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中国佛教，已经从印度佛教经典的讲论阶段，进入了中国教派的建立过程。
这时的“ 宗 ”，
与南北朝时期的经论讲说的“ 宗 ”，
大不一样。
它有自己的理论观念，不只是持守典籍经说；
它还有自己的思想创新，
如天台宗的十如是，
华严宗的十玄门，
皆非印度的原说。
围绕着这些思想的创新，
各自主张的宗教观念，
有了教义的创始和传授，
有了规定严谨的教义教规，
拥有了相当数量并遵奉本己教义，
奉行本己教规的教徒。
中国的佛教形成了自己的教派。
然而，中国佛教宗派之所以能够在隋唐时代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才开始真正地成熟。
其标志是，翻译制度日臻完善；
译经的目的性和系统性愈益增强；
各经的主译者，大都是精于佛典、
又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
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
基本上由王朝出面主持。
王朝设立译经馆，
或指定某一寺宇作为译所，
或组织译场，延请译师进行翻译。
玄奘历时二十余年，
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共75部，1335卷，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也应当是法相唯识宗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这些翻译的唯识学经典，
人们了解到当时大乘有宗的佛学全貌。
有唐一代，所译佛经的总数已逾前人，
总计有372部，2159卷。
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有了汉译。
而且，唐代所译经典的质量，也超越前代。
唐代的译经大都具有齐全的梵本。
在这个时候，古代中国的佛教翻译事业，
可说在唐代已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所以，中国佛教的宗派，能够形成于这一时期绝非偶然。
没有这些印度大乘佛教要典的汉译，
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几乎不可能。
南北朝时期的着名高僧，大都是印度人或西域人；
隋唐时代的高僧大德，则以中国人居多。
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社会基础。
如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国人，
他的传法弟子明法师是中国人，
但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
为隋唐一代大师。
唐代法相宗大师玄奘是中国人。
他的一系门人窥基是于阗人，另一系的弟子圆测是新罗人。
还有华严宗智俨系出天水赵氏，其弟子一为法藏，是康居人，为华严宗最着名的大师；
另一弟子为义湘，是新罗人。
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 凡此俱表示当时佛教已变成中国出产，
不仅大师是中国人，
思想也是中国化。
至若外国人求法，往往来华，不一定去印度。”
为此，教派的形成，是佛教已经基本中国化的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隋唐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表现，
那就是当时的佛教诸宗派，
大都以“ 六经注我 ”，的精神，
另辟蹊径，自造家风，
“ 说己心中所行这法门 ”。
中国佛教已经由此体现出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自立门户，
不再依仗他力，不有再依傍汉代道术或魏晋玄学。
所以，基于上述历史的和宗教的和思想史上的种种因素，
隋唐时代，教派风起，就是非常自然的历史现象了。
在这些教派之中，每一教派皆有各自的理论和教义，
所以通称为“ 宗 ”。
如汤用彤先生在
《论中·国佛教无“ 十宗 ”》一文中认为：
“‘ 宗 ’本谓宗旨、宗义，
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
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
均可称曰‘ 宗 ’。”
“‘ 宗 ’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
它是有创始、
有传授、
有信徒、
有教义、
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如法相宗、
华严宗、
天台宗。
亦可称之为“ 教 ”，
如三阶教、天台教等。
至于各立自己的办法达到解脱，
所为称为“ 门 ”
或“ 法门 ”，
如“ 禅门 ”、
“ 净土门 ”。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教派的基础意义是教义之分别，
大多是以对佛教经典的思想诠释为基础，
而在佛教仪式、崇拜形式、教派组织结构等层面上，
则在宗教集团的结构层面上，
几无符合于教派建设的基础和迹象。
玄奘等人的努力大多集中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思想诠释，
至于唯识宗创宗立派的组织设施以及修持方法等等，
‘ 均与其他宗派大同小异，几无差别。
所以，依法不依人，本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学术传统，
但它却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佛教学派多有，却教派难建之现象，
真正具有制度建构意义层面上的教派建设则史不多见。
为此，玄奘创立的唯识学法相宗，作为一个思想学派，
实际上就缺乏了宗教组织的独立建构，缺乏制度保证。
所以，法相唯识学在中国之命运，
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运动，
倒不与说是一股佛学思潮或思想潮流。
其学说思想不昌之际，亦是其教派命运终结之时。
纵观其一千多年的兴衰历史，其命运几乎全掌握在高僧或几个学者手里，
近代的复兴也是如此，从而构成了一副完完全全的精英佛教史。
既然是精英佛教，制度的重要性则荡然无存，
所以其历史命运当然系之于几个精英。
精英分子之存在和命运，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命运。
因此，法相唯识宗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教派的思想运动，
即宗教即哲学，
即学术即信仰，
即教义为教派，
其中自然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历史缘由值得梳理和总结。
这时的“ 宗 ”，
与南北朝时期的经论讲说的“ 宗 ”，
大不一样。
它有自己的理论观念，不只是持守典籍经说；
它还有自己的思想创新，
如天台宗的十如是，
华严宗的十玄门，
皆非印度的原说。
围绕着这些思想的创新，
各自主张的宗教观念，
有了教义的创始和传授，
有了规定严谨的教义教规，
拥有了相当数量并遵奉本己教义，
奉行本己教规的教徒。
中国的佛教形成了自己的教派。
然而，中国佛教宗派之所以能够在隋唐时代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才开始真正地成熟。
其标志是，翻译制度日臻完善；
译经的目的性和系统性愈益增强；
各经的主译者，大都是精于佛典、
又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
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事业，
基本上由王朝出面主持。
王朝设立译经馆，
或指定某一寺宇作为译所，
或组织译场，延请译师进行翻译。
玄奘历时二十余年，
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共75部，1335卷，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也应当是法相唯识宗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这些翻译的唯识学经典，
人们了解到当时大乘有宗的佛学全貌。
有唐一代，所译佛经的总数已逾前人，
总计有372部，2159卷。
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有了汉译。
而且，唐代所译经典的质量，也超越前代。
唐代的译经大都具有齐全的梵本。
在这个时候，古代中国的佛教翻译事业，
可说在唐代已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所以，中国佛教的宗派，能够形成于这一时期绝非偶然。
没有这些印度大乘佛教要典的汉译，
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几乎不可能。
南北朝时期的着名高僧，大都是印度人或西域人；
隋唐时代的高僧大德，则以中国人居多。
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社会基础。
如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国人，
他的传法弟子明法师是中国人，
但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
为隋唐一代大师。
唐代法相宗大师玄奘是中国人。
他的一系门人窥基是于阗人，另一系的弟子圆测是新罗人。
还有华严宗智俨系出天水赵氏，其弟子一为法藏，是康居人，为华严宗最着名的大师；
另一弟子为义湘，是新罗人。
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 凡此俱表示当时佛教已变成中国出产，
不仅大师是中国人，
思想也是中国化。
至若外国人求法，往往来华，不一定去印度。”
为此，教派的形成，是佛教已经基本中国化的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隋唐佛教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表现，
那就是当时的佛教诸宗派，
大都以“ 六经注我 ”，的精神，
另辟蹊径，自造家风，
“ 说己心中所行这法门 ”。
中国佛教已经由此体现出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自立门户，
不再依仗他力，不有再依傍汉代道术或魏晋玄学。
所以，基于上述历史的和宗教的和思想史上的种种因素，
隋唐时代，教派风起，就是非常自然的历史现象了。
在这些教派之中，每一教派皆有各自的理论和教义，
所以通称为“ 宗 ”。
如汤用彤先生在
《论中·国佛教无“ 十宗 ”》一文中认为：
“‘ 宗 ’本谓宗旨、宗义，
因此，一人所主张的学说，
一部经论的理论系统，
均可称曰‘ 宗 ’。”
“‘ 宗 ’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
它是有创始、
有传授、
有信徒、
有教义、
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如法相宗、
华严宗、
天台宗。
亦可称之为“ 教 ”，
如三阶教、天台教等。
至于各立自己的办法达到解脱，
所为称为“ 门 ”
或“ 法门 ”，
如“ 禅门 ”、
“ 净土门 ”。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教派的基础意义是教义之分别，
大多是以对佛教经典的思想诠释为基础，
而在佛教仪式、崇拜形式、教派组织结构等层面上，
则在宗教集团的结构层面上，
几无符合于教派建设的基础和迹象。
玄奘等人的努力大多集中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思想诠释，
至于唯识宗创宗立派的组织设施以及修持方法等等，
‘ 均与其他宗派大同小异，几无差别。
所以，依法不依人，本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学术传统，
但它却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佛教学派多有，却教派难建之现象，
真正具有制度建构意义层面上的教派建设则史不多见。
为此，玄奘创立的唯识学法相宗，作为一个思想学派，
实际上就缺乏了宗教组织的独立建构，缺乏制度保证。
所以，法相唯识学在中国之命运，
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运动，
倒不与说是一股佛学思潮或思想潮流。
其学说思想不昌之际，亦是其教派命运终结之时。
纵观其一千多年的兴衰历史，其命运几乎全掌握在高僧或几个学者手里，
近代的复兴也是如此，从而构成了一副完完全全的精英佛教史。
既然是精英佛教，制度的重要性则荡然无存，
所以其历史命运当然系之于几个精英。
精英分子之存在和命运，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命运。
因此，法相唯识宗作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教派的思想运动，
即宗教即哲学，
即学术即信仰，
即教义为教派，
其中自然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历史缘由值得梳理和总结。
好文—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欲在于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搭建一定的交集。解决决策者“基数思维1 2 3”和执行者“序数思维，首先 其次 第三”交集。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观察专栏 | 陈彩虹：在决策和执行之间
一家公司只要超过两个人，决策者通常就不是执行者。对于大中型公司来说，决策和执行还是由不同的人群来承担的。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一方面，分列开来了专门职责，便于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升各自的“专业水平”，这是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两者在物理上的“自然距离”，导致了“决策要求下达”和“执行问题上传”的信息传递出现问题，这是劣势的一面。实践表明，后者已经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大难题，其“信息不对称”之说，已为公司治理内外各方高度关注。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形式上看是上上下下信息的传递问题，实际上则是权力、资源、利益、成本、职责等的配置问题。由于决策者不是执行者，决策的信息下达时，是否能契合执行者对各种配置的期望，从而保证执行顺畅无滞，是难点之一；同时，执行中的问题向上报告时，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认同并给予重视解决，是难点之二。在这样的两个难点中，执行者通常担心“决策不符合实际”，而决策者则忧虑“执行不到位”或“反馈信息不真实”。结果是，公司治理要花费很大精力来解决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保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快速、准确和完备。这种处理，可以让决策者更好地了解执行者的情况，进而适时、适量地调整决策；执行者则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决策者的意图，使得执行更有针对性和效率。
然而，技术手段难以完全解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尽管现代科技进步已经有传感器、移动通讯和数据及时处理等完全同步的设施，可以随时将人们发生的言行记录、整理并分析得到某种结论，大大地提高了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信息传递的真实性。但不可更改的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在物理上的距离，决定了两者都有制造信息的“自主性”。传递的信息是实在的，但这种实在，是不是真正能够反映决策或执行的“可靠和真实”，并不确定。
举例说，某种决策下达后，并不完全契合执行者的期望。那么，在执行中，执行者通常会对执行的事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性地配置执行资源和力度；同时，执行者也会有选择性地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反馈给决策者，迫使决策者调整某些战略配置。即使是在信息可以由先进技术手段集中、并由决策者掌握的情况下，执行者亦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时传递的“信息”并非不真实，而是执行行动本身存在偏差，产生的信息并不那么可靠。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解决公司治理中某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绝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许多的公司治理者，并不是特别地清楚。之所以有如此判定，因为倚重于技术手段来面对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当下公司治理中相当突出的特点。公司治理中信息的传递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各种各样的信息科技手段都运用上了，但由于解决的还是“表”而不是“里”的问题，决策和执行之间的“博弈”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公司治理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最大化。
既然如此，公司治理中对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问题，就应当有更为开阔的思路，深入到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核心区域去，让两者之间的信息从其产生根源上，就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来看，问题就转移到了“上下同欲者胜”的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安排方面了。它的实质，就是如何让决策者和执行者各自的“欲”“同”起来——决策者能够充分地了解执行者，而执行者能够充分地理解决策者，同心同德服务于治理的共同目标。
我将这一不同信息产生主体的问题，命名为“决策者是执行者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要强调其为“定律”，在于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是天然性的存在。治理者必须清楚，如果要让两者“同欲”起来，必须有某种中介或方式来密切地连接两者；而且，这种连接必须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否则，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就会由“自然距离”的天然存在，转化为决策和执行的距离，严重时甚至于两者反向而行。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这种连接表现为有关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两方面——战略制定为一元，算是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层面；而战术安排则为另一元，算是微观的、局部的、分散的层面。前者通常以“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等形式出现，后者则表现为“实施细则”或“操作方案”等。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些公司特别是大中型的公司来说，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并不是由同一批人来完成的——宏观层面的战略制定主要由决策者来主导，而微观层面的战术类执行方案，大多由执行者为主来制定。这种分离得很清楚的高层战略和执行方案之间，从一开始，就带有战略之“欲”与战术执行之“欲”可能的脱节，为后来的治理留下难题。
对此，问题的提出就已经明了问题解决的方法。这就是将过于分离的“二元化”战略制定和战术安排，尽最大努力地融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大中型的公司来说，战略的制定和战术的安排，一定要有决策者和执行者“混合”起来谋划的组织形式：战略制定中有执行者参加，或至少有执行者较为充分的意见加入；在战术安排中，也有决策者的一定介入，充分地将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执行者可能实现的操作安排结合起来。从现实情况看，实践中首要的问题是决策中执行者很少能够介入；同时，决策者又深入基层不够，征求执行者的意见少，或只是形式上做个样子，听听执行者的一般汇报。结果，决策本身，仍然更多地考虑外部环境和决策的便利，很少结合执行者的战术安排来考虑。上下之“欲”，差别大大地存在也。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制定大多是单一的“基数思维”，与战术执行的“序数思维”相距较大。所谓“基数思维”，是指按照1、2，3……的基数来排列事项，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或是条线，相互之间并没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如1是指生产，2是指销售，3是指财务，你无法从这样的排列里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应当先行一步的。实际运行中，谁先谁后，通常取决于决策层面的偏好和部门的博弈能力。“序数思维”则是明确有先后顺序的，第一就是开始之处，第二就必须排列在第一之后，等等。在战术性的执行中，无疑，一定有先后的排列，有重要性的次序；即使有时需要“齐头并进”，也总有主有次。
应当说，战略制定的要求，决定了“基数思维”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在宏观、整体和系统层面，缺少任何一部分，都无以构造出整个战略的完备，无先后的平行性排列，体现出明晰的全局观；而且，部门或是条线之间，也没有特别紧密的先后关联，它们都要在同样的时空里各自进行作业。但是，如果在战略制定中，加入一定的“序数思维”，在某些战略事项特别是跨部门和条线的事项里，按照关联度的大小，排列出重大战略事项的先后顺序，就将对执行产生积极的、明确的导向，加上战略资源的配置适当地倾斜，执行层面的“欲”就会制度性地向战略层面的“欲”靠近，较好地实现战略制定和战术执行之间的契合。
容易看出，决策和执行关系的“定律”，传递给了我们两大信息：一是在这两者关系上，不可能存在“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实践中对其的认知和处理不可理想化；二是两者之间，核心仍然是利益问题，而非一般的“信息不对称”，试图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陈彩虹，高级经济师，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现代货币论丛》《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经济学的视界》《世界大转折》等10多部著作、文集。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6年第9期
《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 https://t.cn/A6t9Zo1H
《劝修念佛法门》圆瑛大师讲述
念佛普摄群机第十
念佛法门，对上中下三种根机，无机不摄。有情众生，具有知觉，但发真心，无一不能得度。只要一心称念六字洪名，不必广学诸法。善导大师云：「若要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念佛即是契理契机之法。今略举十种人正好念佛，请各三思，赶快发心。
一、出家人正好念佛。既已削发为僧，发心修道，割恩断爱，背井离乡，住清净之伽蓝，受现成之供养，无忧无虑，不羁不绊，正好发心念佛，求出生死。念佛之时，就要生死心切，念生死轮回，依业受报，无有了期。必须精专恳切念去，万念自然放下，六根自可都摄矣。
今举一例，昔有国王，见外道苦行，比丘(出家男僧之通称)清闲，一日谓一念佛僧曰：「朕见婆罗门(修外道之人)，勤苦求道。比丘但念佛名，相去远矣。」僧对曰：「修道不在色身上苦不苦，而在生死心切不切。僧人虽清闲念佛，而求出生死之心特切。六根终日对境，而六根都摄，眼根不见色，耳根不闻声，乃至意根不缘法尘之境。」王闻不信。僧知其意，即启白王言：「可借一事以验之。请王明日，派宫娥彩女两班，一班在东街跳舞，一班在西街唱歌。另着一囚犯，盛油一罐，交其执持。告言：‘汝罪应死，今交汝油，持向四街行走，令四人持刀随行，若油在何处倾出，立即斩首。若行竟，油不倾出，赐汝无罪还乡。’」囚犯闻已，心思今日是个生死关头，乃一心专注所执之油，不敢丝毫疏忽。四街行竟，油不倾出。归至王所，乃赦其罪。僧请王问囚犯曰：「汝於东街见何物最为美观?」答曰：「不见。」又问：「西街闻何声最为好听?」答曰：「不闻。」王斥曰：「乱道。东街彩女跳舞，西街彩女唱歌，岂得不见不闻?」答曰：「大王，我一心顾着这罐油，哪里还有心去看去听，是以不见不闻。」王忽悟此僧所言，一心念佛，求脱生死，六根都摄，不见不闻，斯言诚不谬也。而念佛之人，生死心切，乃是真念佛。
二、女界人正好念佛。托生人世，秉质女流，不出户庭，执掌内政，非若男子之奔走四方，身劳神役，故正好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又女人月经不净，生育痛苦，多有厌恶女身，欲为男子者。而此娑婆世界，有欲转女成男，诚非易事，须经几世修行。若肯专心念佛，则临命终时，娑婆业卸，净土缘深，莲华化生，即是大丈夫之相，一生可转男身，而且寿命无量，得与观音、势至把手共行。女界之人，既有这个微妙法门，可以满汝愿望，望大家赶紧念佛。
三、聪明人正好念佛。世人聪明难，而不为聪明所误更难。每见聪明，恒多自误。只因好奇好妙，反视念佛为平常。费尽心机，徒求世智，哪知「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後空持手一双」。若肯以聪明用之於佛法，多看净土经书，研究念佛宗旨。了知持名念佛一法，为诸佛所护念，群贤所继述，以一念而空尘念，藉一佛而证净心。专心致力念去，即事念而达理念，亲见自性弥陀，得生唯心净土，岂不快哉!
四、愚痴人正好念佛。人无论智愚，而佛性一也。愚痴之人，只因前生不信佛法，不肯修学，惑深业重，故感此报。若是聪明之人，则贤者多劳，念佛恐难一心。而愚痴之人，则事少身闲，正好念佛。又愚人心直，知见不多，容易生信起行。而持名念佛法门，不假参究，不劳观念，故不怕愚痴。只要直心道场，将一句佛号，蓦直念去，努力无间，即得成功。古诗云：「修行如驾上滩舟，暂歇篙时便下流。若不从兹勤努力，几时撑得到滩头。」此数语，可为念佛之助也。
五、富贵人正好念佛。今生富贵，都从前世修来。当知娑婆福乐，终不久长。古云：「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正好趁此福乐，衣食无忧，受用具足，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登不退地，享无为乐。西方边地，犹胜天宫。娑婆福乐，何足与比?亟宜猛省，一心念佛，庶可舍娑婆劣报，而得极乐净身。
六、贫贱人正好念佛。今生贫贱，都由夙业所招。往昔不肯布施修福，傲慢贡高，故感此报。既无田园产业，又无房屋栖身，衣不蔽形，食不充口，自出娘胎，饱受众苦，正好念佛，求生净土。而七宝楼阁，不俟经营;自然衣食，随念而至，可以永离贫贱之苦。有此良好法门，慎勿错过。
七、老年人正好念佛。桑榆晚景，岁月无多。如鱼少水，斯有何乐。如囚赴市，步步近死。急宜恳切志诚，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善导和尚偈云：「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锺(竹名，取摇动貌)。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老年人，请三复斯言，切莫万般放不下。总有一天，放不下，也要放下。当知：「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八、少年人正好念佛。年华少壮，膂力方刚，既无老病之忧，正好发心念佛。莫道修行尚早，务宜预布津梁。岂不闻：「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当知：「人身难得而易失，良时易往而难追。」慎勿蹉跎岁月，虚度时光。「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
九、有子人正好念佛。俗云：「积谷防饥，生子养老。」今既生子，长大成人，家业有托，宗祧有赖。正好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切莫千谋百计，为子为孙。须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如果儿孙有福，不必先人遗产，也能白手成家。倘若儿孙不肖，任汝万贯家财，不足以供数年挥霍，反令造业，反害儿孙，诚为失计。好把世间，许多富贵人家，作个高抬贵手。
十、无子人正好念佛。世人生子既多，负担必重，抚养教育，需款孔殷，不得不勉力经营，撑持门户。既然无子，清闲绝累，正好自嗟薄命，夫妇同修，称念弥陀，求生净土，疾趣菩提，为大悲父。则尽大地众生，无非是佛之子，岂不快哉!
举世之人，无一人不可念佛。是念佛一法，可以普摄群机也。
念佛普摄群机第十
念佛法门，对上中下三种根机，无机不摄。有情众生，具有知觉，但发真心，无一不能得度。只要一心称念六字洪名，不必广学诸法。善导大师云：「若要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念佛即是契理契机之法。今略举十种人正好念佛，请各三思，赶快发心。
一、出家人正好念佛。既已削发为僧，发心修道，割恩断爱，背井离乡，住清净之伽蓝，受现成之供养，无忧无虑，不羁不绊，正好发心念佛，求出生死。念佛之时，就要生死心切，念生死轮回，依业受报，无有了期。必须精专恳切念去，万念自然放下，六根自可都摄矣。
今举一例，昔有国王，见外道苦行，比丘(出家男僧之通称)清闲，一日谓一念佛僧曰：「朕见婆罗门(修外道之人)，勤苦求道。比丘但念佛名，相去远矣。」僧对曰：「修道不在色身上苦不苦，而在生死心切不切。僧人虽清闲念佛，而求出生死之心特切。六根终日对境，而六根都摄，眼根不见色，耳根不闻声，乃至意根不缘法尘之境。」王闻不信。僧知其意，即启白王言：「可借一事以验之。请王明日，派宫娥彩女两班，一班在东街跳舞，一班在西街唱歌。另着一囚犯，盛油一罐，交其执持。告言：‘汝罪应死，今交汝油，持向四街行走，令四人持刀随行，若油在何处倾出，立即斩首。若行竟，油不倾出，赐汝无罪还乡。’」囚犯闻已，心思今日是个生死关头，乃一心专注所执之油，不敢丝毫疏忽。四街行竟，油不倾出。归至王所，乃赦其罪。僧请王问囚犯曰：「汝於东街见何物最为美观?」答曰：「不见。」又问：「西街闻何声最为好听?」答曰：「不闻。」王斥曰：「乱道。东街彩女跳舞，西街彩女唱歌，岂得不见不闻?」答曰：「大王，我一心顾着这罐油，哪里还有心去看去听，是以不见不闻。」王忽悟此僧所言，一心念佛，求脱生死，六根都摄，不见不闻，斯言诚不谬也。而念佛之人，生死心切，乃是真念佛。
二、女界人正好念佛。托生人世，秉质女流，不出户庭，执掌内政，非若男子之奔走四方，身劳神役，故正好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又女人月经不净，生育痛苦，多有厌恶女身，欲为男子者。而此娑婆世界，有欲转女成男，诚非易事，须经几世修行。若肯专心念佛，则临命终时，娑婆业卸，净土缘深，莲华化生，即是大丈夫之相，一生可转男身，而且寿命无量，得与观音、势至把手共行。女界之人，既有这个微妙法门，可以满汝愿望，望大家赶紧念佛。
三、聪明人正好念佛。世人聪明难，而不为聪明所误更难。每见聪明，恒多自误。只因好奇好妙，反视念佛为平常。费尽心机，徒求世智，哪知「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後空持手一双」。若肯以聪明用之於佛法，多看净土经书，研究念佛宗旨。了知持名念佛一法，为诸佛所护念，群贤所继述，以一念而空尘念，藉一佛而证净心。专心致力念去，即事念而达理念，亲见自性弥陀，得生唯心净土，岂不快哉!
四、愚痴人正好念佛。人无论智愚，而佛性一也。愚痴之人，只因前生不信佛法，不肯修学，惑深业重，故感此报。若是聪明之人，则贤者多劳，念佛恐难一心。而愚痴之人，则事少身闲，正好念佛。又愚人心直，知见不多，容易生信起行。而持名念佛法门，不假参究，不劳观念，故不怕愚痴。只要直心道场，将一句佛号，蓦直念去，努力无间，即得成功。古诗云：「修行如驾上滩舟，暂歇篙时便下流。若不从兹勤努力，几时撑得到滩头。」此数语，可为念佛之助也。
五、富贵人正好念佛。今生富贵，都从前世修来。当知娑婆福乐，终不久长。古云：「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还同九月霜。」正好趁此福乐，衣食无忧，受用具足，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登不退地，享无为乐。西方边地，犹胜天宫。娑婆福乐，何足与比?亟宜猛省，一心念佛，庶可舍娑婆劣报，而得极乐净身。
六、贫贱人正好念佛。今生贫贱，都由夙业所招。往昔不肯布施修福，傲慢贡高，故感此报。既无田园产业，又无房屋栖身，衣不蔽形，食不充口，自出娘胎，饱受众苦，正好念佛，求生净土。而七宝楼阁，不俟经营;自然衣食，随念而至，可以永离贫贱之苦。有此良好法门，慎勿错过。
七、老年人正好念佛。桑榆晚景，岁月无多。如鱼少水，斯有何乐。如囚赴市，步步近死。急宜恳切志诚，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善导和尚偈云：「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锺(竹名，取摇动貌)。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老年人，请三复斯言，切莫万般放不下。总有一天，放不下，也要放下。当知：「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八、少年人正好念佛。年华少壮，膂力方刚，既无老病之忧，正好发心念佛。莫道修行尚早，务宜预布津梁。岂不闻：「春日才看杨柳绿，秋风又见菊花黄。」当知：「人身难得而易失，良时易往而难追。」慎勿蹉跎岁月，虚度时光。「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
九、有子人正好念佛。俗云：「积谷防饥，生子养老。」今既生子，长大成人，家业有托，宗祧有赖。正好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切莫千谋百计，为子为孙。须知：「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如果儿孙有福，不必先人遗产，也能白手成家。倘若儿孙不肖，任汝万贯家财，不足以供数年挥霍，反令造业，反害儿孙，诚为失计。好把世间，许多富贵人家，作个高抬贵手。
十、无子人正好念佛。世人生子既多，负担必重，抚养教育，需款孔殷，不得不勉力经营，撑持门户。既然无子，清闲绝累，正好自嗟薄命，夫妇同修，称念弥陀，求生净土，疾趣菩提，为大悲父。则尽大地众生，无非是佛之子，岂不快哉!
举世之人，无一人不可念佛。是念佛一法，可以普摄群机也。
✋热门推荐