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惠能大师的修行之路
从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到佛教历史上的一代祖师，惠能大师的一生，是智慧的一生，逆袭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一切对答，初显智慧
在求法之前，惠能本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樵夫，一天惠能在送柴途中，听到有人口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有所悟，决心前往黄梅礼佛求法，他安置好母亲，历经三十余日，终于来到黄梅礼拜五祖，跟五祖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答。
五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洲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獦獠，gě，liáo，意为打渔砍柴的夷蛮）
惠能的回答，直契佛法的核心，佛法讲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惠能虽一字不识，对佛法却有着非凡的根性，在这次问答中初显智慧，这也让他受到五祖的重视，安排他到后院碓房劈柴舂米，在日常俗事中修行，为后来的“顿悟”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首禅偈，见性成佛
惠能能够得五祖传法，继承祖衣，成为禅宗六祖，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首偈子。在黄梅五祖寺，惠能勤勤恳恳舂了八个月的米后，五祖弘忍大师集合门人，让大家依据各自的修行体会，各作一首禅偈，以此来确定禅宗衣钵继承人，在寺院里德高望重。
呼声最高的教授师神秀禅师，在众人的期盼下作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令人诵读此偈，说依此修行可免堕恶道，有大利益，但对于神秀禅师，五祖嘱咐，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令他再作一首新偈子。
还未出家受戒的惠能，听到有人在诵念神秀的偈子，觉得神秀的偈语，虽然也有利于修行，但还未能契悟佛意，领悟心性空寂的道理，于是也作偈一首，请人代为书写在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神秀的偈语肯定自己身心的存在，认为只要不断修行，就能达到觉悟成佛，而惠能的偈子，认为自己的身、心，以及万事万物都是空幻不实的，只有人人都具有的佛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最终，惠能凭借这首禅偈，凭借自己对佛法洞彻的理解，赢得了五祖的赏识。得以继承衣钵和法脉
一次点拨，了悟自性
在惠能写下偈子的第二日，五祖悄悄来到碓坊，见惠能仍如往常一样在舂米，便问：“米舂熟了吗？”
惠能答道：“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暗喻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只待师父的点拨，五祖用手杖敲了三下便离开，惠能心领神会，当夜三更来见五祖，五祖当即为他讲解《金刚经》，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惠能言下大悟，对五祖说了五句话。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不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这五句话肯定了自性的重要，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五祖知道惠能已经了悟了本心自性，当即授予衣钵，赠他一首偈子“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并渡他过江，嘱咐其此去一路向南，不要急于出来弘法，以免遭人迫害。
一句禅语，折服众僧
惠能得法后，遵循五祖教诲南归隐遁，躲避于猎人队伍中，遇适宜时机潜移默化演说佛法，隐身十余年后，惠能见因缘成熟，决定出山弘法。
当他来到广州法性寺时，正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时有微风吹动经幡，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惠能即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一句话折服了在场的僧众，印宗法师觉得惠能非平凡之辈，便请他到禅堂探问深义，惠能即拿出衣钵，表明自己传承人的身份，印宗法师便为惠能剃度，并拜惠能为师。
一具肉身，千年不坏
从此，惠能便在岭南一代弘法，大倡顿悟法门，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逐渐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系，六祖惠能一生说法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
唐先天二年，即将入灭的惠能大师，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新洲，在新洲大国恩寺打坐入定，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吾行矣”，坐化圆寂，留下金刚不坏的肉身。
后来真身从新洲迎回曹溪宝林寺，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韶关南华禅寺，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六祖惠能的真身却依旧端坐不坏，供后人瞻仰。
一部经典，流传后世
在佛教中，只有佛的言说才称为“经”，但《六祖坛经》是唯一的例外，可见这部经典在佛教中的地位，《六祖坛经》是一部，由其弟子法海等禅师，以惠能大师讲经为核心，依据其言行开示汇集而成的，是佛教唯一一本中国僧人所著，而被佛教界和学术界共同称之为经的禅宗著作。
《六祖坛经》可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是在大梵寺，绍自己得法传法的事迹，并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第二部分介绍六祖惠能回曹溪山后，传授“无相戒”；第三部分是六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
《六祖坛经》的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内容丰富，文字通俗，以深入人心的方式，阐述人人皆有佛性，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的思想。
从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到佛教历史上的一代祖师，惠能大师的一生，是智慧的一生，逆袭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一切对答，初显智慧
在求法之前，惠能本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樵夫，一天惠能在送柴途中，听到有人口诵《金刚经》，一闻经语，心有所悟，决心前往黄梅礼佛求法，他安置好母亲，历经三十余日，终于来到黄梅礼拜五祖，跟五祖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答。
五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洲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獦獠，gě，liáo，意为打渔砍柴的夷蛮）
惠能的回答，直契佛法的核心，佛法讲众生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惠能虽一字不识，对佛法却有着非凡的根性，在这次问答中初显智慧，这也让他受到五祖的重视，安排他到后院碓房劈柴舂米，在日常俗事中修行，为后来的“顿悟”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首禅偈，见性成佛
惠能能够得五祖传法，继承祖衣，成为禅宗六祖，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一首偈子。在黄梅五祖寺，惠能勤勤恳恳舂了八个月的米后，五祖弘忍大师集合门人，让大家依据各自的修行体会，各作一首禅偈，以此来确定禅宗衣钵继承人，在寺院里德高望重。
呼声最高的教授师神秀禅师，在众人的期盼下作了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令人诵读此偈，说依此修行可免堕恶道，有大利益，但对于神秀禅师，五祖嘱咐，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令他再作一首新偈子。
还未出家受戒的惠能，听到有人在诵念神秀的偈子，觉得神秀的偈语，虽然也有利于修行，但还未能契悟佛意，领悟心性空寂的道理，于是也作偈一首，请人代为书写在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神秀的偈语肯定自己身心的存在，认为只要不断修行，就能达到觉悟成佛，而惠能的偈子，认为自己的身、心，以及万事万物都是空幻不实的，只有人人都具有的佛性，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最终，惠能凭借这首禅偈，凭借自己对佛法洞彻的理解，赢得了五祖的赏识。得以继承衣钵和法脉
一次点拨，了悟自性
在惠能写下偈子的第二日，五祖悄悄来到碓坊，见惠能仍如往常一样在舂米，便问：“米舂熟了吗？”
惠能答道：“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暗喻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只待师父的点拨，五祖用手杖敲了三下便离开，惠能心领神会，当夜三更来见五祖，五祖当即为他讲解《金刚经》，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惠能言下大悟，对五祖说了五句话。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不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这五句话肯定了自性的重要，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五祖知道惠能已经了悟了本心自性，当即授予衣钵，赠他一首偈子“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并渡他过江，嘱咐其此去一路向南，不要急于出来弘法，以免遭人迫害。
一句禅语，折服众僧
惠能得法后，遵循五祖教诲南归隐遁，躲避于猎人队伍中，遇适宜时机潜移默化演说佛法，隐身十余年后，惠能见因缘成熟，决定出山弘法。
当他来到广州法性寺时，正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时有微风吹动经幡，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惠能即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一句话折服了在场的僧众，印宗法师觉得惠能非平凡之辈，便请他到禅堂探问深义，惠能即拿出衣钵，表明自己传承人的身份，印宗法师便为惠能剃度，并拜惠能为师。
一具肉身，千年不坏
从此，惠能便在岭南一代弘法，大倡顿悟法门，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逐渐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系，六祖惠能一生说法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
唐先天二年，即将入灭的惠能大师，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新洲，在新洲大国恩寺打坐入定，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吾行矣”，坐化圆寂，留下金刚不坏的肉身。
后来真身从新洲迎回曹溪宝林寺，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韶关南华禅寺，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六祖惠能的真身却依旧端坐不坏，供后人瞻仰。
一部经典，流传后世
在佛教中，只有佛的言说才称为“经”，但《六祖坛经》是唯一的例外，可见这部经典在佛教中的地位，《六祖坛经》是一部，由其弟子法海等禅师，以惠能大师讲经为核心，依据其言行开示汇集而成的，是佛教唯一一本中国僧人所著，而被佛教界和学术界共同称之为经的禅宗著作。
《六祖坛经》可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是在大梵寺，绍自己得法传法的事迹，并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第二部分介绍六祖惠能回曹溪山后，传授“无相戒”；第三部分是六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
《六祖坛经》的中心主张，是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内容丰富，文字通俗，以深入人心的方式，阐述人人皆有佛性，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的思想。
从旗主、议政、用兵三个方面，解读清初宗室王公的权势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数十年的征伐，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兵锋直指中原。在创业期间，他的子侄们冲锋于阵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后金政权权势显赫的王公。
尽管自康熙以后，清代的宗室权力被加以限制，但在清初乃至关外时期，这些宗室王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局。我们就以关外时期为例，来梳理一下八旗王公贵族的权势和地位。
旗主之权
以王公为核心的宗室贵族，统辖旗人，议处政务，率军出征，分取俘获，是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而掌管八旗是宗室王公巩固统治和扩展势力的先决条件。
宗室王公对八旗牛录的占有，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小贝勒”分别管辖若干牛录，另一个是“旗主贝勒”各主一旗或二旗。
在后金国的建立过程中，努尔哈赤沿袭女真旧有的“牛录制”，改组扩大，将全部女真人和一些蒙古、汉人编入牛录。万历二十九年，一牛录为三百丁，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一牛录为三百丁，置牛录额真一，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将原有黄、白、红、蓝四色扩增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正式确立了八旗制度。后来皇太极又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统称为八旗。
努尔哈赤是后金国汗，是八旗之主，他将牛录赐予诸子侄，并让亲近子侄分掌各旗。这从皇太极继位时的盟誓可以看得很清楚。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父为汗时，对天发誓说：
“谨告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遣，夺其寿算。”
这里明确地讲到“皇考”努尔哈赤过去曾将“户口”（即牛录和旗）赐予兄弟子侄贝勒，今后也要继续占有，不得削夺。
《满文老档》和《清实录》对努尔哈赤的子孙占有牛录和旗的情况是有记载的。早在万历四十一年前，努尔哈赤就将部众分别赐给自己的儿子。此后，随着辖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诸子侄贝勒占有的牛录也就越来越多了。
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的第十子德格类、侄济尔哈朗、孙岳托等犯法，夺取其所属牛录。天聪元年，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幸得六个牛录”。天聪九年九月，努尔哈赤之孙萨哈廉得满洲、蒙古、汉人牛录。这些记载不管从正面还是侧面都可以说明，努尔哈赤之子孙占有不同数量的牛录。
至于主管一旗的旗主贝勒，权势就更大了。万历四十一年以前，努尔哈赤已赐予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各“部众五千户”，相当于统辖一旗之旗主贝勒。万历四十三年正式编立八旗后，努尔哈赤的子侄分掌各旗。据《清实录》的记载，天聪九年以前，先后当过旗主贝勒的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
这十个人中，皇太极继位为汗，仍兼正黄、镶黄二旗旗主贝勒。代善及其子岳托分主正红、镶红旗。阿敏是镶蓝旗旗主，因过被革，以其弟济尔哈朗继任。莽古尔泰及其弟德格类相继统领正蓝旗，天聪九年十一月，德格类死后为皇太极所夺。阿济格曾为旗主，因过被多尔衮代替，多尔衮、多铎分主正白、镶白旗。
清初文献对掌管一旗的贝勒称“固山贝勒”或“和硕贝勒”，也称“旗主贝勒”。按其权势而论，以“旗主贝勒”最为恰当。因为旗主贝勒旗下的一切人员，都得服从他的统治，“尊之为主，尊之为父”，听其调遣驱使，不得有半点违抗。即使是贵为皇子、皇侄和皇孙的非旗主贝勒，虽然能占有若干牛录，但也不能独立为旗，必须归附于某旗之下，听从本旗旗主贝勒统治。
议政之权
入关以前，努尔哈赤的子侄是治理国政的最高领导集团。从他们与议国政的不同形式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天命七年以前是第一个阶段。进入辽沈之前的八旗制，具有军、政、财、刑等各方面的职能，是后金国政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占有牛录和分主各旗的宗室贝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议处政务的最高决策集团，一切军国大事皆由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商议裁处。
努尔哈赤规定，“每五日召集诸贝勒、大臣于衙门相议”。凡有词讼，大臣先审，在汇报诸贝勒，然后由汗决断。就是对外联系，也以汗与诸贝勒名义进行交涉。
天命七年三月到天聪十年四月是第二阶段。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因年事过高和难以挑选恰当的继承人，确定了今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汗谕规定，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不是拥戴也不是劝进），如果新任之汗有过失，不采纳八贝勒的意见，八贝勒有权将他废除，另置人选。
此外，军国大事，由汗与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不能由汗一人独断；刑法诉讼由八贝勒商议任命的八大臣、理事大臣、理事官审理，报八贝勒裁决；各级官将也由八贝勒考核。在经济上，后金国的收入，实行八分制，八家均分。总而言之，八和硕贝勒掌握了后金军国大权。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贝勒岳托、萨哈廉向其父大贝勒代善建议立皇太极为汗，代善同意，与诸贝勒商议，决定立皇太极继位为汗。天聪元年正月初一举行朝贺典礼时，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个大贝勒并肩齐坐，同受八旗将官的叩拜。
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改革官制，设立六部，和硕贝勒多尔衮主管吏部、和硕贝勒岳托统摄兵部，和硕贝勒济尔哈朗统摄刑部，德格类贝勒、萨哈廉贝勒、阿巴泰贝勒分别统摄户部、礼部和工部。军政大事皆由汗和各贝勒议处。
皇太极对这种落后的、分权的治国制度十分不满。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加强所辖正黄、镶黄二旗的实力，削弱其他旗主贝勒的权势，八贝勒共治国政制经过多次的削弱、变更，终于无法延续下去了。
自崇德元年开始，宗室王公与议国政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由议政王、议政大臣会议议处国务再报皇帝审批的阶段。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同月，分封代善、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军国要务，皆由王、贝勒与议政大臣商议，报皇太极审批实施。
以上所述，宗室王公与议国政的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根本来看，还是没有本质的变化，后金乃至大清建国后，军政要务，始终由他们商议处理。
用兵之权
后金、大清的建立与发展，是与八旗劲旅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统兵辖将，率军出征，既是宗室贵族的基本职责，又是他们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权势的必要条件。征战越多，胜利越大，后金的辖地越广，努尔哈赤子地侄孙也就占有更多的牛录，爵位更高，权势更大。因此，王、公、贝勒牢牢抓住统兵之权，领军转战四方。
八旗制度是军民合一的制度，所有八旗人员都有披甲从征的义务。旗主贝勒既然有权支配所有属人，也就有权佥派旗人应役充兵，成为本旗军队之主，掌握了统率本旗军队的大权。整个八旗军队也就完全为汗和旗主贝勒所掌握。
从万历十一年到顺治元年的六十一年中，宗室王公始终是统兵出征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后金汗亲征时，诸贝勒也是随汗出征、分率本旗军队冲锋陷阵的主要将帅。
崇德年间，王公统兵出征更是常态，多尔衮、岳托、阿巴泰等先后率领八旗劲旅，进入关内，与明国交战，所向无敌，攻克数十州县，俘获人口上百万，军威大振。
正是由于宗室王公、贝勒分主各旗和各个牛录，裁处国政，统兵征伐，因此权势很大，地位很高，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尊贵王爷，他们组成了执掌后金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数十年的征伐，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兵锋直指中原。在创业期间，他的子侄们冲锋于阵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后金政权权势显赫的王公。
尽管自康熙以后，清代的宗室权力被加以限制，但在清初乃至关外时期，这些宗室王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政局。我们就以关外时期为例，来梳理一下八旗王公贵族的权势和地位。
旗主之权
以王公为核心的宗室贵族，统辖旗人，议处政务，率军出征，分取俘获，是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而掌管八旗是宗室王公巩固统治和扩展势力的先决条件。
宗室王公对八旗牛录的占有，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小贝勒”分别管辖若干牛录，另一个是“旗主贝勒”各主一旗或二旗。
在后金国的建立过程中，努尔哈赤沿袭女真旧有的“牛录制”，改组扩大，将全部女真人和一些蒙古、汉人编入牛录。万历二十九年，一牛录为三百丁，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一牛录为三百丁，置牛录额真一，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将原有黄、白、红、蓝四色扩增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正式确立了八旗制度。后来皇太极又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统称为八旗。
努尔哈赤是后金国汗，是八旗之主，他将牛录赐予诸子侄，并让亲近子侄分掌各旗。这从皇太极继位时的盟誓可以看得很清楚。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父为汗时，对天发誓说：
“谨告皇天后土，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遣，夺其寿算。”
这里明确地讲到“皇考”努尔哈赤过去曾将“户口”（即牛录和旗）赐予兄弟子侄贝勒，今后也要继续占有，不得削夺。
《满文老档》和《清实录》对努尔哈赤的子孙占有牛录和旗的情况是有记载的。早在万历四十一年前，努尔哈赤就将部众分别赐给自己的儿子。此后，随着辖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诸子侄贝勒占有的牛录也就越来越多了。
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的第十子德格类、侄济尔哈朗、孙岳托等犯法，夺取其所属牛录。天聪元年，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幸得六个牛录”。天聪九年九月，努尔哈赤之孙萨哈廉得满洲、蒙古、汉人牛录。这些记载不管从正面还是侧面都可以说明，努尔哈赤之子孙占有不同数量的牛录。
至于主管一旗的旗主贝勒，权势就更大了。万历四十一年以前，努尔哈赤已赐予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各“部众五千户”，相当于统辖一旗之旗主贝勒。万历四十三年正式编立八旗后，努尔哈赤的子侄分掌各旗。据《清实录》的记载，天聪九年以前，先后当过旗主贝勒的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
这十个人中，皇太极继位为汗，仍兼正黄、镶黄二旗旗主贝勒。代善及其子岳托分主正红、镶红旗。阿敏是镶蓝旗旗主，因过被革，以其弟济尔哈朗继任。莽古尔泰及其弟德格类相继统领正蓝旗，天聪九年十一月，德格类死后为皇太极所夺。阿济格曾为旗主，因过被多尔衮代替，多尔衮、多铎分主正白、镶白旗。
清初文献对掌管一旗的贝勒称“固山贝勒”或“和硕贝勒”，也称“旗主贝勒”。按其权势而论，以“旗主贝勒”最为恰当。因为旗主贝勒旗下的一切人员，都得服从他的统治，“尊之为主，尊之为父”，听其调遣驱使，不得有半点违抗。即使是贵为皇子、皇侄和皇孙的非旗主贝勒，虽然能占有若干牛录，但也不能独立为旗，必须归附于某旗之下，听从本旗旗主贝勒统治。
议政之权
入关以前，努尔哈赤的子侄是治理国政的最高领导集团。从他们与议国政的不同形式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天命七年以前是第一个阶段。进入辽沈之前的八旗制，具有军、政、财、刑等各方面的职能，是后金国政权的特殊组织形式。占有牛录和分主各旗的宗室贝勒，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议处政务的最高决策集团，一切军国大事皆由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商议裁处。
努尔哈赤规定，“每五日召集诸贝勒、大臣于衙门相议”。凡有词讼，大臣先审，在汇报诸贝勒，然后由汗决断。就是对外联系，也以汗与诸贝勒名义进行交涉。
天命七年三月到天聪十年四月是第二阶段。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因年事过高和难以挑选恰当的继承人，确定了今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汗谕规定，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不是拥戴也不是劝进），如果新任之汗有过失，不采纳八贝勒的意见，八贝勒有权将他废除，另置人选。
此外，军国大事，由汗与八和硕贝勒共议裁处，不能由汗一人独断；刑法诉讼由八贝勒商议任命的八大臣、理事大臣、理事官审理，报八贝勒裁决；各级官将也由八贝勒考核。在经济上，后金国的收入，实行八分制，八家均分。总而言之，八和硕贝勒掌握了后金军国大权。
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贝勒岳托、萨哈廉向其父大贝勒代善建议立皇太极为汗，代善同意，与诸贝勒商议，决定立皇太极继位为汗。天聪元年正月初一举行朝贺典礼时，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个大贝勒并肩齐坐，同受八旗将官的叩拜。
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与诸贝勒议定，改革官制，设立六部，和硕贝勒多尔衮主管吏部、和硕贝勒岳托统摄兵部，和硕贝勒济尔哈朗统摄刑部，德格类贝勒、萨哈廉贝勒、阿巴泰贝勒分别统摄户部、礼部和工部。军政大事皆由汗和各贝勒议处。
皇太极对这种落后的、分权的治国制度十分不满。他采取了各种措施，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加强所辖正黄、镶黄二旗的实力，削弱其他旗主贝勒的权势，八贝勒共治国政制经过多次的削弱、变更，终于无法延续下去了。
自崇德元年开始，宗室王公与议国政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由议政王、议政大臣会议议处国务再报皇帝审批的阶段。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同月，分封代善、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军国要务，皆由王、贝勒与议政大臣商议，报皇太极审批实施。
以上所述，宗室王公与议国政的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根本来看，还是没有本质的变化，后金乃至大清建国后，军政要务，始终由他们商议处理。
用兵之权
后金、大清的建立与发展，是与八旗劲旅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统兵辖将，率军出征，既是宗室贵族的基本职责，又是他们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权势的必要条件。征战越多，胜利越大，后金的辖地越广，努尔哈赤子地侄孙也就占有更多的牛录，爵位更高，权势更大。因此，王、公、贝勒牢牢抓住统兵之权，领军转战四方。
八旗制度是军民合一的制度，所有八旗人员都有披甲从征的义务。旗主贝勒既然有权支配所有属人，也就有权佥派旗人应役充兵，成为本旗军队之主，掌握了统率本旗军队的大权。整个八旗军队也就完全为汗和旗主贝勒所掌握。
从万历十一年到顺治元年的六十一年中，宗室王公始终是统兵出征的主要人物。即使是后金汗亲征时，诸贝勒也是随汗出征、分率本旗军队冲锋陷阵的主要将帅。
崇德年间，王公统兵出征更是常态，多尔衮、岳托、阿巴泰等先后率领八旗劲旅，进入关内，与明国交战，所向无敌，攻克数十州县，俘获人口上百万，军威大振。
正是由于宗室王公、贝勒分主各旗和各个牛录，裁处国政，统兵征伐，因此权势很大，地位很高，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尊贵王爷，他们组成了执掌后金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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