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走出新路径
新京报
CBD高层建筑群西侧，紧邻着一片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居民社区，一路之隔，新与旧、高与低，形成强烈的反差。
但就是在这片老旧社区里面，正发生着惊人的改变。3月17日，光华里5、6号楼在彻底拆除后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意味着2栋旧楼迎来彻底的重生，其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及建筑模式、制度措施、工作机制的创新等，也是北京危旧楼综合整治史上的新突破。
通过光华里5、6号楼的试点改建，产权方也是实施主体的首开集团，无疑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北京危旧楼改建的新路径。
一次事故，老危旧楼迎来命运新转折
3月17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光华里5、6号楼所在的位置，拆后已是一片平地，四周被围挡围着，开工之后，工作人员进行测量放线等一系列工作，或许用不了多久，原地将有两栋新建筑拔地而起。
但是谁又曾想，在拆除前，在寸土寸金的CBD，这两栋楼被判定了危楼。
“每天在担惊受怕。”这是住在光华里5号楼三十余年的于先生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楼板是木地板，没做防水层，漏水严重，2014年那会，我们厕所就遭殃了，重新进行了加固。不止于此，卧室上方的楼板能清晰地看到下沉变形。”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变迁，老旧小区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光华里5、6号楼来说，2019年的一次楼板坍塌，令这两栋楼的命运迎来了大转折。
2019年8月30日，光华里5号楼发生木质楼板脱落，击穿二层楼板后掉落至首层，严重危及居民安全。事发后，朝阳区政府高度重视，指示区住建委、建外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预案，进行居民疏散、予以妥善安置，首开集团作为非经资产接收单位也第一时间参与，会同各方商讨综合整治方案。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方案修改10余次
如何整？怎么改？在此之前，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以改造为主，而危旧楼则大都是修缮加固的方式。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即便其非经平台承接了3000多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拥有改造经验，但是危旧楼的原址重建，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首开集团非经事业部非经管理部部长王劲松告诉记者，上述楼板坍塌事件发生后，朝阳区住建委、房管局、规划局以及CBD管委会、建外街道、首开集团等在短时间内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最初定下了几个方案：危楼加固、异地安置、拆除重建。但经过研究，不具备加固价值或居民异地安置的可能性。最终于2019年12月23日确定采用原拆重建的处置方案，次年的4月10日，设计方案基本定稿。
但是重建方案的设计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划、住户需求、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首开集团下属企业首华建设物业部李锐透露，前前后后方案总共修改了十余次，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不能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变合居为独居，增加独立卫浴、厨房后，原有居室使用面积会被减小，导致绝大部分住户并不同意前期的改建方案，政策与需求间很难平衡。
“转机就是‘178号文’的出现，允许适当扩建。” 李锐如是说。2020年7月1日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178号文”）明确指出，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具备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
历时16个月，80余次入户动员宣传
虽然改建之前，光华里5、6号楼仅36套住宅、共58户居民，但是改建方案收到了居民强烈的不同声音。
根据“178号文”，改建项目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其中改建意向摸底、改建设计以及实施方案征询需经不低于总户数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改建协议内容需经不低于90%的居民同意，项目方可推进。
“政策再好，资金再足，如果群众工作做不好，老百姓不认可，工作就难以推动下去。” 王劲松表示。
居民的担忧是什么？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秀伟告诉记者，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回来，几年能回来，因为他们担心房子拆了，承租权就回不来了。首华建设物业二处副经理邓武军也举例称，其中一户的老人在被疏解到宾馆后，又搬回来了，原因就是担心拆了后再也回不来。
此后，在党建引领下，首华建设物业部配合建外街道、光华里社区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群众工作，超过80次的入户动员宣传。回忆起群众工作，邓武军感慨，“居民意见大，工作不好做，我们是挨家挨户多次沟通。前期在光华里社区，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几个小伙伴就在面包车里面流动办公，及时关注住户需求。”
如何说服这些居民？“首先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惠民工程；第二是承诺拆了保证能回来，且楼层、户型位置不变，只是将合居变独居，还能改善居住条件；第三是适当增加一点面积。”张秀伟说，当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心结也就解开了。
经过多次调整与优化，改建方案赢得了居民的支持，第二轮的协议签订率三天达到100%。
改建方案通过后，在市区政府以及各级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党建引领下，项目从拆除到开工，仅用了两个月时间。首开集团城市运营集团市场部部长孙华勇表示，在改建工作的推动与落地中，朝阳区住建委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协调政策关系、进行上下级链接，使项目得以较快开工。
合居变独居，砖结构变身装配式钢结构
“首开集团发挥了自身的专业性，使得解决方案更先进，解决了老百姓的痛点。”首华建设总经理助理陈长青如是说。
随着开工建设，一年后5、6号楼或将迎来交付。改建后的新居长什么样？
在5号楼一侧的项目指挥部，视频滚动播放着改建工作进展，包括现场拆除、设计方案等。根据最终的方案，新居、旧居相比，最大的改变是在不增加房屋套数的前提下，合居变独居，终止了多年共用卫生间、厨房的状态。
对于改建方案，于先生认为“非常好”，“两户合居，非常不方便，改建后的户型是独立分居，同时适当增加了面积，改善了居住品质。
为了提升居住品质和居住体验，李锐还表示，方案由原先三单元框剪结构改建为三层钢结构坡屋面住宅楼，由原状的三层三单元改为一部楼梯的通廊设计，最大程度增加居民的套内使用面积。
方案还有哪些亮点和突破性？李锐介绍，部分楼体使用装配式结构，具有安全可靠、抗震性能好、安装简单、可循环利用等优势。同时，还进行节能设计，在外墙、屋面、地面增加保温层，采用节能型门窗。
此外，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中还在资金使用、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资金使用上，市区两级政府、产权单位承担主要成本，3户已购公房居民承担扩建成本。王劲松表示，资金上还有很多探讨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改变承租模式，以进行房改售房，这为后续实现资金平衡总结了经验。
而在制度措施上，此次旧楼改建形成了“简易低风险项目”“外套式加固”的规划申报和审批立项流程。“这简化了审批流程，缩短了项目周期。” 孙华勇说，下一步可能会出台制度性的文件。
2021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更新改造300个老旧小区、7处危旧楼房。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试点，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也为北京以危旧楼房改建的方式进行城市有机更新趟出一条新路子，形成可供其他项目借鉴的标准与范本。
【企业履责点评】
首开集团参与北京市首个危旧楼改建试点项目，凝聚各方智慧，积极摸索一条符合首都特点的危旧楼改建路径。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这项民生工程上，首开集团不断总结推广“首开经验”，多点探索美好社区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体现了国企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行业典范。
新京报
CBD高层建筑群西侧，紧邻着一片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居民社区，一路之隔，新与旧、高与低，形成强烈的反差。
但就是在这片老旧社区里面，正发生着惊人的改变。3月17日，光华里5、6号楼在彻底拆除后正式开工建设，这不仅意味着2栋旧楼迎来彻底的重生，其拆除重建、合居变独居及建筑模式、制度措施、工作机制的创新等，也是北京危旧楼综合整治史上的新突破。
通过光华里5、6号楼的试点改建，产权方也是实施主体的首开集团，无疑正在积极探索一条北京危旧楼改建的新路径。
一次事故，老危旧楼迎来命运新转折
3月17日，新京报记者来到光华里5、6号楼所在的位置，拆后已是一片平地，四周被围挡围着，开工之后，工作人员进行测量放线等一系列工作，或许用不了多久，原地将有两栋新建筑拔地而起。
但是谁又曾想，在拆除前，在寸土寸金的CBD，这两栋楼被判定了危楼。
“每天在担惊受怕。”这是住在光华里5号楼三十余年的于先生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楼板是木地板，没做防水层，漏水严重，2014年那会，我们厕所就遭殃了，重新进行了加固。不止于此，卧室上方的楼板能清晰地看到下沉变形。”
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变迁，老旧小区的居住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光华里5、6号楼来说，2019年的一次楼板坍塌，令这两栋楼的命运迎来了大转折。
2019年8月30日，光华里5号楼发生木质楼板脱落，击穿二层楼板后掉落至首层，严重危及居民安全。事发后，朝阳区政府高度重视，指示区住建委、建外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预案，进行居民疏散、予以妥善安置，首开集团作为非经资产接收单位也第一时间参与，会同各方商讨综合整治方案。
北京首例危旧楼改建，方案修改10余次
如何整？怎么改？在此之前，北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以改造为主，而危旧楼则大都是修缮加固的方式。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即便其非经平台承接了3000多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拥有改造经验，但是危旧楼的原址重建，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首开集团非经事业部非经管理部部长王劲松告诉记者，上述楼板坍塌事件发生后，朝阳区住建委、房管局、规划局以及CBD管委会、建外街道、首开集团等在短时间内召开了多次研讨会，最初定下了几个方案：危楼加固、异地安置、拆除重建。但经过研究，不具备加固价值或居民异地安置的可能性。最终于2019年12月23日确定采用原拆重建的处置方案，次年的4月10日，设计方案基本定稿。
但是重建方案的设计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划、住户需求、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首开集团下属企业首华建设物业部李锐透露，前前后后方案总共修改了十余次，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不能增加建筑面积的前提下，变合居为独居，增加独立卫浴、厨房后，原有居室使用面积会被减小，导致绝大部分住户并不同意前期的改建方案，政策与需求间很难平衡。
“转机就是‘178号文’的出现，允许适当扩建。” 李锐如是说。2020年7月1日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178号文”）明确指出，原则上居民户数比现状不增加，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具备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
历时16个月，80余次入户动员宣传
虽然改建之前，光华里5、6号楼仅36套住宅、共58户居民，但是改建方案收到了居民强烈的不同声音。
根据“178号文”，改建项目要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其中改建意向摸底、改建设计以及实施方案征询需经不低于总户数三分之二的居民同意，改建协议内容需经不低于90%的居民同意，项目方可推进。
“政策再好，资金再足，如果群众工作做不好，老百姓不认可，工作就难以推动下去。” 王劲松表示。
居民的担忧是什么？光华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秀伟告诉记者，最大的顾虑是能不能回来，几年能回来，因为他们担心房子拆了，承租权就回不来了。首华建设物业二处副经理邓武军也举例称，其中一户的老人在被疏解到宾馆后，又搬回来了，原因就是担心拆了后再也回不来。
此后，在党建引领下，首华建设物业部配合建外街道、光华里社区开展了为期16个月的群众工作，超过80次的入户动员宣传。回忆起群众工作，邓武军感慨，“居民意见大，工作不好做，我们是挨家挨户多次沟通。前期在光华里社区，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几个小伙伴就在面包车里面流动办公，及时关注住户需求。”
如何说服这些居民？“首先是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惠民工程；第二是承诺拆了保证能回来，且楼层、户型位置不变，只是将合居变独居，还能改善居住条件；第三是适当增加一点面积。”张秀伟说，当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心结也就解开了。
经过多次调整与优化，改建方案赢得了居民的支持，第二轮的协议签订率三天达到100%。
改建方案通过后，在市区政府以及各级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党建引领下，项目从拆除到开工，仅用了两个月时间。首开集团城市运营集团市场部部长孙华勇表示，在改建工作的推动与落地中，朝阳区住建委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协调政策关系、进行上下级链接，使项目得以较快开工。
合居变独居，砖结构变身装配式钢结构
“首开集团发挥了自身的专业性，使得解决方案更先进，解决了老百姓的痛点。”首华建设总经理助理陈长青如是说。
随着开工建设，一年后5、6号楼或将迎来交付。改建后的新居长什么样？
在5号楼一侧的项目指挥部，视频滚动播放着改建工作进展，包括现场拆除、设计方案等。根据最终的方案，新居、旧居相比，最大的改变是在不增加房屋套数的前提下，合居变独居，终止了多年共用卫生间、厨房的状态。
对于改建方案，于先生认为“非常好”，“两户合居，非常不方便，改建后的户型是独立分居，同时适当增加了面积，改善了居住品质。
为了提升居住品质和居住体验，李锐还表示，方案由原先三单元框剪结构改建为三层钢结构坡屋面住宅楼，由原状的三层三单元改为一部楼梯的通廊设计，最大程度增加居民的套内使用面积。
方案还有哪些亮点和突破性？李锐介绍，部分楼体使用装配式结构，具有安全可靠、抗震性能好、安装简单、可循环利用等优势。同时，还进行节能设计，在外墙、屋面、地面增加保温层，采用节能型门窗。
此外，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中还在资金使用、制度措施以及工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比如资金使用上，市区两级政府、产权单位承担主要成本，3户已购公房居民承担扩建成本。王劲松表示，资金上还有很多探讨空间，比如是否可以改变承租模式，以进行房改售房，这为后续实现资金平衡总结了经验。
而在制度措施上，此次旧楼改建形成了“简易低风险项目”“外套式加固”的规划申报和审批立项流程。“这简化了审批流程，缩短了项目周期。” 孙华勇说，下一步可能会出台制度性的文件。
2021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更新改造300个老旧小区、7处危旧楼房。对于首开集团来说，光华里5、6号楼的改建试点，改善了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也为北京以危旧楼房改建的方式进行城市有机更新趟出一条新路子，形成可供其他项目借鉴的标准与范本。
【企业履责点评】
首开集团参与北京市首个危旧楼改建试点项目，凝聚各方智慧，积极摸索一条符合首都特点的危旧楼改建路径。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这项民生工程上，首开集团不断总结推广“首开经验”，多点探索美好社区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体现了国企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行业典范。
受贿罪中的数额认定之争 ——以陈某受贿案为视角
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惩贪条例》）规定，以受贿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按照“个人贪污的数额”设置法定刑的轻重。虽然1979年的《刑法》放弃了《惩贪条例》的依据，而是以“致使国家和公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法定刑升格处罚的依据，但1982年《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决定》差不多回到了《惩贪条例》的立法模式，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惩贪规定》则彻底肯定了《惩贪条例》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内容，规定受贿罪使用贪污罪的法定刑，依据个人贪污受贿所得数额设置四档法定刑幅度。1997年《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沿用了《惩贪规定》的模式，经《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正，仍然保持了重视“违法取利”、肯定“计赃论罪”的立法模式。
1997年《刑法》对总则第26条关于共犯的处罚进行了重大修改， 共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理逐渐成为通说。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解释：“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加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淡化了“个人贪污数额”，呼应《纪要》的解释。由于《刑法》第386条规定了受贿罪依照贪污罪的处罚规定进行处罚，因此明确了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共犯按照共同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处罚原则。[阮齐林：《计赃论罪立法模式对受贿罪共犯适用的限缩》，《社会科学报刊》2019年第4期。]
受贿罪共犯的处罚原则发生变化产生以下问题：处罚原则与立法模式的冲突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共犯案件处理的分歧和争议；以共犯按照共同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处罚原则加重了受贿罪共犯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在面对以上问题时不得不有所变通：一是限缩受贿罪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对‘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论作适当突破，在必要时改为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而非共同受贿数额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一文，结合叶某受贿一案的具体案例，对受贿罪共犯的处罚原则进行讨论，并对本案中收受按揭房屋的犯罪形态及数额认定做出阐述。
一、案情介绍
事实一：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某国企总经理期间，为妹夫张某介绍的公司在陈某公司投资的项目上谋取利益。陈某与张某约定好处费一人一半，事后张某收受贿赂420.35万元，其中陈某分得131万元。
事实二：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某国企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接受孙某请托，为孙某承揽该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工程谋取利益。后陈某意欲购买某小区房产，孙某得知后送给陈某一套该小区房产以感谢其关照。该房产系孙某按揭购买，案发时尚未还清贷款。
二、提出问题
针对事实一，如何认定陈某的受贿数额？
针对事实二，如何认定陈某的犯罪形态和受贿数额？
三、作者观点
（一）事实一中陈某的受贿数额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对于非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无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人所得额”而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及“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
笔者认为，要认定陈某的受贿数额，首先应当探讨陈某是否与张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2003年的《纪要》在明确按照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同时，还指出了“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办理受贿案意见》）重申了这一规定，共同占有说成为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条件。这一条件虽然遭受到不少学界的批评，认为违背了共犯的基本原理，不当地限缩了受贿罪共犯的处罚范围[黎宏、姚培培：《论受贿罪的共同正犯》，《人民检察》2015年第19期。]。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立法模式下，对受贿罪共犯的成立依照共犯成立一般原则，并且贯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处罚原则，将会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和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处罚原则与立法模式的的冲突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共犯案件处理的分歧和争议，用共同占有说限缩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刑法对惩治受贿罪共犯规定的立法模式和处罚原则带来的矛盾。受贿罪共犯依法按照共同受贿总额适用刑罚，因此还要求对共同受贿总额有所认识，否则，即使认定成立受贿罪共犯，将不得不变通共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例外允许按个人所得数额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
在陈某受贿一案中，陈某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是陈某的妹夫，不属于近亲属范围，属于非特定关系人。如果陈某在主观上有和张某收受财物的共谋，客观上和张某共同占有了收受的财物，那么陈某和张某成立受贿罪共犯，反之则不然。在本案中，陈某在整个受贿环节中没有直接接触行贿人，一直是由张某与请托人联系，陈某并不知道张某收受了多少贿赂，从收受的贿赂金额来看，张某从请托人处一共收受了420.35万元的贿赂，陈某分得131万元，但两人之前约定了一人一半的分赃比例，陈某以自己“一半”比例分得的131万元推测张某收受了262万元，因而仅对这262万元与张某有共同占有的认识。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分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在与张某收受请托人贿赂的行为中，张某一直充当积极介绍的角色，而且从两人实际分得的数额来看，很难区分两人在受贿过程中主从犯的地位，基于我国刑罚对受贿罪共犯的立法模式考量，结合《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以下简称《研究意见》）中对于共同受贿数额认定的意见，笔者认为，陈某仅对262万元部分与张某形成受贿罪的共犯，剩余部分应当认定为张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数额，对陈某的处罚原则可以以实际分得的131万元作为受贿数额。
（二）事实二中陈某的犯罪形态和受贿数额
对于未实际支付的房屋款项部分该如何进行界定，以及是否可以将该部分金额界定为犯罪未遂，争议的实质在于，受贿案件中，该如何认定收受按揭房屋受贿的既未遂标准及受贿金额。
对于受贿物为按揭房屋的情况，实践中一般分为两种情形：（1）行贿人仅支付房屋的首付，由受贿人承担之后的还贷义务，受贿数额如何认定；（2）行贿人不仅支付房屋的首付，还承担了房屋的后续还贷义务，此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如何认定，但实践中较为常见、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情况是，案发时房屋没有还清贷款，该如何把握受贿数额和犯罪形态。一般来说，争议分为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应当是收受该房屋时房屋的全屋价值；当案发时房屋尚未还清贷款时，受贿数额为房屋的首付款和后续已经交付的房贷款的总和，犯罪形态为既遂，尚未还清的贷款金额不予评价，不存在未遂情节；
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是收受该房屋时的总价值；如果案发时房屋尚有部分贷款本金未还清的，受贿数额的计算为收受该房屋时的总价值减去现在还未还清的贷款本金，最后的数字即为受贿数额，犯罪形态为既遂，不存在未遂情节；
第三种意见认为，收受的房屋不以是否为按揭房屋影响受贿数额和犯罪形态的认定。由于行贿人是赠送房屋是为了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以求获取不正当利益，行贿人承担房屋后续的还贷义务，实质上是代替受贿人履行还贷责任，无论是全款房屋还是按揭房屋，区别仅在于行贿人使用不同的方式筹措购房资金，不影响行贿的目的就是以这套房屋的价值去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受贿数额应当以行贿人购买房屋时的合同价款作为认定标准，未还清的贷款只能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酌情考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扣除未偿还的贷款金额而影响到对受贿犯罪行为及受贿数额的完整认定；
第四种意见认为，如案发时房屋的贷款已经全部还清，受贿数额以收受该房屋时的全额价值进行认定；如案发时尚有部分贷款本金未还清的，则应以收受该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案发时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以未遂认定。[曹坚、徐玲菱：《以实质化标准认定收受房屋型受贿犯罪》，《检察日报》2017年第3版。]
笔者同意以上第四种意见。在陈某受贿一案中，陈某为请托人孙某谋取了利益，孙某赠与陈某一套房屋以表感谢，陈某该行为构成受贿罪。该套房屋系孙某按揭购买，房屋送给陈某后一直由孙某履行后续的按揭还贷义务，如果没有案发的话，这套房屋将由孙某负责还贷直至还清为止。在陈某接受这套房屋作为“好处费”时，行贿、受贿双方已经完成了权钱交易，所以，以收受这套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受贿数额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但由于案发时这套房屋尚未还清贷款，违背了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志，因而将尚未还清的贷款认定为未遂情节考量，实事求是，也利于确保罪刑相适应。
作者简介：
周弋恒律师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湘潭大学刑法学硕士，拥有深厚的刑法学功底，综合思维能力强；擅长刑事辩护，曾参与多起刑事案件，涉及的罪名包括：挪用资金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受贿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串通投标罪等。参与多家企业的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如湖南图兰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湖南天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岳阳恒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主要负责债权审核工作，擅长办理债权人申诉业务。现为湖南省岳望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目前业务领域为刑事辩护、破产重整、法律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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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惩贪条例》）规定，以受贿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按照“个人贪污的数额”设置法定刑的轻重。虽然1979年的《刑法》放弃了《惩贪条例》的依据，而是以“致使国家和公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法定刑升格处罚的依据，但1982年《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决定》差不多回到了《惩贪条例》的立法模式，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惩贪规定》则彻底肯定了《惩贪条例》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内容，规定受贿罪使用贪污罪的法定刑，依据个人贪污受贿所得数额设置四档法定刑幅度。1997年《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沿用了《惩贪规定》的模式，经《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正，仍然保持了重视“违法取利”、肯定“计赃论罪”的立法模式。
1997年《刑法》对总则第26条关于共犯的处罚进行了重大修改， 共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理逐渐成为通说。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解释：“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加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淡化了“个人贪污数额”，呼应《纪要》的解释。由于《刑法》第386条规定了受贿罪依照贪污罪的处罚规定进行处罚，因此明确了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共犯按照共同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处罚原则。[阮齐林：《计赃论罪立法模式对受贿罪共犯适用的限缩》，《社会科学报刊》2019年第4期。]
受贿罪共犯的处罚原则发生变化产生以下问题：处罚原则与立法模式的冲突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共犯案件处理的分歧和争议；以共犯按照共同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处罚原则加重了受贿罪共犯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在面对以上问题时不得不有所变通：一是限缩受贿罪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对‘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论作适当突破，在必要时改为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而非共同受贿数额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本文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一文，结合叶某受贿一案的具体案例，对受贿罪共犯的处罚原则进行讨论，并对本案中收受按揭房屋的犯罪形态及数额认定做出阐述。
一、案情介绍
事实一：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某国企总经理期间，为妹夫张某介绍的公司在陈某公司投资的项目上谋取利益。陈某与张某约定好处费一人一半，事后张某收受贿赂420.35万元，其中陈某分得131万元。
事实二：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某国企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接受孙某请托，为孙某承揽该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工程谋取利益。后陈某意欲购买某小区房产，孙某得知后送给陈某一套该小区房产以感谢其关照。该房产系孙某按揭购买，案发时尚未还清贷款。
二、提出问题
针对事实一，如何认定陈某的受贿数额？
针对事实二，如何认定陈某的犯罪形态和受贿数额？
三、作者观点
（一）事实一中陈某的受贿数额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对于非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无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人所得额”而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及“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
笔者认为，要认定陈某的受贿数额，首先应当探讨陈某是否与张某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2003年的《纪要》在明确按照受贿总额进行处罚的同时，还指出了“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办理受贿案意见》）重申了这一规定，共同占有说成为非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条件。这一条件虽然遭受到不少学界的批评，认为违背了共犯的基本原理，不当地限缩了受贿罪共犯的处罚范围[黎宏、姚培培：《论受贿罪的共同正犯》，《人民检察》2015年第19期。]。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立法模式下，对受贿罪共犯的成立依照共犯成立一般原则，并且贯彻“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处罚原则，将会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和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处罚原则与立法模式的的冲突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共犯案件处理的分歧和争议，用共同占有说限缩受贿罪共犯的认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刑法对惩治受贿罪共犯规定的立法模式和处罚原则带来的矛盾。受贿罪共犯依法按照共同受贿总额适用刑罚，因此还要求对共同受贿总额有所认识，否则，即使认定成立受贿罪共犯，将不得不变通共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例外允许按个人所得数额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
在陈某受贿一案中，陈某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张某是陈某的妹夫，不属于近亲属范围，属于非特定关系人。如果陈某在主观上有和张某收受财物的共谋，客观上和张某共同占有了收受的财物，那么陈某和张某成立受贿罪共犯，反之则不然。在本案中，陈某在整个受贿环节中没有直接接触行贿人，一直是由张某与请托人联系，陈某并不知道张某收受了多少贿赂，从收受的贿赂金额来看，张某从请托人处一共收受了420.35万元的贿赂，陈某分得131万元，但两人之前约定了一人一半的分赃比例，陈某以自己“一半”比例分得的131万元推测张某收受了262万元，因而仅对这262万元与张某有共同占有的认识。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分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黄应生：《<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司法研究与指导》2012年第2辑。]在与张某收受请托人贿赂的行为中，张某一直充当积极介绍的角色，而且从两人实际分得的数额来看，很难区分两人在受贿过程中主从犯的地位，基于我国刑罚对受贿罪共犯的立法模式考量，结合《最高法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以下简称《研究意见》）中对于共同受贿数额认定的意见，笔者认为，陈某仅对262万元部分与张某形成受贿罪的共犯，剩余部分应当认定为张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数额，对陈某的处罚原则可以以实际分得的131万元作为受贿数额。
（二）事实二中陈某的犯罪形态和受贿数额
对于未实际支付的房屋款项部分该如何进行界定，以及是否可以将该部分金额界定为犯罪未遂，争议的实质在于，受贿案件中，该如何认定收受按揭房屋受贿的既未遂标准及受贿金额。
对于受贿物为按揭房屋的情况，实践中一般分为两种情形：（1）行贿人仅支付房屋的首付，由受贿人承担之后的还贷义务，受贿数额如何认定；（2）行贿人不仅支付房屋的首付，还承担了房屋的后续还贷义务，此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如何认定，但实践中较为常见、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种情况是，案发时房屋没有还清贷款，该如何把握受贿数额和犯罪形态。一般来说，争议分为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应当是收受该房屋时房屋的全屋价值；当案发时房屋尚未还清贷款时，受贿数额为房屋的首付款和后续已经交付的房贷款的总和，犯罪形态为既遂，尚未还清的贷款金额不予评价，不存在未遂情节；
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案发时房屋已经还清贷款，受贿数额是收受该房屋时的总价值；如果案发时房屋尚有部分贷款本金未还清的，受贿数额的计算为收受该房屋时的总价值减去现在还未还清的贷款本金，最后的数字即为受贿数额，犯罪形态为既遂，不存在未遂情节；
第三种意见认为，收受的房屋不以是否为按揭房屋影响受贿数额和犯罪形态的认定。由于行贿人是赠送房屋是为了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以求获取不正当利益，行贿人承担房屋后续的还贷义务，实质上是代替受贿人履行还贷责任，无论是全款房屋还是按揭房屋，区别仅在于行贿人使用不同的方式筹措购房资金，不影响行贿的目的就是以这套房屋的价值去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受贿数额应当以行贿人购买房屋时的合同价款作为认定标准，未还清的贷款只能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酌情考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扣除未偿还的贷款金额而影响到对受贿犯罪行为及受贿数额的完整认定；
第四种意见认为，如案发时房屋的贷款已经全部还清，受贿数额以收受该房屋时的全额价值进行认定；如案发时尚有部分贷款本金未还清的，则应以收受该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案发时尚未还清的贷款本金以未遂认定。[曹坚、徐玲菱：《以实质化标准认定收受房屋型受贿犯罪》，《检察日报》2017年第3版。]
笔者同意以上第四种意见。在陈某受贿一案中，陈某为请托人孙某谋取了利益，孙某赠与陈某一套房屋以表感谢，陈某该行为构成受贿罪。该套房屋系孙某按揭购买，房屋送给陈某后一直由孙某履行后续的按揭还贷义务，如果没有案发的话，这套房屋将由孙某负责还贷直至还清为止。在陈某接受这套房屋作为“好处费”时，行贿、受贿双方已经完成了权钱交易，所以，以收受这套房屋时的价值全额认定受贿数额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但由于案发时这套房屋尚未还清贷款，违背了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志，因而将尚未还清的贷款认定为未遂情节考量，实事求是，也利于确保罪刑相适应。
作者简介：
周弋恒律师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湘潭大学刑法学硕士，拥有深厚的刑法学功底，综合思维能力强；擅长刑事辩护，曾参与多起刑事案件，涉及的罪名包括：挪用资金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受贿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诈骗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串通投标罪等。参与多家企业的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如湖南图兰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湖南天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岳阳恒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主要负责债权审核工作，擅长办理债权人申诉业务。现为湖南省岳望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目前业务领域为刑事辩护、破产重整、法律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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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暂停上市，金融业务杠杆过大。
2020年7月13号，“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常情况下上市流程，各阶段的大致时间为：从筹划改制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需6个月左右，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间可以缩短;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制作申请文件，约需3至4个月;从中国证监会审核到发行上市理论上约需3至4个月，但实际操作时间往往会有较大变动。蚂蚁集团上市受到市场关注，前期已经完成设立股份制了，后期就是保荐机构尽调，和申报上市；市场普遍预期10月蚂蚁将会完成上市布局。
2020.08.21，蚂蚁集团申请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包括普通股、优先股等各类股票及股票的派生形式，证监会已接收审批材料；
2020.08.25#蚂蚁集团申请沪港两地上市#【蚂蚁集团申请在香港和上海进行大型IPO交易】据港交所文件，#蚂蚁集团已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蚂蚁集团A股IPO拟融资480亿元人民币。
2020.9月7日晚，上交所披露了蚂蚁集团科创板IPO首轮问询回复。从8月30日蚂蚁集团被问询，到9月7日披露问询回复，仅仅过去6个工作日。蚂蚁集团对监管提出的6大类21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涵盖股权结构、员工激励、业务模式、合规风险、数据安全、同业竞争等诸多问题。
8月25日晚，上交所受理蚂蚁集团科创板上市申请，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为联合保荐机构。同日，蚂蚁集团向香港联交所递交招股申请文件。消息称，蚂蚁集团最早10月将正式实现A+H两地上市，或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10月22日公布发行时间表，10.26日确定发行价并路演，10.29日申购日
11.4日蚂蚁被暂停上市，等待后续发展
1、保险板块集体利好，基本都参股了蚂蚁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参股1.06%，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参股0.24%，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参股0.74%，中国人保通过人保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0.54%，新华人寿保险参股0.42%。
健康元：出资7334万，比例7.3267%，参股上海经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借此入股蚂蚁金服。
新朋股份：5亿设立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蚂蚁金服。
张江高科：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二期(壹)(有限合伙)参与蚂蚁金服项目投资，出资额已达到12亿元。根据公告，张江高科通过全资子公司投资该项目。
大斌点评：健康元、新鹏股份、张江高科是我看好能热炒的三个个股，大斌建议：这波调整后，可以继续买进一部分仓位，控制整体资金的五成以下；对于中长线能持仓的可以在这次调整企稳后进场等待国庆节后蚂蚁上市消息，节后企稳后是进场良机，有持仓进场拿住个股，等待蚂蚁上市消息。
2、蚂蚁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或者参股公司
润和软件---18年1月与蚂蚁金融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新开普---于2019年1月6日，新开普与蚂蚁金服全资子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上海云鑫成为新开普第二大股东。
宇信科技 ----19年3月11日，互动平台称阿里云、蚂蚁集团为公司战略合作伙伴，旨在共同推进云计算、数字金融微服务。
雄帝科技---蚂蚁集团合作;18年6月，与支付宝签订合作协议，共建乘车码产业链。
科蓝软件---于2019年1月，与蚂蚁金服战略合作，联合发布移动金融逸平台；3月，蚂蚁金服子公司上海云鑫于3月18日通过大宗交易买入公司3.4%股份，
恒生电子---上海云鑫合计持股8.41%。
君正集团---旗下的天弘基金联手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宝，目前持有天弘基金15.6%的股权，而蚂蚁金服持有天弘基金51%的股权。
华数传媒---蚂蚁集团参股;实控人为马云和史玉柱的杭州云溪投资合伙企业，以65.36亿入股公司获得20%股份。
大斌点评：概念题材炒作，这个后期也会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参股蚂蚁
湘邮科技（600476）：控股股东中国邮政，通过旗下的中邮投资持有蚂蚁金服约5%的股权，为仅次于社保基金的第二大战略投资者。
京能电力（600578）、京能置业（600791）：控股股东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参与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而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投资参与蚂蚁金服私有化。
合肥城建：控股股东兴泰控股通过参股建信信托，成为海南建银建信的间接股东，而海南建银建信正是蚂蚁金服的股东之一。
大斌点评：跟风炒作 ，其实上市公司和蚂蚁集团啥关系都没有，控股股东参股和这上市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等蚂蚁开始上市也就是搏一搏眼球之类的了。。
附图（蚂蚁相关个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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