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二胎政策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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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悬崖

陶冬瑞信董事总经理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今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中国经济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灰犀牛”，大概率发生、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最大的恐怕就是人口悬崖所带来的冲击。人口问题，在经济学中属于长周期范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长期存在，预测难度不大。它的到来，以十年甚至百年为计算单位，也许对股市一朝一夕的变化影响有限，但却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最终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影响到国家的前途。人口周期的变化，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也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干预的。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经历日本的一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笔者看来靠着五个引擎带动起飞的。经济与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长、货币超量发行、城镇化运动以及政策支持。笔者认为经济与收入增长、货币超量发行依然存在，城镇化速度在放慢，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见顶，不久会见到人口净增长的拐点，政策支持就比较微妙。

笔者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分供应端管理和需求端管理。对于供应端，政府的管制力度明显加大，防范房市爆出黑天鹅事件。去年夏季推出的三条红线政策，卡住了多数非国有房企的融资渠道。“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成为非国有房企的一道紧箍咒，甚至是催命符。在需求端，政府的政策管理相对温和，主要是运用房贷尺度来调节流入市场的资金数量，重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笔者暂时看不到房价大跌的风险，不过人口老化之下居住需求下降是可预见的。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生育，不仅受到经济条件制约，其实同时还是一种文化。新的一代年轻人，根本没有哥哥、妹妹的概念，从小的成长环境就是就是自己玩。年轻夫妻双职工，带一个孩子加上家务已经精疲力竭了，周末还要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他们以及周边的朋友看不到多生孩子的欲望。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去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今年小学三年级的一本课本的封面插图中，过去传统的一家三口家庭又多出一位睡在婴儿车上孩子。起码有关当局尝试从下一代的观念和文化层面上做文章。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还不够，做得也不够快。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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