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五台山论道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电影无限深度#朱一龙跨年舞台两首歌，一首念万物，一首敬众生，格局大立意！一曲《后会无期》呼吁我们一起守护动物，关注自然保护，勿让野生动物与我们“后会无期。一曲谢霆锋朱一龙 合唱《保重》致敬抗疫英雄，歌声真挚动人，大屏幕上还滚动播放疫情期间的感人瞬间。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深深的感动着我，无论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转播正能量的文化，不需要多么多么的专业，真诚，执着，心中有大爱，眉目眼神都能专递出那份滚烫的情感，那天晚上流了很多很多眼泪，有感动有不或，不解的是朱一龙彩排别人对他明目张胆的不礼貌，还哈哈哈大笑，社会进步了，难道就不需要素质了吗？
所以我置办了一个#朱一龙无限深度#存钱罐，每天存5元，一直存到无限深度上映那天，慢慢看，一遍二遍三遍……带上家人，朋友，同事走进电影院，
我想守着心里一束暖光，让它变得更大一些，让他去温暖更多的人，这社会进步了，人的素质和思维不能落后，想想中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国家在最危险和灾难来临之际都是心中有大爱，无私奉献的人冲在前面，2020的疫情突袭了武汉，封城了无悔的武汉市民们，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英雄们，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我何其有幸，遇到了一颗如此灿烂而温柔的星星。
那颗星星话很少，精力都用来干实事儿了。
那颗星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坚强和善良。
他的爱不仅在自己职业领域的一亩三分地，更在浩瀚宇宙众生之间。
演员也是公众人物，他可以感染很多很多人，我不敢说朱一龙到底感染了多少人，他确实感染到我了，我觉得他是演艺圈里一股清流，踏实，低调，温柔而坚定，眼目明亮干净，可他一路走来好不容易，可他一次一次的举动让我感觉自己狭隘了，他说把脸别过阳光☀，就不会有阴影，他心胸如此豁达，让我觉得生活中一地鸡毛现在更本不值得一提，
支持朱一龙，就像支持心中的太阳，让它亮一些，被他照耀的人就会更温暖，要工作了，只能说到这，朱一龙加油呀！！的！
所以我置办了一个#朱一龙无限深度#存钱罐，每天存5元，一直存到无限深度上映那天，慢慢看，一遍二遍三遍……带上家人，朋友，同事走进电影院，
我想守着心里一束暖光，让它变得更大一些，让他去温暖更多的人，这社会进步了，人的素质和思维不能落后，想想中国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国家在最危险和灾难来临之际都是心中有大爱，无私奉献的人冲在前面，2020的疫情突袭了武汉，封城了无悔的武汉市民们，逆行的医护工作者，坚守在防疫一线的英雄们，是他们的付出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我何其有幸，遇到了一颗如此灿烂而温柔的星星。
那颗星星话很少，精力都用来干实事儿了。
那颗星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坚强和善良。
他的爱不仅在自己职业领域的一亩三分地，更在浩瀚宇宙众生之间。
演员也是公众人物，他可以感染很多很多人，我不敢说朱一龙到底感染了多少人，他确实感染到我了，我觉得他是演艺圈里一股清流，踏实，低调，温柔而坚定，眼目明亮干净，可他一路走来好不容易，可他一次一次的举动让我感觉自己狭隘了，他说把脸别过阳光☀，就不会有阴影，他心胸如此豁达，让我觉得生活中一地鸡毛现在更本不值得一提，
支持朱一龙，就像支持心中的太阳，让它亮一些，被他照耀的人就会更温暖，要工作了，只能说到这，朱一龙加油呀！！的！
东晋、南宋、南明这三者通常被拿到一起讨论，因为三者都是在一个完整汉人政权（占据汉族传统势力范围）遭受少数民族打击、剩下半壁江山之后的政权存在形式。尤其是前两者，通常被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坚持了百年以上（东晋公元317到420年，南宋公元1127到1276年），而南明与两者相比，似乎有点另类，因为南明只有短短18年（公元1644年到1662年）。
为何南明没有像东晋和南宋那般坚持到百年以上呢？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原因，当时笔者主要从皇位继承（领导集团凝聚力）、经济实力和名将统帅三个方面做了分析。诚然，南明与东晋、南宋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南明的弘光、隆武和永历都没有晋元帝和宋高宗那样无可争议，内忧外患中的南明也不如“被斩首”的宋朝那般富裕，也没有东晋王谢家族和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群。其实，除了上述的三个因素外，笔者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外部形势（外患），本文就从外患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
东晋——面对强悍却一盘散沙的“五胡十六国”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连年征战，人口急剧减少，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北方统治者不断引进少数民族内迁，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然而正是这五族的内迁，导致了日后的动乱。
内迁之后的少数民族人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少数民族承担着较重的赋税，甚至为奴为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很快便爆发了叛乱。先是氐族李特的流民起义，之后羯、羌也随之叛乱，然而真正对汉人政权造成伤害的还是汉族的老敌人——匈奴。匈奴左部帅刘渊趁着西晋八王之乱率领匈奴部众建立功业，建立了汉赵政权。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通常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出自北魏崔鸿创作的《十六国春秋》）。
纵观中国朝代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晋（317-420年）时期，中国北方与之抗衡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权，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统一的十六个甚至更多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中国北方又互相攻讦，并不能形成一致的对外合力。
在北魏（鲜卑族）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只有前秦在公元376年短暂地统一过，雄心勃勃的前秦皇帝苻坚于在统一北方之后不断攻击东晋，意欲统一全国。最终双方于公元383年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一战，苻坚率领的多民族大军讨伐江南的东晋，从人数上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投鞭断流”之说，而东晋则由谢安、谢玄等名臣名将应战。最终战果出人意料，数十万前秦大军被东晋利用天险和计谋击败，前秦皇帝苻坚望风而逃，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在此之后，原本依附于苻坚的鲜卑人慕容垂、羌人姚苌等人随后叛变，前秦的政权开始瓦解。
这也说明了为何东晋在面对如此多的少数民族时，依然能够保持一百多年的国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数量众多、彪悍善战，但是却缺乏一个统一众人的领袖，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攻讦、内耗严重，导致无力将统治继续南扩，而这也使得东晋能够偏安江左。
南宋——面对表面统一却内耗不断的金国
南宋，和东晋不同的是，南宋先后面对金国和蒙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有别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统治区域大，而且到了南宋时期，立国都很久。然而，南宋却在这两个强敌面前屹立了一百余年，那么“孱弱”的南宋依靠的是什么呢？
金国从1115年建国起，10年后灭辽国，12年后灭北宋，一时间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倒在了金国的骑兵旋风之下。幸好有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存在，北宋得以在军事上抵挡住了金军的继续南下，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但是，另一方面，金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南宋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消灭北宋之后，金国朝廷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双方互相斗争，而之后金熙宗与权臣之间的争斗，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之后完颜亮即位称帝。称帝之后的完颜亮执意南征，意图和南宋再开战端，但是完颜亮生性嗜杀，很多金国宗室和大臣都遭其毒手，所以完颜亮并不受拥戴。1162年，完颜亮率军南征南宋，不料后院起火，西北契丹叛变，宗室完颜雍又自立为帝，然而此时完颜亮仍然冥顽不明，执意渡江消灭南宋，导致部下发动兵变，完颜亮被杀，而宋朝则趁势击败金军，收复淮南，从此之后金军再不复南征。
除了宗室的内乱之外，金国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更为强悍的少数民族，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因为此前金国对蒙古部落实施残酷的压迫，导致蒙古对金国充满着敌意，所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便发动蒙金战争，已经汉化多年的金国自然不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对手。正是这个北方新兴的强敌牵扯了金国大部分的经历，导致金国无力南下，南宋得以维持在江南的统治。
南明——面对团结、有野心且有谋略的清朝
明朝或者南明的外患很简单，就是东北兴起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虽然相比于之前的南宋面对的金国，清朝（后金）的军队战斗力不见得高很多，但是清朝幸运的是他们出了两个高明的政治家——皇太极和多尔衮。
皇太极和多尔衮身处关外，却十分关注明朝农民起义的发展，皇太极指示清军“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而多尔衮在摄政之后甚至主动联络李自成，“欲与诸公（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
清朝并非没有过危机，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完美地化解了，避免了流血冲突，保存了清朝的实力和统治阶级的团结。1643年，皇太极猝死，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立皇位，双方背后的两黄旗和两白旗一度势均力敌，流血冲突一触即发。倘若此时爆发冲突，损兵折将不说，清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必定分裂，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本身实力就很有限，经不起如此折腾。所幸的是，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由皇太极六岁的皇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皇帝。就这样，一次几乎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消弭了，清朝的实力得以保存。
而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成了清朝经略内地的政治首脑，他在早期投降的汉人范文程和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之下极力笼络汉人，很多明朝降将投降了清朝，高官厚禄并得到了重用。这些行为一举两得，既削减了抵抗的汉人势力，也增加了自己镇压汉人、进一步夺取天下的实力，“以汉攻汉”是多尔衮和清朝的既定方针。
而在南下之前，清朝已经收服了蒙古，使这个昔日纵横天下的民族成了自己的附庸。之后，又侵占了朝鲜，使之脱离明朝的保护，成了自己的附属国。所以，清军南下之后在北方和西方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应对明朝。
南明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内部铁板一块又富有野心和政治智慧的清朝。而东晋面对的五胡十六国，虽然野蛮有战斗力，但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是一盘散沙，自然无力征服实力尚存的东晋。而南宋面对的金国，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同样内忧外患，王朝初期的锐气被耗尽之后再也无力南下。这恐怕也就解释了为何南明只坚持了18年，而东晋和南宋都支撑了百年以上。
参考文献：《南明史》、《清太宗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历史##历史故事#
为何南明没有像东晋和南宋那般坚持到百年以上呢？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原因，当时笔者主要从皇位继承（领导集团凝聚力）、经济实力和名将统帅三个方面做了分析。诚然，南明与东晋、南宋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劣势，南明的弘光、隆武和永历都没有晋元帝和宋高宗那样无可争议，内忧外患中的南明也不如“被斩首”的宋朝那般富裕，也没有东晋王谢家族和南宋初年的中兴名将群。其实，除了上述的三个因素外，笔者还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原因，比如外部形势（外患），本文就从外患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异同。
东晋——面对强悍却一盘散沙的“五胡十六国”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连年征战，人口急剧减少，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北方统治者不断引进少数民族内迁，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然而正是这五族的内迁，导致了日后的动乱。
内迁之后的少数民族人民“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少数民族承担着较重的赋税，甚至为奴为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很快便爆发了叛乱。先是氐族李特的流民起义，之后羯、羌也随之叛乱，然而真正对汉人政权造成伤害的还是汉族的老敌人——匈奴。匈奴左部帅刘渊趁着西晋八王之乱率领匈奴部众建立功业，建立了汉赵政权。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在北方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通常被称作“五胡十六国”（出自北魏崔鸿创作的《十六国春秋》）。
纵观中国朝代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晋（317-420年）时期，中国北方与之抗衡的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政权，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统一的十六个甚至更多的政权，这些政权在中国北方又互相攻讦，并不能形成一致的对外合力。
在北魏（鲜卑族）统一中国北方之前，只有前秦在公元376年短暂地统一过，雄心勃勃的前秦皇帝苻坚于在统一北方之后不断攻击东晋，意欲统一全国。最终双方于公元383年爆发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一战，苻坚率领的多民族大军讨伐江南的东晋，从人数上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投鞭断流”之说，而东晋则由谢安、谢玄等名臣名将应战。最终战果出人意料，数十万前秦大军被东晋利用天险和计谋击败，前秦皇帝苻坚望风而逃，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说。在此之后，原本依附于苻坚的鲜卑人慕容垂、羌人姚苌等人随后叛变，前秦的政权开始瓦解。
这也说明了为何东晋在面对如此多的少数民族时，依然能够保持一百多年的国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数量众多、彪悍善战，但是却缺乏一个统一众人的领袖，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攻讦、内耗严重，导致无力将统治继续南扩，而这也使得东晋能够偏安江左。
南宋——面对表面统一却内耗不断的金国
南宋，和东晋不同的是，南宋先后面对金国和蒙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两个政权有别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统治区域大，而且到了南宋时期，立国都很久。然而，南宋却在这两个强敌面前屹立了一百余年，那么“孱弱”的南宋依靠的是什么呢？
金国从1115年建国起，10年后灭辽国，12年后灭北宋，一时间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倒在了金国的骑兵旋风之下。幸好有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的存在，北宋得以在军事上抵挡住了金军的继续南下，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但是，另一方面，金国自身的问题，也是南宋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消灭北宋之后，金国朝廷分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双方互相斗争，而之后金熙宗与权臣之间的争斗，被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所杀，之后完颜亮即位称帝。称帝之后的完颜亮执意南征，意图和南宋再开战端，但是完颜亮生性嗜杀，很多金国宗室和大臣都遭其毒手，所以完颜亮并不受拥戴。1162年，完颜亮率军南征南宋，不料后院起火，西北契丹叛变，宗室完颜雍又自立为帝，然而此时完颜亮仍然冥顽不明，执意渡江消灭南宋，导致部下发动兵变，完颜亮被杀，而宋朝则趁势击败金军，收复淮南，从此之后金军再不复南征。
除了宗室的内乱之外，金国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他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更为强悍的少数民族，蒙古。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因为此前金国对蒙古部落实施残酷的压迫，导致蒙古对金国充满着敌意，所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便发动蒙金战争，已经汉化多年的金国自然不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对手。正是这个北方新兴的强敌牵扯了金国大部分的经历，导致金国无力南下，南宋得以维持在江南的统治。
南明——面对团结、有野心且有谋略的清朝
明朝或者南明的外患很简单，就是东北兴起的后金（后改国号为清）。虽然相比于之前的南宋面对的金国，清朝（后金）的军队战斗力不见得高很多，但是清朝幸运的是他们出了两个高明的政治家——皇太极和多尔衮。
皇太极和多尔衮身处关外，却十分关注明朝农民起义的发展，皇太极指示清军“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而多尔衮在摄政之后甚至主动联络李自成，“欲与诸公（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
清朝并非没有过危机，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完美地化解了，避免了流血冲突，保存了清朝的实力和统治阶级的团结。1643年，皇太极猝死，长子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争立皇位，双方背后的两黄旗和两白旗一度势均力敌，流血冲突一触即发。倘若此时爆发冲突，损兵折将不说，清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必定分裂，满族作为少数民族，本身实力就很有限，经不起如此折腾。所幸的是，最后大家接受了折中方案——由皇太极六岁的皇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皇帝。就这样，一次几乎不可避免的流血冲突消弭了，清朝的实力得以保存。
而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成了清朝经略内地的政治首脑，他在早期投降的汉人范文程和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之下极力笼络汉人，很多明朝降将投降了清朝，高官厚禄并得到了重用。这些行为一举两得，既削减了抵抗的汉人势力，也增加了自己镇压汉人、进一步夺取天下的实力，“以汉攻汉”是多尔衮和清朝的既定方针。
而在南下之前，清朝已经收服了蒙古，使这个昔日纵横天下的民族成了自己的附庸。之后，又侵占了朝鲜，使之脱离明朝的保护，成了自己的附属国。所以，清军南下之后在北方和西方再无后顾之忧，能够专心应对明朝。
南明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内部铁板一块又富有野心和政治智慧的清朝。而东晋面对的五胡十六国，虽然野蛮有战斗力，但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是一盘散沙，自然无力征服实力尚存的东晋。而南宋面对的金国，虽然已经统一，但是同样内忧外患，王朝初期的锐气被耗尽之后再也无力南下。这恐怕也就解释了为何南明只坚持了18年，而东晋和南宋都支撑了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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