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揭秘:美国如何操纵“强迫劳动”议题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借用“强迫劳动”这样一个“万金油”概念打压他国的产业,是美国百试不爽的手段。近期,被扣上“强迫劳动”帽子的是新疆的棉花产业。《环球时报》近期获得的相关材料显示,为了借精心雕琢的“强迫劳动”概念“以疆制华”, 美西方反华势力除了通过发布报告、召开听证会等多种伎俩污蔑、打压中国棉花企业外,还施压Nike、Adidas等欧美多家知名企业配合其表演,并逼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总部选边站队,致使BCI承认新疆棉纺织行业存在“强迫劳动风险”,最终决定无限期停牌新疆地区“良好棉花”认证。#揭秘美国操纵议题打压中国棉企#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强迫劳动”概念被精心炒热,BCI中国代表处及新疆企业曾主动开展检查调研
如果熟悉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的污蔑套路就会发现,其最初炒作焦点是所谓“在教育营”。不过,在2019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后,“强迫劳动”开始逐步成为美方涉疆炒作的“新武器”。
在“强迫劳动”炒作中,西方媒体扮演着“打第一枪”的角色。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发布所谓“调查报道”“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Badger Sportswear)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后,美国政府机构介入也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联社的报道似乎第一次把中国西部的再教育营同美国一家公司进口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开展调查。美国借“强迫劳动”针对新疆产品最新的制裁是在去年12月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该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中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和棉制品货物,理由是兵团“存在强迫劳动”。
媒体抛出议题,美国政府吹响“冲锋号”,非政府组织、反华议员的开始粉墨登场。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撰写了《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同年3月1日,自诩“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发布题为《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族的“强迫劳动”行为,是“再教育营”的延伸,“强迫劳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推上台前。
记者了解到,在美西方疯狂炒作“强迫劳动”之际,棉花产业供应链监管认证机构“瑞士良好棉花协会(简称BCI)”上海代表处及一批新疆棉企为回应舆论质疑,曾采取多种方式对新疆棉花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检查。
新疆棉企的自查开展的很早, 2019年3月境外媒体开始炒作“强迫劳动”,BCI在疆十余家合作企业就进行了自查均未发现“强迫劳动”问题。《环球时报》去年12月下旬曾到新疆多家棉花企业采访,记者了解到,新疆棉花产业早已实现高度机械化,需要雇佣人工的环节极少。
在接受《环球时报》邮件采访时,BCI上海代表处告诉记者,2012年BCI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通过和植棉区当地的执行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培训棉农良好棉花的生产原则和标准,帮助棉农用环保可持续的方式种植棉花。“BCI的审核包括生产单位自我评估,执行合作伙伴和BCI第二方可信度审核以及通标标准技术有限公司(SGS)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验证。通过三重机制来评估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取得良好棉花证书。”
“通过我们8年以来遵循良好棉花标准流程所进行的第二方和第三方审核验证,在新疆地区所有执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从未发现过任何违反良好棉花禁止强迫劳动的标准的情况。”对于调查结果,BCI上海代表处1月18日这样回应。
中国企业被排挤,国际品牌不愿公布调查结果,BCI总部对华强硬内幕被揭开
但是对于BCI上海代表处和BCI会员企业的自主调查的调查结果,BCI总部“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却并不满意,而是用“有罪推定”的逻辑来处理问题。
一位BCI上海代表处前员工表示,虽然BCI上海代表处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未发现“强迫劳动”情况,但由于BCI总部调查组成员立场优先原则,BCI总部调查组对调查结论并不认可,而是迎合反华势力需要,继续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
《环球时报》获悉,BCI 总部在推进所谓“调查整改措施”过程中,援引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权观察”“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反华组织的大量不实信息,使得所谓“调查”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存在重大瑕疵。
巨大压力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也选择无视真相,《环球时报》了解到,BCI合作企业 ADIDAS、H&M的内部调查部门曾入疆开展调查,特别是H&M曾在媒体上明确称“尽管我们没有在新疆采购,但是我们去了阿克苏的工厂,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证据”。之后,H&M公司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2020年9月15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由,宣布禁止从5家中国公司和1家制造厂进口产品。H&M公司随即宣布终止与有关新疆公司的“非直接业务往来”。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 FLA)”拥有Adidas、Nike、Vetta等100多家下属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在华占有大量市场份额。以最常见的运动品牌Adidas为例,该企业在大中华市场的销售额占据其全球销售额约20%,是Adidas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间,中国也是 Adidas 首个开始复苏的重要市场。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透露,在ASPI所谓“报告”发布后,Adidas 曾派人前往新疆地区对相关企业进行了2次实地调查,但Adidas却一直不愿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布。
2020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美议员要求,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提及“FLA 援引'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可靠报道',要求旗下会员进行调查并寻找其他资源”。FLA 旗下会员单位 NIKE、Patagonia 等纷纷表示支持FLA关于反对新疆“强迫劳动”的呼吁,NIKE宣称不直接在新疆地区采购任何产品,致力于维护国际劳工标准。
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相关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详细说明了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但都难以改变BCI总部的态度倾向。2020年10月21日,BCI官网发布“BCI停止中国新疆所有线下活动”的声明,称受到相关原因影响,BCI 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所有线下活动,无限期暂停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环球时报》记者去年12月底在新疆采访期间,多家企业向记者展示了BCI发出的停止认证电邮。
为什么BCI总部对中国新疆如此带有偏见?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BCI理事会前任主席立场客观中立,“强迫劳动”引发舆论关注后,积极与相关中国企业联系,商讨应对解决办法。然而,2019年5月,美国SUPIMA公司负责人MARK(美国籍)成为BCI 新任主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与前任主席不同,新任主席高度重视美国公司利益,与BCI客观中立的立场相冲突,由于其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得中国会员受到排挤。
同时,《环球时报》得到的资料显示, BCI理事会大部分成员系欧美零售品牌商的派驻代表。由于会员缴纳的会费是BCI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美国的NIKE、LEVIS、GAP等著名品牌商代表在 BCI 理事会中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直接影响BCI决策。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是BCI的赞助商,这家代表美国政府意志的机构,对BCI理事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断要求BCI总部对新疆会员单位采取行动。
《环球时报》从BCI官网及知情人等渠道了解到,受BCI理事会影响,2020年4月1日,BCI总部成立“强迫劳动与体面劳动问题特别工作组”调查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该调查组包含公民社会组织、零售商、品牌商和咨询公司等机构的代表11人,其中包含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秘书长兼董事Shelly Heald Han(中文名韩雪莉)、“人权观察”研究员 Komala Ramachandra、“国际劳工权利论坛”官员 Allison Gill 等人。而上述成员和组织存在诸多反华“黑历史”。之后,该调查组进一步联手美英人权组织代表与BCI总部高层举行多次联席会议,持续影响BCI总部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判断,使BCI与调查团形成统一的立场,为英美人权组织插手该问题不断加码。
在调查组举办的其中一次会议中,参会成员除了上述的BCI调查组的反华组织成员代表,还邀请了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负责人路易莎·格雷芙等英美人权组织代表,路易莎·格雷芙曾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这次会议上决定无限期停止对新疆良好棉花认证,甚至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卑劣要求:任何关注“新疆问题”的人权组织(不限于参会组织)均有权获悉BCI涉疆调查情况,且BCI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也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而BCI上海代表处对上述细节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美国的真实目的:制定规则
“新疆业务暂停了,BCI相当于损失了中国棉花近90%的业务,是自断手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棉花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不断对美方立场妥协,甚至助纣为虐,但美国对BCI的态度却并没有多少“温度”。2019年以来,美国媒体开始在“强迫劳动”问题上多次点名BCI,质疑BCI在棉纺职业标准认定方面的公信力。2020年7月,美国农业部成立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组织,要求所有美资企业必须使用美版“认证系统”及“供应链追溯系统”,有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之意。
显然,以“强迫劳动”为名,打压中国棉纺企业只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伺机主导全球棉纺行业规则是其更隐秘的企图。在迎合美方立场的同时,BCI并未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如上述人士所称,是“自断手脚”。
“目前来看,全球最大的棉花可持续标准还是属于BCI,但美国正在争夺话语权,至少是想分一块大蛋糕。”该人士表示。在被问到停止认证带来的负面影响时,BCI上海代表处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愿做评论,只是委婉地回应称:“新疆是中国最重要的植棉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产量的85%。良好棉花项目在新疆地区的产量占新疆地区产量15%-18%。最终流通到供应链中的良好棉花大约是40万吨到50万吨左右,暂停认证,意味着每年大约需要进口40万吨到50万吨的海外良好棉花。”
隔离限制冗久且疫苗接种缓慢
世行下调菲律宾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在本国挣扎着控制COVID-19传播,并且未能摆脱经济限制之际,立足华盛顿的多国放贷机构世界银行已经下调它对本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世行在其东亚与太平洋经济最新情况报告中预计本国经济将增长百分之五点五,从它较早前在去年十二月的菲律宾经济最新情况中展望的百分之五点九的经济增长下调。
这也低于杜特地政府的经济经理人们预测的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五至百分之七点五。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马道周五在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本地区从封锁到更有效的遏制战略的转变中,菲律宾一直不那么成功。」
马道说,本国的「强硬响应」,即全区小区隔离,「已经使经济付出大代价,但没有实现遏制该疾病的相应好处。」
世行也指出本国的疫苗战略在本地区一直是「落后的」。
本国的疫苗推出在本地区的十五个国家中处于下半部份。
马道说,本国的另一个挑战是人们对疫苗犹豫不决,加上全球疫苗获取的不平等。
它还说本国「高度分散的」保健系统对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造成挑战。
在刺激措施方面,世行指出本国在针对遭受到COVID-19相关收入冲击的家庭方面在各国中属于不太成功的国家之一,因为「报告COVID-19相关收入冲击和没有报告的家庭之间接受援助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
本国的收益与就业损失在本地区的较高,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比较在这个范围的较下线的越南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世行在其报告中说,在本地区的大经济体中,本国的萎缩幅度最陡剧。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萎缩体现了COVID-19爆发失控,以及严格的全国性封锁和流动性限制,连续的自然灾害和预算执行延期拖累公共投资。」
据该银行说,到去年年底,四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本国的生产已经回弹,但依然平均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百分之五,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差距最小,在百分之二点二,而本国的差距最大,在百分之八点四。
世行说本国相对疲弱的表现是因为它更多的依赖冗长的流动性限制,而不是有效地测试战略。
该放贷机构说,据预计,在今年的大多数时候,本国和泰国将保持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它预计二零二二年保守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二零二三年百分之六点二。
不过世行说本国有望在中期内复苏,视外部环境好转、疫苗接种方案成功和放松流动限制而定。
穆迪分析发出警报:
菲律宾经济状态令人担忧
美国经济与金融智库穆迪分析对本国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近来COVID-19新病例的飙升和疫苗推出的缓慢发出了警报。
穆迪分析在其亚太每日简报中说,「菲律宾处于令人担忧的状态。」
「高通货膨胀、巨大的产出缺口、近来COVID-19感染激增以及可用疫苗的受限全都是令人担忧的理由。」
在二月份,通胀连续第五个月录得上升,敲定百分之四点七的两年多来的最高,主要是因为在非洲猪瘟(ASF)造成大量生猪死亡导致供应受限之际,猪肉价格上涨。
该智库也援引大岷里拉和其邻近四省因为COVID-19爆发而于本周重新实施隔离措施。
过去几周,新COVID-19病例显著增加,平均每天新感染人数逾七千。
穆迪分析说,「政府反对全国封锁,但是近来本地感染攀升意味着经济复苏很容易进一步陷入停滞,至少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穆迪分析正预计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但是它说这个前景「目前存在显著的下降风险。」
该智库说,「我们将在四月初的预测回合中审查这个数字。」
穆迪分析指出,可用疫苗受到限制,使得本国处于近期进一步暴罚的持续风险中。
它说本国迄今只收到足够百分之一人口的疫苗,「目前估计表明直至二零二三年也无法全部人接种疫苗。」
菲股止涨收跌0.55%
比索兑美元略升1仙
本地股票于周五逆转了三天的回升,国内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感染创新高纪录是部份原因,但比索对美元设法保持坚挺。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下跌百分之零点五五,或三十六点三七点,报六千五百四十四点六三点。
全股指下滑百分之零点二三,或九点零四点,报三千九百六十七点七九点。
半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即控股公司,百分之零点八八;金融,百分之零点七五;和服务,百分之零点六四。
在另一方面,矿业与石油上升百分之二点一;工业,百分之零点二三;地产,百分之零点一一。
成交量总计四十九亿一千万股,成交额六十二亿八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零一比九十二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九种不变。
与此同时,比索对美元当天收市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四八,报四十八点四九。
二月国际收支转向赤字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周五报告,本国国际收支(BOP)在二月份转为逆差,相比去年同期录得顺差是发生彻底改变。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BOP在上月录得逆差二十亿二千万美元,转变了去年二月八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的顺差。
BOP包含了本国和世界各地在一段具体时期内的交易。顺差意味着进入本国的资金更多,而逆差意味着撤离的资金更多。
央行说,「二零二一年二月的BOP逆差体现了外流,主要是因为央行储备管理操作和中央政府提取它在央行的外汇存款以偿还其外汇负债。」
它又说,「不过,央行外汇操作和它海外投资的收入的流入抵消了部份外流。」
这最新数字使得今年迄今BOP逆差二十七亿七千万美元,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逆差。
央行说,「根据初步数据,这累计的BOP赤字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凈偿还其外国贷款和本国的商品贸易赤字。」
央行说,这个BOP也体现了截止二零二一年二月底的最终国际储备毛额(GIR)缩减到一千零五十一亿六千万美元,相比截至今年一月底的一千零八十六亿七千万美元。
央行说,「这个最新的GIR水平代表着外部流动性缓冲绰绰有余,足以在外部震荡时帮助缓冲国内经济。」
它说,「这个缓冲相当于十二个月的商品进口额和服务与主要收入的支出。而且,基于原本期限,它也大约相当于本国外债的七点五倍,基于剩余期限则为五点二倍。」
本国负债虽创新高纪录
但依然在可承受范围内
据财政部长道明艺斯说,虽然在增加举债来提高本国COVID-19大流行的战斗基金之际,本国政府负债截止今年一月底膨胀到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亿比索的新高纪录,但是负债余额依然在「可承受的」水平内。
道明艺斯在菲律宾-新加坡视频商业会议上发言时说,「虽然我们紧急借款来支持我们的预算赤字,但我们的债务负担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截至去年年底,本国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债务总额与经济规模的比率在百分之五十四点五,远远高于截止二零一九年年底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的纪录低点。
政府较早前誓言将保持本国负债在「可承受和负责任的水平」,或在国际推荐的负债范围与GDP比例百分之六十的范围内。
道明艺斯说,「各种政策和改革让本国可以承受一个负责任的赤字开支水平来支付它的COVID-19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紧急津贴低收入家庭和小商业工人;协助微、小和中型企业(MSMEs);和扩大医疗资源来与大流行抗战。」
本国去年以预算赤字一万三千七百亿比索收官,因为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的公共开支较大,以及税收减少进一步造成国库缩水。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行长陆诺说,「COVID-19大流行对菲律宾的不利冲击将是暂时的。」
陆诺说,「我们的宏观经济基础面依然扎实。中期增长前景光明。」
去年,由于COVID-19危机,本国GDP萎缩百分之九点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糟糕表现。
世行下调菲律宾今年经济增长预测
在本国挣扎着控制COVID-19传播,并且未能摆脱经济限制之际,立足华盛顿的多国放贷机构世界银行已经下调它对本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世行在其东亚与太平洋经济最新情况报告中预计本国经济将增长百分之五点五,从它较早前在去年十二月的菲律宾经济最新情况中展望的百分之五点九的经济增长下调。
这也低于杜特地政府的经济经理人们预测的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五至百分之七点五。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马道周五在视频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本地区从封锁到更有效的遏制战略的转变中,菲律宾一直不那么成功。」
马道说,本国的「强硬响应」,即全区小区隔离,「已经使经济付出大代价,但没有实现遏制该疾病的相应好处。」
世行也指出本国的疫苗战略在本地区一直是「落后的」。
本国的疫苗推出在本地区的十五个国家中处于下半部份。
马道说,本国的另一个挑战是人们对疫苗犹豫不决,加上全球疫苗获取的不平等。
它还说本国「高度分散的」保健系统对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造成挑战。
在刺激措施方面,世行指出本国在针对遭受到COVID-19相关收入冲击的家庭方面在各国中属于不太成功的国家之一,因为「报告COVID-19相关收入冲击和没有报告的家庭之间接受援助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
本国的收益与就业损失在本地区的较高,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比较在这个范围的较下线的越南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世行在其报告中说,在本地区的大经济体中,本国的萎缩幅度最陡剧。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萎缩体现了COVID-19爆发失控,以及严格的全国性封锁和流动性限制,连续的自然灾害和预算执行延期拖累公共投资。」
据该银行说,到去年年底,四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本国的生产已经回弹,但依然平均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百分之五,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差距最小,在百分之二点二,而本国的差距最大,在百分之八点四。
世行说本国相对疲弱的表现是因为它更多的依赖冗长的流动性限制,而不是有效地测试战略。
该放贷机构说,据预计,在今年的大多数时候,本国和泰国将保持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它预计二零二二年保守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二零二三年百分之六点二。
不过世行说本国有望在中期内复苏,视外部环境好转、疫苗接种方案成功和放松流动限制而定。
穆迪分析发出警报:
菲律宾经济状态令人担忧
美国经济与金融智库穆迪分析对本国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近来COVID-19新病例的飙升和疫苗推出的缓慢发出了警报。
穆迪分析在其亚太每日简报中说,「菲律宾处于令人担忧的状态。」
「高通货膨胀、巨大的产出缺口、近来COVID-19感染激增以及可用疫苗的受限全都是令人担忧的理由。」
在二月份,通胀连续第五个月录得上升,敲定百分之四点七的两年多来的最高,主要是因为在非洲猪瘟(ASF)造成大量生猪死亡导致供应受限之际,猪肉价格上涨。
该智库也援引大岷里拉和其邻近四省因为COVID-19爆发而于本周重新实施隔离措施。
过去几周,新COVID-19病例显著增加,平均每天新感染人数逾七千。
穆迪分析说,「政府反对全国封锁,但是近来本地感染攀升意味着经济复苏很容易进一步陷入停滞,至少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穆迪分析正预计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增长百分之六点三,但是它说这个前景「目前存在显著的下降风险。」
该智库说,「我们将在四月初的预测回合中审查这个数字。」
穆迪分析指出,可用疫苗受到限制,使得本国处于近期进一步暴罚的持续风险中。
它说本国迄今只收到足够百分之一人口的疫苗,「目前估计表明直至二零二三年也无法全部人接种疫苗。」
菲股止涨收跌0.55%
比索兑美元略升1仙
本地股票于周五逆转了三天的回升,国内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感染创新高纪录是部份原因,但比索对美元设法保持坚挺。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下跌百分之零点五五,或三十六点三七点,报六千五百四十四点六三点。
全股指下滑百分之零点二三,或九点零四点,报三千九百六十七点七九点。
半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即控股公司,百分之零点八八;金融,百分之零点七五;和服务,百分之零点六四。
在另一方面,矿业与石油上升百分之二点一;工业,百分之零点二三;地产,百分之零点一一。
成交量总计四十九亿一千万股,成交额六十二亿八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零一比九十二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九种不变。
与此同时,比索对美元当天收市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四八,报四十八点四九。
二月国际收支转向赤字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周五报告,本国国际收支(BOP)在二月份转为逆差,相比去年同期录得顺差是发生彻底改变。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BOP在上月录得逆差二十亿二千万美元,转变了去年二月八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的顺差。
BOP包含了本国和世界各地在一段具体时期内的交易。顺差意味着进入本国的资金更多,而逆差意味着撤离的资金更多。
央行说,「二零二一年二月的BOP逆差体现了外流,主要是因为央行储备管理操作和中央政府提取它在央行的外汇存款以偿还其外汇负债。」
它又说,「不过,央行外汇操作和它海外投资的收入的流入抵消了部份外流。」
这最新数字使得今年迄今BOP逆差二十七亿七千万美元,高于去年同期录得的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的逆差。
央行说,「根据初步数据,这累计的BOP赤字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凈偿还其外国贷款和本国的商品贸易赤字。」
央行说,这个BOP也体现了截止二零二一年二月底的最终国际储备毛额(GIR)缩减到一千零五十一亿六千万美元,相比截至今年一月底的一千零八十六亿七千万美元。
央行说,「这个最新的GIR水平代表着外部流动性缓冲绰绰有余,足以在外部震荡时帮助缓冲国内经济。」
它说,「这个缓冲相当于十二个月的商品进口额和服务与主要收入的支出。而且,基于原本期限,它也大约相当于本国外债的七点五倍,基于剩余期限则为五点二倍。」
本国负债虽创新高纪录
但依然在可承受范围内
据财政部长道明艺斯说,虽然在增加举债来提高本国COVID-19大流行的战斗基金之际,本国政府负债截止今年一月底膨胀到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亿比索的新高纪录,但是负债余额依然在「可承受的」水平内。
道明艺斯在菲律宾-新加坡视频商业会议上发言时说,「虽然我们紧急借款来支持我们的预算赤字,但我们的债务负担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截至去年年底,本国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债务总额与经济规模的比率在百分之五十四点五,远远高于截止二零一九年年底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的纪录低点。
政府较早前誓言将保持本国负债在「可承受和负责任的水平」,或在国际推荐的负债范围与GDP比例百分之六十的范围内。
道明艺斯说,「各种政策和改革让本国可以承受一个负责任的赤字开支水平来支付它的COVID-19应对措施,其中包括紧急津贴低收入家庭和小商业工人;协助微、小和中型企业(MSMEs);和扩大医疗资源来与大流行抗战。」
本国去年以预算赤字一万三千七百亿比索收官,因为为解决COVID-19大流行的公共开支较大,以及税收减少进一步造成国库缩水。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行长陆诺说,「COVID-19大流行对菲律宾的不利冲击将是暂时的。」
陆诺说,「我们的宏观经济基础面依然扎实。中期增长前景光明。」
去年,由于COVID-19危机,本国GDP萎缩百分之九点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糟糕表现。
【三星堆“上新”带火考古话题,哈尔滨专家还原“最真实的考古”】#三星堆上新专家还原真实考古# 近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现成果频频登上热搜。这次要挖掘的6个祭祀坑,被称为“连拆6个盲盒”,网友们也都忙着看直播、发弹幕、参与讨论,一次单纯的考古行为,俨然成为当下热闹的文化事件。“黑科技”“文物身份证”等概念的露出,更是让大家对最新考古技术萌生极大兴趣。
难道仅仅是因为考古手段先进或发现的文物造型奇特?三星堆最新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日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永军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谈及相关热点话题他表示,更希望借此还原“最真实的考古”。
三星堆最新发现为何备受瞩目?
“佐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公布后,有网友用“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来赞誉,实际上这已是它启动的第二轮考古发掘了。据了解,从1929年村民燕道诚家院子里出土玉器至今,三星堆已“露面”92年,1980年进入正式科学考古阶段,6年来,每年都有不同的发现。知名度颇高的“青铜大立人”等文物就是在考古中陆续出土的。1997年还建成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
硕大的耳朵、前凸的双眼、咧到耳根的大嘴巴……三星堆奇异诡谲的青铜面具、青铜立人、黄金面具残片等“新老”文物,随着最新成果的公布,再次登上热搜,不仅被“吃瓜群众”玩梗做成了表情包,还猜测是“外星文明”。虽然考古专家给出否定答案,但并不能满足人们“了解未知”的渴求,他们也在“串联”三星堆文物背后承载的考古学意义。
对此,赵永军所长表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化的代表,和稍晚于它的金沙遗址“一脉相承”,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古蜀文化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位于长江上游,考古工作更希望通过三星堆,探寻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文明的更多信息。”赵永军解释,这些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与中原商文明相互呼应,共同佐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就像小溪汇入大海,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个古代文化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起源,同时又共同联系、相互作用,最终融合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央视连线南派三叔惹争议?
“不反感文化营销, 但坚决反对把考古、盗墓放到一起”
在三星堆遗址中,除了出土的“半张脸”黄金面具惊艳世人,青铜神树也被高度关注,因为它在南派三叔的小说《盗墓笔记》中存在感颇强。央视对此进行直播,还与南派三叔进行了三分钟连线。节目播出后,许多历史爱好者和考古学者纷纷表示,在这样一档严肃胡节目中邀一位以盗墓笔记起家的作者对谈,有失考量。“稍微玩梗也就算了,到处都是《盗墓笔记》,盗墓和考古能是一回事吗?”“多读读书吧,我国考古遵循抢救性发掘原则。考古不是挖掘墓葬,考的是人类实物遗存”……网友纷纷留言。
也有文章称,这次争议是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和考古文化的冲撞。还说,可能三星堆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1号和2号祭祀坑发掘准备的一系列文创推广活动,最终折在了央视与南派三叔的一次对谈上。
当谈到这一热点事件时,赵永军所长语气变得十分严肃,他重申:“考古和盗墓是两回事!不要把考古和盗墓放在一起,考古是科学工作!”但对于文化营销他还是肯定的。“通过文化营销,让考古工作被人们关注,也是公众考古的意义。”赵永军说,通过这件事,应该让大众更了解真正的考古工作。他一再强调,“考古是抢救性发掘,而且不是把文物挖出来放在那,是让文物活起来,要研究,通过科学论证和相互佐证还原文物背后的历史,让人们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黑龙江小南山遗址也有新收获
2座房址是重要发现,为渔猎文化“续写”前传
在“三星堆”备受关注之际,黑龙江也公布了一份“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据了解,该遗址曾在去年5月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最新发现成果显示:除了大量石制品和陶片之外,重要的是发现2座房址和一些火塘遗迹。小南山遗址发现的陶器是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为东亚和东北亚地区早期陶器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材料。陶器和房屋的使用说明古人类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反映了在更新世末期气候转暖的背景下,乌苏里江地区古人类积极利用丰富的水生资源,开展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加强,开始了“渔猎式的新石器时代”。
真实的考古工作枯燥且辛苦
“夏天野外工作被草爬子咬是常事”
在很多人的心里,考古工作更像是一场探险,沉睡千百年的遗址、价值连城的文物、层出不穷的机关,好像考古工作人员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刺激。然而,当深入了解这些埋头苦干的考古人,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有点苦,有点枯燥,却意义重大。
黑龙江的考古工作者,寻找的是黑龙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受气候影响,黑龙江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夏季进行。对于普通人来说“度夏”的方式是空调+冰淇淋,但对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来说,却是挥汗如雨,默默工作。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常年一顶防晒帽,几乎成了他们的标配。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工作人员表示:“暴晒不算啥,重点是蚊虫,山里的小咬和草爬子特别凶,一咬一个大包。”
除了田野考古工作,剩下的时间都是枯燥漫长的研究论证工作。 赵永军所长说,田野工作只是前奏。考古工作需要提取一些信息,一点点印证和阐释。就像破案一样,抽丝剥茧,得静下心来一点点阐释研究。“这也是很多考古项目持续时间都很长的原因,比如我们的小南山从2015年开始考古发掘,洪河遗址和金上京遗址都是从2013年开始考古发掘,现在仍是工作重点。
记者:薛宏莉
难道仅仅是因为考古手段先进或发现的文物造型奇特?三星堆最新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日前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永军接受生活报记者采访,谈及相关热点话题他表示,更希望借此还原“最真实的考古”。
三星堆最新发现为何备受瞩目?
“佐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公布后,有网友用“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来赞誉,实际上这已是它启动的第二轮考古发掘了。据了解,从1929年村民燕道诚家院子里出土玉器至今,三星堆已“露面”92年,1980年进入正式科学考古阶段,6年来,每年都有不同的发现。知名度颇高的“青铜大立人”等文物就是在考古中陆续出土的。1997年还建成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
硕大的耳朵、前凸的双眼、咧到耳根的大嘴巴……三星堆奇异诡谲的青铜面具、青铜立人、黄金面具残片等“新老”文物,随着最新成果的公布,再次登上热搜,不仅被“吃瓜群众”玩梗做成了表情包,还猜测是“外星文明”。虽然考古专家给出否定答案,但并不能满足人们“了解未知”的渴求,他们也在“串联”三星堆文物背后承载的考古学意义。
对此,赵永军所长表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化的代表,和稍晚于它的金沙遗址“一脉相承”,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古蜀文化不同于中原文明,却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位于长江上游,考古工作更希望通过三星堆,探寻长江流域青铜时代文明的更多信息。”赵永军解释,这些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与中原商文明相互呼应,共同佐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就像小溪汇入大海,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个古代文化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起源,同时又共同联系、相互作用,最终融合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央视连线南派三叔惹争议?
“不反感文化营销, 但坚决反对把考古、盗墓放到一起”
在三星堆遗址中,除了出土的“半张脸”黄金面具惊艳世人,青铜神树也被高度关注,因为它在南派三叔的小说《盗墓笔记》中存在感颇强。央视对此进行直播,还与南派三叔进行了三分钟连线。节目播出后,许多历史爱好者和考古学者纷纷表示,在这样一档严肃胡节目中邀一位以盗墓笔记起家的作者对谈,有失考量。“稍微玩梗也就算了,到处都是《盗墓笔记》,盗墓和考古能是一回事吗?”“多读读书吧,我国考古遵循抢救性发掘原则。考古不是挖掘墓葬,考的是人类实物遗存”……网友纷纷留言。
也有文章称,这次争议是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和考古文化的冲撞。还说,可能三星堆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1号和2号祭祀坑发掘准备的一系列文创推广活动,最终折在了央视与南派三叔的一次对谈上。
当谈到这一热点事件时,赵永军所长语气变得十分严肃,他重申:“考古和盗墓是两回事!不要把考古和盗墓放在一起,考古是科学工作!”但对于文化营销他还是肯定的。“通过文化营销,让考古工作被人们关注,也是公众考古的意义。”赵永军说,通过这件事,应该让大众更了解真正的考古工作。他一再强调,“考古是抢救性发掘,而且不是把文物挖出来放在那,是让文物活起来,要研究,通过科学论证和相互佐证还原文物背后的历史,让人们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黑龙江小南山遗址也有新收获
2座房址是重要发现,为渔猎文化“续写”前传
在“三星堆”备受关注之际,黑龙江也公布了一份“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据了解,该遗址曾在去年5月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最新发现成果显示:除了大量石制品和陶片之外,重要的是发现2座房址和一些火塘遗迹。小南山遗址发现的陶器是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器,为东亚和东北亚地区早期陶器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材料。陶器和房屋的使用说明古人类流动性减弱、定居性增强,反映了在更新世末期气候转暖的背景下,乌苏里江地区古人类积极利用丰富的水生资源,开展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组织复杂化程度的加强,开始了“渔猎式的新石器时代”。
真实的考古工作枯燥且辛苦
“夏天野外工作被草爬子咬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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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的考古工作者,寻找的是黑龙江流域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受气候影响,黑龙江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夏季进行。对于普通人来说“度夏”的方式是空调+冰淇淋,但对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来说,却是挥汗如雨,默默工作。皮肤黝黑、手掌粗糙、常年一顶防晒帽,几乎成了他们的标配。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工作人员表示:“暴晒不算啥,重点是蚊虫,山里的小咬和草爬子特别凶,一咬一个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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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薛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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