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我在岗# 【谢谢警察叔叔...以后我也要当警察！”】自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以来，邓州市公安局九龙派出所始终坚持把“人民公安为人民”作为基层派出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4月30日，该所民警李宁等人快速帮助群众找回走失的小孩，获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4月30日中午时分，九龙派出所接市局110指挥中心指令：九龙计生办门口有人称自家小孩走失。接到指令后，本来正在餐厅就餐的民警李宁立刻丢下碗筷，第一时间带领同事赶到现场，这时走失儿童的家长已经涕不成声，心理已极度崩溃。李宁等人一边安抚家长，一边了解了走失儿童的衣着和外貌体态特征，在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兵分两路对走失小孩进行寻找，一组由李宁带队调取附近监控视频，寻找孩子踪迹，另外一组按照“十人四追法”发动家属和邻居们迅速开展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家近半个小时的全力寻找，终于在走失小孩的同学家将其成功找到。孩子家长十分感激，连连向民警鞠躬致谢。小家伙也调皮的对着民警说：“谢谢警察叔叔，以后我会好好听妈妈的话，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节日我在岗# #我为群众办实事# 【群众手机不慎丢失 民警迅速帮助找回】自队伍教育整顿以来，高台县公安局罗城派出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事做起，扎实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5月1日上午，辖区群众武女士到罗城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4月30日中午在罗城镇中心小学门口接送学生时，不小心遗失一部vivo手机，请求民警帮忙找回。接报后，罗城派出所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实地了解情况，迅速调取学校附近的视频监控，最终发现手机被一名骑三轮电摩的老人捡走。然后，民警通过走访学校周边商户店铺，最终在一处耕地旁找到该老人，民警讲明情况后，老人主动将捡拾的手机交给了民警。武女士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后，对民警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连声表示感谢。
虽逢“五一”假期，但群众利益无小事。手机遗失虽小，却给群众的假期生活带来困扰，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才能不断提高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满意度。”民警闫克勇说道。@甘肃公安 @张掖公安

#党史# 【党史百年·天天读】4月30日
1931年4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三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决定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1949年4月30日
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人民解放军发炮攻击的暴行辩护的言论。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篇声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2年4月30日
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81年4月30日
邓小平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时，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和对战争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对战争的看法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目前我们很穷，但也得加强国防建设。
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阐述了中国“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