离苦；《易经》是以既济为追求而以未济为结果；道家（道教）以精气神之修炼延长业力，终究还归堕落；婆罗门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向一神祈祷永久安乐，飘渺不定，徒有名词；新学家以科学和哲学为依托，要利用规律改造自然，以求文明、进化，但无奈地球终有毁灭，理想终究落空[6]。
对太虚大师所说的的这两种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可以说是肯定的意义，即对世间思想学说相对真理性的承认；后者可以说是否定的意义，即对世间思想学说绝对真理性的否定。即大师只承认世间思想学说具有相对真理性，不具有绝对真理性；而佛教作为绝对真理，一方面可以容纳世间思想学说的相对真理，一方面又要批判其不全面、不透彻、不真实的方面。如果把两种意义结合起来，则是建设的意义，即大师终归是想要以佛教的绝对真理容纳、引导、建设世间思想学说的相对真理，同时实现佛教自身的复兴与重建——整体佛教与世界佛教的完成。
印顺法师有言：“在佛法的流行中，融摄与释尊本教不相碍的善法，使佛法丰富起来，能适应不同的时空，这是佛法应有的精神。佛的法，是根本的；诸佛常法与入佛法相的佛法，是竖贯的、深入的；融贯的佛法，是旁通的。千百年来流行于人间的佛法，即契合这三者而构成。”[7]这用来概括太虚大师对世间思想学说的摄导，应该是很适当的。
[1]《全书》第三十三册，315页，《论四川至诚学社文件》。
[2]《全书》第三十三册，454页，《论塔果尔》。
[3]《全书》第二十三册，3页，《佛教化的世界宗教学术观》。
[4]《全书》第三十册，23页，《答张曦问》。
[5]《全书》第二十六册，26页，《论佛教与孤儿院》。
[6]见《全书》第二十六册，83—86页，《学佛应先解决三个问题》。
[7]印顺《佛法概论绪言》，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T.a复古集训营惊艳开班
【T.a舞蹈】联手【莱恩公摄·老上海复古影楼】，通过摄影和舞蹈的结合，从动静两个维度去体现女孩的独立、优雅、知性之美，完成对复古风更立体的阐释。
这是一次旗袍与爵士的灵魂碰撞，T.a爵士女神Alisa老师亲自教学，倾力打造复古爵士的风情万种。
6⃣️课时完成一支成品舞——
对【零基础学员】也非常友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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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博物馆日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 (上篇)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山西博物院供图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山西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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