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十三关，你都知道哪一关？】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的军事性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的长城是明长城，中国明朝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国学知识# #每天读国学#
第一关：居庸关
居庸关是大家最熟悉的长城一关，为什么把居庸关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居庸关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北京昌平区内，得名始于秦代。有南北两个关口，南名“南口”，北称“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
燕国时已成为军事要隘，汉代已经颇具规模，此后历唐、辽、金、元数朝，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设。成吉思汗灭金即入此关，现存关口建于明洪武年间。
第二关：山海关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明洪武十四年筑关设卫，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仅仅比居庸关的美称少了一个“雄”字，此匾额长5.19米，高1.5米，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所书。
第三关：雁门关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
说到雁门关，人们马上想到宋代抗辽英雄杨家将保家卫国前仆后继的故事。雄关雁门，居“天下九塞”之首，历代都把此地看作战略要地。
第四关：玉门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汉元封年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即设立。
第五关：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向西5公里处，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先后经过 168年时间的修建，成为万里长城沿线最为壮观的关城。当然，嘉峪关也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
地势最高的嘉峪山上，城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和戈壁，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
1965年以关名建市。
第六关：阳关
西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和玉门关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可是自唐以后，赫赫阳关竟史书绝记。
阳关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亦同玉关门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阳关为什么突然失载呢?这一点历史学家已经找出了答案，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之故。
历代战争和大规模的开荒屯垦，破坏了这里的植被和水源，从而造成来自西南的风沙逐渐侵向东北。阳关绿州在无情地减小，人们抵挡不住风沙的危害，只好向东迁徙。大约在宋代，当阳关人全部迁出之后，阳关也最后被流沙吞没了。
阳关至玉门70余公里，其间原有城墙相连接，今个别地方还有长城城墙遗址，长城遗址虽已很低矮，只有十几至几十厘米高，但烽燧遗址尚存几十座。
第七关：娘子关
娘子关，是中国万里长城著名关隘，位于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山麓，太行山脉西侧河北省井陉县西口。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兵驻守于此，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故得今名。现存关城建于明代，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第八关：紫荆关
紫荆关，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北45公里的紫荆岭上，自古便是华北平原的重要门户之一，汉时称上谷关，东汉名五阮关，又有蒲阴径、子庄关之称。始建于战国时期，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
历史上紫荆关曾发生的战争达140多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元1213年成吉思汗攻居庸关不克，分兵紫荆关击败金兵，又从内夹攻居庸关得手。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蒙古军破紫荆关逼近北京。
第九关：倒马关
倒马关，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县西北60公里的倒马村，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因山路险峻，战马到此经常要摔倒而得名。明代以后通称：倒马关。现存倒马关城始建于明景泰年间，与居庸关、紫荆关合成为内三关。
第十关：平型关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明正德年间修筑内长城时经过平型岭，并在关岭上修建关楼。平型关城虎踞于平型岭南麓，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
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周围900余丈，南北东各置一门，门额镌刻“平型岭”三个大字。
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人，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击并取得全胜的战斗。
第十一关：偏头关
偏头关，位于偏关县黄河边。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三关”，因其地势东仰西伏而得名。现存建筑为明洪武年间修筑，明朝时，偏头关既是晋北门户，也是晋北与内蒙古互市的通商口。偏头关历史悠久，地处黄河入晋南流之转弯处，为历代兵家争夺重地。
第十二关：黄崖关
黄崖关，津门十景之一的蓟北雄关，位于蓟县最北端30公里处的东山上，又称“小雁门关”，北齐时建，明代重修。
第十三关：杀虎口关
杀虎口关，位于山西与内蒙的交界处，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明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
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走西口就发生在此地。
看完这13关，小伙伴们，是不是涨知识了？
第一关：居庸关
居庸关是大家最熟悉的长城一关，为什么把居庸关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居庸关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北京昌平区内，得名始于秦代。有南北两个关口，南名“南口”，北称“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
燕国时已成为军事要隘，汉代已经颇具规模，此后历唐、辽、金、元数朝，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设。成吉思汗灭金即入此关，现存关口建于明洪武年间。
第二关：山海关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明洪武十四年筑关设卫，因其依山襟海，故名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仅仅比居庸关的美称少了一个“雄”字，此匾额长5.19米，高1.5米，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萧显所书。
第三关：雁门关
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与宁武关、偏关合称为“外三关”。
说到雁门关，人们马上想到宋代抗辽英雄杨家将保家卫国前仆后继的故事。雄关雁门，居“天下九塞”之首，历代都把此地看作战略要地。
第四关：玉门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汉时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汉元封年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随即设立。
第五关：嘉峪关
嘉峪关，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向西5公里处，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先后经过 168年时间的修建，成为万里长城沿线最为壮观的关城。当然，嘉峪关也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
地势最高的嘉峪山上，城关两翼的城墙横穿沙漠和戈壁，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
1965年以关名建市。
第六关：阳关
西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和玉门关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阳关建于汉元封四年，自汉至唐，一直是丝路南道上的必经关隘。可是自唐以后，赫赫阳关竟史书绝记。
阳关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亦同玉关门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阳关为什么突然失载呢?这一点历史学家已经找出了答案，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化之故。
历代战争和大规模的开荒屯垦，破坏了这里的植被和水源，从而造成来自西南的风沙逐渐侵向东北。阳关绿州在无情地减小，人们抵挡不住风沙的危害，只好向东迁徙。大约在宋代，当阳关人全部迁出之后，阳关也最后被流沙吞没了。
阳关至玉门70余公里，其间原有城墙相连接，今个别地方还有长城城墙遗址，长城遗址虽已很低矮，只有十几至几十厘米高，但烽燧遗址尚存几十座。
第七关：娘子关
娘子关，是中国万里长城著名关隘，位于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山麓，太行山脉西侧河北省井陉县西口。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因唐·平阳公主曾率兵驻守于此，平阳公主的部队当时人称“娘子军”，故得今名。现存关城建于明代，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第八关：紫荆关
紫荆关，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北45公里的紫荆岭上，自古便是华北平原的重要门户之一，汉时称上谷关，东汉名五阮关，又有蒲阴径、子庄关之称。始建于战国时期，与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
历史上紫荆关曾发生的战争达140多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西元1213年成吉思汗攻居庸关不克，分兵紫荆关击败金兵，又从内夹攻居庸关得手。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蒙古军破紫荆关逼近北京。
第九关：倒马关
倒马关，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县西北60公里的倒马村，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因山路险峻，战马到此经常要摔倒而得名。明代以后通称：倒马关。现存倒马关城始建于明景泰年间，与居庸关、紫荆关合成为内三关。
第十关：平型关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明正德年间修筑内长城时经过平型岭，并在关岭上修建关楼。平型关城虎踞于平型岭南麓，古称瓶形寨，以周围地形如瓶而得名。
金时为瓶形镇，明、清称平型岭关，后改今名。历史上很早就是戍守之地，周围900余丈，南北东各置一门，门额镌刻“平型岭”三个大字。
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人，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在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击并取得全胜的战斗。
第十一关：偏头关
偏头关，位于偏关县黄河边。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三关”，因其地势东仰西伏而得名。现存建筑为明洪武年间修筑，明朝时，偏头关既是晋北门户，也是晋北与内蒙古互市的通商口。偏头关历史悠久，地处黄河入晋南流之转弯处，为历代兵家争夺重地。
第十二关：黄崖关
黄崖关，津门十景之一的蓟北雄关，位于蓟县最北端30公里处的东山上，又称“小雁门关”，北齐时建，明代重修。
第十三关：杀虎口关
杀虎口关，位于山西与内蒙的交界处，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明时称杀胡口。明朝时蒙古贵族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
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走西口就发生在此地。
看完这13关，小伙伴们，是不是涨知识了？
【人民法院报】民事恶意诉讼的损害赔偿
【案情回放】2012年11月20日，原告李某起诉要求被告杨某赔偿因恶意诉讼给其造成的代管款及借款利息、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误工费、材料费等多项损失。理由是：杨某曾先后五次对李某提起诉讼。2009年2月，起诉要求某公司及包括李某在内的三股东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二审法院认定李某已偿还部分借款，以债务抵销为由改判。同月，又起诉要求某公司支付租赁其房屋的租金及利息，并由李某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杨某证据不足而判决驳回，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后杨某连续三次提起诉讼，均要求某公司归还借款20万元，并由李某等三股东在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主要证据“借款证明”经鉴定，其形成时间远在落款日期两年之后，有伪造之嫌。上述三起案件均以杨某主动申请撤诉结案。在五起诉讼中，法院均依据杨某申请裁定冻结了李某银行存款或法院代管款。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杨某在提起后三次诉讼时应当知道据以起诉的证据是虚假的，仍采取重复诉讼方式给原告李某造成不必要的诉讼负担，其起诉行为及申请保全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万元。
【不同观点】恶意诉讼存在巨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虽予以专门规制，但未设立相关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恶意诉讼的具体甄别与判断的统一标准，仍留待司法实践的努力。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五次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行为是否存在恶意；如存在，如何确定原告合理损失范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以虚构事实为手段，滥用诉权反复起诉、撤诉，致使原告陷入讼累；被告多次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严重干扰了原告正常生活和经营秩序。被告上述行为已构成恶意诉讼，对原告造成侵权，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案各项损失中，具有争议的主要为律师费，虽然聘请律师属自愿行为，然诉讼活动专业性较强，大多数恶意诉讼的受害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且受精力、时间等限制，实践中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成为普遍现象。可见，因参加侵权人恶意提起的诉讼而支付律师费，两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受害人已经支付的律师费应纳入赔偿范围，以起到填补损失、制裁恶意诉讼之效果。具体数额由法院合理确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被告之前所提起的五次诉讼均符合程序法规定、经过正当程序，被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亦得到判决的支持，后三次撤诉均在法院公正主持下进行，存在正当理由，并经法院认可与准许；被告申请财产保全依据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且经过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其目的在于保障依法生效的裁决能够顺利得到全面执行，并不存在违法性；被告三次撤诉的确事出有因，故上述行为并不存在恶意，不构成侵权，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出的损失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官回应】
恶意诉讼之“恶意”的判断标准及损害赔偿范围认定
恶意诉讼本质系一种侵权行为，判断是否支持基于恶意诉讼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要求作为评断与认定的依据，同时对损害赔偿范围予以限定。
1.恶意诉讼之“恶意”的判断标准
对于“恶意”之认定是恶意诉讼判断标准中最为关键的要件，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首先，恶意诉讼中的恶意是对于主观动机的描述，指故意心态中之恶劣者，含有明显的加害性追求。当事人明知其诉讼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却利用诉讼活动达到诉讼之外的不正当目的。恶意并不等同于故意，故意是从行为结果的意思出发认定主观状态的可归责性，而恶意还包含了对行为本身目的之评价。且恶意必须为直接故意，过失行为亦不能构成恶意诉讼。然而，实践中恶意诉讼行为目的具有混合性，在恶意中抑或夹杂着善意的动机，造成认定困难。解决此类问题，可借鉴美国侵权法的首要原则，即某非法目的在行为人决定诉讼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实质、首要的作用，则主观上构成恶意；如是合法性目的起到更为实质性作用，则不构成恶意。
其次，恶意毕竟只是主观动机，实践中通常无法直接窥探行为人内心状态；且诉讼行为往往形式上满足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诉讼程序要件，将恶意通过诉讼方式披上“合法化”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笔者认为，法官应对恶意诉讼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但于打击恶意诉讼的同时，应避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造成损害。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应从严把握，只要诉讼行为尚存合理性基础，就不应轻率认定为恶意，以免矫枉过正。司法实践可综合考量：一是看是否存在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歪曲法律、诱使证人作伪证等情节；二是利用生活经验法则、逻辑推断、地方风俗等“思维工具”；三是对同类型行为多发区域加强关注，包括程序性请求，如起诉、保全申请、延期申请、程序异议等环节，以及实体性问题，如证据三性、基础法律关系真实性等方面；四是法庭调查与庭外调查相结合；五是不能仅凭相关案件判决的胜败结果作为认定依据。
结合本案，杨某五次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行为，均有恶意存在的空间。一般来说，起诉行为如被认定为恶意，则同一诉讼中财产保全申请行为也应认定为恶意。如起诉行为未被认定为恶意，则同一诉讼中财产保全行为应单独判断认定。具体而言，在第一次诉讼中，杨某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得到一审与二审认可，其起诉行为系行使诉权的正当行为；其申请财产保全亦是为了保证判决生效后能得以顺利执行，显具合理性，不构成恶意。在第二次诉讼中，一审基于证明责任规则未支持杨某诉讼请求。如果就此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显然过于严苛；其申请财产保全之行为，亦认定为不构成恶意为宜。之后连续的三次诉讼行为，均针对同一诉讼标的与事实理由，就证据效力分析，杨某的关键性证据——借款证明，经鉴定，形成时间远远晚于落款时间，故其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其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及交付事实，支持其起诉之合理根据显然不足。就生活常理及逻辑分析，杨某在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的前提下还借款给公司等多数行为不符常理。综上，可认定杨某明知据以提起诉讼的证据不实，所欲证明的事实虚构，其重复诉讼、撤诉及申请财产保全，目的是给李某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故此三次起诉及诉讼保全申请行为构成恶意。
2.恶意诉讼之损害赔偿范围确定
若无损害，则无赔偿。首先，因恶意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以受有实际损害为要件。至于哪些项目为实际损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主张其因向案外人借款而造成的利息损失，因无相应证据证明，无法认定属原告的实际损害，故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确定成立责任范围上的相当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旨在认定某种损害是否因权利受侵害而发生，以决定是否应由加害人负赔偿责任。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通说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指“无此事实，虽不必发生此结果，但有此事实，通常足生此结果”。具体到恶意诉讼，依一般社会经验和认识水平能够预见因权利受侵害通常足生某损害，且实际亦发生，则责任范围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得以成立。本案被告三次对原告代管款恶意申请冻结，由此直接造成的银行利息损失得以预见，显属应赔偿的范围。被告因原告恶意起诉而产生的交通费、材料费、误工费等，属通常参加诉讼所必然发生之项目。至于鉴定费，属对杨某所提证据效力认定之必需，因其恶意诉讼直接导致，故成立相当因果关系。
关于律师费在此得否请求赔偿，台湾司法实践认为“如可认为伸张权利或防御上所必要者，应属诉讼费用之一种，于必要限度内得令败诉人赔偿”；澳门民事诉讼法典则明文认可。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审慎态度，由于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未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明确规定，故未予支持。
再次，损害赔偿数额应限定于合理范围之内。填补损害是侵权行为法之基本机能，然损害补偿数额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免受害人因此获得不当得利。例如，对于因参加诉讼而发生的交通费，原则上支持普通座票价为宜，如当事人在有可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商务座或一等座应属不合理支出。若实际确已受有损害，而其数额不能确切证明时，法院可自由裁量。本案原告因代管款冻结而造成的利息损失，本院依据三次诉讼时间并结合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酌情确定1.5万元；原告因参加三次诉讼奔波于河南与上海两地所产生的费用支出，本院综合庭审次数、应诉方式、地理间隔、物价水平等多重因素，酌定总额为5000元，均属合理。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案情回放】2012年11月20日，原告李某起诉要求被告杨某赔偿因恶意诉讼给其造成的代管款及借款利息、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误工费、材料费等多项损失。理由是：杨某曾先后五次对李某提起诉讼。2009年2月，起诉要求某公司及包括李某在内的三股东归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二审法院认定李某已偿还部分借款，以债务抵销为由改判。同月，又起诉要求某公司支付租赁其房屋的租金及利息，并由李某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杨某证据不足而判决驳回，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后杨某连续三次提起诉讼，均要求某公司归还借款20万元，并由李某等三股东在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主要证据“借款证明”经鉴定，其形成时间远在落款日期两年之后，有伪造之嫌。上述三起案件均以杨某主动申请撤诉结案。在五起诉讼中，法院均依据杨某申请裁定冻结了李某银行存款或法院代管款。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杨某在提起后三次诉讼时应当知道据以起诉的证据是虚假的，仍采取重复诉讼方式给原告李某造成不必要的诉讼负担，其起诉行为及申请保全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万元。
【不同观点】恶意诉讼存在巨大的负面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虽予以专门规制，但未设立相关损害赔偿制度，对于恶意诉讼的具体甄别与判断的统一标准，仍留待司法实践的努力。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五次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行为是否存在恶意；如存在，如何确定原告合理损失范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以虚构事实为手段，滥用诉权反复起诉、撤诉，致使原告陷入讼累；被告多次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严重干扰了原告正常生活和经营秩序。被告上述行为已构成恶意诉讼，对原告造成侵权，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案各项损失中，具有争议的主要为律师费，虽然聘请律师属自愿行为，然诉讼活动专业性较强，大多数恶意诉讼的受害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且受精力、时间等限制，实践中聘请律师参加诉讼成为普遍现象。可见，因参加侵权人恶意提起的诉讼而支付律师费，两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受害人已经支付的律师费应纳入赔偿范围，以起到填补损失、制裁恶意诉讼之效果。具体数额由法院合理确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被告之前所提起的五次诉讼均符合程序法规定、经过正当程序，被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亦得到判决的支持，后三次撤诉均在法院公正主持下进行，存在正当理由，并经法院认可与准许；被告申请财产保全依据2007年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且经过法院依法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其目的在于保障依法生效的裁决能够顺利得到全面执行，并不存在违法性；被告三次撤诉的确事出有因，故上述行为并不存在恶意，不构成侵权，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出的损失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官回应】
恶意诉讼之“恶意”的判断标准及损害赔偿范围认定
恶意诉讼本质系一种侵权行为，判断是否支持基于恶意诉讼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要求作为评断与认定的依据，同时对损害赔偿范围予以限定。
1.恶意诉讼之“恶意”的判断标准
对于“恶意”之认定是恶意诉讼判断标准中最为关键的要件，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首先，恶意诉讼中的恶意是对于主观动机的描述，指故意心态中之恶劣者，含有明显的加害性追求。当事人明知其诉讼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却利用诉讼活动达到诉讼之外的不正当目的。恶意并不等同于故意，故意是从行为结果的意思出发认定主观状态的可归责性，而恶意还包含了对行为本身目的之评价。且恶意必须为直接故意，过失行为亦不能构成恶意诉讼。然而，实践中恶意诉讼行为目的具有混合性，在恶意中抑或夹杂着善意的动机，造成认定困难。解决此类问题，可借鉴美国侵权法的首要原则，即某非法目的在行为人决定诉讼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实质、首要的作用，则主观上构成恶意；如是合法性目的起到更为实质性作用，则不构成恶意。
其次，恶意毕竟只是主观动机，实践中通常无法直接窥探行为人内心状态；且诉讼行为往往形式上满足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诉讼程序要件，将恶意通过诉讼方式披上“合法化”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笔者认为，法官应对恶意诉讼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但于打击恶意诉讼的同时，应避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造成损害。在具体认定过程中应从严把握，只要诉讼行为尚存合理性基础，就不应轻率认定为恶意，以免矫枉过正。司法实践可综合考量：一是看是否存在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歪曲法律、诱使证人作伪证等情节；二是利用生活经验法则、逻辑推断、地方风俗等“思维工具”；三是对同类型行为多发区域加强关注，包括程序性请求，如起诉、保全申请、延期申请、程序异议等环节，以及实体性问题，如证据三性、基础法律关系真实性等方面；四是法庭调查与庭外调查相结合；五是不能仅凭相关案件判决的胜败结果作为认定依据。
结合本案，杨某五次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行为，均有恶意存在的空间。一般来说，起诉行为如被认定为恶意，则同一诉讼中财产保全申请行为也应认定为恶意。如起诉行为未被认定为恶意，则同一诉讼中财产保全行为应单独判断认定。具体而言，在第一次诉讼中，杨某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得到一审与二审认可，其起诉行为系行使诉权的正当行为；其申请财产保全亦是为了保证判决生效后能得以顺利执行，显具合理性，不构成恶意。在第二次诉讼中，一审基于证明责任规则未支持杨某诉讼请求。如果就此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显然过于严苛；其申请财产保全之行为，亦认定为不构成恶意为宜。之后连续的三次诉讼行为，均针对同一诉讼标的与事实理由，就证据效力分析，杨某的关键性证据——借款证明，经鉴定，形成时间远远晚于落款时间，故其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其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资金来源及交付事实，支持其起诉之合理根据显然不足。就生活常理及逻辑分析，杨某在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的前提下还借款给公司等多数行为不符常理。综上，可认定杨某明知据以提起诉讼的证据不实，所欲证明的事实虚构，其重复诉讼、撤诉及申请财产保全，目的是给李某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故此三次起诉及诉讼保全申请行为构成恶意。
2.恶意诉讼之损害赔偿范围确定
若无损害，则无赔偿。首先，因恶意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以受有实际损害为要件。至于哪些项目为实际损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主张其因向案外人借款而造成的利息损失，因无相应证据证明，无法认定属原告的实际损害，故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确定成立责任范围上的相当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利受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旨在认定某种损害是否因权利受侵害而发生，以决定是否应由加害人负赔偿责任。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通说采相当因果关系说，即指“无此事实，虽不必发生此结果，但有此事实，通常足生此结果”。具体到恶意诉讼，依一般社会经验和认识水平能够预见因权利受侵害通常足生某损害，且实际亦发生，则责任范围上的相当因果关系得以成立。本案被告三次对原告代管款恶意申请冻结，由此直接造成的银行利息损失得以预见，显属应赔偿的范围。被告因原告恶意起诉而产生的交通费、材料费、误工费等，属通常参加诉讼所必然发生之项目。至于鉴定费，属对杨某所提证据效力认定之必需，因其恶意诉讼直接导致，故成立相当因果关系。
关于律师费在此得否请求赔偿，台湾司法实践认为“如可认为伸张权利或防御上所必要者，应属诉讼费用之一种，于必要限度内得令败诉人赔偿”；澳门民事诉讼法典则明文认可。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审慎态度，由于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未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明确规定，故未予支持。
再次，损害赔偿数额应限定于合理范围之内。填补损害是侵权行为法之基本机能，然损害补偿数额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免受害人因此获得不当得利。例如，对于因参加诉讼而发生的交通费，原则上支持普通座票价为宜，如当事人在有可选择的情况下选择商务座或一等座应属不合理支出。若实际确已受有损害，而其数额不能确切证明时，法院可自由裁量。本案原告因代管款冻结而造成的利息损失，本院依据三次诉讼时间并结合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酌情确定1.5万元；原告因参加三次诉讼奔波于河南与上海两地所产生的费用支出，本院综合庭审次数、应诉方式、地理间隔、物价水平等多重因素，酌定总额为5000元，均属合理。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道教思想#｜长生久视的仙道观
道教的宗教理想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精辟地指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之近似的观念。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显现出一种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
这种人文的观念，最早反映在《尚书·洪范》中:“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长寿、健康、安宁、道德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并非仅仅是财富与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着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而健康、安宁、长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孕育了道教的仙学。
《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在《楚辞》、《庄子》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说他们肌肤如同冰功雪，风采神韵如同处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驾驶飞龙，行走云中，逍遥四海，与世无争；他们具备超常的功能，不惧危险，水淹不死，火烧不死，无忧无虑，其息深深，心忘容寂。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庄子·天地》）这里所说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就能脱离病患，跃出生死，永远逍遥在天地之间，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观念发展而来。《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长生不死，变化莫测，故谓之神仙。在道教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着手。《太平经》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基于这种认识，炼养身心、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与《太平经》同时的其他几部道经，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道教史上振聋发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至唐宋时期道教内丹派的形成，进一步弘扬了这种思想。钟离权指出，人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体天地之道，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但人的本性却阴阳相杂，故可以为鬼，亦可以为仙。不事修炼，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而为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同得长久”。这些思想突出了道教教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炼形住世故曰地仙图在道教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同为大自然的产物，本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故人类的所作所为必然影响天地万物的生存；反之，天地万物的运化生存，亦必然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两者可谓唇与齿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可以分为人体内环境和人体外环境，这是两个内外有别但又息息相通的空间。因此，在我们对任何一个环境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它对另一个环境的影响。对这两个环境而言，社会与文化的因素都早已成为它们的重要构成。这一点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老子在讲述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人意识到了。
体内环境的影响时说:缤纷的五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显然，老子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体的内环境即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站在现代社会的视野来看，他们的这种认识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为我们早已不再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之中，而是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中。
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甚至决定了我们青春期的长短和衰老死亡降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已注定要归根结底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大自然将会通过我们自身，重新获得它早已被剥夺的发言权。除倡导追求至善至美的外部生存环境外，道教仙学中还包含另一层深意，即不断追求人性的完善，以扬善抑恶的形式，高扬人类伦理的理想，力求人类自我的内部环境的净化与完善。
在道教看来，修仙道必须修人道，人道不修，焉能成其仙道。成仙得道的前提在修德，实现生命之转化的关键是人的德行。从人们好生恶死的天性出发，道教论证了修身养德同长生不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道德修养成为长生不死的实践前提。
《赤松子中诫经》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精辟地阐述了道教仙学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即个人行为是决定了生死祸害的根本。书中认为，营营万民，在天各有一星主之，其盛衰贫富死生，皆随其人的善恶而表彰。为善者，善气覆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卫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之人，凶气覆之，灾祸随之，吉祥避之，恶星照之，人皆恶之，衰患之事并集其身矣。
即赋予天上神灵以人间道德之神圣捍卫者的性质，从而把人的命运同他的行为直接相联系，以死亡衰患相威胁，以长生富贵相诱导，希望人们体天地之仁义，弃恶从善，修道积德。
葛洪亦倡其说，提出修道者当先立功德，以救危难，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只务方术而保命，皆不得长生。如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于成仙。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想修成神仙，除了外服仙药，内炼神气之外，还必须积大功德，功夫、功德双双圆满，方可成为天仙。
道教把道德修养在生命中的意义如此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据，更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从必然的生死转换，到永恒长生的神仙境界，这是一个由凡入圣的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为了完成从人到仙的历史转折，各种各样的修仙途径、内炼手段应运而生，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包含一个先决条件道德。
在这里，无论是富有万国的天子，还是凡庶之士，都是一律平等的。如汉武帝汲汲于成仙不死，而求之于李少君，少君回答说，帝虽然求仙之心急切，但却不能绝奢侈，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鬼，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可见即使是作为天下至尊的汉武帝，亦未获得宽免的资格。相反，许多忠贞慈善之士却以贫寒之身得升仙界。
如《列仙传》记载的负局先生以紫丸救人，“活者万计，不取一钱”。《续仙传》记载的王老好道，“务行阴德为善”；马自然为人治疗百病而不收分文，有强送财帛，“留之复散与贫人”；药王孙思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
此外尚有许宣平、叶干韶、曹德休、殷七七、杜升、丰去奢等成仙典型，普遍具备符合时代特征的高尚德行。当然，道教中道德高洁的人何止百千，这在各种神仙传记中层出不穷。而这些神迹的反复出现，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强调崇高的道德乃是得道成仙的关键，缺此断无所成。
生命过程的道德化，生命价值的神圣化，在道教追求健康长寿、得道成仙的漫长路途中，一一得到了展现。《道德经》说:“死而不亡者寿。”这里“死”、“不亡”、“寿”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思想内涵，渗透着一种以德治命的精神。
死尽管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亡”则意味着肉体之身可以死去，但内在的真我即永恒不坏之神，则将从此脱躯而出，故曰“寿”。
在这种理念中，人类可能性的最高潜力达到了它的极致，得到了最终的实现。道教正是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之前，以高度的责任感去探索生命的奥妙，力图去创造一个统一的自我，使之依从人类的愿望，让生命进入永恒的状态，达到既死即生。这就是修道的目的，道教仙学思想的核心。
--节选自李远国《中国道教读本》
道教的宗教理想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曾精辟地指出:“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之近似的观念。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显现出一种重人性而非神性的思想特征。
这种人文的观念，最早反映在《尚书·洪范》中:“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追求人生的幸福同长寿、健康、安宁、道德紧密相联。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幸福并非仅仅是财富与地位的占有，幸福是意味着生命的完善与圆满。而健康、安宁、长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孕育了道教的仙学。
《汉书·艺文志》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在《楚辞》、《庄子》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仙人的生活，说他们肌肤如同冰功雪，风采神韵如同处女，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驾驶飞龙，行走云中，逍遥四海，与世无争；他们具备超常的功能，不惧危险，水淹不死，火烧不死，无忧无虑，其息深深，心忘容寂。当“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庄子·天地》）这里所说的“三患”，即指人生的疾病、衰老、死亡。成仙之后，就能脱离病患，跃出生死，永远逍遥在天地之间，这就是神仙。
神仙思想即由“不死”的观念发展而来。《释名》曰:“老而不死曰仙。”人生自古皆有生有死，唯成仙之人长生不死，变化莫测，故谓之神仙。在道教看来，要想做到长生不死，肉体成仙，首先应从爱护、保养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着手。《太平经》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因此，人应该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基于这种认识，炼养身心、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与《太平经》同时的其他几部道经，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修道的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道教史上振聋发聩的宣言——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至唐宋时期道教内丹派的形成，进一步弘扬了这种思想。钟离权指出，人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体天地之道，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但人的本性却阴阳相杂，故可以为鬼，亦可以为仙。不事修炼，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脱质而为仙。仙者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同得长久”。这些思想突出了道教教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类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
炼形住世故曰地仙图在道教看来，天地万物与人类，同为大自然的产物，本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故人类的所作所为必然影响天地万物的生存；反之，天地万物的运化生存，亦必然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两者可谓唇与齿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的环境可以分为人体内环境和人体外环境，这是两个内外有别但又息息相通的空间。因此，在我们对任何一个环境采取行动的时候，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它对另一个环境的影响。对这两个环境而言，社会与文化的因素都早已成为它们的重要构成。这一点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老子在讲述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人意识到了。
体内环境的影响时说:缤纷的五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品，使人口伤；驰马打猎，使人心发狂；稀有的商品，使人偷和抢。显然，老子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体的内环境即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站在现代社会的视野来看，他们的这种认识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因为我们早已不再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之中，而是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中。
文化，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态，甚至决定了我们青春期的长短和衰老死亡降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已注定要归根结底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大自然将会通过我们自身，重新获得它早已被剥夺的发言权。除倡导追求至善至美的外部生存环境外，道教仙学中还包含另一层深意，即不断追求人性的完善，以扬善抑恶的形式，高扬人类伦理的理想，力求人类自我的内部环境的净化与完善。
在道教看来，修仙道必须修人道，人道不修，焉能成其仙道。成仙得道的前提在修德，实现生命之转化的关键是人的德行。从人们好生恶死的天性出发，道教论证了修身养德同长生不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使道德修养成为长生不死的实践前提。
《赤松子中诫经》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精辟地阐述了道教仙学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即个人行为是决定了生死祸害的根本。书中认为，营营万民，在天各有一星主之，其盛衰贫富死生，皆随其人的善恶而表彰。为善者，善气覆之，福德随之，众邪去之，神灵卫之，人皆敬之，远其祸矣；为恶之人，凶气覆之，灾祸随之，吉祥避之，恶星照之，人皆恶之，衰患之事并集其身矣。
即赋予天上神灵以人间道德之神圣捍卫者的性质，从而把人的命运同他的行为直接相联系，以死亡衰患相威胁，以长生富贵相诱导，希望人们体天地之仁义，弃恶从善，修道积德。
葛洪亦倡其说，提出修道者当先立功德，以救危难，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欲求仙者，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只务方术而保命，皆不得长生。如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于成仙。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想修成神仙，除了外服仙药，内炼神气之外，还必须积大功德，功夫、功德双双圆满，方可成为天仙。
道教把道德修养在生命中的意义如此强调，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据，更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从必然的生死转换，到永恒长生的神仙境界，这是一个由凡入圣的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为了完成从人到仙的历史转折，各种各样的修仙途径、内炼手段应运而生，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包含一个先决条件道德。
在这里，无论是富有万国的天子，还是凡庶之士，都是一律平等的。如汉武帝汲汲于成仙不死，而求之于李少君，少君回答说，帝虽然求仙之心急切，但却不能绝奢侈，喜怒不除，万里有不归之鬼，市朝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可见即使是作为天下至尊的汉武帝，亦未获得宽免的资格。相反，许多忠贞慈善之士却以贫寒之身得升仙界。
如《列仙传》记载的负局先生以紫丸救人，“活者万计，不取一钱”。《续仙传》记载的王老好道，“务行阴德为善”；马自然为人治疗百病而不收分文，有强送财帛，“留之复散与贫人”；药王孙思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
此外尚有许宣平、叶干韶、曹德休、殷七七、杜升、丰去奢等成仙典型，普遍具备符合时代特征的高尚德行。当然，道教中道德高洁的人何止百千，这在各种神仙传记中层出不穷。而这些神迹的反复出现，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强调崇高的道德乃是得道成仙的关键，缺此断无所成。
生命过程的道德化，生命价值的神圣化，在道教追求健康长寿、得道成仙的漫长路途中，一一得到了展现。《道德经》说:“死而不亡者寿。”这里“死”、“不亡”、“寿”的概念，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思想内涵，渗透着一种以德治命的精神。
死尽管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亡”则意味着肉体之身可以死去，但内在的真我即永恒不坏之神，则将从此脱躯而出，故曰“寿”。
在这种理念中，人类可能性的最高潜力达到了它的极致，得到了最终的实现。道教正是在面对死亡的阴影之前，以高度的责任感去探索生命的奥妙，力图去创造一个统一的自我，使之依从人类的愿望，让生命进入永恒的状态，达到既死即生。这就是修道的目的，道教仙学思想的核心。
--节选自李远国《中国道教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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