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晓日记128：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在法国巴黎。1997年初，“明日青少年与大众传媒”国际论坛组委会来函，说从来自45个国家200多篇论文中，选中了我的论文提纲，邀请我参会发言。当签证遇到麻烦时，组委会做通法国外交部的工作，周六夜晚通知驻中国使馆马上办手续。尽管如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代表团4月21日飞抵巴黎还是迟到了。中心安排在英国留学的外语大学教师苗野赶来做翻译。大会主席是满头银发的法国女学者，在我们的争取下，我的发言由小组发言改为大会发言。23日中午1点30分，我开始大会发言，题目是《儿童媒介接触与道德发展》，苗野翻译英文，译员翻译法语和西班牙语。我一走下主席台，加拿大记者（图一）迎上来说：“这次大会忽略了媒介对道德的影响，中国学者想到了，了不起！一位英国女士邀请我明年去英国开会，讨论“你理想中的童年”。25日闭幕式上，巴黎大学一位女教授再次提到我的发言，呼吁让儿童重新获得童年。当然，夜游塞纳河和参观卢浮宫（图三）是巴黎之行的巨大满足。5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我在巴黎的发言，其实，这次国际学术交流的成功应该感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合作的课题研究，特别感谢卜卫的帮助。6月20日，中国社科院成立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聘请我为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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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圈第一记者郑若麟先生日前解读为何我国媒体在国外“默默无言”: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有风险但无报酬；普通记者学者们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https://t.cn/A6cHK9rl

他以法国为例:“没有法国人为中国发声，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了解中国的法国人是少数。但是为什么在法国的很多中国人也默不作声呢?我们中国常驻法国的记者就有五十多名，再加上其它中文媒体，少说也有上百名能够顺利地、流利地用法语表达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也不发声呢，直到今天为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以下几点最为根本:

一是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相反只有风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名中国记者在法国媒体上说中国如何如何好，不仅一分钱没有，还要被其他几乎所有法国媒体、记者们追问、拷问、质问，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很难坚持下去；

二是为中国发声的中国记者、学者，是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的。当然专业对外宣传机构的人员除外，他们是有国家支持的。普通学者、记者不但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相反，如果你不慎说错了一句话，你还有可能挨批。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记者学者们，往往宁可选择沉默，因为风险太大；

三是我们要理解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的支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需要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定的自由度。

专业培训指的是他们在外国媒体上发声，首先要有非常好的外语水平。外语是要培育、培养的，从听、理解到表达、生动地表达、令外国人能够轻松接受的表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需要专业知识领域的培训，其中特别包括对如何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进行发声的认识、理解和掌握。只有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培训。

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一定的自由度。这里的“自由度”首先指的是让他们有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必须用官气、官腔、官方用语来表达我们中国的一切；其次应该给他们犯错误的自由，说错话的自由，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批评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小骂大帮忙”的原理，在实际应用中更是效能惊人。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容忍“小骂”。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则是媒体人自身必须有强烈的报国之情，在任何背景下，任何情况下，都有为国家发声的意愿和勇气。从目前看，这正是最为缺乏的。

所以要想我们的媒体在这场中西舆论战中发声，承担起与西方舆论对峙的任务和责任，国家要真正承担起多方面的责任，个人要真正做出无私的奉献。这一天何时会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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