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播报# #连线成都# 【全球竞争格局下的“城市之问”】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战场，国家的竞争力也愈发取决于城市的竞争力。而在经历“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崛起之后，中国城市开始走向前列，影响竞争的方向和态势。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两会时间”，陆续公布“十四五”规划。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获批通过，“五个人人”写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两会”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请审议。
一东一西两座城市，均围绕“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关注，城市的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
当“人”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落脚点，谁能下好“人”这盘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城市竞争中拔得头筹。
在此情形下，将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别有深意。对于正处于多重机遇叠加期的成都而言，这是进入新阶段面对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过成都的新实践，更能看到中国城市面对全新时代之问的解题思路。
1、什么是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十四五”开始，城市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主题，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线。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点和亮点，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实现路径。
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
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
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
生态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
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开门问策”广泛问计于民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五年规划并无类似专门安排。
今年1月，成都已就《关于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作为“十四五”开局的“一号文件”，它关系着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顺利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2、为什么要提出“十大工程”？
没有人能否认成都的快速发展。“十三五”时期，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经济规模，以年均超过40万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仅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更立下冲刺世界城市的壮志雄心，成为后发赶超的新兴城市代表。
但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过解决普通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新阶段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
共享红利、增强认同，背后既是营城理念和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变，也是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承诺的具体体现。对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广泛的认同，意味着向上生长更强劲的支撑。
3、为什么它不只是民生工程？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许多改善民生的具体举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医疗等等，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只是一个“民生工程”。
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显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
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靠后，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论是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还是助力扩内需，居民“钱袋子”厚度有待增加。
同时，成都人均GDP已迈过10万元大关——“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点，继续领跑西部，其意义不亚于“十二五”时期GDP总量突破万亿。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人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对准“产业结构”，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同时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提升就业层次和竞争力。
事实上，成都此举颇有摆脱“西部宿命”之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来处在产业链、价值链底端的境况。
“不能永远落后”，带着这样的认识，成都2017年组建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四年来大力推动新经济发展，就是希望重构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产业“约等于”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换个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将为成都新时期产业培育带来新机会。
4、它如何帮助成都构筑新的比较优势？
《全球城市史》作者乔尔·科特金曾说：哪里更宜居，知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知识分子选择在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类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终人类的财富也会在哪里聚集。
在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生活生产方式的今天，更是如此。
从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浇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开始，这座内陆城市便有了“宜居”属性，“休闲之都”声名在外。
作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加持”之下，不断提升宜居品质，巩固着“生活城市”的比较优势。
视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总监刘姗姗形容，“吃的太多、绿道太长、公园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种成都式“凡尔赛”。对年轻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不用让安家置业成为一种奢望”，直击要害。
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着成都对“生活城市”特质进一步加码，是拉长“长板”的重要策略。
比如“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给体系、稳定价格成本、提升服务质量，房价收入比保持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较低水平，打造“中国最具生活成本竞争力” 的超大城市。
5、它如何释放城市活力？
城市发展愈加离不开创新，纵观全球，新一代创新聚集地正从城市郊区回归城市中心城区配套服务与生活环境更优的“硅巷”。面临新一轮创新“抢位战”，“生活城市”特质将有利于成都创造价值、挖掘自身创新能力。
从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年轻人”的重视。
比如，专门提出“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干事创业。又如，“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务，就是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
“敞开城市胸怀”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为年轻人实现人生价值减少“后顾之忧”。
据统计，“人才新政”实施以来，成都已吸引超过 41 万青年人才落户，第三方报告评价其为“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预测显示，年轻人还将继续流入，相较于其他同等体量世界城市面临的“人口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优势。
应该说，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强“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更将通过提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城市活力。
6、它如何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一座城市的兴衰，总是不断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样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构。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场化逻辑推动共建共享为最根本支撑，特别是打造各类场景，展示了未来城市塑造“人”“城”关系的具体路径。
成都“场景营城”已推进多年。“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指出，场景强调的正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新场景的构建，不仅将提升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更能激发其在城市中的创造力。
“十大工程”实质上能带来消费升级的新场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场景的构建更有可能实现本地消费的“进口替代”，原来对国际商品的消费潜力有望在本地化场景中释放，既满足了品质消费需求，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7、它能否引领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万亿级”城市迎来最大规模“扩容潮”，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城市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城市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整体上看，“十四五”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通过拓展范围、吸纳人口、提升经济，不断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随着“人本城市”回归，城市更应将注意力放在“营城”上，围绕“人”的需求注入内涵。
我们欣喜地发现，站在“十四五”开局，先行者已有了更为具体的探索：上海提出“五个人人”，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建设工程，为“人民城市”构建完整理论和实践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从市民和企业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着手，系统谋划、系统推进，确保每一项举措、指标均能落地可行。
未来的中国城市，不仅应当处处体现“城市的核心是人”，还应在满足个体对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础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发展模式”。
8、它如何助推成都参与国际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为城市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特殊时期下，联合国人居署在《新城市议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城市”目标，愈加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据——韧性和包容，不仅是城市必须补齐的短板，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放眼全球，先发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设全龄友好的社区、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北京成为首个将“韧性城市”写入城市总规的中国城市。
而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既提出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同时亦将建设全龄友好的城市环境。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盖“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将成都此前的相关筹谋一并写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尚无成熟经验的发展领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称为“10年内全球增长最快城市”。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关注的成都，也理应拿出进一步增强国际化水平、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姿态与动作。
9、它如何帮助成都走向“超大城市”？
根据住建部近期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城区常住人口达816.97万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万人门槛。若比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过天津，并维持全国第四人口大市至今。
人们用脚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证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时，大城市可能面临的“城市病”，对于处于“超大城市”门口的成都亦是隐忧——城市的治理难度将越来越大，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关系。
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规划城市的方式，利用轨道交通优化老城、营建新城；最近，成都频频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质留住人，用公园城市的影响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励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动中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对未来理想城市的设计创造可能，也是对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检验。
10、如何保障落实效果？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项全新探索。“新”既意味着成都有在细分赛道上领先的机遇，同时也说明无先例可循、无标准参照，更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两会”上专门提请代表委员审议和讨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体系也势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提出，将把相关内容纳入目标绩效管理，以确保政策的落实落地。
当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将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保证政策定力同时，也应持续保持对规律的关注和把握。
按照成都的说法，将通过联合全球智库、招募独立观察员，持续展开跟踪研究，让“十大工程”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也更加可持续。（成都发布）
同一首歌走进宝鸡（下）上篇：https://t.cn/A65i0hd7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图片附当年写的采访手记）
3、绕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失利使2005年宝鸡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会”演唱会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办，这台耗资300万元的晚会不仅经营惨淡，效果和反响也让人失望。
宝鸡市意识到，“同一首歌”最有价值的“资产”也许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视。和它合作，能在央视一套获得一次播出机会，在三套还有三次轮播的机会。
知情人说，大家认为，和在央视任何时段同等时间的广告费相比，这笔投入只要不是大到离谱都不算吃亏。更何况，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没有比一台演唱会这种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规则的广告载体。
一旦步入实施，宝鸡才发现，尽管是自己出钱，但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比那位副市长想象的还要“不好谈”。
跑到北京的筹办小组3月份就一直在绕圈圈，始终无法切入正题。同时，3月份还有另一个消息让宝鸡的官员很担心。
“当时正是‘两会’期间。”知情人说，“宝鸡的官员得到了一个消息，说‘孟欣在“两会”上表示，“同一首歌”将停止商业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现’。”
知情人说:“官员们于是一直担心，这台晚会可能做不了了。现在已经这么困难，如果不收钱，‘同一首歌’凭什么来宝鸡？另一方面，孟欣这样表态，演员不收费了，那明星的档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经准备作出一个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压缩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没了。”
今年5月，筹办小组回到宝鸡接近两个月后，“同一首歌”发来宝鸡的“回函”取消了他们的疑虑。知情人说，回函上这么写:“宝鸡人民政府，你们的邀请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主题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得到这个同意合作的答复后，我们后来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说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费，可能是在演唱会上尽量突出公益化主题。”
双方合作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要绕过:去年9月1日以后，《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不允许政府部门主办演出活动。
宝鸡必须要找到一个演出经纪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承办方，负责演出批文报批手续、演员审批手续的办理，最主要的是，最后和“同一首歌”签约——这让一切看上去按规章进行。
对宝鸡而言，这也并不容易，宝鸡本地没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说:“一开始有人建议到西安找陕西演出公司，但市里领导没有同意，大家都认为，演唱会费用肯定不会是个小数，没必要增加额外开支，外市的经纪公司只要一出面，中介费至少10万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外面的人信用没法保证。因为政策规定，政府不能是晚会的出资方。‘同一首歌’的报酬最后是要先打到这个经纪公司的账户上，再由他们转至‘同一首歌’。这么大的金额，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么办？”
政府最后选择了宝鸡唯的一家注册过的经纪公司“陕西力都经典文化艺术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来宝鸡的一个音响器材商。
4、“终于见真神了”
5月份宝鸡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态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时，政府班子正在换届。知情人说，这么大的一桩投资，领导定不下来，事情肯定也定不下来。
今年7月，宝鸡新的政府班子上任，着手落实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邀请“同一首歌”。丁力说，宝鸡方面当时最圆满的计划是，8月29日能顺利举行“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这样，历时3天的“省亲祭祖大会”将在8月30日进行祭祖大典，正是阴历七月初七，七夕，赶个好日子。
事与愿违，知情人说，市里当时让人直接给“同一首歌”打电话，解释说，“因为新领导刚确定下来，邀请之事耽搁了一下，但我们决心不变，一心要在宝鸡办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复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们已经排满了”。
宝鸡于是让筹办小组的几名官员和丁力二次进京。据说，这让其中一名官员很为难，他表示，“人家已经明确拒绝了没必要再去讨这个没趣吧”。但领导说，“一定要去”，“确实不行，再回来”。
“那些在3月份主动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间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停止过跟宝鸡官员的接触。”知情人说，宝鸡方面时间紧，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联络上。
宝鸡官员不信任这些找上门来的中间人同时又要随时提防他们。知情人说，让筹办小组感到奇怪的是，这始终紧盯着的三四家中介人不仅相互知道对方，还相互知道各自的开价以及跟宝鸡方面谈判的进展。
“因此筹办小组的人尽管在寻找其他办法，但却要表面上跟这些中间人保持着关系，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谈着。他们担心，跟哪一家闹翻了，他们很可能会把整个局都搅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关系。他在2004年“全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的时候承包了整个演唱会的舞台舞美灯光音响设备的租借，认识了负责音响调试一个调音师，两人关系不错，而这个调音师还是“同一首歌”栏目组的调音师。但这个关系无济于事，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看上去没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说，宝鸡市最后又找到了更上层的领导，通过这位领导直接跟孟欣联系上了。
“但这个阶段，依然是一些中间人在从中跑动，负责协商价格。宝鸡去的官员最后被弄得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栏目组人哪些是外边的人。经常突然出现一两个人，但后来就不见了。到最后一阶段，在此前跟筹办小组联络最多的一个人又被换掉了。”
知情人说:“最后有一个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在北京的官员跟宝鸡方面领导汇报后，得到肯定的回应，‘已经到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万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演员，舞美，灯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里还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块是播出费用。”丁力说，最后支付给“同一首歌”的接近700万元演出报酬里，演员费用200多万元，播出费用160万到170万元，其他还有一部分制作费。
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同一首歌”所得报酬构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说:“其实我们80%的费用都是演员的出场费，10%是制作费，10%用在录像、吃住上。”事实上，“吃住”当然全由地方政府买单。
筹办小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来跟“同一首歌”的一名制片主任谈论实质性合作了，丁力感叹说:“终于见真神了。”
5、“这次办了，以后不会再办了”
7月25日，宝鸡又被转了一道手。
知情人说:“筹办小组的成员们在这一天终于把宝鸡方面对演唱会的一些要求递交给‘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对出演明星的要求。宝鸡给了‘同一首歌’三个等次的歌星名单，第一等次列了9个人，第二等次列了20个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们要求‘同一首歌’最后的演员名单是至少保证他们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
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面觉得事情还没有进入到这一层面，有关负责人对宝鸡的官员们说:“这些协议的具体细节，你们7月27日跟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再谈，我们已经把具体制作委托给这家制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个杂技演员，它把几个球同时抛到空中，在最稳妥和最没有风险的时刻接住它们。
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转型后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对记者说:“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里录节目，所有权属于中央台;公司化之后，这个节目是主办方的节目，主办方对这台晚会有很大的权利和义务。”
这样，政策风险由政府背，纠纷风险由制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远不是主办方，就永不犯错。
这种强势直接体现在了8月底宝鸡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说:“在最终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只承担导演和播出的责任了。
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给国际总公司账户，钱再由这个账户打给演员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宝鸡的事情全部由制作公司来做，一旦发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栏目组没有任何问题。”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释了它备受诟病的“商业化问题”。孟欣的助手说:“正因为主办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运营这台晚会，不能卖票。”
孟欣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现的高票价问题解释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就开始卖票的，一开始我们都是做比较有意义的主题，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觉得可以做，就稀里糊涂开始卖票了，他一卖票就是商演了，我们就控制不住了。”
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为一台晚会付出巨大的投入，当然希望可以尽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宝鸡期间的确始终没有明确说过，‘你可以卖票’。”知情人说，“但宝鸡政府把票印出来，‘同一首歌’的负责人也要了200张票过去，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他们布置会场很紧迫，需要宝鸡一些部门的员工加班配合，他们要这些票是做公关用的。”
当面对另一个问题时，孟欣会更愿意强调“同一首歌”只是“栏目”的一面。知情人说:“签约前后，宝鸡方面和‘同一首歌’商量，认为宝鸡这边花了这么多钱，这台演唱会的版权能不能属于宝鸡。‘同一首歌’的回应是‘同一首歌’是央视的一个栏目，版权是肯定不能归你们的。”
“尽管宝鸡官员最后对演唱会的效果都很满意，但苦在心里，出钱的，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面的第一批人到宝鸡，也列出一个单子，上面包括“住宿安排，场地设施”等一系列要求。知情人说，“同一首歌”有不同于其他演唱会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个人都拿荧光棒用于营造气氛;要针对演唱会上的歌星每人制作20张大幅宣传牌;要单独编排歌迷区，要有“歌迷牌”。这些和演唱会相配套的费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担。
一名电力公司员工接受采访时说:“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发现宝鸡体育场的配电箱不能和他们带的音响专用配电箱对接，要求增设8台配电箱。我们当天从设备厂订购了8台，连夜把设备运抵现场。‘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确保他们能调试音响，电力公司出了30名电工，冒着大雨连续干了10个小时，把活干完了。”
“为了确保这台晚会的供电，按照‘同一首歌’方面的演出要求，对体育场低压设备进行改造，电力公司花了10万块钱专门新建铺设了两条140米的低压电缆。”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摄队9月6日下午到宝鸡。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名在场的官员跟他们说，“我们这次办了，以后是不会再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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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记者走进德清县“城市大脑”展示厅。现场讲解员介绍，基于“智慧德清”时空信息云平台成果建设的德清“城市大脑”，正在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环境监管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德清高质量发展，为城乡百姓创造了美好生活。
近年来，德清县地理信息产业快速崛起，该县牢牢抓住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在当地召开这一契机，深入探索时空信息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建设了“智慧德清”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项目（以下简称“云平台”），促进了地理信息在当地的广泛应用。
云平台项目建设于2015年9月启动，2019年7月通过自然资源部组织的验收，目前正在运行。
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理信息中心负责人倪锡春介绍，云平台确定的建设目标是：依托德清县统一建设的云资源等基础设施，通过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地理大数据、视频等技术和手段，将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为时空信息云平台。“它就像一块基石，为德清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时空基础设施和支撑。”倪锡春告诉记者。
据悉，为突出空间资源要素“用”“管”有机结合导向，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统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云平台建设聚焦空间治理综合分析和决策，项目成果有效支撑了德清县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促进了德清空间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高了项目审批落地效能，强化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了县域空间治理水平。
数据是云平台的核心。没有数据，云平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德清县制定了《德清县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德清县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等数据管理制度，开展了现状数据、规划数据、管理数据、经济社会数据、物联网等数据归集工作，纵向实现了与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省市公共数据平台等互联互通，横向实现了跨部门结构化数据集成。目前，云平台已归集交通、水利、民政、教育等58个部门的公共数据10亿余条，各类地形地物要素约500万条，各类国情普查成果约80万条，以及涵盖全县137个行政村、30个社区和7个居委会的约22万条标准地址数据等，构建了覆盖全域的精度优于3厘米的倾斜三维实景图。
为保证数据新鲜、好用，德清县专门建立了云平台数据更新机制，受到了用户的青睐。
数据是全面感知城市的“触角”。没有数据的自由流通，缺乏承载数据的地图，智慧城市就难以成长。
前不久，德清“城市大脑”建设2020报告对外发布。该报告显示，短短两年多来，随着“城市大脑”的持续升级、应用，困扰政府部门的一些城市管理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德清城区主干道车辆平均车速提高了14%，关键灯控路口通行能力提高了16%；成功完成反欺诈识别3200余次，挽回潜在经济损失791万元；及时处置各类事件62万余起；医院上线“云影像”“云胶片”，减少患者胶片费用2700万元；2000多家企业得到精准服务；个人（农户）数字放贷实现1分钟全流程在线放贷等。这些可喜的改变，都得益于云平台的数据支撑。
云平台构建了德清县空间治理一张图，通过数据空间化、属性融合、增量更新等数据治理工作，向德清“城市大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血液”。“云平台拥有人口、城镇、产业、生态环境、交通、水利、旅游、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类空间治理数据，有力推动了‘城市大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倪锡春说。
德清县以云平台作为全域空间治理的数据底座，推动云平台数据有序公开、有效流动，供社会各部门共享，支撑了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智慧城管等20项场景化应用，降低了社会信息成本，释放了更多行政改革和数字化的红利。
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中，云平台提供了评估项目准入的信息化手段，辅助精准选商引资项目。比如，“智慧选址”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输入项目类型、建设规模、用地性质、周边设施、规避要素等选址因子，匹配分析区域产业和项目准入政策，由此快速筛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项目用地空间选址方案。
基于全县空间规划“一张图”成果，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协同平台实现了建设项目“体检”，并自动生成“项目体检报告”作为各部门联合审查的重要依据，从而提高了项目的生成效率，加快了项目落地。
在德清县商务局，记者看到项目预评价系统搭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协同平台上，其主要作用是对全县一二三产项目进入审批环节前进行预审。“这个协同平台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有效提高了项目预评价的效率，已累计办结项目预评价4000余个。”德清县投资项目引进推进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德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云平台将城市管理中发现的违章经营、违章建筑、违章停车等问题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展示，为巡查网格科学划分、巡查路线科学制定等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引入视频监控技术，实现了人、车轨迹追踪，以及对违章停车、占道经营等现场的智慧化管理。
“我们调取云平台上的相关数据，用于数字城管的日常工作，包括案卷处理、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等，人、车、事的管理资源都能在这张地图上同时精确展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德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踏着城乡一体化的节拍，德清县将智慧城市建设延伸到乡村。以云平台空间数据为基底，德清打造了乡村治理数据库，形成了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
一张乡村“物联感知网”正在形成。以云平台空间数据为基底，德清县完善农村耕地、水域、林业、农房等资源数据体系，叠加覆盖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分类、交通设施等物联感知网络，融合粮食、水产、畜牧等产业布局，形成了触达乡村各角落的物联感知网，实现了对村情的全天候监测、多维度记录，农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全县共建成智能农业示范园区10个、智能农业示范基地100个、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点4000个，完成数字化融合农业项目18个，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0%以上。
步入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村委会，大屏幕上显示有“一图感知五四”六个大字。轻轻一点鼠标，只见图上的空间数据和公共数据纷纷显现，涵盖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乡村环境、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5个领域；村后东路边有人焚烧垃圾、垃圾分类问题需要整改、公路边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某某村民因土地问题与别人发生争吵……画面实时反映着全村469户1605人的生产、生活动态情况。
“我们依托这张图，合理用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力保护生态环境。”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说。他表示，有了这个应用场景，开展村庄治理变得更为便捷，日常管理“一图了然”，减少了许多工作量。“村里有20多家民宿，常有外地人员出入。眼下疫情防控形势又开始吃紧，我们通过疫情防控‘一张图’，实现可视化监测，守好农村大门。”孙国文说。
据介绍，为服务德清县社会民生，云平台还推出了乐游莫干App、“智行德清”微信公众平台和“爱德清”微信小程序，通过电子地图、全景地图和标准地图等形式为公众的衣食住行提供多样化地图服务。利用平台所汇聚的各类数据，融地理、历史、美学于一体，推出“一周一图”专题栏目，将专业地理数据变成一张张贴近百姓生活的专题地图，涵盖了政府办事机构、银行、学区、医院、新建楼盘、加油站、公交线路、农家乐旅游等各方面，至今已连续推出100余期，总阅读量突破了2万人次。此外，结合云平台的应用成果，德清县还推出了《地理信息知识读本-小学版》《地理信息知识读本-中学版》《世界地信德清时刻》《科学24小时》等地理信息科技读本，进一步向公众普及地理信息知识。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1月12日，记者走进德清县“城市大脑”展示厅。现场讲解员介绍，基于“智慧德清”时空信息云平台成果建设的德清“城市大脑”，正在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环境监管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德清高质量发展，为城乡百姓创造了美好生活。
近年来，德清县地理信息产业快速崛起，该县牢牢抓住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在当地召开这一契机，深入探索时空信息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建设了“智慧德清”时空信息云平台试点项目（以下简称“云平台”），促进了地理信息在当地的广泛应用。
云平台项目建设于2015年9月启动，2019年7月通过自然资源部组织的验收，目前正在运行。
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理信息中心负责人倪锡春介绍，云平台确定的建设目标是：依托德清县统一建设的云资源等基础设施，通过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地理大数据、视频等技术和手段，将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为时空信息云平台。“它就像一块基石，为德清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时空基础设施和支撑。”倪锡春告诉记者。
据悉，为突出空间资源要素“用”“管”有机结合导向，更好发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统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云平台建设聚焦空间治理综合分析和决策，项目成果有效支撑了德清县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促进了德清空间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高了项目审批落地效能，强化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了县域空间治理水平。
数据是云平台的核心。没有数据，云平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德清县制定了《德清县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德清县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理办法》等数据管理制度，开展了现状数据、规划数据、管理数据、经济社会数据、物联网等数据归集工作，纵向实现了与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省市公共数据平台等互联互通，横向实现了跨部门结构化数据集成。目前，云平台已归集交通、水利、民政、教育等58个部门的公共数据10亿余条，各类地形地物要素约500万条，各类国情普查成果约80万条，以及涵盖全县137个行政村、30个社区和7个居委会的约22万条标准地址数据等，构建了覆盖全域的精度优于3厘米的倾斜三维实景图。
为保证数据新鲜、好用，德清县专门建立了云平台数据更新机制，受到了用户的青睐。
数据是全面感知城市的“触角”。没有数据的自由流通，缺乏承载数据的地图，智慧城市就难以成长。
前不久，德清“城市大脑”建设2020报告对外发布。该报告显示，短短两年多来，随着“城市大脑”的持续升级、应用，困扰政府部门的一些城市管理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德清城区主干道车辆平均车速提高了14%，关键灯控路口通行能力提高了16%；成功完成反欺诈识别3200余次，挽回潜在经济损失791万元；及时处置各类事件62万余起；医院上线“云影像”“云胶片”，减少患者胶片费用2700万元；2000多家企业得到精准服务；个人（农户）数字放贷实现1分钟全流程在线放贷等。这些可喜的改变，都得益于云平台的数据支撑。
云平台构建了德清县空间治理一张图，通过数据空间化、属性融合、增量更新等数据治理工作，向德清“城市大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血液”。“云平台拥有人口、城镇、产业、生态环境、交通、水利、旅游、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类空间治理数据，有力推动了‘城市大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倪锡春说。
德清县以云平台作为全域空间治理的数据底座，推动云平台数据有序公开、有效流动，供社会各部门共享，支撑了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智慧城管等20项场景化应用，降低了社会信息成本，释放了更多行政改革和数字化的红利。
在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中，云平台提供了评估项目准入的信息化手段，辅助精准选商引资项目。比如，“智慧选址”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输入项目类型、建设规模、用地性质、周边设施、规避要素等选址因子，匹配分析区域产业和项目准入政策，由此快速筛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项目用地空间选址方案。
基于全县空间规划“一张图”成果，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协同平台实现了建设项目“体检”，并自动生成“项目体检报告”作为各部门联合审查的重要依据，从而提高了项目的生成效率，加快了项目落地。
在德清县商务局，记者看到项目预评价系统搭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协同平台上，其主要作用是对全县一二三产项目进入审批环节前进行预审。“这个协同平台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有效提高了项目预评价的效率，已累计办结项目预评价4000余个。”德清县投资项目引进推进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德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云平台将城市管理中发现的违章经营、违章建筑、违章停车等问题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展示，为巡查网格科学划分、巡查路线科学制定等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引入视频监控技术，实现了人、车轨迹追踪，以及对违章停车、占道经营等现场的智慧化管理。
“我们调取云平台上的相关数据，用于数字城管的日常工作，包括案卷处理、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等，人、车、事的管理资源都能在这张地图上同时精确展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德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踏着城乡一体化的节拍，德清县将智慧城市建设延伸到乡村。以云平台空间数据为基底，德清打造了乡村治理数据库，形成了数字乡村“一张图”，实现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
一张乡村“物联感知网”正在形成。以云平台空间数据为基底，德清县完善农村耕地、水域、林业、农房等资源数据体系，叠加覆盖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分类、交通设施等物联感知网络，融合粮食、水产、畜牧等产业布局，形成了触达乡村各角落的物联感知网，实现了对村情的全天候监测、多维度记录，农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全县共建成智能农业示范园区10个、智能农业示范基地100个、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点4000个，完成数字化融合农业项目18个，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0%以上。
步入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村委会，大屏幕上显示有“一图感知五四”六个大字。轻轻一点鼠标，只见图上的空间数据和公共数据纷纷显现，涵盖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乡村环境、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5个领域；村后东路边有人焚烧垃圾、垃圾分类问题需要整改、公路边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某某村民因土地问题与别人发生争吵……画面实时反映着全村469户1605人的生产、生活动态情况。
“我们依托这张图，合理用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加力保护生态环境。”五四村党总支书记孙国文说。他表示，有了这个应用场景，开展村庄治理变得更为便捷，日常管理“一图了然”，减少了许多工作量。“村里有20多家民宿，常有外地人员出入。眼下疫情防控形势又开始吃紧，我们通过疫情防控‘一张图’，实现可视化监测，守好农村大门。”孙国文说。
据介绍，为服务德清县社会民生，云平台还推出了乐游莫干App、“智行德清”微信公众平台和“爱德清”微信小程序，通过电子地图、全景地图和标准地图等形式为公众的衣食住行提供多样化地图服务。利用平台所汇聚的各类数据，融地理、历史、美学于一体，推出“一周一图”专题栏目，将专业地理数据变成一张张贴近百姓生活的专题地图，涵盖了政府办事机构、银行、学区、医院、新建楼盘、加油站、公交线路、农家乐旅游等各方面，至今已连续推出100余期，总阅读量突破了2万人次。此外，结合云平台的应用成果，德清县还推出了《地理信息知识读本-小学版》《地理信息知识读本-中学版》《世界地信德清时刻》《科学24小时》等地理信息科技读本，进一步向公众普及地理信息知识。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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