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男子遗赠保姆4000万房产，双方同居17年，法院终审判决赠与无效】近日，深圳一单遗产纠纷案冲上热搜。
截至5月3日，“丈夫将3套房遗赠同居保姆案改判无效”的微博话题，已有2.7亿阅读，并引发网友热议。
该案件上演了一场现实版遗产争抢“大戏”，对簿公堂的双方分别是妻子，以及与丈夫同居17年的保姆。该案件涉及的3套房产共300平米，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城市花园，以官方指导价13万元/平米计算，价值达4000万。
4000万房产遗赠惹纷争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揭露了这一纠纷案的来龙去脉。
案件的原告为杨某，是与刘某发同居17年的保姆，时年58岁；被告是刘某发的妻子，时年73岁。
1995年，刘某发在深圳市南山区大冲阮屋村自建了三幢房屋。其与妻子虽育有三男二女，但夫妻感情不睦。
据判决书，刘某发在遗嘱中称，结婚后，妻子长期扑在麻将台上，为了打麻将而没有把家庭照顾好，导致夫妻常常吵架，引发夫妻感情破裂。约在1981年间，妻子有婚外恋，因而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最终因情感不合而分居生活。
在夫妻分居生活若干年后，2001年，刘某发聘请了杨某作为保姆，由其照顾刘某发的日常生活，后来随着岁月的推移，彼此间产生了感情，因而发展为同床共枕，共同生活过十七年之久。
2010年，因大冲村旧村改造，刘某发与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建的三幢房屋被纳入旧房改造工程，刘某发取得2113平方米回迁物业，五个子女各分得100-500平米不等的房产。
妻子将应得份额分给三个儿子后只留存了80平方米。刘某发留存了300平方米，即大冲城市花园三套100平米房产。以官方指导价13万元/平米计算，该三套房产价值达4000万。
离婚不成 立遗嘱
此后，刘某发曾于2015年、2016年两次提起的离婚诉讼。
2015年7月3日，刘某发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不准许刘某发与妻子离婚的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于2016年2月5日生效。
离婚不成，刘某发立下遗嘱。2016年8月4号，在广东法尔律师事务所见证下，刘某发立下了自书遗嘱《刘某发遗嘱》。遗嘱中提及：“因生前所养育子女对刘某发不孝顺且打骂恐吓，刘某发对其子女已无亲情关系。刘某发因政府旧村改造所分得大冲房产300平方米全部归杨某所有，任何人无权分争，股份公司股权份额也归杨某所有，杨某作为保姆对刘某发十几年的关心照顾，刘某发很开心，以此财产赠送而表示心意。”该遗嘱落款虽为刘某发本人签名，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遗嘱落款日期却不是刘某发本人书写。
立下遗嘱5天后，刘某发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民事判决，准许刘某发与其妻子离婚。
其妻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刘某发在二审审理期间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
期间，刘某发于2017年6月19日再次立下《房产继承遗嘱书》。该遗嘱仍表示，300平米房产，以及深圳市大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股权份额以及生前所享有的一切财物也归属杨某所有。
上述遗嘱内容为打印字体，立遗嘱人处有刘某发的签名及捺印，杨某在受遗赠人处签名，负责监督执行人为杨某勇，在场见证人为张某玉、黄某。
刘某发妻子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称刘某发的住院病历显示2017年6月17日刘某发突患多发性脑梗死，该遗嘱系刘某发患脑梗死后形成的，刘某发已无正常人思维和意识，上述监督执行人是杨某亲戚，两个见证人为杨某朋友，刘某发不认识两人。
保姆则提交了《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疾病诊断证明》一份，证明刘某发在2017年8月5日时神志正常，意识清楚。妻子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2018年，保姆将妻子告上法庭，主张继承三套房产。
终审推翻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发第二份遗嘱中，对于遗产的处理意思与第一份遗嘱一致，且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判其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
关于其妻子主张涉案遗嘱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和刘某发两人的同居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发的遗赠行为无效。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
对于遗产分配，一审法院指出，刘某发三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刘某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杨某非婚同居多年，存在过错，另从照顾女方原则考虑，一审法院酌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两套房产归妻子，一套房产为刘某发财产，属于遗产，由保姆杨某继承。
妻子与保姆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均不服，并于2019年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深圳中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深圳中院认为，即便事出有因，刘某发与杨某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婚姻法。同时，刘某发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杨某明知刘某发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
综上，依照民法相关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刘某发作出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杨某关于确认遗嘱合法有效及继承涉案三套房产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中院判决为终审判决。
截至5月3日，“丈夫将3套房遗赠同居保姆案改判无效”的微博话题，已有2.7亿阅读，并引发网友热议。
该案件上演了一场现实版遗产争抢“大戏”，对簿公堂的双方分别是妻子，以及与丈夫同居17年的保姆。该案件涉及的3套房产共300平米，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城市花园，以官方指导价13万元/平米计算，价值达4000万。
4000万房产遗赠惹纷争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揭露了这一纠纷案的来龙去脉。
案件的原告为杨某，是与刘某发同居17年的保姆，时年58岁；被告是刘某发的妻子，时年73岁。
1995年，刘某发在深圳市南山区大冲阮屋村自建了三幢房屋。其与妻子虽育有三男二女，但夫妻感情不睦。
据判决书，刘某发在遗嘱中称，结婚后，妻子长期扑在麻将台上，为了打麻将而没有把家庭照顾好，导致夫妻常常吵架，引发夫妻感情破裂。约在1981年间，妻子有婚外恋，因而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最终因情感不合而分居生活。
在夫妻分居生活若干年后，2001年，刘某发聘请了杨某作为保姆，由其照顾刘某发的日常生活，后来随着岁月的推移，彼此间产生了感情，因而发展为同床共枕，共同生活过十七年之久。
2010年，因大冲村旧村改造，刘某发与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建的三幢房屋被纳入旧房改造工程，刘某发取得2113平方米回迁物业，五个子女各分得100-500平米不等的房产。
妻子将应得份额分给三个儿子后只留存了80平方米。刘某发留存了300平方米，即大冲城市花园三套100平米房产。以官方指导价13万元/平米计算，该三套房产价值达4000万。
离婚不成 立遗嘱
此后，刘某发曾于2015年、2016年两次提起的离婚诉讼。
2015年7月3日，刘某发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不准许刘某发与妻子离婚的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于2016年2月5日生效。
离婚不成，刘某发立下遗嘱。2016年8月4号，在广东法尔律师事务所见证下，刘某发立下了自书遗嘱《刘某发遗嘱》。遗嘱中提及：“因生前所养育子女对刘某发不孝顺且打骂恐吓，刘某发对其子女已无亲情关系。刘某发因政府旧村改造所分得大冲房产300平方米全部归杨某所有，任何人无权分争，股份公司股权份额也归杨某所有，杨某作为保姆对刘某发十几年的关心照顾，刘某发很开心，以此财产赠送而表示心意。”该遗嘱落款虽为刘某发本人签名，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遗嘱落款日期却不是刘某发本人书写。
立下遗嘱5天后，刘某发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民事判决，准许刘某发与其妻子离婚。
其妻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刘某发在二审审理期间于2017年8月27日因病死亡。
期间，刘某发于2017年6月19日再次立下《房产继承遗嘱书》。该遗嘱仍表示，300平米房产，以及深圳市大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股权份额以及生前所享有的一切财物也归属杨某所有。
上述遗嘱内容为打印字体，立遗嘱人处有刘某发的签名及捺印，杨某在受遗赠人处签名，负责监督执行人为杨某勇，在场见证人为张某玉、黄某。
刘某发妻子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称刘某发的住院病历显示2017年6月17日刘某发突患多发性脑梗死，该遗嘱系刘某发患脑梗死后形成的，刘某发已无正常人思维和意识，上述监督执行人是杨某亲戚，两个见证人为杨某朋友，刘某发不认识两人。
保姆则提交了《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患者疾病诊断证明》一份，证明刘某发在2017年8月5日时神志正常，意识清楚。妻子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2018年，保姆将妻子告上法庭，主张继承三套房产。
终审推翻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发第二份遗嘱中，对于遗产的处理意思与第一份遗嘱一致，且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判其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
关于其妻子主张涉案遗嘱违反公序良俗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和刘某发两人的同居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刘某发的遗赠行为无效。遗赠是权利人对自己财产的单方意思表示，亦受法律保护。
对于遗产分配，一审法院指出，刘某发三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刘某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杨某非婚同居多年，存在过错，另从照顾女方原则考虑，一审法院酌定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两套房产归妻子，一套房产为刘某发财产，属于遗产，由保姆杨某继承。
妻子与保姆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均不服，并于2019年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中，深圳中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深圳中院认为，即便事出有因，刘某发与杨某长期同居的行为也违反了婚姻法。同时，刘某发超出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分，单独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杨某明知刘某发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并接受大额财产的赠与，显然也不能视为善意第三人。
综上，依照民法相关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之规定，刘某发作出的遗赠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杨某关于确认遗嘱合法有效及继承涉案三套房产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中院判决为终审判决。
来源：中国证券报
原标题：白马爆雷机构“抢跑”，究竟谁泄露了信息？
2021年的财报季，雷声不断。*ST海航2020年巨亏687亿元，这将A股的亏损纪录增加了50%（*ST盐湖2019年亏损45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爆雷公司中，除了一些小市值的或者有问题的股票外，还有不少白马股。而部分白马股爆雷过程中经常出现机构资金“抢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某细分行业龙头企业董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已经多次遇到此类问题，最近正在反思。”
谁在抢跑？
4月13日午后，中国中免突然“闪崩”跌停。盘后，中国中免披露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盈利28.48亿元，而2020年同期亏损2186万元。尽管公司一季度扭亏为盈，但增速低于市场预期，这被看作导致其股价突然跳水的诱因。
来源：中信证券研究公众号
当日盘后公布的龙虎榜数据显示，三机构席位合计卖出8.45亿元。
来源：Wind
有市场人士猜测，这些出逃的机构资金可能提前获悉了公司关键财务信息。中国中免对此表示，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开展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4月8日，红太阳尾盘遭遇跌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两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卖出800多万元。4月14日晚，红太阳发布2020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2020年归母净利润由此前预计的4200万元至6300万元，修改为亏损1.4亿元。
来源：Wind
2020年10月12日开盘后，信维通信遭大单密集砸盘。一则机构提前知悉“公司下修第三季度业绩预期，节前预期4.8亿元，现在预期4.2亿元左右”的传闻被人转到股吧。信维通信盘后披露的三季报业绩预告印证了传言的真实性。
对于机构的咨询，上述董秘坦言有时会很为难。“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泄露业绩的。但机构问起业绩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能不答。不答他们以为有什么问题，对股价也有伤害，这样对中小投资者不利，对公司不利；答了，他们其实很敏感，大致就能根据极少的语言从侧面做判断，从而引发抢跑，也伤害中小投资者。”
敏感信息泄露不一而足
除了财务信息，资本运作等容易对公司股价造成异动的信息都存在被提前泄露的风险。
2月5日，在公司经营层面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市值逾千亿元的TCL科技股价遭遇跌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2个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卖出3.09亿元。据了解，跌停或与公司计划定增的传闻有关。
来源：Wind
时隔两个月后，传闻证实——4月9日晚，TCL科技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120亿元。
1月17日晚，赢合科技公告，1月15日收到董事长、CEO王维东家属通知，王维东因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个人涉嫌违法情况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然而两天前的1月15日，赢合科技跌停（19.99%），单日成交额创上市以来新高至12.20亿元，3个机构席位合计卖出逾2亿元。
2020年11月6日盘后，长阳科技公告称收到8位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合计计划减持不超过6064.67万股，不超过总股本比例的21.46%。当日公司有4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金额3713.01万元，卖方营业部均是一家——中国国际金融上海分公司。
隐秘的信息通道
重大信息披露的前一刻，股价提前反应的情况在A股市场并不少见。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敏感信息的隐秘通道，连接起上市公司、卖方和买方三者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借道调研打探敏感信息，成为某些机构与上市公司勾兑利益的隐秘通道。除了公开调研，有的机构一对一私下接触上市公司高管，这种信息通道更隐秘。
华中地区某上市公司董秘王刚（化名）表示：“机构需要公司的敏感信息，而一些上市公司也有动力对机构‘开诚布公’。特别是在定增等关键时刻，需要机构配合。一些对股价诉求强烈的上市公司甚至会主动向机构透露敏感信息。”
对于卖方机构而言，在高度同质化背景下，能否打探到敏感消息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买方评价卖方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某券商研究员李明（化名）给中国证券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在机构圈流传的案例：在一次会议上，卖方从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口中“套出”了业绩不达预期的情况，立即电话通知买方进行卖出操作，不慎漏掉某头部公募基金，导致该公募基金被套。于是，这家卖方研究团队被该公募基金拉入“黑名单”。
#我想试下微博一天能发多少条微博##财经新闻#
原标题：白马爆雷机构“抢跑”，究竟谁泄露了信息？
2021年的财报季，雷声不断。*ST海航2020年巨亏687亿元，这将A股的亏损纪录增加了50%（*ST盐湖2019年亏损45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爆雷公司中，除了一些小市值的或者有问题的股票外，还有不少白马股。而部分白马股爆雷过程中经常出现机构资金“抢跑”，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某细分行业龙头企业董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已经多次遇到此类问题，最近正在反思。”
谁在抢跑？
4月13日午后，中国中免突然“闪崩”跌停。盘后，中国中免披露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司实现盈利28.48亿元，而2020年同期亏损2186万元。尽管公司一季度扭亏为盈，但增速低于市场预期，这被看作导致其股价突然跳水的诱因。
来源：中信证券研究公众号
当日盘后公布的龙虎榜数据显示，三机构席位合计卖出8.45亿元。
来源：Wind
有市场人士猜测，这些出逃的机构资金可能提前获悉了公司关键财务信息。中国中免对此表示，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开展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4月8日，红太阳尾盘遭遇跌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两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卖出800多万元。4月14日晚，红太阳发布2020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2020年归母净利润由此前预计的4200万元至6300万元，修改为亏损1.4亿元。
来源：Wind
2020年10月12日开盘后，信维通信遭大单密集砸盘。一则机构提前知悉“公司下修第三季度业绩预期，节前预期4.8亿元，现在预期4.2亿元左右”的传闻被人转到股吧。信维通信盘后披露的三季报业绩预告印证了传言的真实性。
对于机构的咨询，上述董秘坦言有时会很为难。“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泄露业绩的。但机构问起业绩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能不答。不答他们以为有什么问题，对股价也有伤害，这样对中小投资者不利，对公司不利；答了，他们其实很敏感，大致就能根据极少的语言从侧面做判断，从而引发抢跑，也伤害中小投资者。”
敏感信息泄露不一而足
除了财务信息，资本运作等容易对公司股价造成异动的信息都存在被提前泄露的风险。
2月5日，在公司经营层面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市值逾千亿元的TCL科技股价遭遇跌停。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2个机构专用席位合计卖出3.09亿元。据了解，跌停或与公司计划定增的传闻有关。
来源：Wind
时隔两个月后，传闻证实——4月9日晚，TCL科技发布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120亿元。
1月17日晚，赢合科技公告，1月15日收到董事长、CEO王维东家属通知，王维东因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个人涉嫌违法情况尚待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然而两天前的1月15日，赢合科技跌停（19.99%），单日成交额创上市以来新高至12.20亿元，3个机构席位合计卖出逾2亿元。
2020年11月6日盘后，长阳科技公告称收到8位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合计计划减持不超过6064.67万股，不超过总股本比例的21.46%。当日公司有4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金额3713.01万元，卖方营业部均是一家——中国国际金融上海分公司。
隐秘的信息通道
重大信息披露的前一刻，股价提前反应的情况在A股市场并不少见。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敏感信息的隐秘通道，连接起上市公司、卖方和买方三者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借道调研打探敏感信息，成为某些机构与上市公司勾兑利益的隐秘通道。除了公开调研，有的机构一对一私下接触上市公司高管，这种信息通道更隐秘。
华中地区某上市公司董秘王刚（化名）表示：“机构需要公司的敏感信息，而一些上市公司也有动力对机构‘开诚布公’。特别是在定增等关键时刻，需要机构配合。一些对股价诉求强烈的上市公司甚至会主动向机构透露敏感信息。”
对于卖方机构而言，在高度同质化背景下，能否打探到敏感消息成为竞争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买方评价卖方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某券商研究员李明（化名）给中国证券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在机构圈流传的案例：在一次会议上，卖方从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口中“套出”了业绩不达预期的情况，立即电话通知买方进行卖出操作，不慎漏掉某头部公募基金，导致该公募基金被套。于是，这家卖方研究团队被该公募基金拉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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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券商中国
原标题：普遍抬升！券业净资产收益率已到7.60%，周期性因素减弱，如何才能长期维持ROE水平？
2020年A股结构性牛市让券商普遍效益提升，券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也普遍抬升到了历史高位。
Wind数据显示，去掉越秀金控、国投资本和哈投股份之后，Wind证券行业2020年平均ROE水平约为7.60%，相比2019年的5.93%增加了1.67%。
结合市场和改革周期看，2020年券商行业ROE提升既有市场周期性因素亦有改革驱动成长性因素。其中，不少人士认为，以两融为代表的重资本业务推动了券商ROE的水平持续攀升。
不过海通国际首席非银分析师孙婷指出，由于竞争增加利率水平下行，两融等单纯的“借贷业务”并没有拉动券商ROE的提升。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应当体现在资产定价、专业化投行服务等方面，下阶段券商的发展重心应当在有效利用自身资本，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通过提升资本使用效果以及合理加杠杆等来带动ROE提升。
中信建投领跑，上市券商ROE普遍抬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上市券商年报数据显示，12家上市券商的加权平均ROE超过10%。与之相对，2019年仅有中信建投1家的加权平均ROE达到两位数，录得11.51%。
在今年的12家中，中信建投仍然遥遥领先，2020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8.18%，上升了6.67个百分点。
东方财富以17.89%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排名行业第二，较2019年的9.49%增加了8.40个百分点到17.89%，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以增速来看，华鑫股份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抬升速度也远超同行。该公司2019年这一数据仅为1.04%；到了2020年，该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8%。
值得关注的是，头部券商的ROE绝对值和增速在全行业都不算特别亮眼。中信证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8.43%，同比增长0.67个百分点；海通证券的2020年7.88%，仅提升0.07个百分点。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许旖珊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市场和改革周期看，2020年券商行业ROE提升既有市场周期性因素，亦有改革驱动成长性因素。”
许旖珊分析，周期性因素方面，2020年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市场呈现结构性牛市：一方面驱动券商投资类业务收入高增；另一方面市场成交金融、两融余额、新发基金规模快速增长，进而驱动券商包括代理买卖证券、金融产品代销在内的经纪业务收入、信用业务收入高增。
成长性因素方面，2018下半年来，以IPO注册制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如火如荼，同时发行、承销、交易、并购重组、融资融券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安排同步优化。2019、2020年科创板注册制、创业板注册制相继推出。IPO发行常态化驱动券商尤其是头部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高增，同时带动跟投、直投等与投行相关的投资类业务收入增长。
此外，主要面向机构客户的融券业务、场外衍生品业务高速增长，且市场份额高度集中。目前市场融券余额突破1500亿，较2019年底增长10倍；场外衍生品存续交易规模约1.4万亿，较2019年底增长125%，相关业务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对头部公司增量收入贡献逐步显现。
行业周期性因素减弱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券商ROE普遍抬升，但券商股在市场的认可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海通证券等多只券商股仍然处于破净状态。
一些人士认为，市场担心券商ROE的提升周期性因素占据主要地位，从而影响了对券商的估值定价。
“该观点对目前行业整体现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应忽视在本轮资本市场改革中，创新业务增长和盈利结构改善对ROE的改善作用。”许旖珊表示。
她表示，过去大部分券商业务同质化竞争。这从收入结构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券商的经纪业务及方向性自营投资收入占比较高，对市场波动敏感性强，业绩及ROE会随市场环境变化而大幅变化，具有明显周期性，ROE提升或主因市场波动因素。
但当前时点，头部券商业绩具有长期成长性，同时收入结构持续改善，ROE提升具有确定的持续性。在改革牵引下，投行、融券、场外衍生品等机构业务快速发展。由于此类成长性业务对券商资本金水平、对企业与机构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均提出专业化、协同化要求，因此这些业务均呈现出头部集中的特征。
此外，未来居民存款搬家、增配权益资产是大趋势。政策积极鼓励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券商在权益类资产的产品设计、交易、配置、定价等方面能力较其他类型机构有优势，尤其是头部券商客群基础、从业人员、产品服务优势，预计未来在权益类财富管理业务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孙婷也表示，近年来券商的业务也进行了很多调整，比如财富管理转型、机构化转型、自营向非方向型转变、加大衍生品业务等，券商原本的靠天吃饭的业务模式有了一些转变，盈利的稳定性也了一定的提高。
重资本业务知易行难
在这一轮券商ROE抬升的过程中，杠杆率提升以及重资本业务发力都是重要因素。海通国际的提供的数据显示，行业杠杆率由2019年的3.48倍提升至3.57倍。大型券商加杠杆更为积极，行业前10券商杠杆率由2019年的4倍提升至4.4倍。
重资本类业务规模同比增长较多，两融同比提升近60%，衍生品业务各家券商也都在扩大规模，盈利能力有明显提升。
从个体来看，去年发力两融业务的东方财富是显著的案例。2020年，该公司通过可转债募资73亿元投入东方财富证券的两融业务。此外，该公司又推了进新一期可转债申请发行工作，发行总金额158亿元，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券营运资金。
从整体来看，券商两融业务在去年以来高速扩张。以利息收入来看，2020年全年，中信证券的两融业务利息收入高达67.93亿元，国泰君安和华泰证券该项业务收入也分别达到了61.49亿元、和61.04亿元。
两融业务高收入背后是规模的增长。国泰君安在年报中披露，该公司2020年末融资融券余额957.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1.4%，市场份额5.91%，融出资金排名行业第4位，维持担保比例为279%；其中，融资余额868.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0.9%，市场份额5.86%；融券余额88.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62.2%，市场份额6.49%。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虽然行业普遍认为重资本业务是提升并稳定券商ROE水平的重要手段，但是实际业务开展中并不容易。以两融为例，随着东方财富等两融新贵入场，券商8%以上的两融利率水平已经很难保持。
“东方财富等券商的融资利率可以低到6%，甚至以下，一些券商也有跟进的趋势。”上海本地一家券商的营业部总经理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另一家中型券商营业部相关人员则对券商中国记者确认，资产规模100万以上之后，可以申请6.3%的融资利率。
“在上一轮的券商创新周期之中，由于佣金率的下滑和去通道政策的影响，经纪和通道业务占比下降；而以两融为代表的消耗资本的业务不断扩张，成为券商核心利润点。实际从资本使用率角度来看，随着券商两融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很多券商为了冲规模而逐步压低利率；但券商的融资成本相对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依然偏高，使得券商的利差逐步收窄至2%-3%，单纯的‘借贷业务’并没有拉动券商ROE的提升。”孙婷指出。
孙婷进一步表示，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应当体现在产品创设、资产定价、专业化投行等方面。实际上，从监管层的动向看，也开始鼓励并规范新的业务点，诸如场外期权、跨境业务试点等，为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做准备。“我们认为下阶段券商的发展重心应当在有效利用自身资本，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通过提升资本使用效果，以及合理加杠杆来带动ROE的提升。”
许旖珊则认为，国内证券行业要持续提升ROE，首先要紧抓资本市场改革红利，寻找创新业务发展机会，但需要解决如何在发展新型业务的过程中控制好风险。
其次，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投行发展经验，在ROE相对稳定时，提升经营杠杆，但必须以客户交易和风险管理等需求为出发点，券商自身相对保持风险中性即可。
最后，对券商而言，管理层稳定、战略执行坚定、人才优化和引荐等尤为重要，还需要长效激励机制、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要跨条线经营管理协同等。“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市场周期波动时坚定大量投入，保持战略定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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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普遍抬升！券业净资产收益率已到7.60%，周期性因素减弱，如何才能长期维持ROE水平？
2020年A股结构性牛市让券商普遍效益提升，券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也普遍抬升到了历史高位。
Wind数据显示，去掉越秀金控、国投资本和哈投股份之后，Wind证券行业2020年平均ROE水平约为7.60%，相比2019年的5.93%增加了1.67%。
结合市场和改革周期看，2020年券商行业ROE提升既有市场周期性因素亦有改革驱动成长性因素。其中，不少人士认为，以两融为代表的重资本业务推动了券商ROE的水平持续攀升。
不过海通国际首席非银分析师孙婷指出，由于竞争增加利率水平下行，两融等单纯的“借贷业务”并没有拉动券商ROE的提升。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应当体现在资产定价、专业化投行服务等方面，下阶段券商的发展重心应当在有效利用自身资本，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通过提升资本使用效果以及合理加杠杆等来带动ROE提升。
中信建投领跑，上市券商ROE普遍抬升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上市券商年报数据显示，12家上市券商的加权平均ROE超过10%。与之相对，2019年仅有中信建投1家的加权平均ROE达到两位数，录得11.51%。
在今年的12家中，中信建投仍然遥遥领先，2020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8.18%，上升了6.67个百分点。
东方财富以17.89%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排名行业第二，较2019年的9.49%增加了8.40个百分点到17.89%，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以增速来看，华鑫股份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抬升速度也远超同行。该公司2019年这一数据仅为1.04%；到了2020年，该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8%。
值得关注的是，头部券商的ROE绝对值和增速在全行业都不算特别亮眼。中信证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8.43%，同比增长0.67个百分点；海通证券的2020年7.88%，仅提升0.07个百分点。
申万宏源证券分析师许旖珊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结合市场和改革周期看，2020年券商行业ROE提升既有市场周期性因素，亦有改革驱动成长性因素。”
许旖珊分析，周期性因素方面，2020年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市场呈现结构性牛市：一方面驱动券商投资类业务收入高增；另一方面市场成交金融、两融余额、新发基金规模快速增长，进而驱动券商包括代理买卖证券、金融产品代销在内的经纪业务收入、信用业务收入高增。
成长性因素方面，2018下半年来，以IPO注册制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如火如荼，同时发行、承销、交易、并购重组、融资融券等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安排同步优化。2019、2020年科创板注册制、创业板注册制相继推出。IPO发行常态化驱动券商尤其是头部券商的投行业务收入高增，同时带动跟投、直投等与投行相关的投资类业务收入增长。
此外，主要面向机构客户的融券业务、场外衍生品业务高速增长，且市场份额高度集中。目前市场融券余额突破1500亿，较2019年底增长10倍；场外衍生品存续交易规模约1.4万亿，较2019年底增长125%，相关业务仍有广阔发展空间，对头部公司增量收入贡献逐步显现。
行业周期性因素减弱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券商ROE普遍抬升，但券商股在市场的认可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海通证券等多只券商股仍然处于破净状态。
一些人士认为，市场担心券商ROE的提升周期性因素占据主要地位，从而影响了对券商的估值定价。
“该观点对目前行业整体现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应忽视在本轮资本市场改革中，创新业务增长和盈利结构改善对ROE的改善作用。”许旖珊表示。
她表示，过去大部分券商业务同质化竞争。这从收入结构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券商的经纪业务及方向性自营投资收入占比较高，对市场波动敏感性强，业绩及ROE会随市场环境变化而大幅变化，具有明显周期性，ROE提升或主因市场波动因素。
但当前时点，头部券商业绩具有长期成长性，同时收入结构持续改善，ROE提升具有确定的持续性。在改革牵引下，投行、融券、场外衍生品等机构业务快速发展。由于此类成长性业务对券商资本金水平、对企业与机构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均提出专业化、协同化要求，因此这些业务均呈现出头部集中的特征。
此外，未来居民存款搬家、增配权益资产是大趋势。政策积极鼓励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券商在权益类资产的产品设计、交易、配置、定价等方面能力较其他类型机构有优势，尤其是头部券商客群基础、从业人员、产品服务优势，预计未来在权益类财富管理业务上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孙婷也表示，近年来券商的业务也进行了很多调整，比如财富管理转型、机构化转型、自营向非方向型转变、加大衍生品业务等，券商原本的靠天吃饭的业务模式有了一些转变，盈利的稳定性也了一定的提高。
重资本业务知易行难
在这一轮券商ROE抬升的过程中，杠杆率提升以及重资本业务发力都是重要因素。海通国际的提供的数据显示，行业杠杆率由2019年的3.48倍提升至3.57倍。大型券商加杠杆更为积极，行业前10券商杠杆率由2019年的4倍提升至4.4倍。
重资本类业务规模同比增长较多，两融同比提升近60%，衍生品业务各家券商也都在扩大规模，盈利能力有明显提升。
从个体来看，去年发力两融业务的东方财富是显著的案例。2020年，该公司通过可转债募资73亿元投入东方财富证券的两融业务。此外，该公司又推了进新一期可转债申请发行工作，发行总金额158亿元，用于补充东方财富证券营运资金。
从整体来看，券商两融业务在去年以来高速扩张。以利息收入来看，2020年全年，中信证券的两融业务利息收入高达67.93亿元，国泰君安和华泰证券该项业务收入也分别达到了61.49亿元、和61.04亿元。
两融业务高收入背后是规模的增长。国泰君安在年报中披露，该公司2020年末融资融券余额957.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1.4%，市场份额5.91%，融出资金排名行业第4位，维持担保比例为279%；其中，融资余额868.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0.9%，市场份额5.86%；融券余额88.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62.2%，市场份额6.49%。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虽然行业普遍认为重资本业务是提升并稳定券商ROE水平的重要手段，但是实际业务开展中并不容易。以两融为例，随着东方财富等两融新贵入场，券商8%以上的两融利率水平已经很难保持。
“东方财富等券商的融资利率可以低到6%，甚至以下，一些券商也有跟进的趋势。”上海本地一家券商的营业部总经理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另一家中型券商营业部相关人员则对券商中国记者确认，资产规模100万以上之后，可以申请6.3%的融资利率。
“在上一轮的券商创新周期之中，由于佣金率的下滑和去通道政策的影响，经纪和通道业务占比下降；而以两融为代表的消耗资本的业务不断扩张，成为券商核心利润点。实际从资本使用率角度来看，随着券商两融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很多券商为了冲规模而逐步压低利率；但券商的融资成本相对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依然偏高，使得券商的利差逐步收窄至2%-3%，单纯的‘借贷业务’并没有拉动券商ROE的提升。”孙婷指出。
孙婷进一步表示，券商的核心竞争力应当体现在产品创设、资产定价、专业化投行等方面。实际上，从监管层的动向看，也开始鼓励并规范新的业务点，诸如场外期权、跨境业务试点等，为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做准备。“我们认为下阶段券商的发展重心应当在有效利用自身资本，开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业务，通过提升资本使用效果，以及合理加杠杆来带动ROE的提升。”
许旖珊则认为，国内证券行业要持续提升ROE，首先要紧抓资本市场改革红利，寻找创新业务发展机会，但需要解决如何在发展新型业务的过程中控制好风险。
其次，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投行发展经验，在ROE相对稳定时，提升经营杠杆，但必须以客户交易和风险管理等需求为出发点，券商自身相对保持风险中性即可。
最后，对券商而言，管理层稳定、战略执行坚定、人才优化和引荐等尤为重要，还需要长效激励机制、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要跨条线经营管理协同等。“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市场周期波动时坚定大量投入，保持战略定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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