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雕版印刷术是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和伟大发明，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进行印刷的技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2009年，雕版印刷正式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那雕版印刷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汉朝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出现了印刷雏形。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等都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刻印章、拓印等技术中获得了启发，开始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
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这就是最初的雕版印刷术。
其次，唐朝为了更快印刷佛经，印刷术得到普及。
关于雕版印刷术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何时出现，史学界曾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在唐朝被发明出来，并在唐朝中后期得到普遍使用。1966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的雕版梵文《陀罗尼经咒》单页，其年代大致刻印于 704—751年之间，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目前标有明确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刷的《金刚经》，它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宽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
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从早期印刷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神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后来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蓬勃，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中后期得到普及。
824年，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说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文中提到的“模勒”就是雕版印刷，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市井中，可见到九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由最初的佛教咒语扩大到民间百姓的文化方面。
再次，两宋时期开始出现活字印刷术。
唐朝中后期，雕版印刷的使用已基本普及。到了五代时期，不仅在民间已经盛行刻书，政府也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至953年，印刷儒家《五经》等著作达130多册。而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上突飞猛进，尤其是以浙江、福建、成都地区为代表，刻印的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明显增多。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耗时22年，一共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多块，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据统计，宋代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可见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
此外，在两宋时期，印刷术发展还有两项突破：
首先，活字印刷大幅提升了效率。
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书肆刻工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做成独立的四方长柱体，刻上单字，就是一个个单独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
另外用一块平板，压在排好的活字上面，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毕昇的发明，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这种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了大约400年。
这种活字印刷术，可以两个人操作完成，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不仅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更加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活字印刷术在当时并没有被有效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活字印刷术的成品相对较高，从起初的泥活字，到后来的木活字，制作单独的活字模型成本提升，而且还有配套的松香、油蜡等原料，在当时大大提升了印刷成本。
其二，对印刷的技术成本要求更高。印刷工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以往的雕版印刷，只要排好版，印刷工不需要识字。而如果使用活字印刷，就必须要求印刷工识字。而且，活字印刷对当时的油墨要求也高，不然印出来的字迹，并没有雕版印刷清晰。
其三，活字印刷术被发明之初，并没有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印刷业一直使用的技术。
其次，彩印技术出现。
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流行的货币“交子”，就是用红黑两色印刷的。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释迦说法相》三幅，正是宋辽时期是雕版彩色印刷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色印刷品。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很好的发展普及，但是彩印技术却得到了持续发展。明代万历年间，出了很多如闵齐、闵昭明等擅长彩色套印的名家，当时《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到了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印刷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最后，明清之际，木活字和金属活字出现，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
虽然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当时没有得到推广，他制造的泥活字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技术，并没有断绝。
在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元代的王祯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本身是一位农学家，所以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农书》中。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试印了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活字印刷的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明朝时期，木活字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进一步发展。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和嘉靖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该书共刻成木活字253500个，都是枣木大小。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除了木活字得到广泛应用外，金属活字也大量出现。早在王祯以前，就有人用锡做活字，但是很不成功，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所以没推广。到了公元15、16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在清代掀起了印刷业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印刷数量高达万卷，大约用铜活字数量高达100~200万。
从雕版印刷术被发明，到活字印刷术普及，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作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在发明之初，便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摹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中国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工艺。
它为后来西方印刷术开了技术上的先河，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是世界现代印刷术的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
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雕版印刷术有直接关系，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是罕见的，它的发明和推广，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世界文明传播和交流都影响深远。
Cy twombly l 赛·托姆布雷（三）
赛·托姆布雷是美国著名抽象派艺术大师，（192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原名埃德温·帕克·托姆布雷。托姆布雷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受古地中海历史、地理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史诗的感染，托姆布雷的作品常常充满了隐喻和神秘。艺术评论家大卫·西尔威斯特曾这样评价他说：“最根本的审美品质是相同的：光亮，形式力量的光亮，线条在这里顺流而下，却在那里绷紧，发生一段颤抖的平静……他的雕塑传达了光亮的愉悦感怎样存在于事物中，以及事物怎样存在于光亮中。
托姆布雷的雕塑是用石膏、木头和铁等材料以及他在工作室里经常使用和处理的物品制作的。从1946年起，他创作了许多作品，它们通常规模不大，但体现了他的书写符号的艺术语言，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叙事和文学与诗歌的碎片。托姆布雷的许多雕塑都涂上了白色的油漆，它统一并中和了组装的材料，使新形成的物体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托姆布雷把白色涂料称为他的“大理石”，这让他想起了埃及、希腊和罗马雕塑的传统，同时也通过他粗糙的表面来颠覆大理石完美的古典内涵。这些作品的可触规模，连同它们的纹理涂层，强调了它们的触觉本质。 https://t.cn/RZbi9ym
赛·托姆布雷是美国著名抽象派艺术大师，（192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原名埃德温·帕克·托姆布雷。托姆布雷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受古地中海历史、地理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史诗的感染，托姆布雷的作品常常充满了隐喻和神秘。艺术评论家大卫·西尔威斯特曾这样评价他说：“最根本的审美品质是相同的：光亮，形式力量的光亮，线条在这里顺流而下，却在那里绷紧，发生一段颤抖的平静……他的雕塑传达了光亮的愉悦感怎样存在于事物中，以及事物怎样存在于光亮中。
托姆布雷的雕塑是用石膏、木头和铁等材料以及他在工作室里经常使用和处理的物品制作的。从1946年起，他创作了许多作品，它们通常规模不大，但体现了他的书写符号的艺术语言，让人联想到古代的叙事和文学与诗歌的碎片。托姆布雷的许多雕塑都涂上了白色的油漆，它统一并中和了组装的材料，使新形成的物体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托姆布雷把白色涂料称为他的“大理石”，这让他想起了埃及、希腊和罗马雕塑的传统，同时也通过他粗糙的表面来颠覆大理石完美的古典内涵。这些作品的可触规模，连同它们的纹理涂层，强调了它们的触觉本质。 https://t.cn/RZbi9ym
铁器时代 · 阿斯塔那墓群
来源：考古中国
▲ 阿斯塔那古墓群
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约40公里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 阿斯塔那墓群在20世纪初遭英国 A.斯坦因、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 德国人A.von 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曾到此地调查，收集了墓志和其他文物。1959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13次发掘，清理西晋至唐大历年间的墓葬近400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墓葬的分期、出土丝织品、文书和其他贵重文物的研究，对恢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揭示晋唐时期新疆同内地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与分期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皆为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兄弟民族。随葬品主要有陶(泥)、木质的俑和器皿、绢画、墓志及装饰品。同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
▲ 阿斯塔那古墓形制示意图
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3期：第一期，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以破毡、柴草裹尸者，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墓品，陶器多素面。墓志甚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
▲ 联对雀珠“贵”字文锦
第二期为麹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这种陶器体小质劣，器表涂黑，每以红白绿三色绘出点、线组成的仰覆莲纹。 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为之者。从此期开始于地面建造家族坟院。坟院内的墓葬大体依死者辈分及长幼排列，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且有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者。
▲ 绢画伏羲女娲图
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仍有用木板或梯架式葬具者，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其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略同。陶器以素面为主，一般烧成温度较低。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烧。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 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隋葬品中的重要文物 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见彩图)东晋、北朝时期，工艺最复杂的织锦，主要品种仍是汉以来的平纹经锦，其花纹布局，虽沿袭汉锦花纹成行排列的传统，然其纹样已采用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等。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也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在东晋、北朝之上。
▲ 阿斯塔那古墓群弈棋仕女图
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即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 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象彩条斜纹经锦那样的人字纹织物和晕繝提花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缂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 阿斯塔那古墓群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绞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永谆二年(684)墓出土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然后施染，现出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是唐代绞缬中的精品。 唐中期墓所出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单色绿地狩猎纹蜡缬纱、绛地花云纹蜡缬绢等，图案工致，浸染均匀，均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其中一件土黄地上显黄、白两种花;另一件为茶褐色地上显绿、白两色花。对这些染缬标本的制作工艺，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一些蜡缬标本进行分析鉴定，认为它们不是蜡缬，而是分别采用碱剂印花法、防染印花法和直接印花法印制而成。唐代制造染缬，确已使用镂空花版，镂空花版很可能是用纸版。
▲ 阿斯塔那古墓群镇墓兽
阿斯塔那墓群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从用以制作纸棺、死者的鞋帽、腰带、枕及部分佣构件的故纸中，清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汉文文书。文书大多残损，其种类有契约(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户籍、手实、计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簿、定户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的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和经籍写本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可为史籍作证，又可补史籍之缺文。 在哈拉和卓墓葬中，出土有18枚代人木牌，其上书写有少数民族文字。据研究，属5世纪前半者，系用粟特文字拼写的汉语“代人”;属5世纪后半者则是用粟特文字拼写的古代突厥语。在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塑及其他手工艺品，如建筑模型、彩绘泥俑、纸臂绢衣木俑、绢花等。
来源：考古中国
▲ 阿斯塔那古墓群
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约40公里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 阿斯塔那墓群在20世纪初遭英国 A.斯坦因、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 德国人A.von 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1930年中国学者曾到此地调查，收集了墓志和其他文物。1959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阿斯塔那村北、哈拉和卓村东进行了13次发掘，清理西晋至唐大历年间的墓葬近400座，出土珍贵文物数以千计，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墓葬的分期、出土丝织品、文书和其他贵重文物的研究，对恢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揭示晋唐时期新疆同内地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与分期
阿斯塔那墓群的墓葬皆为土洞墓，有的墓绘有壁画。墓主大多是居于此地的汉人，少数为汉化的兄弟民族。随葬品主要有陶(泥)、木质的俑和器皿、绢画、墓志及装饰品。同河西以至中原墓葬有不少相同之处。
▲ 阿斯塔那古墓形制示意图
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变化可将其分作3期：第一期，晋至十六国时期(3～6世纪初)。墓葬形制有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竖井墓道土洞墓两种。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作四角攒尖式或覆斗式。普遍以木棺为葬具，也有使用梯架式葬具或仅以破毡、柴草裹尸者，有的则直接陈尸于席上。以木俑及火候高、质地硬的灰陶器皿为主要随墓品，陶器多素面。墓志甚少见。壁画以描写地主庄园生活为内容，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
▲ 联对雀珠“贵”字文锦
第二期为麹氏高昌时期(6世纪初～7世纪中)。竖井墓道土洞墓消失，斜坡(或阶梯)墓道土洞墓的墓道加长，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顶部渐趋平圆。以木棺为葬具者数量锐减。随葬木俑减少但制作稍精，随葬器皿趋于明器化，灰陶器逐渐被专门用以随葬的彩绘陶器所代替。这种陶器体小质劣，器表涂黑，每以红白绿三色绘出点、线组成的仰覆莲纹。 墓内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砖质墓志流行，也有用土坯、片石、木板为之者。从此期开始于地面建造家族坟院。坟院内的墓葬大体依死者辈分及长幼排列，体现了封建的宗法关系。第三期为唐西州时期(7世纪中～8世纪中)。墓葬形制与第二期基本相同，但墓道更长，墓室规模更大，四壁向外弧出更甚。一些大墓墓室前增置甬道，且有在甬道两侧凿壁龛者。
▲ 绢画伏羲女娲图
还出现了带天井的前后室墓及刀形墓，仍有用木板或梯架式葬具者，陈尸于席上是最常见的葬法。随葬品中，陶俑数量显著增多，其类别与中原地区唐墓略同。陶器以素面为主，一般烧成温度较低。彩绘陶器纹饰简化。陶俑和多数晚期陶器不加烘烧。墓内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 还出现一些形制较大、文字较长的石质墓志。长安年间(701～704)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间较早的以人物为主题，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隋葬品中的重要文物 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和雕塑及手工艺品。出土的大量晋至唐的丝、棉、麻、毛织物中，尤以丝织品最丰富，锦、绮、绫、绢、缣、纱、罗、轻容、刺绣、染缬，无所不有。(见彩图)东晋、北朝时期，工艺最复杂的织锦，主要品种仍是汉以来的平纹经锦，其花纹布局，虽沿袭汉锦花纹成行排列的传统，然其纹样已采用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艺术的化生、莲花等。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斜纹组织纬线起花新工艺织成的纬锦，如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联珠兽头纹锦，也是波斯风格纹样的纬锦标本。唐代的丝织品，无论出土数量、花色品种、工艺技术都在东晋、北朝之上。
▲ 阿斯塔那古墓群弈棋仕女图
出土实物表明，早在唐代前期，传统经锦及新出现的纬锦即已得到长足发展，平纹经锦的精品，如联珠对马纹锦，达到了与斜纹纬锦不易区别的程度;波斯风格纹样的斜纹纬锦产量倍增。联珠禽兽纹纬锦的出土数量，比同时期其他纹锦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它既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又是向西方输出的畅销品。 唐代中期，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象彩条斜纹经锦那样的人字纹织物和晕繝提花锦，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品种。在一座垂拱年间(685～688)的墓葬中，发现了两件特殊的丝织品，一为双面锦，一为缂丝，都是同类织物的最早实物标本。
▲ 阿斯塔那古墓群
染缬是一种靠染色显花的织物，在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西凉墓出土的绞缬绢，红色地上显一行行白色菱形花纹，北朝墓出土的蜡缬绢，蓝色地上装点白色圆点，都是丝织品染缬的最早实物。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唐代染缬，一般认为仍是绞缬、蜡缬两种。永谆二年(684)墓出土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然后施染，现出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是唐代绞缬中的精品。 唐中期墓所出双丝黄地对鸟花束蜡缬纱、单色绿地狩猎纹蜡缬纱、绛地花云纹蜡缬绢等，图案工致，浸染均匀，均是唐代蜡缬中的精品。唐墓中还发现了两色蜡缬绢。其中一件土黄地上显黄、白两种花;另一件为茶褐色地上显绿、白两色花。对这些染缬标本的制作工艺，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一些蜡缬标本进行分析鉴定，认为它们不是蜡缬，而是分别采用碱剂印花法、防染印花法和直接印花法印制而成。唐代制造染缬，确已使用镂空花版，镂空花版很可能是用纸版。
▲ 阿斯塔那古墓群镇墓兽
阿斯塔那墓群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从用以制作纸棺、死者的鞋帽、腰带、枕及部分佣构件的故纸中，清理出数千件晋至唐代汉文文书。文书大多残损，其种类有契约(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户籍、手实、计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簿、定户等)，官府文书(符帖牒状、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的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簿、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和经籍写本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可为史籍作证，又可补史籍之缺文。 在哈拉和卓墓葬中，出土有18枚代人木牌，其上书写有少数民族文字。据研究，属5世纪前半者，系用粟特文字拼写的汉语“代人”;属5世纪后半者则是用粟特文字拼写的古代突厥语。在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了一些雕塑及其他手工艺品，如建筑模型、彩绘泥俑、纸臂绢衣木俑、绢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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