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个杀人犯？
“扬州八怪”里的郑板桥，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叫“青藤门下走狗”。顺着这根青藤，我们能够探寻到许多明清之际不羁人物的身影。

知名的，除了郑板桥，还有那个让人搞不清到底是八个人还是一个人的八大山人。他们的共同点是，画作青史留名，而人生却一塌糊涂。

这一帮人有个共同的祖师爷，徐渭，自号青藤道人。

他生于1521年，300多年后，西方也出了个徐渭式的人物，梵高。

俩人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有一点精神问题，都尝试过自杀。不同的是，用热兵器的梵高成功了，用冷兵器的徐渭失败了，而且是一连串的失败，包括但不限于用锤子砸自己的蛋。

当然，纵观人的一生，这种尝试机会有且仅有两次，我们不建议未成年人模仿。你们的路还很长。

徐渭的自杀尝试，含有一点中国人精神里特有的荒诞和放诞，而不是西方那种精神上非常严肃的自杀。如果你知道他在砸蛋之后活到了73岁，肯定会认同这一点。

▲明·徐渭《五月莲花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在他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就不能用“放诞”加以形容了。

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宋明以来，汉文明对人物的评价尤重道德。按理，无论徐渭是多么才华横溢的诗人、书法家、大画家，甚至颇具军事、政治才能，因为“杀妻”的污点，在这个体系里也顶多能达到一个“狂士”的称号，还要受到士流的鄙夷。

但徐渭是一个被后世顶礼膜拜的例外，没有人敢否认他在明清画坛的宗师地位，他的画作依然是各大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同时，他还是中国民间的“阿凡提”，有许多机智故事以“徐文长”之名流传后世。

杀妻于徐渭，仿佛只是一个关于狂放性格的注脚，而非令人嗤之以鼻的道德败笔。

明 徐渭《行书女芙馆录卷》上海博物馆藏

徐渭的特殊隆遇，既是时势所造就，亦有个人魅力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杀妻毁了徐渭的人生，却成就了他的盛名。

暴

徒

“落魄江南载酒行”，杜牧这句聊以自况的诗句，用来形容徐渭眼下的处境，怕也恰如其分。

手刃妻子十年之后，徐渭碰上万历皇帝登基，大赦天下，终于从牢狱中被放了出来。如果用艺术生涯的角度去看，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间被蒸发了。现在，他只是一个53岁的穷光蛋。

葡萄架下，徐渭拿起一壶老家绍兴的陈酿花雕，把自己灌得微醺。接着提笔，在宣纸上洒下一团模糊的墨迹——你知道他画的是葡萄，只不过分不清哪里是叶，哪里是果。

现代人用现代眼光看他的画，看出了萧散别致，但徐渭清楚，他的画和他的心一样，凝郁惆怅。

徐渭《水墨葡萄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他是一个私生子，但出生仅百日，父亲过世，他的处境便可想而知。十岁那年，徐渭的生母被嫡母赶出家门。十四岁，嫡母也过世了，比他大30岁的同父异母哥哥把他拉扯大。他自己形容被哥哥带大的那段日子时，用了“萁豆相煎”四字。1566年，他47岁，身边只剩下续弦的妻子张氏——发妻潘氏在他26岁时就已病逝。

徐渭还没老，但已经颓唐了。童年既已不幸，他希望靠科举摆脱命运枷锁。徐渭有这方面的自信，他从小就被乡里称为神童，20岁后便跻身于绍兴“越中十子”之列，全世界好像都为他准备好了凯旋式，现在他只需要那个最高统治集团在御阶前对他张开怀抱。他踌躇满志。

不幸的是，直到41岁，8次应试，一无所成。改变命运的道路变成了一条漫长的歧途，反而让他更加抬不起头。

命运在他37岁那年开了个玩笑。当时，封疆大吏、主持东南平倭的浙江巡抚胡宗宪邀请他出任自己的幕僚。徐渭答应了，从此倚仗胡宗宪，走上了生命的顶峰。

他靠看书就成为了真正的军事谋主，治军严格，军力大增。他“知兵，好奇计”，运筹帷幄，助胡宗宪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嚣张的倭寇一时闻风丧胆。

徐渭的命运，在他的个人奋斗下刚刚起势，就受到了历史行程的暴击。他倚仗的是胡宗宪，而胡宗宪是嘉靖朝首辅严嵩团队的一员。当嘉靖皇帝对严嵩一直闭着的那只眼睛终于睁开时，徐渭很快就知道，命运将收回对他那为时短暂的眷顾。

胡宗宪倒台并在狱中自我了断之后，徐渭患上了精神病。在发狂的状态下，他自杀了9次，皆告失败——最后三次都颇有创意，一次是用铁钉塞进耳朵，然后把脑袋对着地猛砸，期待能铁钉贯穿脑壳而死。另一次是用锥子把肾囊击碎，最后一次就是著名的砸蛋了。

这三次自杀，都是在徐渭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发生的。生不如死，也许是他彼时的体会。

徐渭《行草书诗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带着残存的器官和不稳定的灵魂，他又在这一年杀死了自己身边唯一的亲人——妻子张氏。那时，坊间相传的故事如下：徐渭某次外出回家，见一和尚与其妻通奸，他执刀杀僧，倒在血泊中的，却只是张氏，并无他人。

于是，他又在历史上留下了“善妒”的一面。而他自己形容这段往事，只在自作「畸谱」中淡淡的说了一句，“病易，杀张下狱”。“易”即“癔”，结合传说可以推测，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徐渭以为妻子出轨，愤而杀之。

可想，徐渭一直处在怀疑妻子的焦虑中，这与他自身的处境不无关联。也许这是狂人徐渭最不自信的一段时间，但他的妒忌心，他那倨傲的性子却带走了一条生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原谅的。

画

家

同为落魄子，明末清初的袁宏道却原谅了他 ，不仅如此，他还成为袁的偶像。在袁撰写的《徐文长传》中，提及徐渭杀妻，语气也相当平淡，甚至有些冷酷：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仿佛不愿承认这事曾发生过。

不惟袁宏道，后世文坛、画坛的巨子们，在不遗余力的歌颂徐渭时，或多或少地避免对这件事做出评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死牢就是徐渭生命的终点，他还能如这般逃离杀人犯的指责吗？

也许就是他出狱以后在艺术上迸发出的扭曲时空的力量，光芒过于耀眼，以至于遮蔽了他的污点。

徐渭《墨花九段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手刃了妻子，孩子与自己不睦，徐渭在这天地之间，可算得一个独行者了。在胡宗宪倒台后，他没有了生计，只剩下尊严；为了虚幻的尊严杀死妻子后，他被打进死牢7年，连尊严也没有了。

普通人走到这一步，恐怕只剩下一副躯壳。这是徐渭的不可承受之轻，他已经完全空了，只剩下肉体和灵魂。但也就是这个卸下一切的徐渭，方令后人激赏。此中分别，只是徐渭还藏着一股愤怒，这股愤怒从年轻时就藏在徐渭的胸臆中，晚年以落拓不羁的形式表现出来，反而愈加旺盛。

袁宏道评价：“既出，倔强如初。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愤怒的表现是傲视权贵：“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之前那个帮胡宗宪写文章巴结嘉靖老儿的徐渭并不是真的徐渭，真的徐渭，喜欢藏在酒肆里，“呼下隶与饮”。

不必费力分析徐渭的画作了。徐渭的老友评价过他“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是徐渭成就了他的诗文、书法、画作，而成就他自己的，则是令世人称奇的疯狂。懂得了徐渭的狂，也就懂得了他的画。

有人懂得。那是一个傍晚，袁宏道随手翻到一本叫做《阙编》的诗集，这书已经有些年头，誊写用的墨也不怎么好，只能稍稍辨认出字形。观者本无心，但读了几首之后，袁宏道惊呼，“《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于是展开了一场生者与逝者的对话。

徐渭《山水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明末很像东晋，是一个思想传承断裂、解构、重组的时代。压抑的理学正在被心学攻击，逐步瓦解，人们的精神突然兵荒马乱，无处安放。于是徐渭这个很“丧”的人，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也是那个时代的镜像。

惜哉，现在的人们记得的徐渭，将永远是那个旷达的诗人，丧心病狂的画者。而在葡萄架下独自喟叹的，只能是他自己了。

回眸岁月里那一树花开
——读刘庆邦新著《女工绘》

刘庆邦的新著《女工绘》是他继“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之后推出的第四部煤矿题材的小说，小说首次以煤矿青年女工的生活与爱情为主题，书写了作者自己那一代人对青春的记忆和生命的感悟。

这部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以青年女矿工华春堂进入东风矿之后的一系列事情为线索，讲述了她想方设法换工作、找对象等日常琐事，牵连出青年女工们及队长魏正方的不同命运。与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截然不同，《女工绘》更侧重关注一个个世俗而美好的生命个体的情感与命运，整部小说从头至尾流淌着温婉哀怨的诗意。刘庆邦在谈及他的“煤矿三部曲”时曾说：“《断层》是一个改革题材，停在社会学的一个层面。到了《红煤》就对人性关注比较多，写人性的复杂。《黑白男女》主要用审美的眼光来看生活，更注重文本的完美性、艺术性和诗意化。”《女工绘》显然集中了《红煤》与《黑白男女》关注复杂人性和注重文本的诗意化的特点，而又多了几分对充满世俗味道的人性之美的欣赏和对生命的悲悯。

小说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讲述的，刘庆邦在文本中设置了三个人的死亡：故事以华春堂父亲的死开始，又以华春堂自己的死结束，中间使华春堂的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是她第一个男友李玉清的死。每一个死亡都是那么偶然而又猝不及防，华春堂父亲死于锅炉爆炸，她男友死于矿下偶发性事故，她则死于车祸。在无情的生死面前，华春堂用的所有心计都化为虚无。尤其是她正准备订婚时李玉清却因事故丧生，她又一次找到男友准备结婚时自己在车祸中去世，正是在这生死之间，刘庆邦用惋惜怜悯的笔调为我们展示出华春堂身上独特的充满世俗味儿的人性之美。

华春堂是一个充满世俗味儿的女子。她很要强，也很会算计：在家里，她为自己争取独立空间，而要姐姐搬去和妈妈同住；但也处处为家人考虑，为了将农场里好的水果留给家人吃，自己只吃不大好的，还为姐姐换好一点的工种，为弟弟谋取一份工作。在矿上，她从进矿就给自己争取挑选工作的机会，每一件事中都处处显示出她的算计和要强。工作她要挑可选范围内最好的，找对象她也要挑“人尖子”。她的这种性格在社会上是缺乏认可度的，陈秀明觉得她“人小鬼大”，郑大姐说她“为人太精明了，简直就是一个小精豆儿”，然而这种要强与算计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和家人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在无关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是善良大度的，对走资派之女周子敏和因藏书被整的魏正方表示友好，虽然有出于现实的考量，但仍能感觉到她诚挚的善意。她的世俗几乎无处不在，而在这世俗中又处处透出自尊、自强与善良，这个世俗而美好的形象是刘庆邦以前的人物画廊中没有的，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对昂扬向上的生命力、人性之美善与追求美好生活的肯定。

在对这种世俗的人性之美表示接纳与欣赏的同时，刘庆邦并没有忘记人性中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宣传队的排练、篮球队打篮球、矿工们传看《红楼梦》、听收音机等种种行为都是为了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完成自己内心的愿望与追求的，而魏正方这个人物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和华春堂很相似的是他也一直在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努力，在选媳妇以个子高为标准这件事上显示出他的农民心理，有很世俗的一面，但不同的是他有华春堂所没有的自觉提升完善自己的超越性一面，他在带宣传队时，注重的是艺术而不是宣传。他爱读书，尤其是《红楼梦》，“他越读心肠变得越柔软，越神游物外，连处在什么环境都忘了”。

除这两个人物外，作者还塑造了低调而又高冷的周子敏，因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被打入另册的王秋云、杨海平等个性各不相同的女性形象，写她们悲剧的命运和她们微弱的挣扎与反抗，表现了恶劣的环境和无常的命运都无法抹杀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人性。

这部小说还尤其擅长挖掘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文本开头的金黄的麦浪为青春纪事的展开铺设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辽阔空间，语言雅俗相间又带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成熟就变成了黄色，黄得遍地流金，浩浩荡荡。”“五月的麦香是一种燥香，香气里有一种热腾腾的气息。五月的麦香是带有锋芒的，一如万千麦穗上炸开的麦芒，会给人们的肺腑构成一种刺激。”既契合小说的青春主题，又与女工们的悲剧命运形成一种巨大反差，起到了诗歌中常见的以乐景衬哀情的艺术效果。此外，飘满粽子清香的端午节，红霞铺满天际的天空，有着文艺浪漫色彩的宣传队，活力四射的篮球场，无论是景还是人，都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也写得极为传神，青年女工的形象是“她们每个人都像一枝正在开放的花朵，走到哪里，‘花朵’就开到哪里，鲜艳到哪里，芬芳到哪里。”而这些诗意的描写又与叙事是密不可分的，显示出作者意图将诗歌的元素引入小说，融合抒情与叙事的匠心。

刘庆邦在本书《后记》中说：“她们各美其美，每个人都像一棵春花初绽的花树。”回眸岁月里那一树花开，用笔定格女工们“青春的姿态”，这部小说承载着作者真挚的情感，也承载着对作者历史和人性的沉思，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作者：孔令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河南日报》（2020年12月18日 27版）

沧桑｜娘子关发现晋阳城（王文尧）

原创 王文尧

刊发于2020年第9期

西周时的晋国在什么地方？1400多年前，颜之推在上艾县见过晋阳城，这为我们准确定位晋国晋阳城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记录道：“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䜲餘聚’，‘亢仇’旧是‘䜱䜪亭’，悉属上艾。时太原王劭欲撰乡邑记注，因此二名闻之，大喜。”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最明确记录古平定州的一段话。也正是这段话，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猎闾村、亢仇城、晋阳城，“悉属上艾”，都在上艾县。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晋国晋阳城，就在古平定州，今属阳泉市，这是颜之推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上艾县，就是今天的平定县，自古及今，都没有任何异议。

颜之推跟随北齐高洋皇帝，从井陉关（今旧关）进入上艾县之后，并没有直奔太原，而是从县城往东行走了数十里，看见了猎闾村，也就是古代的“䜲餘聚”，这里也正是《穆天子传》所记载之周穆王来过的盘石村。继续向东行走，在县城东百余里处来到文武百官接受马粮的亢仇城，也就是古代“䜱䜪亭”旁边的晋阳城。

据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本纪卷七》记载，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夏五月初十，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在邺城南郊登坛即位。九月二十三日，“幸晋阳。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国。”冬十月初三，皇帝乘法驾金车，“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初五，特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所监狱的囚犯。这应该就是正史当中所记录的颜之推所参与过的“文宣皇帝幸晋阳”一事。

按照常理，儿子当上皇帝回自己的出生地，当务之急是要见母亲，让她享受到母以子贵的顶级荣华。然而，北齐文宣皇帝高洋从九月二十三来到上艾县晋阳城，十天之后才进晋阳宫内殿朝见自己的皇太后母亲娄昭君，你不觉得反常吗？

高洋五月初十在邺城登基，九月二十三，就开始“幸晋阳”。

其实，《北史》记载的“幸晋阳”，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载的这一次“幸并州”途中“百官受马粮在晋阳”的上艾县这个晋阳城。这上艾县的晋阳城，并不是并州太原郡的晋阳县。那么，高洋皇帝在上艾晋阳城处理好“皇太子入居凉风堂，监国”等事务之后，文武百官大队人马于十天之后来到并州太原郡的晋阳县，“入晋阳宫，朝皇太后于内殿。”这就显得顺理成章。

问题是堂堂皇帝率一干人马不走近道西去直奔太原，而是非要向东再折回去一百多里，难道就是为了接受些马粮吗？手下人办不了这点小事，非得皇帝亲自出马？这恐怕也不合情理。

还有，特赦四所监狱所在地之一的“相国府”在哪里呢？

据《北史·本纪卷六》载：东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七月壬寅，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遂自滏口入。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这神武，就是高洋的父亲高欢。尔朱兆，则是北魏天柱大将军、大丞相、太原王尔朱荣的堂侄。

尔朱荣虽是太原王，但其大丞相府却一直在晋阳城。高欢消灭尔朱氏之后，也将自己的大丞相府建在了“四塞”之地的晋阳城。太原是“四塞”之地吗？绝不是。山西表里山河，自古为皇家必争之地。可太原，背靠大山，一马平川，无疑算不上是“四塞”之地。那么，高欢建大丞相府的晋阳城，就只能是颜之推随驾来过的上艾晋阳城了。

《北史·列传卷一》载：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正月丁未，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口。”直到此时，高欢才请求东魏孝静帝在并州建“晋阳宫”。难道这么多年，高欢的家口都是在贫民窟居住的吗？不是，是在上艾晋阳城大丞相府居住。东魏武定三年才在并州建了晋阳宫，这比他们入住晋阳城相国府晚了整整15年。

公元547年，高欢“崩于晋阳”，至此，高欢家族在上艾晋阳城已整整辉煌17年了。

北齐天保元年，即公元550年正月，东魏皇帝禅位于高洋。高洋即位，登上了北齐开国皇帝的宝座。继而封赏王公大臣，并致祭五岳四渎，然后将“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又诏：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这免税赋，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可为什么这里单单就没有晋阳呢？

不是没有，而是在南北朝时期，上艾晋阳城就是“青州之齐郡”。在高洋心目中，并州的太原，青州的晋阳，那是真正的“霸朝所在，王命是基”。也正因为上艾晋阳城就是远古时期的齐郡，又因高欢、高洋都曾被封为齐王，所以，才把他开创的这个朝代尊称为“齐”，历史上称之为北齐。否则，他们父子魂牵梦萦的这晋阳城怎么就与这个朝代毫不相干了呢？

家在晋阳！高洋生于斯，长于斯，功成名就于斯。如今他带着一个朝代衣龙袍还乡，这是何等荣耀啊？怎么能过家门而不入呢？百里井陉古道，百里桃河两岸，那该是一番怎样的热闹场面呢？高洋回家，这才是皇帝带领文武百官绕道上艾晋阳城的历史真相。高洋回家，这也才是皇帝率文武百官在晋阳城旁边受马粮的合理解释。

《太平御览·一五五卷》引《晋书》曰：“北齐高洋以邺为上都，晋阳为下都 。”这就说明了上艾晋阳城，是北齐王朝的陪都。

原来，上艾县城东一百余里处，真有一座晋阳城！并且，这晋阳城还出过北齐开国皇帝，而他还开创过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