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驚蟄
桃始華、黃鸝鳴、鷹化為鳩
二月節……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啓蟄
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大戴禮記·夏小正》）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雲：「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雲：「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困學紀聞》）
●桃始華
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易通卦驗》）
驚蟄二月節，桃始花。時訓雲：桃若不花，是謂否塞。(又雲倉庫災。)鶬鶊鳴。時訓雲：若不鳴，即下不從上。鷹化為鳩。時訓雲：若不化，即寇賊數起。春分二月中，玄鳥至。時訓雲：玄鳥不至，即婦人不娠。雷乃發聲。時訓雲：雷不發聲，即諸侯失民。始電。時訓雲：電若不見，即人無威振。（《周書時訓》）
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三命通會》）
●以灰糝門
驚蟄日以灰糝門外，免蟲蟻出。（《夜航船》）
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又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湯晚沐，令人光澤，不病不老。（《千金月令》）
●冒鼓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注：驚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周禮·揮人》）
●祭社、祭龍
二月驚蟄，祭社祈年，田家擊鑼鼓喧呶，以禳鼠雀。縣令詣茅山祭龍。（《句容縣誌》）
●插杉
插杉：用驚蟄前後五日，斬新枝，劇坑、入枝、下泥、杵緊。相視天陰即插；遇雨十分生。無雨，即有分數。（《農桑輯要· 插杉》）
●採茶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惟過驚蟄者，最為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為候，又以春陰為採茶得時。（《試茶錄》）
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為頭綱玉芽。（《北苑茶錄》）
驚蟄萬物始萌，茶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北苑別錄》）
●祈殼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殼於園丘，上命武定侯郭勳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簡命拜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宥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郭勳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且親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萬曆野獲編·代祀》）
●祈谷
明初末嘗行。世宗時，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禮於大祀殿。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谷，但奉太祖配。」尋親制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勳代。給事中葉洪言：「祈谷、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十八年，改行於大內之玄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隆慶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遺意。今二祀並行於春，未免煩數。且玄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谷，止先農壇行事。」從之。（《明史》）
●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侯。凡始竪牙，必祭以剛日。’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首。’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廟京師，春用驚蟄，秋用霜降日，遣官致祭。」乃命建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以都督為獻官，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明史》）
●占卜、詩詠
桃始華、黃鸝鳴、鷹化為鳩
二月節……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啓蟄
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大戴禮記·夏小正》）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雲：「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雲：「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困學紀聞》）
●桃始華
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易通卦驗》）
驚蟄二月節，桃始花。時訓雲：桃若不花，是謂否塞。(又雲倉庫災。)鶬鶊鳴。時訓雲：若不鳴，即下不從上。鷹化為鳩。時訓雲：若不化，即寇賊數起。春分二月中，玄鳥至。時訓雲：玄鳥不至，即婦人不娠。雷乃發聲。時訓雲：雷不發聲，即諸侯失民。始電。時訓雲：電若不見，即人無威振。（《周書時訓》）
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三命通會》）
●以灰糝門
驚蟄日以灰糝門外，免蟲蟻出。（《夜航船》）
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蟲蟻。又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湯晚沐，令人光澤，不病不老。（《千金月令》）
●冒鼓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注：驚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周禮·揮人》）
●祭社、祭龍
二月驚蟄，祭社祈年，田家擊鑼鼓喧呶，以禳鼠雀。縣令詣茅山祭龍。（《句容縣誌》）
●插杉
插杉：用驚蟄前後五日，斬新枝，劇坑、入枝、下泥、杵緊。相視天陰即插；遇雨十分生。無雨，即有分數。（《農桑輯要· 插杉》）
●採茶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惟過驚蟄者，最為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為候，又以春陰為採茶得時。（《試茶錄》）
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為頭綱玉芽。（《北苑茶錄》）
驚蟄萬物始萌，茶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北苑別錄》）
●祈殼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殼於園丘，上命武定侯郭勳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簡命拜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宥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郭勳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且親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萬曆野獲編·代祀》）
●祈谷
明初末嘗行。世宗時，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禮於大祀殿。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谷，但奉太祖配。」尋親制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定式。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勳代。給事中葉洪言：「祈谷、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十八年，改行於大內之玄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隆慶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遺意。今二祀並行於春，未免煩數。且玄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谷，止先農壇行事。」從之。（《明史》）
●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侯。凡始竪牙，必祭以剛日。’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首。’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廟京師，春用驚蟄，秋用霜降日，遣官致祭。」乃命建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以都督為獻官，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明史》）
●占卜、詩詠
惊蛰
桃始华、黄鹂鸣、鹰化为鸠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启蛰
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大戴礼记·夏小正》）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困学纪闻》）
●桃始华
惊蛰大壮，初九，桃始华，不华，仓库多火。（《易通卦验》）
惊蛰二月节，桃始花。时训云：桃若不花，是谓否塞。(又云仓库灾。)鸧鹒鸣。时训云：若不鸣，即下不从上。鹰化为鸠。时训云：若不化，即寇贼数起。春分二月中，玄鸟至。时训云：玄鸟不至，即妇人不娠。雷乃发声。时训云：雷不发声，即诸侯失民。始电。时训云：电若不见，即人无威振。（《周书时训》）
卦气正月为泰，天气下降，当为雨水；二月大壮，雷在天上，当为惊蛰，先雨水而后惊蛰，亦宜也，惊蛰者，万物出乎震，震为雷也。（《三命通会》）
●以灰糁门
惊蛰日以灰糁门外，免虫蚁出。（《夜航船》）
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又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汤晚沐，令人光泽，不病不老。（《千金月令》）
●冒鼓
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
注：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周礼·挥人》）
●祭社、祭龙
二月惊蛰，祭社祈年，田家击锣鼓喧呶，以禳鼠雀。县令诣茅山祭龙。（《句容县志》）
●插杉
插杉：用惊蛰前后五日，斩新枝，剧坑、入枝、下泥、杵紧。相视天阴即插；遇雨十分生。无雨，即有分数。（《农桑辑要· 插杉》）
●采茶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尤早。岁多暖，则先惊蛰，十日即芽。岁多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者，气味俱不佳，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又以春阴为采茶得时。（《试茶录》）
白茶与胜雪，自惊蛰前兴，役浃日乃成飞骑疾驰，不出仲春已至京师，号为头纲玉芽。（《北苑茶录》）
惊蛰万物始萌，茶每岁常以前三日开焙。（《北苑别录》）
●祈壳
嘉靖十一年二月惊蛰节，当祈壳於园丘，上命武定侯郭勋代行。时，张永嘉新召还居首揆，夏贵溪新简命拜宗伯，不闻一言匡正。独刑部主事赵文华上言，切责而宥之。时，文华登第甫三年，其辞严而确，使其末路稍修洁，固俨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郭勋代之，大小臣遂无一人敢谏者。时，上四郊礼甫成，且亲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叶，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异。（《万历野获编·代祀》）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明史》）
●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礼官奏：“军行旗纛所当祭者，旗谓牙旗。黄帝出军诀曰：‘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侯。凡始竖牙，必祭以刚日。’纛，谓旗头也。《太白阴经》曰：‘大将中营建纛。天子六军，故用六纛。牦牛尾为之，在左騑马首。’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庙京师，春用惊蛰，秋用霜降日，遣官致祭。”乃命建庙于都督府治之后，以都督为献官，题主曰军牙之神、六纛之神。（《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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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始华、黄鹂鸣、鹰化为鸠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启蛰
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大戴礼记·夏小正》）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困学纪闻》）
●桃始华
惊蛰大壮，初九，桃始华，不华，仓库多火。（《易通卦验》）
惊蛰二月节，桃始花。时训云：桃若不花，是谓否塞。(又云仓库灾。)鸧鹒鸣。时训云：若不鸣，即下不从上。鹰化为鸠。时训云：若不化，即寇贼数起。春分二月中，玄鸟至。时训云：玄鸟不至，即妇人不娠。雷乃发声。时训云：雷不发声，即诸侯失民。始电。时训云：电若不见，即人无威振。（《周书时训》）
卦气正月为泰，天气下降，当为雨水；二月大壮，雷在天上，当为惊蛰，先雨水而后惊蛰，亦宜也，惊蛰者，万物出乎震，震为雷也。（《三命通会》）
●以灰糁门
惊蛰日以灰糁门外，免虫蚁出。（《夜航船》）
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又二月二日，取枸杞煎汤晚沐，令人光泽，不病不老。（《千金月令》）
●冒鼓
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
注：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周礼·挥人》）
●祭社、祭龙
二月惊蛰，祭社祈年，田家击锣鼓喧呶，以禳鼠雀。县令诣茅山祭龙。（《句容县志》）
●插杉
插杉：用惊蛰前后五日，斩新枝，剧坑、入枝、下泥、杵紧。相视天阴即插；遇雨十分生。无雨，即有分数。（《农桑辑要· 插杉》）
●采茶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尤早。岁多暖，则先惊蛰，十日即芽。岁多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者，气味俱不佳，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又以春阴为采茶得时。（《试茶录》）
白茶与胜雪，自惊蛰前兴，役浃日乃成飞骑疾驰，不出仲春已至京师，号为头纲玉芽。（《北苑茶录》）
惊蛰万物始萌，茶每岁常以前三日开焙。（《北苑别录》）
●祈壳
嘉靖十一年二月惊蛰节，当祈壳於园丘，上命武定侯郭勋代行。时，张永嘉新召还居首揆，夏贵溪新简命拜宗伯，不闻一言匡正。独刑部主事赵文华上言，切责而宥之。时，文华登第甫三年，其辞严而确，使其末路稍修洁，固俨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郭勋代之，大小臣遂无一人敢谏者。时，上四郊礼甫成，且亲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叶，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异。（《万历野获编·代祀》）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明史》）
●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礼官奏：“军行旗纛所当祭者，旗谓牙旗。黄帝出军诀曰：‘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侯。凡始竖牙，必祭以刚日。’纛，谓旗头也。《太白阴经》曰：‘大将中营建纛。天子六军，故用六纛。牦牛尾为之，在左騑马首。’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庙京师，春用惊蛰，秋用霜降日，遣官致祭。”乃命建庙于都督府治之后，以都督为献官，题主曰军牙之神、六纛之神。（《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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