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批判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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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思潮最早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其主要代表者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以及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卡尔•考茨基。

伯恩斯坦这个人认为马克思的传统理论出现了错误，必须予以修正。

马克思主张实现彻底的公有制，从而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伯恩斯坦则认为公有制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只会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低下；马克思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伯恩斯坦则不承认斗争的正当性，他主张实行跟西方国家一样的议会制，通过民主投票进行“议会斗争”。

此外，伯恩斯坦还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否定和修正。

对此，以列宁和卢森堡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在“用庸俗的进化论、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不得不说，这一判断十分精辟。伯恩斯坦要以资产阶级之矛，攻资产阶级之盾，这可能实现吗？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把持政权，如日中天之时，以资产阶级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议会”来跟他们自身作斗争，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自讨苦吃。

要想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一定会在斗争中失败。

此后，两种思潮争论不断，两方都说自己是马克思的正统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核心，分别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既然否定和修正了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理论，那么它实际上已经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了。

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吗？

换句话说，修正主义既然背离了社会主义，那么它本质上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它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行扰乱社会主义阵营视听之不堪之事。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表明，对于革命事业来说，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敌人最危险。因为你分不清敌友，因而无法确定对敌斗争的方针、策略，甚至还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被敌反攻。

须知披着羊皮的狼跟羊在一起不是为了和睦相处，而是为了吃羊。

到这里可以说是属于古典修正主义的阶段。

进入20世纪后，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斯大林本来就是延续列宁主义路线的，赫鲁晓夫既然批判了斯大林，就连带着将列宁的思想给否定了，而一旦否定了列宁的思想，那么苏联只能选择列宁主义的对立面——修正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苏联变修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在鼓吹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和平演变呢？就是指在不采用暴力手段和军事威慑的前提下，通过文化入侵将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距离苏共开完二十大后不到半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

读者朋友们，这是多么自信的判断呀。可以想见，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同美国同流合污了——它在修正主义思潮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正在从一个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

此后，美国政府不断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艾森豪威尔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和平取胜战略”的概念，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来达到使“苏联世界发生内部的变化”的目的。

苏联果然“不负美望”，成功地被和平演变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到这里，可以说是属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阶段。

由此，我们理清了修正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它的一些基本特点与危害。

修正主义之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否认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就否认了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地位，从而变相地为资产阶级站台，“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

毛主席以极其具有预见性、前瞻性的语言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他还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读者朋友们，这就是要害。修正主义一不谈阶级斗争，二挂羊头卖狗肉，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说，还要伪装成马克思主义来欺骗世人，这实在是危险。

为了使大家进一步明晰毛主席对于修正主义的警惕与批判，我这里再引用一些原稿，供各位思考。

毛主席在晚年多次强调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曾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还指出：“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

“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

据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因为不批判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就要受二茬罪、吃二茬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