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生：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来了吗？
来源：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范城恺（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2020年4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涨，目前主要商品价格已经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且大部分类别商品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本轮大宗商品周期为何开启？新一轮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是否已至？
1、 商品周期已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金融属性，即疫情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美元贬值的同时，商品价格“水涨船高”。二是经济属性，即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商品的真实需求恢复，商品价格在阶段性供需矛盾中上涨；三是经济转型，即全球环保政策与基建计划，衍生出对部分商品（如“新能源金属”等）的新需求，进一步抬升商品价格。
2、 商品“超级周期”未至，或有四方面限制：
1）需求侧的边界。历史上，“超级周期”形成通常需要需求端的强大支撑。但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需求端的恢复程度有边界。据IMF最新预测，发达经济体GDP水平（不是增速）在2021Q3时可能仍不及2019Q4水平；到2022年，全球经济体量受疫情影响将少增长3.7%；据EIA最新预测，全球液体燃料需求可能在2023年以后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因此，未来1-2年，支撑“超级周期”的需求基础或不够牢固。
2）供给侧的弹性。一方面，主要产油国有客观能力快速增加石油供给。据EIA最新预测，2021年一季度OPEC的闲置产能（30天内可投产并至少持续90天的产量）仍超过700万桶/日，远超2009年下半年400万桶/日的历史高位。另一方面，遏制通胀、地缘政治等因素，亦可能驱使产油国增加供给。假如，国际油价涨得过快过高，美国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会急剧攀升，历史上WTI油价与美国CPI走势有很强的相关性；俄罗斯的石油市场份额小于沙特和美国，或有增加产量的主观意愿；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美俄关系趋于紧张，不排除俄罗斯通过增产以遏制对手的可能。
3）美元的变数。2020年疫情后，由于美联储大规模扩表，叠加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美元指数持续走弱。然而，2021年以来，随着拜登上台、疫情防控加严、疫苗推广加速、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未来大规模基建计划有望推行等，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或更有信心。IMF在2021年1月更新预测，预计2021年美国与全球GDP增速差距由2.07缩小至0.37个百分点；2022-2025年该数字在1.57-1.74区间，这与2016-2017年的水平相当（对应美元指数在97左右）。
4）“绿色泡沫”的风险。前期，部分“绿色商品”涨价除因供需紧张外，还受到市场乐观情绪助推。例如，2020年3月以来，原油和铜的价格均快速上涨。但不同的是，在此过程中，WTI原油期货多头持仓占比持续下降，COMEX铜期货多头持仓占比显著上升。这说明，铜价上涨有部分来自资本市场的炒作与助推。假如，未来铜的需求释放节奏放缓、供需矛盾没有进一步扩大，铜价很可能在市场风险偏好的回落中经历波动与下挫。
结论：目前对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仍需谨慎。随着美国及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周期逐渐充分，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日增，可能进一步抑制风险偏好。届时，真实的供需关系才是商品定价的关键。不排除部分商品（譬如铜）的供需矛盾仍存、价格维持高位，但人为的供给限制、“绿色泡沫”等因素可能淡化甚至褪去，最终可能使不同品种的商品价格呈现分化。此外，随着货币政策、原油限产等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警惕部分大宗商品急涨后急跌的可能。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发展与疫苗效果不及预期，全球经济与需求恢复节奏超预期，商品供给调整能力不及预期，美联储政策变化超预期等。
2020年4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进入了新一轮涨价周期。IMF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全部商品指数上涨了67%，其中能源指数涨172%、原油指数涨170%，非能源指数涨31%，铜、铁矿、银等金属分别涨67%、94%和82%（图表1）。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主要商品价格已经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对比2021年2月和2020年2月的IMF大宗商品指数，全部商品指数比疫情前高出27%，能源指数高30%、非能源高25%，天然气、铁矿、银、铜等细分商品指数涨幅则更加明显（图表2）。
图片
面对疫后超预期的商品价格走势，以高盛、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投资机构不断向市场传达，新一轮商品“超级周期”已至，并引发市场热议。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为何上涨？商品“超级周期”真的来了吗？
一、商品周期已来
本轮商品周期启动，可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金融属性，即疫情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叠加美元贬值，商品价格“水涨船高”；二是经济属性，即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商品真实需求恢复，商品价格在阶段性供需矛盾中上涨；三是经济转型，即全球环保政策与基建计划，衍生出对部分商品（如“新能源”金属等）的新需求，进一步抬升商品价格。
1、金融属性
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放水”，商品价格 “水涨船高”。货币供应量增加，意味着商品购买力客观上得到加持，加上货币宽松创造更多需求，容易催化商品价格上涨。2000年以来，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广义货币（M2）合计值（美元计）同比增长显著时，RJ/CRB商品价格指数大概率走强（图表3）。2014-2015年三大经济体M2同比负增长时，商品价格持续下挫。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主要经济体央行集体“大放水”，2020年12月以来美欧日M2同比增速超过20%、且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增速。
详情链接：https://t.cn/A6t1wgcC
来源：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范城恺（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2020年4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涨，目前主要商品价格已经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且大部分类别商品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本轮大宗商品周期为何开启？新一轮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是否已至？
1、 商品周期已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金融属性，即疫情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美元贬值的同时，商品价格“水涨船高”。二是经济属性，即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商品的真实需求恢复，商品价格在阶段性供需矛盾中上涨；三是经济转型，即全球环保政策与基建计划，衍生出对部分商品（如“新能源金属”等）的新需求，进一步抬升商品价格。
2、 商品“超级周期”未至，或有四方面限制：
1）需求侧的边界。历史上，“超级周期”形成通常需要需求端的强大支撑。但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需求端的恢复程度有边界。据IMF最新预测，发达经济体GDP水平（不是增速）在2021Q3时可能仍不及2019Q4水平；到2022年，全球经济体量受疫情影响将少增长3.7%；据EIA最新预测，全球液体燃料需求可能在2023年以后才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因此，未来1-2年，支撑“超级周期”的需求基础或不够牢固。
2）供给侧的弹性。一方面，主要产油国有客观能力快速增加石油供给。据EIA最新预测，2021年一季度OPEC的闲置产能（30天内可投产并至少持续90天的产量）仍超过700万桶/日，远超2009年下半年400万桶/日的历史高位。另一方面，遏制通胀、地缘政治等因素，亦可能驱使产油国增加供给。假如，国际油价涨得过快过高，美国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会急剧攀升，历史上WTI油价与美国CPI走势有很强的相关性；俄罗斯的石油市场份额小于沙特和美国，或有增加产量的主观意愿；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美俄关系趋于紧张，不排除俄罗斯通过增产以遏制对手的可能。
3）美元的变数。2020年疫情后，由于美联储大规模扩表，叠加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美元指数持续走弱。然而，2021年以来，随着拜登上台、疫情防控加严、疫苗推广加速、1.9万亿财政刺激落地、未来大规模基建计划有望推行等，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或更有信心。IMF在2021年1月更新预测，预计2021年美国与全球GDP增速差距由2.07缩小至0.37个百分点；2022-2025年该数字在1.57-1.74区间，这与2016-2017年的水平相当（对应美元指数在97左右）。
4）“绿色泡沫”的风险。前期，部分“绿色商品”涨价除因供需紧张外，还受到市场乐观情绪助推。例如，2020年3月以来，原油和铜的价格均快速上涨。但不同的是，在此过程中，WTI原油期货多头持仓占比持续下降，COMEX铜期货多头持仓占比显著上升。这说明，铜价上涨有部分来自资本市场的炒作与助推。假如，未来铜的需求释放节奏放缓、供需矛盾没有进一步扩大，铜价很可能在市场风险偏好的回落中经历波动与下挫。
结论：目前对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仍需谨慎。随着美国及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周期逐渐充分，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向的担忧日增，可能进一步抑制风险偏好。届时，真实的供需关系才是商品定价的关键。不排除部分商品（譬如铜）的供需矛盾仍存、价格维持高位，但人为的供给限制、“绿色泡沫”等因素可能淡化甚至褪去，最终可能使不同品种的商品价格呈现分化。此外，随着货币政策、原油限产等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警惕部分大宗商品急涨后急跌的可能。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发展与疫苗效果不及预期，全球经济与需求恢复节奏超预期，商品供给调整能力不及预期，美联储政策变化超预期等。
2020年4月以来，全球大宗商品进入了新一轮涨价周期。IMF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全部商品指数上涨了67%，其中能源指数涨172%、原油指数涨170%，非能源指数涨31%，铜、铁矿、银等金属分别涨67%、94%和82%（图表1）。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主要商品价格已经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对比2021年2月和2020年2月的IMF大宗商品指数，全部商品指数比疫情前高出27%，能源指数高30%、非能源高25%，天然气、铁矿、银、铜等细分商品指数涨幅则更加明显（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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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后超预期的商品价格走势，以高盛、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投资机构不断向市场传达，新一轮商品“超级周期”已至，并引发市场热议。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为何上涨？商品“超级周期”真的来了吗？
一、商品周期已来
本轮商品周期启动，可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金融属性，即疫情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叠加美元贬值，商品价格“水涨船高”；二是经济属性，即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商品真实需求恢复，商品价格在阶段性供需矛盾中上涨；三是经济转型，即全球环保政策与基建计划，衍生出对部分商品（如“新能源”金属等）的新需求，进一步抬升商品价格。
1、金融属性
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放水”，商品价格 “水涨船高”。货币供应量增加，意味着商品购买力客观上得到加持，加上货币宽松创造更多需求，容易催化商品价格上涨。2000年以来，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广义货币（M2）合计值（美元计）同比增长显著时，RJ/CRB商品价格指数大概率走强（图表3）。2014-2015年三大经济体M2同比负增长时，商品价格持续下挫。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主要经济体央行集体“大放水”，2020年12月以来美欧日M2同比增速超过20%、且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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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没那么强的生产，没那么弱的需求
来源：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张德礼（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除公布同比外，考虑到去年低基数导致同比读数大幅回升，也公布了和2019年1-2月的比值，以及2019到2021这两年的平均增速。
1、 前两个月的工业生产并没有显著超过季节性，“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提振不及预期。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35.1%，而根据2018年和2019年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环比均值计算，其同比增速也会达到32.7%，实际增速仅高出2.4个百分点。“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拉动效果有限，原因一是近期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尤其是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有压制；原因二是就地过年的工人，劳动参与率可能不高。
2、 房地产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再度构成拖累。1-2月固定资产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为1.7%，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为7.6%，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为-0.7%，制造业投资增速为-3.0%。剔除掉基数原因后，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还有韧性，地产销售不弱，开发商通过销售回款补充现金流的渠道仍属畅通，这从1-2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的两年平均增速为11.7%，处于2015年以来同期的高位中即可看出。1-2月全口径基建投资表现较弱，与财政资金投放较晚有关，预计后续将得到缓和。类比2018年制造业投资逆势回升，我们认为今年制造业投资还有较大回升空间。
3、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3.2%，其中汽车为5.8%，是消费的重要支撑。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恢复节奏继续慢于商品零售。我们认为后续消费将继续修复：一是餐饮服务与疫情前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预计这部分消费将逐步回归正常；二是内外需求都有支撑，这决定了1-2月失业率回升只是季节性的，就业市场好转也会逐步向居民消费传导。
去年极低基数给解读今年1-2月的经济数据增加了难度。抛去基数原因后，我们认为生产没有那么强，需求也没有那么弱。从实际需求的角度看，海外供需缺口对中国出口继续有支撑，制造业企业有资本开支的诉求；“两会”后地方专项债恢复发行，且额度不低，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好转也会看到正面效果；由于房企能够通过销售回款补充现金流，建安投资明显回落的可能性也很小。在终端需求不弱的情况下，企业也会有动力去生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总量的需求不足，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化、工业和消费分化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政策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和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如果随着海外经济复苏逐渐充分，中国出口注定面临转弱（我们判断时点在三季度），那么就需要尽快促使国内市场主体恢复元气，避免下半年经济增长动能显著转弱。这也是政策“不急转弯”的根本所在。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中国1-2月经济数据，除公布同比外，考虑到去年低基数导致同比读数大幅回升，也公布了与2019年1-2月的比值，以及2019到2021这两年的平均增速。
1、生产没那么强
先来看反映生产状况的工业增加值，它算不上强劲。今年前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1%，比2019年1-2月增长16.9%，两年平均增长8.1%，处于近年来同期的较高水平，与2020年四季度相比也有明显提升。乍一看工业生产还不错，但如果考虑到“就地过年”，这个数据不能说强，只是比季节性好一点。从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环比来看，工业生产具有季节性规律，如果用2018年和2019年1-2月的环比均值-14.1%和-26.0%来计算的话，今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32.7%，只比实际值低2.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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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2月官方制造业PMI生产指数大幅回落所显示的“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提振不及预期相一致。2月官方制造业PMI生产指数从53.5大幅下滑到51.9，降幅明显超过2011年到2019年这10年春节所在月的环比下降均值0.9。我们认为，“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推动较弱，原因一是近期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尤其是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有压制；原因二是就地过年的工人，其劳动参与率可能也不高。国家统计局在解读2月制造业PMI数据时，提到2月反映“劳动力成本高”和“劳动力供应不足”的企业比重分别为36.2%和18.3%，都是近期高点。
三大工业门类中，制造业表现最为亮眼，1-2月的增加值同比增长39.5%。对比来看，前两个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9.8%。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主要原因是今年前两个月出口比较强，带动1-2月工业企业的产销率攀升到98.5%，这是2001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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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后续形势如何，取决于需求情况。我们认为，内外需求继续修复，将推动上半年中国工业生产保持高景气。外需方面，海外疫苗接种加快、美国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出台，这些都将支撑中国出口；内需方面，制造业投资继续反弹，房地产建安投资仍有韧性，消费也还有较大的恢复空间。
详情链接：https://t.cn/A6tue0Dv
来源：钟正生经济分析
平安首经团队：钟正生/张璐/张德礼（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除公布同比外，考虑到去年低基数导致同比读数大幅回升，也公布了和2019年1-2月的比值，以及2019到2021这两年的平均增速。
1、 前两个月的工业生产并没有显著超过季节性，“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提振不及预期。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35.1%，而根据2018年和2019年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环比均值计算，其同比增速也会达到32.7%，实际增速仅高出2.4个百分点。“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拉动效果有限，原因一是近期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尤其是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有压制；原因二是就地过年的工人，劳动参与率可能不高。
2、 房地产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再度构成拖累。1-2月固定资产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速为1.7%，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为7.6%，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为-0.7%，制造业投资增速为-3.0%。剔除掉基数原因后，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还有韧性，地产销售不弱，开发商通过销售回款补充现金流的渠道仍属畅通，这从1-2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的两年平均增速为11.7%，处于2015年以来同期的高位中即可看出。1-2月全口径基建投资表现较弱，与财政资金投放较晚有关，预计后续将得到缓和。类比2018年制造业投资逆势回升，我们认为今年制造业投资还有较大回升空间。
3、 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平均增速为3.2%，其中汽车为5.8%，是消费的重要支撑。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恢复节奏继续慢于商品零售。我们认为后续消费将继续修复：一是餐饮服务与疫情前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预计这部分消费将逐步回归正常；二是内外需求都有支撑，这决定了1-2月失业率回升只是季节性的，就业市场好转也会逐步向居民消费传导。
去年极低基数给解读今年1-2月的经济数据增加了难度。抛去基数原因后，我们认为生产没有那么强，需求也没有那么弱。从实际需求的角度看，海外供需缺口对中国出口继续有支撑，制造业企业有资本开支的诉求；“两会”后地方专项债恢复发行，且额度不低，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好转也会看到正面效果；由于房企能够通过销售回款补充现金流，建安投资明显回落的可能性也很小。在终端需求不弱的情况下，企业也会有动力去生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总量的需求不足，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化、工业和消费分化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政策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和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如果随着海外经济复苏逐渐充分，中国出口注定面临转弱（我们判断时点在三季度），那么就需要尽快促使国内市场主体恢复元气，避免下半年经济增长动能显著转弱。这也是政策“不急转弯”的根本所在。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中国1-2月经济数据，除公布同比外，考虑到去年低基数导致同比读数大幅回升，也公布了与2019年1-2月的比值，以及2019到2021这两年的平均增速。
1、生产没那么强
先来看反映生产状况的工业增加值，它算不上强劲。今年前两个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1%，比2019年1-2月增长16.9%，两年平均增长8.1%，处于近年来同期的较高水平，与2020年四季度相比也有明显提升。乍一看工业生产还不错，但如果考虑到“就地过年”，这个数据不能说强，只是比季节性好一点。从工业增加值定基指数的环比来看，工业生产具有季节性规律，如果用2018年和2019年1-2月的环比均值-14.1%和-26.0%来计算的话，今年1-2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有32.7%，只比实际值低2.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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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2月官方制造业PMI生产指数大幅回落所显示的“就地过年”对工业生产的提振不及预期相一致。2月官方制造业PMI生产指数从53.5大幅下滑到51.9，降幅明显超过2011年到2019年这10年春节所在月的环比下降均值0.9。我们认为，“就地过年”倡议对工业生产的推动较弱，原因一是近期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尤其是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有压制；原因二是就地过年的工人，其劳动参与率可能也不高。国家统计局在解读2月制造业PMI数据时，提到2月反映“劳动力成本高”和“劳动力供应不足”的企业比重分别为36.2%和18.3%，都是近期高点。
三大工业门类中，制造业表现最为亮眼，1-2月的增加值同比增长39.5%。对比来看，前两个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19.8%。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主要原因是今年前两个月出口比较强，带动1-2月工业企业的产销率攀升到98.5%，这是2001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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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后续形势如何，取决于需求情况。我们认为，内外需求继续修复，将推动上半年中国工业生产保持高景气。外需方面，海外疫苗接种加快、美国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出台，这些都将支撑中国出口；内需方面，制造业投资继续反弹，房地产建安投资仍有韧性，消费也还有较大的恢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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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公司，人才厚度国内没有公司可媲美！
最近云南白药发布系列公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董明为公司首席执行官。董明前一个岗位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之前，华为还有李晓涛当华中数控CEO，紫光展锐CEO楚庆也是华为出去的。据说做得挺不错。
但是，实际上，董明在华为排名不高，估计100名以外，因为他之前有一堆地区部总裁、产品线总裁、职能部门总裁，董事会成员等等。而李晓涛和楚庆也没有入列过华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也就是说，华为一个普通高管，到一些上市公司就做得很好了，华为背后的人才成长和训练让人惊讶。
华为之前有十多个地区部、十多个产品线、几十个职能部门、近百代表处。一个地区部就有总裁、销售副总裁、产品副总裁、交付与服务副总裁、人力资源副总裁，CFO等等高管群体；代表处也一样有这些人。
华为代表处那些人能力也不弱，经常可以见对方运营商总裁、董事长，对方国家部委部长乃至总统等。就像很多外企在中国的总裁副总裁一样。因此华为独特的产品体系和广阔的市场体系，培育了大量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
而华为职能部门，大家比较清楚的是HR体系，很多大公司都是拿这些体系过去，效果明显，因为华为比较清楚的理顺了人才激励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经常被低估的华为财经体系，华为是目前极少可以做到经营情况第二天就马上实时监控的大公司，数字化财务极其厉害。华为账上跑的资金流相当于一个规模不小的银行了。
而华为的产品线体系，很容易开发一个产品，成功一个产品，进入国内前三是最基本的，往往都是剑指第一，这里面的流程、制度、人才匹配无敌。如果一次成功是偶然，规律性成功那就是平台和制度了；华为产品开发体系强就强在能把偶然性不断挖掘总结为必然性。
所以类似徐直军余承东董事会这一层的人才，他们出去给人干，那都是签约就可以拿几十上百亿的期权，他们留在华为，其实是对华为独特的贡献。这类人才，那个大型上市公司一签约，估计涨停都可能，一下子就给股东带来直接收益。但是他们在华为收入其实和一些上市公司CEO是低的，因为任总自己都上不了百富榜。
所以，只要华为这个平台在，华为人才继续会涌出，且一定可以熬过芯片全国产化这个门槛，并再次发扬光大。这一次过去，那就真是扎到根和捅破天了，技术上再也不会被他们卡脖子了。
最近云南白药发布系列公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董明为公司首席执行官。董明前一个岗位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之前，华为还有李晓涛当华中数控CEO，紫光展锐CEO楚庆也是华为出去的。据说做得挺不错。
但是，实际上，董明在华为排名不高，估计100名以外，因为他之前有一堆地区部总裁、产品线总裁、职能部门总裁，董事会成员等等。而李晓涛和楚庆也没有入列过华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也就是说，华为一个普通高管，到一些上市公司就做得很好了，华为背后的人才成长和训练让人惊讶。
华为之前有十多个地区部、十多个产品线、几十个职能部门、近百代表处。一个地区部就有总裁、销售副总裁、产品副总裁、交付与服务副总裁、人力资源副总裁，CFO等等高管群体；代表处也一样有这些人。
华为代表处那些人能力也不弱，经常可以见对方运营商总裁、董事长，对方国家部委部长乃至总统等。就像很多外企在中国的总裁副总裁一样。因此华为独特的产品体系和广阔的市场体系，培育了大量独当一面的优秀人才。
而华为职能部门，大家比较清楚的是HR体系，很多大公司都是拿这些体系过去，效果明显，因为华为比较清楚的理顺了人才激励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经常被低估的华为财经体系，华为是目前极少可以做到经营情况第二天就马上实时监控的大公司，数字化财务极其厉害。华为账上跑的资金流相当于一个规模不小的银行了。
而华为的产品线体系，很容易开发一个产品，成功一个产品，进入国内前三是最基本的，往往都是剑指第一，这里面的流程、制度、人才匹配无敌。如果一次成功是偶然，规律性成功那就是平台和制度了；华为产品开发体系强就强在能把偶然性不断挖掘总结为必然性。
所以类似徐直军余承东董事会这一层的人才，他们出去给人干，那都是签约就可以拿几十上百亿的期权，他们留在华为，其实是对华为独特的贡献。这类人才，那个大型上市公司一签约，估计涨停都可能，一下子就给股东带来直接收益。但是他们在华为收入其实和一些上市公司CEO是低的，因为任总自己都上不了百富榜。
所以，只要华为这个平台在，华为人才继续会涌出，且一定可以熬过芯片全国产化这个门槛，并再次发扬光大。这一次过去，那就真是扎到根和捅破天了，技术上再也不会被他们卡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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