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怀念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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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多了思想自然改变

作者：丁品，1955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母下乡到五七干校，1974年从干校当兵。1980年退伍后到文物部门工作，1987年通过北京自学考试获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专文凭。1987年底到中国环境报社工作，曾先后任编辑、主任记者和编辑部主任等职务。

1969年春，团中央系统 “连锅端”，下放到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办五七干校，我也随父母来到黄湖。当时胡耀邦也在这里劳动改造。

解放前，黄湖是一个方圆十里的芦苇荡，杳无人迹，当地民谚曰“黄湖坡、土匪窝”。1958年潢川县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围湖造堤，将其开垦成国营农场。

初下干校，适逢梅雨季，一连数十天细雨濛濛，出门脚踩黄泥巴，走起路来甩得浑身上下都是泥。五七战士打趣说，这真是“县名黄，湖水黄、人更黄”。80年代初，耀邦担任中央领导后，到河南信阳视察，曾动情地回忆起当年黄湖路烂难行，一老农牵水牛路遇耀邦，用所带的一条麻袋铺在牛背上，扶耀邦上牛前行，便是生动例子。

在干校，全体五七战士都按军事编制过集体生活（建校初期无房子，夫妻一律分居），大家在一起劳动生活，很快就混熟了，互称“五七校友”，没老没小地开玩笑、取绰号。调皮的中国青年印刷厂印校学生和干校子弟也送耀邦一个雅号：“胡彪贤弟”。那时耀邦是团中央“头号走资派”，要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低头认罪”，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两句台词：“胡彪，你这一向交代的怎么样了？”“我是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不禁让人暗中捧腹。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耀邦在1969年初夏。那时驻团中央军代表要求耀邦下干校每个连队、每个班作检查，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一天，连里通知说耀邦到我们六连三排八班（原中国青年报社青年运动部）作检查、接受批判。

编辑刘家乾是湖南人，生性诙谐。他听说耀邦要来班里做检查，便手舞足蹈地模仿耀邦的乡音，学他文革前在团中央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有些事情，把基层干部群众搞得像房梁上吊王八，四脚无靠！”（大意）把周围的人逗得开心大笑。其中或许包含有深意，自然不是我这个14岁的孩子能听出来的。

傍晚，耀邦从方寨步行数里来到二郎岗。他进屋后，一位老编辑给他递过去一个马扎，他低声道谢后坐下来。人到齐后，批判会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耀邦从布挎包里掏出早已写好的一摞检讨书，开始作“沉痛”检查：“我14岁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可惜我年幼贪睡，歪在床上很快进入梦乡。耀邦检查了些什么，我全然没有听到。只是后来听大人闲聊说起，耀邦的检查很感人。

耀邦在干校劳动很卖力。用农场职工和老乡的话说，耀邦割稻栽秧、挥镰割麦样样都行、身板很好。在场院干活，进出仓晾晒搬运稻谷等，他能扛起一百来斤重的麻包一溜小跑。

1971年年冬，耀邦奉校军代表之命到校部开会，会场生煤炉取暖，发生与会者煤气中毒的情况（散会后有几人出会场不久即昏倒），他也中毒了，在回方寨的路上突然昏倒，幸亏有放学的几个中小学生及时发现，背着耀邦走了一段路；后来遇到路过的大人，轮换着把耀邦背了回去。

1970年春，干校军代表搞人海战术，出动全校的“五七战士”，拉人力车到40公里外的江集坛山拉砖，叫做“炼人炼思想”。沿路多丘陵，坡高路陡，两、三个人在前拉套，一人在后驾辕，非常吃力。五七校友们累得满头大汗。翻过一长长的坡路时，我看到耀邦也在其中拉绳吃力前行。

此外，我曾多次看到胡耀邦下工归来，在路上与在干校担任一、二把手的军代表相遇。两个军代表去打猎，后面还跟着个人给他俩扛猎枪。军代表在路中间“闲庭信步”；胡耀邦则头顶一个布帽、上身着一件旧毛背心，腿上净是泥巴。耀邦参加革命的资历早、级别和职务都比这两个军代表高得多，但遇到军代表时他总是主动靠边避让，两位军代表略一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扬长而去。

机务连的汽车班和拖拉机班很有几位老师傅过去都在团中央机关开过车，我从未听到他们背地里说过耀邦的坏话。有一次，同在拖拉机班的老师傅赵俊庭忆起往事很感慨：“耀邦立志要跑遍中国两千多个县搞调研，跑了很多偏远地区。有一次，我开一辆吉普拉着胡耀邦走内蒙，在荒原上车子抛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狼狈得很”。

在干校，父亲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1959年3月，他跟随耀邦去苏州出差，在火车上父亲带了一本当时新出版的小说《敌后武工队》看，不想耀邦看到后很不高兴：“你怎么还有兴致看小说？！”晚上耀邦召开随行人员会议，问大家：你们这两天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大家面面相觑，一齐摇头。耀邦大声说，沿途没有看见有许多 “红领巾”在挖野菜吗？苏州是鱼米之乡，孩子们出来挖野菜，说明农民在挨饿！现在是上面刮浮夸风，下面基层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这是自欺欺人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耀邦的心里装着沉甸甸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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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新华通讯社原副社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宣部工作，耀邦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编辑常来向我组稿，常常说起他们的耀邦怎样勤奋，怎样喜欢读书，读了多少多少书，等等。直到他去世前的十年及其以后至今的十五年，我渐渐知道了他更多的事，自己的阅历和领悟也渐渐加深了，对他就越来越敬仰。

耀邦的一生多姿多彩，和有关他的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不记得我国哪一位皇帝，好像是宋太祖，说过这样一句话：治理天下还得靠读书人。毛泽东似乎是认可了这一点的。他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过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十分鄙视知识分子。建国以后，以“大老粗”为荣的风气在很大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甚至成了时尚，后来更发展到“读书越多越反动”。凡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都必到农村须向农民学习。学者王学泰在他论《水浒》与江湖的书中评说了这种风气，他说：“表面上看它在推崇反权威、反传统和崇尚勇武、奋斗的价值观，实际上其本质是蔑视规范，提倡粗鄙的游民文化。”我认为这话十分精彩。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粗鄙的游民文化越发神气起来。

胡耀邦是老红军中的红小鬼，走过雪山草地到达延安的时候刚刚二十岁，立即进入了青年团的领导层，成了大干部。老红军大多数是中青年，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周恩来三十七岁，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胡子王震将军仅仅比耀邦大七岁，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也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可是这班中青年特别是青年中，勤奋读书的，耀邦是唯一的一个。

在那个反智和炫耀粗鄙的时代，《列宁全集》出版了。耀邦对来访的朋友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读到列宁全集第几卷了。”有人回忆说，耀邦在中央工作期间，在一次会上要求那些高级干部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还要求大家熟悉全局，多想想全局的问题。耀邦自己果然读了，而且用得上。

1984年中组部讨论到广西“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耀邦主张宽一点好，他说：“柳宗元《驳复仇议》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要报杀父之仇，出了乱子谁来解决呢。

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耀邦鼓励大家要像苏东坡说的那样：“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后来又说：“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确实博览群书，用得上。

最叫我佩服的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他就提出了掌握和推动全局的战略性建议。我写过一篇三百多字的短文，其中说：在天下纷纷扰扰之际，一个人以在野之身，却能高瞻远瞩，提出把握全局的方针，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有三位。一是东汉末年向三顾茅庐求贤问计的刘备提出史称“隆中对”的诸葛亮，一是明太祖朱元璋称王之前向朱元璋献策的儒士朱升，另一位就是当代的胡耀邦。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刚刚揪出来之后，叶剑英元帅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那时耀邦被“四人帮”打倒以后闲居在家。耀邦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知情人说，当时口头说的大意如此，后来形成文字，更明畅了。

所谓“批邓”，是指当时的主政者还在遵照毛泽东生前的旨意，继续在全国开展对邓小平的大批判。要“停止批邓”，就不能不违反毛泽东的旨意。可是，这时的主政者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思想僵化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不久，胡耀邦复出，可以做事了。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前，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他策划和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二是他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平反冤假错案。这两件事都非常了不起，都同他那被戏称为“新时代隆中对”的三条建议密切相关。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思想的牢笼”，这是从根上的改革开放。它的伟大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改革开放本身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就都应当归功于它，我们这个党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将来，都决定于我们是否坚持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般科学的原理而并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更加坚持这个原理。实实在在按它思考和做事。

为什么恰恰是耀邦而不是别人，能及时把握这个全局，作出这个新的“隆中对”，非常准确地提出这三条建议?我想乃是在他的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博览群书和经常思考全局。于光远有一篇《好学勤思》，说他注意到“耀邦读书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著作，各种他认为有意思的书也找来看看，难怪他有广阔的眼界。”那位交通大学出身、懂英文的无锡人、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耀邦是大知识分子，想必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耀邦也光读线装书、也光娴熟中国典籍，而排斥西方的学问特别排斥西方的人文科学，他是不是也会把国民经济治到崩溃的边缘呢?

我曾经对采访者这样谈胡耀邦，我说，胡耀邦是一个伟大的人，我非常钦佩他。他主要的特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问题是他把别人看得同他自己一样，也同样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要求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恐怕是很难的。

孟老夫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话很对。党内存在不同思想和政见是事实，是正常现象。需要党内有不断改善的规章制度，大家都得照办。可以各抒己见，公开辩论，彼此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取党内多数人赞同，任何人都不能个人说了算，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人人必须光明正大，并且只能光明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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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守涛，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教育家

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

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贡献，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胡耀邦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非常亲民和具有民主风度。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来问是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胡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您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

胡耀邦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

“您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胡绩伟委婉地说。

“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胡耀邦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著名学者郭罗基曾回忆说：“我的文章中写到，列宁曾派人向各家报纸转达他的意见，禁止对他的歌功颂德。胡耀邦给我的信中说使人读了有启发，他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当选为中央主席以后没几天，就找北京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不要对他歌功颂德。”　　

胡耀邦主政时期，思想开放、作风民主。深圳蛇口的民主直选改革，更是他一生中的经典之作。胡耀邦留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胡耀邦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其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平反，并尽力保护他们不被挨整，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白桦回忆说：“1979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以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并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