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古林寺石狮子 南京博物馆收藏。
南山律宗创始者为唐代道宣律师，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曾一度大盛于世。但在北宋末年，由于禅宗的盛行，使得律学无人问津，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千卷悉皆散佚。元、明之际，私度泛滥，戒律几于埋没，法系失传。直至明万历年间，古心如馨律祖崛起于南京古林寺，大宏律宗，戒律为之一振，南山宗遂得以重光。
据《古林寺志》记载：“古林庵岗峦环抱，树木蓊蔚，明末黄山孙鼎隐居于此。庵自梁代高僧宝志公搭棚其间。”时称观音庵。故古林寺的最早开创者便是萧梁时期的著名高僧宝志禅师，其历史渊源可想而知。其后，“宋淳熙中（1175—1189年）改古林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古心律祖化庵为寺，三年告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赐额“振古香林禅寺”，并赐紫衣、锡杖。古心在寺内大宏戒法，登坛传戒之时，“感坛殿放光，五色霞彩直冲霄汉，众山群楼，三日不散，夜明如昼，莫不骇异赞钦”。古心又受到邀请，于诸大寺院开坛授戒，戒弟子逾万人，因而远近驰名。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帝延请古心赴五台山永明寺开建皇坛，传授“千佛大戒”，钦赐“慧云律师”号，并颁赉“金顶毘卢帽”。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皇帝下诏禁止僧尼开坛传戒以来，这是明政府首次正式同意佛教寺院开坛传戒，也是明末律学重兴的重要契机，同时表示朝廷肯定了古心宏扬戒律之贡献，使他的宏律事业达到颠峰，久已湮没的中国佛教律宗得到恢复和发展。南京古林寺也因此名声大噪，是公认的“中兴戒律第一祖庭”，寺内的戒坛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戒坛”。古心律祖圆寂前，召寺众于座下，“嘱累上首，以延律制”，并将其所创述的传戒正范、仪规、坛仪等著作，授于座下十二位法嗣，命其外出宏扬律宗。古心的十二位大弟子皆是“法门龙象”，如愍忠寺大会海祖、宝华山三昧光祖、五台山澄芳清祖、报国寺茂林祗祖、古林寺印含璞祖等，皆为古林寺之一脉。他们受命分住各地，“南到鼓山，北至燕京”，古林律学之所以遍行于天下，影响及于全国。
古林第十七世辅仁友祖云：“古心馨祖，行道金陵，香公请为庵主，宣扬戒法，是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也……维时诸护法缙绅，与名蓝尊宿，遂请开戒，振律古林，登坛说戒……故古林为中兴戒律之祖庭也……嗣法诸祖接席分灯，相继宏扬律学，遍行于天下，无不本古林之一脉……我二世隐微理祖，以及八世普悟澄祖，师终徒及，兄逊弟承，圣圣相传，贤贤继主者……”
古林第十九世学愚慧祖云：“后世咸知吾国律门之第一祖庭，古公道场常耀于金陵城西之凤凰山上，而永垂不朽矣……每岁春冬，四路清众以及来求戒者，争先恐后。”
《古林寺志》载：“……后逮明季僧之古祖，步叩五台，传授戒法，创造古林庵，每年春冬传戒，实为东南丛林传戒之祖……僧之古祖，本优婆离尊者重来……创建古林，为一大梵刹……乃天下戒根所系。”
黄智海《中兴古林律寺重开戒坛记》云：“南山宗十三传至古心馨公，以优婆离尊者之化身……行道金陵，驻锡兹寺，开坛说法，大振宗风……是为古林振兴律学第一代祖。”
胡祥翰《金陵胜迹志》载：“古林律寺，在定淮门内……自明万历间，僧古心改庵为寺……而宣扬戒法，依律传戒，又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
汪真如《律门祖庭汇志．序》：“慧云律师，倡明戒律，阐扬释旨，栖霞发轫，古林振锡……实为祖庭之首屈一指者矣。”
潘宗鼎云：“古心律师，崛起古林，承接南山之绪，所著传戒正范、仪轨等书，传于十二弟子……使无古心律师奋迹于绝续之交，天下将不知戒律为何事宜乎。”
释虚云《法系考正》：“古林庵慧云古心如馨律师，律宗古林第一世……专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兴戒法。”
释震华《中国佛教人名大词典》载：“如馨，明僧，字古心……馨以佛法住世，功在毗尼，因步礼五台，得悟戒旨，南返金陵，创古林律寺。”
宝华山隆昌寺的开创者亦是宝志禅师，初建时名莲花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妙峰、南宗、天空三师化庵为寺，十年告成，后明神宗赐额“护国圣化隆昌寺”。古林寺化庵为寺是在1584年至1587年间完成的，宝华山隆昌寺则是1605年至1615年间完成的，故在建筑上，古林早于宝华二十八年。
古心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驻锡古林庵，化庵为寺，宏扬戒律，此为古林律学之初嚆。三昧寂光得古林古祖真传，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登宝华山，开创律宗道场，为宝华第一代律祖，因此古林寺律宗道场的开创比宝华山早五十五年。
释守一《诸家宗派》云：“南山律派，自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律门第一世，十三世传至金陵古林庵慧云如馨律师，馨传三昧寂光律师，为宝华山第一代。”
《南京古林寺与第一戒坛》云：“慧云法师有名弟子十二人，分住各地名刹，以推广其师所复兴之戒律……三昧寂光律师由扬州石塔寺移住龙潭宝华山之隆昌寺……宝华山近世日趋繁荣者……其实律门之祖庭仍为古林，虽山河有沧桑之变，而此传统的隆重典礼，仍不失其为发祥的地位。”
释印顺《华雨集》：“宋元以来，律制久衰，得明末古林馨公而振之，后乃有宝华山之崇律。”
释真华《参学琐谈》云：“古林寺是南方的律宗道场之一，寺址坐落在南京城内西北隅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好像是叫凤山）中，建筑堂皇，环境幽美，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都市丛林。如果以历史来说，它还是宝华山的老前辈哩！因此，佛教界人士，大多知道‘先有古林，后有宝华’的两句话。又因为寺内有一个曾经放过三天三夜光明的戒坛……”
从法系传承上讲，古心是中兴南山律宗的初祖，古林寺是古心的根本道场。而三昧寂光则是古心的法嗣，得古林寺法脉后，开创宝华山。所以，追根溯源宝华山是古林寺的分灯，进一步讲，今日所有律宗法系应皆源出于古林。而宝华的开山第一代三昧律师得古林寺戒律之真传，所以宝华山的传戒正范、律腔板眼、日常规约，皆效仿古林寺。
从戒坛的建立上讲，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古心助雪浪洪恩修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顶，并得《宝志说戒图》，古心仿图中模式，于古林开坛传戒，大宏律宗，由此法会云兴，各地延请，以至天下无不知有戒律。这件事情在《宝华山志》中也有记载，“往三怀大师修大报恩寺，患顶不能升，值古心律师……三拜而举，遂有优婆离尊者之目……时塔藏中获铁函，函《宝志说戒图》”。因此，古心在古林寺建立戒坛，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神宗赐“万寿戒坛”额，并“敕绘坛仪”。此后，雍正九年（1731年），有富人闵君，来古林寺造访方丈鲁玉（1736—1813年），“仰其清望，咨访要妙，既聆法语，便尔心折，因请易青石戒坛，筑矾成之”。从这段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古林寺原来的戒坛是用青石筑建的，于1731年时，将青石戒坛改用矾石建造，“雕刻精工，时世罕匹”。[good]#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佛教#
南山律宗创始者为唐代道宣律师，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曾一度大盛于世。但在北宋末年，由于禅宗的盛行，使得律学无人问津，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数千卷悉皆散佚。元、明之际，私度泛滥，戒律几于埋没，法系失传。直至明万历年间，古心如馨律祖崛起于南京古林寺，大宏律宗，戒律为之一振，南山宗遂得以重光。
据《古林寺志》记载：“古林庵岗峦环抱，树木蓊蔚，明末黄山孙鼎隐居于此。庵自梁代高僧宝志公搭棚其间。”时称观音庵。故古林寺的最早开创者便是萧梁时期的著名高僧宝志禅师，其历史渊源可想而知。其后，“宋淳熙中（1175—1189年）改古林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古心律祖化庵为寺，三年告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赐额“振古香林禅寺”，并赐紫衣、锡杖。古心在寺内大宏戒法，登坛传戒之时，“感坛殿放光，五色霞彩直冲霄汉，众山群楼，三日不散，夜明如昼，莫不骇异赞钦”。古心又受到邀请，于诸大寺院开坛授戒，戒弟子逾万人，因而远近驰名。特别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帝延请古心赴五台山永明寺开建皇坛，传授“千佛大戒”，钦赐“慧云律师”号，并颁赉“金顶毘卢帽”。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皇帝下诏禁止僧尼开坛传戒以来，这是明政府首次正式同意佛教寺院开坛传戒，也是明末律学重兴的重要契机，同时表示朝廷肯定了古心宏扬戒律之贡献，使他的宏律事业达到颠峰，久已湮没的中国佛教律宗得到恢复和发展。南京古林寺也因此名声大噪，是公认的“中兴戒律第一祖庭”，寺内的戒坛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戒坛”。古心律祖圆寂前，召寺众于座下，“嘱累上首，以延律制”，并将其所创述的传戒正范、仪规、坛仪等著作，授于座下十二位法嗣，命其外出宏扬律宗。古心的十二位大弟子皆是“法门龙象”，如愍忠寺大会海祖、宝华山三昧光祖、五台山澄芳清祖、报国寺茂林祗祖、古林寺印含璞祖等，皆为古林寺之一脉。他们受命分住各地，“南到鼓山，北至燕京”，古林律学之所以遍行于天下，影响及于全国。
古林第十七世辅仁友祖云：“古心馨祖，行道金陵，香公请为庵主，宣扬戒法，是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也……维时诸护法缙绅，与名蓝尊宿，遂请开戒，振律古林，登坛说戒……故古林为中兴戒律之祖庭也……嗣法诸祖接席分灯，相继宏扬律学，遍行于天下，无不本古林之一脉……我二世隐微理祖，以及八世普悟澄祖，师终徒及，兄逊弟承，圣圣相传，贤贤继主者……”
古林第十九世学愚慧祖云：“后世咸知吾国律门之第一祖庭，古公道场常耀于金陵城西之凤凰山上，而永垂不朽矣……每岁春冬，四路清众以及来求戒者，争先恐后。”
《古林寺志》载：“……后逮明季僧之古祖，步叩五台，传授戒法，创造古林庵，每年春冬传戒，实为东南丛林传戒之祖……僧之古祖，本优婆离尊者重来……创建古林，为一大梵刹……乃天下戒根所系。”
黄智海《中兴古林律寺重开戒坛记》云：“南山宗十三传至古心馨公，以优婆离尊者之化身……行道金陵，驻锡兹寺，开坛说法，大振宗风……是为古林振兴律学第一代祖。”
胡祥翰《金陵胜迹志》载：“古林律寺，在定淮门内……自明万历间，僧古心改庵为寺……而宣扬戒法，依律传戒，又为明季中兴律学之祖庭……”
汪真如《律门祖庭汇志．序》：“慧云律师，倡明戒律，阐扬释旨，栖霞发轫，古林振锡……实为祖庭之首屈一指者矣。”
潘宗鼎云：“古心律师，崛起古林，承接南山之绪，所著传戒正范、仪轨等书，传于十二弟子……使无古心律师奋迹于绝续之交，天下将不知戒律为何事宜乎。”
释虚云《法系考正》：“古林庵慧云古心如馨律师，律宗古林第一世……专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兴戒法。”
释震华《中国佛教人名大词典》载：“如馨，明僧，字古心……馨以佛法住世，功在毗尼，因步礼五台，得悟戒旨，南返金陵，创古林律寺。”
宝华山隆昌寺的开创者亦是宝志禅师，初建时名莲花庵，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由妙峰、南宗、天空三师化庵为寺，十年告成，后明神宗赐额“护国圣化隆昌寺”。古林寺化庵为寺是在1584年至1587年间完成的，宝华山隆昌寺则是1605年至1615年间完成的，故在建筑上，古林早于宝华二十八年。
古心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驻锡古林庵，化庵为寺，宏扬戒律，此为古林律学之初嚆。三昧寂光得古林古祖真传，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登宝华山，开创律宗道场，为宝华第一代律祖，因此古林寺律宗道场的开创比宝华山早五十五年。
释守一《诸家宗派》云：“南山律派，自终南山道宣律师，为律门第一世，十三世传至金陵古林庵慧云如馨律师，馨传三昧寂光律师，为宝华山第一代。”
《南京古林寺与第一戒坛》云：“慧云法师有名弟子十二人，分住各地名刹，以推广其师所复兴之戒律……三昧寂光律师由扬州石塔寺移住龙潭宝华山之隆昌寺……宝华山近世日趋繁荣者……其实律门之祖庭仍为古林，虽山河有沧桑之变，而此传统的隆重典礼，仍不失其为发祥的地位。”
释印顺《华雨集》：“宋元以来，律制久衰，得明末古林馨公而振之，后乃有宝华山之崇律。”
释真华《参学琐谈》云：“古林寺是南方的律宗道场之一，寺址坐落在南京城内西北隅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好像是叫凤山）中，建筑堂皇，环境幽美，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都市丛林。如果以历史来说，它还是宝华山的老前辈哩！因此，佛教界人士，大多知道‘先有古林，后有宝华’的两句话。又因为寺内有一个曾经放过三天三夜光明的戒坛……”
从法系传承上讲，古心是中兴南山律宗的初祖，古林寺是古心的根本道场。而三昧寂光则是古心的法嗣，得古林寺法脉后，开创宝华山。所以，追根溯源宝华山是古林寺的分灯，进一步讲，今日所有律宗法系应皆源出于古林。而宝华的开山第一代三昧律师得古林寺戒律之真传，所以宝华山的传戒正范、律腔板眼、日常规约，皆效仿古林寺。
从戒坛的建立上讲，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古心助雪浪洪恩修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顶，并得《宝志说戒图》，古心仿图中模式，于古林开坛传戒，大宏律宗，由此法会云兴，各地延请，以至天下无不知有戒律。这件事情在《宝华山志》中也有记载，“往三怀大师修大报恩寺，患顶不能升，值古心律师……三拜而举，遂有优婆离尊者之目……时塔藏中获铁函，函《宝志说戒图》”。因此，古心在古林寺建立戒坛，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神宗赐“万寿戒坛”额，并“敕绘坛仪”。此后，雍正九年（1731年），有富人闵君，来古林寺造访方丈鲁玉（1736—1813年），“仰其清望，咨访要妙，既聆法语，便尔心折，因请易青石戒坛，筑矾成之”。从这段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古林寺原来的戒坛是用青石筑建的，于1731年时，将青石戒坛改用矾石建造，“雕刻精工，时世罕匹”。[good]#文物代言人##约会博物馆##历史那些事##佛教#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2021]
在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人们都是使用日历记时间，将厚厚的日历薄做成台历、挂历，日复一日，随手翻转。
正如唐代太上隐者所言：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山居书事》
又到年末岁尾时，翻动着剩下的薄薄几页日子，不由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么古人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做些什么呢？
前几年，每逢新年即将来临，我们常常寄赠精美的贺年卡，向亲友表达亲切的问候、真诚的祝福。
岂不知古人很早就会制作“拜年帖”“贺年卡”，这种形式肇始于先秦、发轫于汉代，自宋代以来一直沿用。古人用竹木削成条刺，或用纸张制作卡片，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再写上“接福”“登府拜年恭贺新禧”等字样，名曰“刺”“谒”“帖”或“投刺”“飞帖”。
其中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拜年帖”。秦观的这份拜帖，上款为“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下款是“高邮秦观手状”。敬贺正旦，即今日“恭贺新年”的意思。
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征明《拜年》诗曰：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便是这一风俗的写照。
古人辞旧迎新繁文缛节多，除了宫廷、官府里的朝拜、官拜，平常世家也要相互敬拜回拜，表达新年的祝福。不过，这种迎来送往很是累人，常常是搞得身心疲惫。有感于此，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元日对酒》一诗中云：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
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
他感慨如果不是因为拜年，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日渐羸弱。
旧年将去，新岁又添。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古人往往心生感伤，暗叹流年似水、鬓发染白。仕途起起伏伏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岁夜咏怀》诗中说：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其失意仿徨之状直透纸背。南宋的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新年里他自有许多感慨：
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
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
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孤灯清影里满是漂泊的寂苦，好在还有邻家小儿欢喜喜张贴门神的场面，不由带来一丝丝亮色。
远在异域的诗人们，遥望家乡的山和水，新年里更觉孤苦伶仃。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有怀》表达了这样的感怀：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羁旅他乡的诗人除夕夜独坐帐里，感叹时光易逝，寒意料峭中独对残灯，看炉香燃尽，借酒遣愁，思念家人。
孟浩然还有一首诗写于岁尽之时，他在漫游越地时遇见故人，有所感念，诗曰：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
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
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
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诗人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乡遇故知，自然欣喜不已，但还是脱不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意悲伤之调。
在新旧交接、万家欢聚的时刻，怀乡思乡的诗人还有很多。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唐代刘随州刘长卿的《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还有白居易的《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
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
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
这些怀乡诗表现了诗人们共同的情绪：远在异乡、孤身只影、寒灯相伴、衰老愁苦、悲往忧新......诗人总是敏感的、脆弱的、孤独的，在辞旧迎新之时实属常态。
南宋诗人陆游倒是坦然面对，其雅情逸致不减。他在《除夜雪》中咏赞道：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旧年将除，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啊！诗人在屠苏酒氤氲的香气中，挑灯草书红彤彤的迎新桃符呢。他在《立春日》更是兴趣盎然，满满的皆是正能量：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盘放手空。
天地无私生万物，山林有处著衰翁。
牛趋死地身无罪，梅发京华信不通。
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
迎新诗里正能量的还有很多，洋溢着欢乐祥和、积极向上的氛围，充满了对新年新生活的殷殷期待和无限向往。如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元日述怀》：
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唐朝开元名相张说的《幽州新岁作》：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即使行将垂垂老去，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新的曙光、新的希望总在前头。中唐诗人顾况在《岁日作》中说：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守岁》里有句：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两诗均提到了“少年”，少年是未来、是希望，面对时序的四季更迭、新旧交替，生命的代序流转、生生不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北宋·王安石《元日》
时光的华车总要飞速向前，我们自然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无论你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是鹤发童颜的老者，都应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迈气势，去迎接新的征程，争取新的胜利！
在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人们都是使用日历记时间，将厚厚的日历薄做成台历、挂历，日复一日，随手翻转。
正如唐代太上隐者所言：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山居书事》
又到年末岁尾时，翻动着剩下的薄薄几页日子，不由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么古人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做些什么呢？
前几年，每逢新年即将来临，我们常常寄赠精美的贺年卡，向亲友表达亲切的问候、真诚的祝福。
岂不知古人很早就会制作“拜年帖”“贺年卡”，这种形式肇始于先秦、发轫于汉代，自宋代以来一直沿用。古人用竹木削成条刺，或用纸张制作卡片，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再写上“接福”“登府拜年恭贺新禧”等字样，名曰“刺”“谒”“帖”或“投刺”“飞帖”。
其中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拜年帖”。秦观的这份拜帖，上款为“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下款是“高邮秦观手状”。敬贺正旦，即今日“恭贺新年”的意思。
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征明《拜年》诗曰：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便是这一风俗的写照。
古人辞旧迎新繁文缛节多，除了宫廷、官府里的朝拜、官拜，平常世家也要相互敬拜回拜，表达新年的祝福。不过，这种迎来送往很是累人，常常是搞得身心疲惫。有感于此，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元日对酒》一诗中云：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
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
他感慨如果不是因为拜年，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日渐羸弱。
旧年将去，新岁又添。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古人往往心生感伤，暗叹流年似水、鬓发染白。仕途起起伏伏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岁夜咏怀》诗中说：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其失意仿徨之状直透纸背。南宋的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新年里他自有许多感慨：
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
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
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孤灯清影里满是漂泊的寂苦，好在还有邻家小儿欢喜喜张贴门神的场面，不由带来一丝丝亮色。
远在异域的诗人们，遥望家乡的山和水，新年里更觉孤苦伶仃。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有怀》表达了这样的感怀：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羁旅他乡的诗人除夕夜独坐帐里，感叹时光易逝，寒意料峭中独对残灯，看炉香燃尽，借酒遣愁，思念家人。
孟浩然还有一首诗写于岁尽之时，他在漫游越地时遇见故人，有所感念，诗曰：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
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
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
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诗人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乡遇故知，自然欣喜不已，但还是脱不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意悲伤之调。
在新旧交接、万家欢聚的时刻，怀乡思乡的诗人还有很多。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唐代刘随州刘长卿的《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还有白居易的《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
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
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
这些怀乡诗表现了诗人们共同的情绪：远在异乡、孤身只影、寒灯相伴、衰老愁苦、悲往忧新......诗人总是敏感的、脆弱的、孤独的，在辞旧迎新之时实属常态。
南宋诗人陆游倒是坦然面对，其雅情逸致不减。他在《除夜雪》中咏赞道：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旧年将除，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啊！诗人在屠苏酒氤氲的香气中，挑灯草书红彤彤的迎新桃符呢。他在《立春日》更是兴趣盎然，满满的皆是正能量：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盘放手空。
天地无私生万物，山林有处著衰翁。
牛趋死地身无罪，梅发京华信不通。
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
迎新诗里正能量的还有很多，洋溢着欢乐祥和、积极向上的氛围，充满了对新年新生活的殷殷期待和无限向往。如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元日述怀》：
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唐朝开元名相张说的《幽州新岁作》：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即使行将垂垂老去，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新的曙光、新的希望总在前头。中唐诗人顾况在《岁日作》中说：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守岁》里有句：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两诗均提到了“少年”，少年是未来、是希望，面对时序的四季更迭、新旧交替，生命的代序流转、生生不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北宋·王安石《元日》
时光的华车总要飞速向前，我们自然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无论你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是鹤发童颜的老者，都应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迈气势，去迎接新的征程，争取新的胜利！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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